周恩來自述

周恩來自述　　編者按： 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一代偉人。他是八一南昌起義的領導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從1927年起，他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核心領導人之一，曆時半個世紀；他任國家總理二十六年。他為新中國的創立和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周恩來沒有寫過正式的自傳，但是，周恩來敘述自己的境遇和心情的資料是較多的，麵對訪問者談的或者是在給親友的信中敘述的，集納起來，也可反映他一生的大概。 我從事於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後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裏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裏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1898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下農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裏還有農民的成份。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35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後，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不買地，隻有房產。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麵子，擺空場麵，寧可債台高築，不肯丟掉麵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裏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麵，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貽淦病重，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叔父死後，就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遊記》，後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梁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傳》。我們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於外來的壓迫和環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生革命性，是由於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願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麵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生抵抗力。但大多數人是被壓迫的，隻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12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東北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裏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後又去沈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曆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介紹我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複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誌。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後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15歲(1913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後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曆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我當過會長。1915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1917年中學畢業後，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一年半。 1919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後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治天津)。被釋後，去法國勤工儉學(1920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周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讚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於我出身於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鬥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原理》，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1920年去法國的原因，當時正值大戰之後，在法國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讀。但我到法國後，並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給國內報紙訂合同，給它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麵讀書、一麵寫文章。 後來一度去德國。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時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當時參加的有王若飛、羅邁等同誌，我是青年團的負責人之一。這個組織發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國的留學生。朱德在德國，聶榮臻在比利時，陳毅才自法返國，以後其中入黨者一百多人。1923年，國內國共已將合作，我得孫中山之命，與另一國民黨員王京岐在歐洲組織國民黨。當時在法國的有張厲生、張道藩。當時我們的鬥爭對象是青年黨，這個黨當時在法國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們主張國家主義，堅決反對國民黨。但在鬥爭中我們有時也講統一戰線，因此與李、曾等很熟悉。1923年去德國，當時馬克便宜，在德國買了許多書，結果沒有來得及讀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國。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會基礎和曆史根源的。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百年來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經濟落後，工業不發達。因此，許多民族主義者開始摸索民族獨立的道路。當時，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達到了維新，中國也想尋找這一條路。可是，中國封建勢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專製統治，但並未打倒封建主義，袁世凱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權，中國對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輕工業曾一度有機會發展，國內的工人階級已發展到一定數量。大戰結束後，德、奧、俄帝國倒台。俄國發生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歐洲其他國家也發生革命運動，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又提出十四條民主主張。但中國國內封建勢力的頭目袁世凱竟對日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而那時的孫中山活動還僅僅浮在上層，他的主張中沒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動不深入群眾，沒有群眾做基礎。因此，當時的急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就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運動，而且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主要領導人物都是傾向社會主義的。當時的知識分子從世界大戰中認識到資本主義製度的毛病，並認識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未能解決中國問題，因此，就趨向社會主義。在激進的民主主義的思潮下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也因為我們這批知識分子在國外接受了歐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義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要社會主義來擔當這個責任。中國共產黨的產生，是百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結果。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實際上是農民運動。中國農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實質上是農民解放。太平天國、義和團，都是農民起義，這些革命運動常帶有農民的保守性。1911年的革命，其失敗原因即在於沒有找出農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領導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常常忘記了農民的要求，運動又無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後來就出賣了農民的利益，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統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後來的袁世凱，都依靠外力鎮壓農民運動，因此農民革命運動常告失敗。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麵繼承了太平天國的精神，加以發揚，要改革土地製度。另一方麵學得了美國改革土地的辦法——即收土地稅。但他的活動始終未深入農村去了解和組織農民，革命運動並未與農民結合起來，在城市也未與小市民結合，奔走數十年，都是在狹小的圈子裏。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覺悟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對孫中山沒有深刻印象。當時的三民主義僅有幾個簡單口號，沒有政綱和政治理論。後來，國共合作，三民主義的內容才充實起來，成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義。這以後經過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廣泛發動群眾，三民主義才深入群眾，在群眾中生根。所以，今天我們所遵行的三民主義，是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主張做標準的。 從曆史上看，國民黨可分五個時期。這是根據它每一時期所包括的階級成份與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劃分的。　　一、辛亥(1911年)以前，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這個時期，它代表華僑資本家和勞動者(洪門)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國內依靠知識分子中不滿意清朝統治和外國侵略的人，還有社會上的青幫紅幫，不滿社會現狀的人，失業者等。 二、辛亥(1911年)以後，到1913年改稱國民黨，1914年又改稱中華革命黨，它的成份日漸狹小。當時，華僑中分裂成兩派，一派擁護國民黨，一派反對它。在國內，是依靠一部分紳士、買辦官僚、知識分子，而以依靠軍人為主，它的基礎很小。知識分子與軍人合不起來。結果，代表軍人的陳炯明，於一1922年趕走了代表知識分子的孫中山，於是孫中山逃到上海。 三、1924年改組後，改稱中國國民黨，基礎大為擴大。因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員就有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層人士，總之，成份包括各階層，成為一個民族的政黨。也正因此，黨內分成左右兩派。革命發展到了一定時期，兩派破裂，發生了“四·一二”的清黨運動。 四、“四·一二”之後，國民黨本身就成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 五、從抗戰開始直到現在。抗戰開始後，基礎又有所擴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和上層軍人階級的利益。國民黨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與它的綱領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綱領中任何規定都不能實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階級的反對；改善軍人待遇遭受上層軍官的反對；發展民族工業，遭受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的反對。不僅政策與黨的統治集團相矛盾，而且黨內上下層互相矛盾，下層的意見、利益，都不能實現，一切大權操於CC、黃埔與財政集團之手中。這些集團所以能操縱全黨，首先是依靠軍權，並且得到其他國家權力的幫忙。 國民黨現在是靠軍隊、政權、特務、銀行控製全國，各派都有他們自己的銀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國(孔祥熙)、農民(CC)、交通(一半CC)，但黨的開支靠金庫。參議會曾向國民黨提出過批評，其後他們往金庫撥了一筆款子做基金。國民黨不肯放棄一黨專政，就是因為它握有軍、政、金融等權。 1924年我返國時，國民黨已改組。我到廣東，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4年冬擔任政治部主任。將近兩年間，教過四期學生。1925年參加兩次東征，曾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打陳炯明。這時，我是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與國民黨合作、共事，因此，與許多國民黨人認識。當時國民黨內部即有兩派，一派主張國共合作，一派反對合作，兩派鬥爭甚烈。1926年3月20日發生了“中山艦事件”，蔣借口海軍要叛變，逮捕了許多進步分子。經此事後，我辭去政治部主任之職，隻擔任教員。北伐時，共產黨是仍然與蔣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1926年冬去上海，做工人運動(在廣東、在法國也都做過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為響應北伐軍三次舉行暴動，我參加了其中的兩次(10月23日第一次暴動時我尚未到滬)。1927年2月19日——22日組織36萬工人總罷工，2月22——24日舉行第二次起義，但因革命軍未到，起義未能與革命軍配合而失敗。 3月21——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兩天內擊潰張宗昌的軍隊三個團，共一萬多人，工人繳獲了步槍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槍、機槍等。當時參加罷工的工人有八十萬，直接作戰的一萬多人。開始時工人隻有三百多枝短槍，起義一開始，就從警察那裏繳來大批武器，在南市、閘北、虹口、吳淞……的戰鬥都得到了勝利。這時蔣介石已經到了江西，與武漢政府已經開始衝突，而白崇禧領導進攻上海的北伐軍聽說工人罷工，就不前進，希望工人失敗，他再進來。 北伐軍到達南京、上海之後，蔣即親自到上海來鎮壓工人。他同外國勢力勾結，並且收買流氓，一起進攻工人。4月11日深夜至12日淩晨，他利用流氓偽裝工人在工人糾察隊裏引起衝突，接著借口調處，把軍隊開入糾察隊司令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把工人糾察隊繳了械。12日即開始了大屠殺，當天即殺死幾十人，傷二百多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等好多工人被屠殺。 “四·一二”之後，中共馬上變成了地下黨，我仍留在上海辦理善後事宜，把許多人送到武漢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國商船去武漢，這時武漢政府內左派與右派的對立已逐漸明顯，農民運動在湘、鄂、贛、粵蓬勃展開，農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對農民運動。到了“七·一五”汪精衛便正式“分共”，實行寧漢合作。接著我們就去南昌發動起義。 南昌起義的部隊是賀龍第二十軍、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等，共約兩萬餘人。當時參謀團中有葉挺、賀龍、朱德、劉伯承、聶榮臻、李立三、張國燾等，我也是其中成員之一。宋慶齡、鄧演達都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起義軍後來失敗了，宋慶齡、鄧演達都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起義軍後來失敗了，是因為犯了一個錯誤，即沒有與當地農民結合起來而要向廣東去建立根據地。 1930年在上海時，我曾繞道歐洲到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執委會議。辦出國護照時，我照了一張相，叫陳賡認，並且告訴他這個人是黃埔軍校的，他想了半天認不出來。我於是就大膽地用這張相片向國民政府外交部申請，領了出國留學的護照。 我在1919年認識鄧穎超同誌，1925年和她結婚。 鄧穎超同誌的母親是一個中醫，當她近60歲的時候，還在紅軍總司令部當醫生。國民黨“圍剿”、我軍撤退時，鄧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國民黨法官要她勸勸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員，鄧老太太回答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蔣經國當時正在蘇聯——法官無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6年談判開始，1937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頭四次完全失敗了。第四次是陳誠指揮的，失敗得最慘。於是蔣介石決心加強訓練，這便是廬山訓練的開始。 紅軍長征到陝北以後，東北軍即開始圍攻。徐海東部首先把東北軍打垮了一個師、一個旅，後來又打垮一個師。於是東北軍的官兵不願內戰，要求抗日。中共在這種情況下，開始向東北軍進行統一戰線工作。雙方取得默契，互不攻擊。這時蔣介石也派人來秘密接洽，要我們在不平等的條件下接受和平，同時蔣介石仍加緊壓迫東北軍向紅軍進攻，以便削弱紅軍，使中共易於接受他的條件。張學良及其部下不願意進攻紅軍，蔣介石乃親至西安，逼張打共產黨，並且說，他如果不打，就派蔣鼎文來代替他，並要把他調到福建去。於是張學良和西北軍楊虎城決心發動事變，扣留蔣介石。事變發生後，我們在陝北保安接到張學良的電報，他要我們派代表去西安與蔣談判。在西安參加談判的共五人：蔣介石的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宋子文、蔣夫人、蔣、還有我。談判結果，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準備打日本。12月25日，蔣夫人堅持要在這一天送蔣回京。張學良自己答應了親自送蔣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張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後會從此被囚。張學良被囚以後，東北軍將領、士兵大為憤怒，以致殺死張學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況嚴重，鬧了兩個月才告平靜。從那時起，東北軍被蔣介石分散到各處，不再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 1937年3月正式開始了國共談判。我曾一次去杭州，兩次上牯嶺。當時顧祝同為國民黨方麵的代表。談判的結果國民黨答應中共為合法政黨，承認陝甘寧邊區，改編紅軍為八路軍。但是後來國民黨政府始終未正式承認陝甘寧邊區。 抗戰開始後，我與朱德、葉劍英去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劃定作戰地區。朱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我也去山西，與閻錫山談判合作。1937年9月——11月間，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臨汾，然後回延安。12月底去武漢，一直住到武漢失守之前，即1938年10月，我們是武漢失守前最後離武漢的一批人。從武漢撤退，路過長沙時遇長沙大火。後去桂林，1938年底去重慶。 抗戰中的國共軍事磨擦，開始於1939年6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以南的關中地區。10月，河北的國民黨軍隊進攻八路軍。12月，山西閻錫山的舊軍打新軍。1940年國民黨朱懷冰部進攻冀豫邊區。 1941年1月上旬發生了皖南事變。新四軍軍部近一萬人，除有二千人突圍以外，都被殺、被俘，僅放了二百多人。 1939年2月，我曾自重慶去桂林，到皖南視察新四軍。順便去了一次家鄉紹興。5月返重慶。6月返延安。因騎馬傷右臂，未治好，9月赴莫斯科醫治。政府的飛機送我到蘭州，然後乘蘇機赴蘇，入克裏姆林宮醫院。到1940年3月返延，體重增加了九磅。5月去重慶，7月返延安一趟。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談判決裂，開始在報紙上鬥爭。1942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蔣介石談判也無結果。1943年7月，我與林彪等離渝返延 1944年5月，史迪威將軍決定派美軍觀察組和記者團去延安，我在延安歡迎他們。11赫爾利去延，達成五條協議，大概內容是為了打敗日本建立新中國，同意建立聯合政府，包括各黨派人士，統一軍隊，改革政治，給人民自由。這是毛主席與赫爾利雙方簽字的，但具體內容從未公布。 史迪威與赫爾利政策的差別，就是史迪威主張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軍隊，他是執行羅斯福政策的。赫爾利的主張卻是要經過蔣介石來援助。他也讚成聯合政府，但對共軍的援助必須經過聯合政府。赫爾利的主張雖如此，但蔣介石仍然不同意，結果赫爾利放棄了自己的聯合政府主張，公然站到蔣介石方麵反共，於是赫爾利的帝國主義麵目暴露了。 馬歇爾在1945年12月開始來華時，我覺得他直率、樸素、冷靜，與史迪威相似。我們在三個月內相處得甚好。但在1946年3月東北問題起來之後，雙方意見常有距離。他對蘇聯有猜疑，往往把蘇聯牽涉到各種問題上去，加上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使我們和馬歇爾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但是，我與馬歇爾個人關係很好，我認為他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附： 斯諾錄周恩來談話 我和周恩來談了幾分鍾，向他說明了我的身分以後，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過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設在附近的一個村莊裏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裏的交通處的一部分人員一起吃飯，見到了十幾個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們有些人是遊擊隊學校的教員，一個是無線電報務員，有幾個是紅軍軍官。可像平常一樣，沒有別的喝的，而開水又燙得不能進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飯是由兩個態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確切地說是由他們端來的，他們穿著大了好幾號的製服，戴著紅軍八角帽，帽舌很長，不斷掉下來遮住他們的眼睛。他們最初不高興地看著我，可是在幾分鍾後，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個孩子的友善的微笑。這使我膽子大了一些，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招呼他：“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 那個孩子壓根兒不理我。幾分鍾後，我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也是一樣。 這時我發現戴著厚玻璃近視眼鏡的交通處長李克農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對我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誌’，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裏什麽人都是同誌。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所以自願到這裏來幫忙。他們不是傭仆。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 正好這個時候，冷水來了。 “謝謝你——同誌!”我道歉說。 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膽地看著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誌!” 我想，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係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的生氣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寧兒童團的一個團員。司令部原來是一個不怕轟炸的小屋，四麵圍著許多同樣的小屋，農民都若無其事地住在那裏，盡管他們是處在戰區中間，而且他們中間還有個東路紅軍司令。我心裏不由得想，紅軍能夠這樣不惹人注目地開進一個地方，是不是紅軍受到農民歡迎的原因?附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一點也沒有破壞農村的寧靜。 蔣介石懸賞八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隻有一個哨兵。 我到屋子裏以後看到裏麵很幹淨，陳設非常簡單。土炕上掛的一頂蚊帳，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頭放著兩隻鐵製的文件箱，一張木製的小炕桌當作辦公桌。哨兵向他報告我到來的時候，周恩來正伏案在看電報。 “我接到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並且說可以信任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說。“我們知道這一些就夠了。你不是共產主義者，這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麽，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給我這樣自由活動的誠意，我是有一點驚奇和懷疑的。我原來以為即使允許我到蘇區去旅行，對於拍照、收集材料或訪問談話等總會對我加以一定的限製的。他的話聽起來太理想了；總歸有什麽地方會出毛病的……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來自共產黨在西安的秘密總部。共產黨同中國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天津等處，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台雖然經常被破獲，國民黨要想長期切斷他們與紅區的通訊聯係，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據周恩來告訴我，自從紅軍用白軍那裏繳獲的設備成立了無線電通訊部門之後，他們的密碼從來沒有給國民黨破譯過。 周恩來的無線電台設在離開他的司令部不遠。他靠了這個電台和蘇區裏所有各個重要地方，各個戰線都保持聯係。他甚至和總司令朱德直接通訊，那時朱德的部隊駐紮在西南數百英裏外的川藏邊境。在西北的蘇區臨時首都保安有一個無線電學校，大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那裏受無線電工程的訓練。他們每天收聽南京、上海和東京的廣播，把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 周恩來盤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無線電報推開一邊——據他說，其中大多數是對麵山西省黃河沿岸紅軍東線各地駐軍的報告。他動手替我起草一個旅程。寫完以後，他交給我一張紙，開列著為時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個項目。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他說，“但是你是否願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認為，你會覺得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92天!而且幾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裏究竟有什麽可以看呢?難道紅區有這樣遼闊嗎?我嘴裏沒有作聲，但是心裏對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實際結果是，我花的時間比他所建議的還長得多，最後我還舍不得離開，因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來答應讓我騎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並且給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動身，因為我可以跟著回到臨時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訊部隊同行。我聽說毛澤東和蘇區其他幹部都在那裏，周恩來同意打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他們我就要來到。 我一邊和周恩來談話，一邊深感興趣地觀察著他，因為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他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個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結實，盡管胡子又長又黑，外表上仍不脫孩子氣，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於熱情。他確乎有一種吸引力，似乎是羞怯、個人的魅力和領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產物。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他對我說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使我感到驚訝。 我從周恩來的一位以前的同學那裏，從外國人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中與他共事的國民黨人士那裏，了解到一些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從周恩來自己身上，我後來還了解到更多的情況。他使我感到興趣，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他顯然是中國人中間最罕見的一種人，一個行動同知識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純粹知識分子。他是一個書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親是個傑出的教書先生，母親不同凡俗(是個博覽群書的婦女，甚至真的喜愛現代文學)，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個讀書人的，因為他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表現出有突出的文學天賦。但是，像他同輩的許多其他人一樣，他在民族覺醒的時期裏受的教育，使他的興趣從文學轉移到別的方麵去了。第一次革命(1911年)以後，中國的單純的新文化運動開始有了比較嚴重的產物萌芽，這時周恩來便被卷到了社會革命運動中去，這個運動將使中國受到觸及靈魂深處的震動。 他先在南開中學，後在南開大學學會了英語，受到了“開明的”教育，南開大學是天津得到美國教會支持的一所大學。他在班上成績優異，在南開的三年都靠獎學金維持。接著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企圖恢複帝製，全國爆發起義，產生了爭取民主和社會改革的運動，最後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周恩來作為學生領袖，遭到逮捕，在天津關了半年監牢。 周恩來獲釋後去了法國。他在戰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在巴黎幫助組織中國共產黨，成了同時在中國成立的這個組織的創建人。他在巴黎學習了兩年，到英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接著又到德國學習了一年。他在1924年回國，已是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回國後立即在廣州與孫逸仙會合，後者當時與中國共產黨和蘇俄合作，準備發動國民革命。 周恩來26歲就成了廣州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領袖人物，被任命為著名的黃埔軍校秘書，做了布留赫爾將軍的親信，布留赫爾將軍當時是黃埔軍校的第一號俄國顧問，現在是蘇聯遠東紅軍司令。對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來說，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是個克星。但是蔣介石還是不得不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為周恩來在激進的學員中間影響很大。 1925、26、27年進行了北伐，由蔣介石任總司令，這是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推選的。周恩來奉命去上海準備起義，協助國民軍攻占上海。周恩來當時是個年方28歲的青年，並未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在工人階級中間也很少活動經驗(他是個大資產階級家庭的子弟，同工人階級素無接觸)，更沒有什麽手冊指導他怎樣發動起義，沒有什麽人給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國顧問都留在蔣介石那裏)，因此他到上海的時候唯一的武裝是他的革命決心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 周恩來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領袖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終於組織了五萬名工人糾察隊，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給二千名幹部進行秘密軍事訓練，把毛瑟槍偷運到市裏，訓練了三百名槍手，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裝力量。 1927年3月21日，共產黨下令舉行總罷工，使上海全部工廠都停閉，又把六十萬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後麵去，這是他們一輩子中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而且有戰鬥意誌。他們先占領了警察局，又占領了兵工廠，接著占領了警備司令部，最後取得了勝利。有五萬名工人武裝起來了，編成六營革命軍，“人民政府”宣布成立。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次政變。 這樣，當蔣介石幾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時，發現他已不戰而勝，可以進入南市，從獲勝的工人軍手裏接受政權。這樣，在一個月以後，蔣介石發動他自己的右派政變，開始殺害激進分子時，他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的就是這個把勝利送給他的危險青年，因為這位總司令明白，這個青年也可能把勝利從他手中奪走。這樣就開始了周恩來作為國民黨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國舉起紅旗的那次革命——領導人的生涯。 趙世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現在南京監禁的中國共產黨創建人陳獨秀的兒子)和周恩來在上海起義中的親密合作者有好幾十人被捕處決。據估計“上海大屠殺”人數達五千。 這個造反者先逃到武漢，又到南昌，參加組織著名的八一起義，這是中國紅軍的曆史性開端。接著他去了汕頭，那裏的紅色工人已經占領了華南這個大海港，在周恩來領導下守了十日，抵禦外國炮艦和地方軍閥部隊的進攻。後來他又去了廣州，組織著名的廣州公社。 廣州公社失敗後，周恩來隻得轉入地下活動——一直到1931年，他終於“闖破封鎖”，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在那裏擔任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委，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我見到他時他仍擔任這一職務。他在南方進行了多年的艱苦鬥爭，用步槍、機槍、鐵鍬對付轟炸機、坦克、裝甲車，對付作為敵人後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財力，這一英勇的努力是為了要保住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它沒有海港，甚至沒有鹽吃，不得不用人的鐵的意誌來代替；後來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終於長征到了西北的紅色新根據地。 背棄古代中國的基本哲學，中庸和麵子哲學；無可比擬的吃苦耐勞的能力；無私地忠於一種思想和從不承認失敗的不屈不撓精神——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這個紅軍的故事和參加創建紅軍的一個人的故事中。 我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狂熱分子，因此我想尋找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說有這種神色的話，我卻沒有發覺出來。他談吐緩慢安詳，深思熟慮。 因此，周恩來給我的印象是，他頭腦冷靜，善於分析推理，講究實際經驗。他態度溫和地說出來的話，同國民黨宣傳九年來誣蔑共產黨人是什麽“無知土匪”、“強盜”和其他愛用的罵人的話，形成了奇特的對照。 不知怎麽，當他陪著我走過安靜的鄉間田埂，穿過芝麻田、沉甸甸地垂著穗的小麥田，回到百家坪去時，他似乎是一點也不像一般所描繪的赤匪。相反，他倒顯得真的很輕鬆愉快，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就像神氣活現地仿佛一個大人似的跟在他旁邊走的“紅小鬼”一樣，他的胳膊愛護地搭在那個“紅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開大學時期演戲時飾演女角的那個青年——因為在那個時候，周恩來麵目英俊，身材苗條，像個姑娘。（待續） 《大地》 (2002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