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來源：《炎黃春秋》
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
陳模
--------------------------------------------------------------------------------
1942—1943年上半年，我在延安中央黨校教務處下的秘書科、組教科工作時，教務處主任是古大存同誌，後來我被調任黨校副校長兼教育長彭真同誌的秘書，仍經常和古主任接觸，聆聽他的教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東北工作，建國以後長期在廣東省委、省政府工作，我和他無緣接近。50年代初期，他背了“地方主義”和與馮白駒結
成“反黨聯盟”的罪名，受盡打擊，我得知後一直為他擔憂。
此案曆時30年，而其“成因”則可以從今上溯半個多世紀。此案驚動過黨中央的領導人；牽涉到當時廣東省委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全省受到株連和處分的幹部達2萬多人。此案雖已平反，然而，案件的始末、細節，遠沒有向世人和黨內的同誌交待清楚。
古大存是一位廣東籍的老同誌
古大存，字永鑫，1897年4月24日生於廣東省五華縣梅林村。
1917年春，他就讀於梅州中學，1919年在當地參加五四運動，次年入廣東法政專門學校。那時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陳公博，是法政學校的教員，陳獨秀是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他們常到法政學校去演講，古大存受到了革命的啟蒙。
1924年的夏天，古大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他從法政學校畢業後，受廣東區委的派遣，報名參加東征軍，任國民革命軍張民達師戰地政治宣傳隊負責人，結識了師參謀長葉劍英。東征軍擊潰了盤踞在粵東一帶的軍閥陳炯明的主力。他奉命留在五華縣領導農民運動，擔任縣農民協會副會長兼軍事部部長，並負責整頓國民黨五華縣縣黨部，領導了梅縣武裝暴動，任暴動委員會主席，旋任黨的七縣聯委書記，次年任黨的東江特委常委、軍委書記、東江工農武裝總指揮部總指揮。
1930年古大存任東江工農民主政府副主席、紅十一軍軍長。次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委員。1932年後，他曆任東江紅軍第一路軍總指揮、東江遊擊總隊政委、東江特委組織部長。1945年4月，他出席黨的“七大”，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翌年赴東北，曆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常委和秘書長、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交通部部長。建國後，先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中南局對廣東土改有意見
建國初期，黨的中南局書記是林彪，副書記是鄧子恢。時任中南土改委員會主任的李雪峰，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是因為黨組織不純，幹部隊伍不純，許多幹部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資產階級、華僑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土改中下不了手。這個看法也影響到毛澤東同誌。他們認為，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問題，就得抽一批幹部予以支援。1950年9月，中央從各省抽調7千名幹部南下支援廣東。南下幹部大都經過北方農村的土改，有一套老經驗；而廣東當地的幹部自認為熟悉本地情況，大多主張搞得緩和些，“寧慢莫亂”。
1951年4月，李雪峰在華南分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廣東有些同誌遇事缺乏階級分析，指責所謂“廣東特殊論”，是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點（華僑、工商業等）擴大化。還說，如果廣東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區，二是隊伍嚴重不純。
由於對廣東的特點認識上存在著嚴重差距，因而產生了政策問題上的嚴重分歧。葉劍英、方方從廣東特點和實際出發，強調廣東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關的方針政策，強調保護華僑，保護工商業，團結愛國民主人士。葉劍英、方方認為，廣東最大特點是華僑眾多，他們多數是出賣勞動力的勞苦大眾，僑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極少數，因此，要保護華僑的利益，團結爭取華僑支援祖國建設，並明確規定：對華僑地主的餘糧，不準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會卻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說對華僑地主的“清算”，“不應隻以國內財產為限”。作為生活資料的華僑房屋，本不準沒收，卻也沒收了，沒收麵達80%。
華南分局還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指示，將廣東各地黨政幹部作了調整，大軍、南下幹部當一把手，廣東幹部均任副職。現在回頭看，這樣的組織安排，就有明顯的片麵性。南下幹部固然有長期在老區工作的經驗，但也有不熟悉當地情況的不足；而廣東的地方幹部中也有不少堅持地下鬥爭的老同誌，熟悉當地情況、熟悉本地語言，容易開展工作是他們的長處。
按地域區別對待幹部的做法，不利於取長補短，親密團結，反而易於造成他們之間的隔閡和矛盾。
毛主席為“反地方主義”定調
1952年4月，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問題，決定把土改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堅決地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的方針，開展土改整隊（整頓隊伍），查出身，查立場。全省共處理幹部6515人。其中廣東大陸地區67個縣，集中土改小組長以上幹部7703人，進行整隊，結果處理了幹部781人，占參加整隊人數10%強。
方方不同意對廣東幹部隊伍“不純”作過分嚴重的估計。他反對把廣東黨組織比作馬爾托夫式的黨，強調對自己的隊伍要有正確的方針。但他那時已無力對形勢發展施加影響。
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出麵處理廣東問題。他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除中央書記處書記外，葉劍英、方方、馮白駒、陶鑄也參加了會議。毛主席說：“這裏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他對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錯誤。”又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廣西、福建爬上來，廣東還在爬。”他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了。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來，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
毛澤東批評的所謂農民問題上“右傾”，就是指葉、方在廣東農村土改問題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實際上，葉劍英是根據中共中央關於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結合廣東的實際情況部署土改運動的。從土改準備、試點到推廣，每一個計劃和各階段進展情況，都上報給中共中央、中南局，並得到批準。葉劍英在領導土改中，特別強調注意對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要求區別對待，適當照顧他們的利益，搞得穩妥一點。這是符合廣東的實際情況的，並不是什麽“和平土改”。如果按照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和《土地法》定的標準，根本不存在什麽“右傾”問題。
毛澤東批判的所謂“地方主義”的錯誤，對於葉劍英、方方來說都是不存在的。作為華南分局主管組織幹部工作的第三書記，方方在工作中盡管存在一些缺點，但不應該扣上“地方主義”的帽子。
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毛澤東為葉劍英留了麵子，說：“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麽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大家要理解他。當然，包括劍英同誌在內，各地的同誌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錯誤。”
會議很快結束了，葉劍英、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廣東。
1952年6月29日—7月6日，華南分局舉行擴大會議，開展所謂反農民運動中的“右傾”和“地方主義”的鬥爭。在毛澤東批評的強大壓力下，葉劍英、方方在會上都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葉劍英還形象地自責，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
隨後，方方等一批幹部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這就是廣東的第一次反地方主義。
1952年8月中旬，葉劍英因病回北京療養，華南分局和廣東的工作，實際上由陶鑄來主持了。
反右運動中第二次反地方主義
廣東第二次反地方主義，是從反對海南的地方主義的活動，審查林克澤的一封所謂密信開始的。
林克澤20世紀20年代入黨，1929年就在馮白駒領導下從事武裝鬥爭，1931年任海口市委書記。抗日戰爭中期，瓊崖特委讓他到延安去學習，我在中央黨校見過他。解放戰爭時期，他在西滿分局工作，被陶鑄看中。陶鑄主持廣東工作後，想調他任海南行署主任。他不想去，表示海南工作難搞。隨後，他給馮白駒寫信，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人選名單，並說他回海南如果不擔任區黨委書記，很難發揮作用。他在信的末尾附言：“古老（指古大存）向來對海南比較關心，此信是否也讓他看一看。”林克澤在東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過，古對林克澤是比較了解的。
他這封信未封口，由他兒子送到馮白駒家裏。馮不在廣州，信交給馮夫人曾惠予，轉交給馮的秘書處理。秘書未交給馮看，直接交給省委領導人了。
1957年5月，黨中央發出了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的某些危險。”
在這種大背景下，黨的廣東省委聯係本省的情況，認為省、地、縣都有一部分幹部對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義鬥爭、土改和土改整隊所執行的政策不滿，這些人與黨內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應，乘機攻擊省委和中央的正確方針、政策，否定省委的功績，於是在反右派期間，部署了在全省開展“廣東曆史問題大辯論”，企圖徹底解決一些地方幹部對省委領導不滿的問題。
陶鑄本來想改善海南領導、改進工作，看到中央反擊右派的指示，認為可以把反地方主義和反右派鬥爭結合起來。此時，廣東省委正在召開四次全委會議，陶鑄立即把林克澤的信拿去打印，分發給正在參加會議的省委委員。
陶鑄當時認為，海南地區的臨高、瓊東、那大等幾個地方的機關幹部、複員軍人和一些土改整隊受處分的人，向當地縣區政府請願，是馮白駒為首的地方主義分子企圖從組織上改造海南黨委和行署，排斥外來幹部，把海南變成“獨立王國”。而廣東過去土改中的右傾和一部分幹部的地方主義錯誤，是中央作了結論的，決不允許他們翻案，一定要給予反擊。
解放戰爭期間，林克澤曾擔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組織部長，我當時是團市委書記，工作中有接觸，正如古大存說的那樣，他是個嚴於律己的老實人。
後來馮白駒說，是陶鑄要他提出一個海南區黨委、行署負責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澤商量的，因此林才寫了上麵提到的那封信。
把反地方主義的火力對準古大存
1950年古大存回到廣東後，對土改和反地方主義一直采取冷靜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沒有加入批判海南地方主義的行列。他認為。海南一些地方集體請願，主要是土改整隊和改編瓊崖縱隊遺留問題沒有及時處理好所引起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要做細致的思想工作。他還認為，林克澤是個忠厚老實的組織幹部，不善言辭，遵紀守法，不可能搞什麽“反黨”活動。他說：“林克澤提出回海南當區黨委書記，同現在當省人委秘書長一樣大，隻是平調，不能說是向黨要官。”誰知他的這些發言，成了支持馮白駒搞海南地方主義活動的證據。
為了打倒古大存，全省從上到下廣泛地發動，由下而上地層層揭露批判。古大存過去與一般人的談話、閑扯，此時也要重新認識，與古大存劃清界線。
中共中央批準了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的處理意見。但是，古大存和馮白駒對處理都是不服的。
古大存受到了撤銷廣東省委書記、省人委黨組副書記職務的處分，保留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長的職務，下放到增城鍛煉。古大存因病在從化溫泉療養時，得知來廣東的李富春副總理即將回京，便給他寫了一封較長的信，信中表示接受黨的處分，且相信“在廣東能夠根本肅清地方主義和右傾思想”，但他又認為，“對於材料中的有些不合事實的，情節出入頗大的，總可以取得諒解”。這封信看來很平常，並沒有明顯表示不滿的話，但陶鑄看了古大存的信，卻錯誤地認為以前對古大存的處理是輕了。
1958年4月，省委報經中央批準，撤銷了古大存省委常委、副省長的職務。他實際上成為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了。
古大存對處分不服，對加重處分更加不服。他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但他沒有說話，也沒有機會說話了。
1961年，中共中央開始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的錯誤，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製訂各項工作條例，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為了總結經驗，統一思想認識，中共中央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讓“大家有氣出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複”。同年5月初，廣東省委在從化溫泉召開了談心會議。會上，大家暢所欲言，“出”了不少“氣”。馮白駒、古大存坐不住了。馮白駒用四個單元時間講了8個小時。古大存也提出了不知自己怎麽會成為“反黨集團頭子”的問題。他說：“陶鑄同誌在會上講話，要我們傾吐心裏話，我再一次感謝省委的關懷。我對錯誤的認識，上麵已經說過了，確實不清楚我是怎樣成為反黨集團頭子的，怎樣同馮白駒建立聯盟的？我很清楚，我自信我還不至於錯到這樣的地步。我當時在會上就對這一點一直沒有接受，在處分後又曾表達過我的意思，但是省委不但不考慮我的意見，反而以不服的罪名加重處分，又撤銷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長職務，這樣就作了連續兩次的處分。這在我黨對幹部的處理上也是鮮有的。雖然黨也沒有完全了解我，我相信總有一天會了解的。最後，我希望黨能對我1957年所犯的地方主義錯誤弄清真相。”
馮、古二人的發言當晚便送到了陶鑄手裏，很快刊登在簡報上。省委按照陶鑄的指示，於1962年8月2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上報了《古大存同誌提出對其1957年所犯錯誤及其處分要求複查的報告》（附古之書麵意見）及《關於馮白駒同誌申訴不同意其錯誤性質及所受處分的意見的報告》（也附了馮的申訴書）。
196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對馮、古二人申訴作了批複：不予平反。
古大存這才明白，雖然毛澤東和黨中央對他是了解的，但省委所作的對他問題的處理，都是經過中央批準的，不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是不能平反的。
1962年10月間，古大存在省直機關17級以上幹部大會上，被迫立下字據決不翻案。一向性格爽朗、喜歡侃談的他，從此訥口不言，平時也很少同別人來往。
在這種鬱悶生活中，同情他的廣東省文化局長杜埃，特別交待省文化局幹部，凡有戲劇演出，要送票給古老。梅州地區漢劇團演出新編曆史劇《齊王求將》，文化局送票給古大存看。這出戲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拍攝成戲曲片後，1962年8月，請來廣州的著名戲劇家田漢看，古大存陪同。當時，逃往台灣的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放映這部片子，有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反對和平麻痹思想的現實意義。
古大存很喜歡這出戲，和田漢當場各寫了一首七律。古老的詩道：
齊王昏聵七年中，犯境秦兵一振聾。
愛國無鹽終未死，匡君田相為先容。
驚惶失措方求將，忠憤高懷許整戎。
舞態歌神傳妙肖，現身心與古人通。
他的詩告誡人們，不要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要緊握手中的槍，保衛國家。
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便在狠批廣東老資格的“反動權威”歐陽山、秦牧的同時，批判了“老右傾”、“反黨集團頭子”古大存，《南方日報》以至中南局機關刊物《中南通訊》，都批判古大存推崇新編漢劇《齊王求將》別有用心，說他的詩歌頌皇後無鹽愛國，攻擊齊宣王昏聵無能，是影射攻擊毛澤東主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因高血壓、眼底出血，又患白內障的古大存正在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住院，看完批判他的文章後，對人說：“我沒有反對過毛主席。”他還說，不知為什麽至今有些人還不放過他。
1966年11月4日，革命了一生的古大存同誌含冤逝世。
“文革”後省委提出為古大存平反
古大存去世了，古大存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真正的轉機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黨和人民都在作痛切的深刻反思，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回顧曆史，哪些做得對的，哪些做錯了。在端正思想路線的同時，組織路線上也有了很大變化。1978年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楊尚昆、龔子榮相繼調到廣東工作；1978年12月11日，中央決定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楊尚昆任第二書記、革委會副主任。
這時廣東許多一直對反地方主義有意見的地方幹部，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反映情況，要求複查、澄清。葉劍英同誌親切接見因“地方主義”問題劃為“極右分子”、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的原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盧偉良，葉劍英認真聽他喊冤，並說：“你是有功不是有過，你要相信黨，將來一切冤假錯案都要平反的。”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習仲勳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並向中央作了《關於廣東工作問題的匯報》，其中提到1957年緊接著反右派鬥爭進行的反地方主義，麵搞得寬了，有的本屬正常提意見，或者說了某些錯話，也被批判或處分，影響相當大。應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把搞錯了的糾正過來。他還把各方麵的申訴材料交給省紀委，讓他們對地方主義冤案進行複查。那時三中全會尚未召開，習仲勳敢於衝破“左”的幹擾，提出糾正地方主義冤案，表現了黨的一個高級領導幹部追求真理的勇氣。
1979年8月17日，中共廣東省委向中央上報了《關於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請示》，還附去省委《關於複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
《通知》明確指出：“不存在馮白駒、古大存反黨和其他的反黨小集團”。“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義鬥爭中，省委當時認定古大存、馮白駒兩同誌‘聯合起來進行反黨活動’，存在一個‘以馮白駒同誌為首的海南地方主義反黨集團’，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是不當的，應予以撤銷。”
《通知》還說：“在反地方主義中受處分的縣（科）級（不含）以下幹部，一律撤銷原處分。至於個別有其他嚴重錯誤的，按其所犯錯誤性質處理。”
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對廣東省委的請示作了批複，認為“廣東省委通知中對過去反地方主義的分析意見是正確的”。廣東省委接著發文下達各地，讓各級黨組織認真貫徹執行。
三十年沉冤教訓沉痛
建國以來，廣東省的成就有目共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又出現了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海南單獨建省，前程欣欣向榮。建國50多年了，葉帥的功績早已蓋棺論定，許多事情在中共中央為他寫的悼詞中已說清楚了。對於葉劍英同誌的肯定，對廣東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牽涉到他對建國初廣東省土改、幹部政策等重大問題的正確判斷。水流千轉歸大海，公道自在黨心民心，方方、馮白駒、古大存冤案，最後還是徹底解決了。痛定思痛，應當吸取什麽樣的教訓呢？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內部肅反和審幹中有過許多錯誤，如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肅清AB團”的錯誤，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康生搞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事後也糾正了，總結了，為什麽到建國以後，還要一犯再犯呢？廣東反地方主義受迫害的有2萬多人，1957年反右派鬥爭受迫害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連的更是無計其數了。其所以愈演愈烈，錯誤越來越嚴重，範圍不斷地擴大，就是因為沒有真正的總結經驗教訓。事情不隻是某個省的領導同誌或領導班子中幾個同誌的問題，而是黨內長期以來存在的“左”的思想、路線所致。加之，我們黨內長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又缺乏對領導人的監督、製約機製，發現了錯誤得不到認真的糾正。所以，關鍵是端正我們的黨風，一切從實際出發，不唯上、唯書、看“風向”辦事。真正把毛主席在延安時便倡導的“實事求是”作風，在我們黨內，在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樹立起來，我們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