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上期考證的題目為：l、關於恒林和尚；2、關於《時報》作者對王薌齋的兩次采訪：3、關於張璧及其對於大成拳的兩次命名。
一、關於王薌齋先生何時開始在四存學會教拳
毫無疑問，大成拳(意拳)的出世和張壁對王薌齋先生的來京邀請行為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張璧是何時邀請的呢?此事距今已經有整整七十年了。當事人的雙方全已經成了故人，而王玉芳先生至今既沒能拿出張璧的邀請信，也不能給出準確的來京時間。目前為止盡人皆知的一個大致時間範圍是1937年；邀請人是張璧(還有齊振林)。如，於永年先生的《大成拳站樁與求物》一書、胥榮東先生的《大成拳：拳禪合一的中國武術》一書、李康先生的《真正大成拳》一書、林肇倫先生的《意拳(大成拳)源流述真》一文、《曆史是公正的》一文等。
有些大成拳著作中就幹脆隻字不提張璧的邀請之事。如，和振威先生的《大成拳學》第一部中就如此陳述說：“l937年，王薌齋先生在北京‘四存學會’體育班傳授功法，弘揚意拳”；姚宗勳先生在《意拳：中國實戰拳法》一書中首先肯定了王薌齋先生在1937年秋天比武戰勝洪連順之事，而涉及到在四存學會體育班教拳則提出是1938年，根本沒有提出張璧等人的邀請主事。薄家驄先生、張鴻誠先生的論著中也是如此。
張璧在1931年11月8日配合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製造了天津事件後，為了躲避張學良部隊對他的追捕．他和日本浪人在門月]o日深夜一起迅速逃到了沈陽。直到西安事變前後，他才偷偷回到北京，等待著重新走入政界的機會。當時他的主子齊燮元出任偽華北政府的偽治安總署督辦．並有偽上將軍銜，終於在l938年的2月25日才給了他一頂新帽子--北京公用管理總局局長。這一消息刊登在2月26日的《實報》上。從2月中下旬開始，張璧才有能力成為王薌齋在北京的真正保護傘。而這個時候，四存學會還沒有設立體育班呢。所以，1937年王薌齋先生來京，並沒有馬上在四存學會傳授拳法。到了1939年12月24日《實報》上發表何紹文的《四存學會的體育班》(此文名稱被人多誤以為是《四存學會體育班》)一文時，文中也隻是講：“更籌備月講班、周講班、體育班、遊藝班，暫假金魚胡同一號”．可見。直到這時候四存學會的體育班還是處於“籌備”狀態。而金魚胡同一號並非隻是為了練習意拳的場所，而是四存學會的“月講班、周講班、體育班、遊藝班”的一個綜合的臨時辦公地點。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練習意拳場地會頻繁更換，以至於不得不占用姚宗勳先生的私宅這樣一個問題。
因此，主張1937年或1938年王薌齋先生就開始在四存學會教拳的說法是不妥的。
二、關於張璧對在京日本人武術活動的態度
日本人一向自認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民族。在它的每一個占領區，都毫不例外地要舉行所謂的比武大會。其中，日本軍隊中的武術高手在和緬甸與泰國拳師的血腥比武中多次失敗，催使日本軍界高層開始在各占領區插手當地武術界，培養為其所用的武林高手(這大概是某些人把大成拳稱為“漢奸拳”的起因吧)。然而，在整個日偽占據北京的三、四十年代，日本特務機關並沒有任何人把持著或滲透到大成拳的教學和比武活動。王薌齋先生也沒有在張璧的關照下成立意拳研究會。以下幾個證據可以證明王薌齋在此事上並無漢奸行為。
第一個證據，日本特務機關在北京插手的拳種是通背拳，而不是大成拳。見《實報》1938年2月28目的報道：
“本市拳術名家郝振芳、許禹生、白樂民等為提倡通背拳法，鍛煉體格起見，特發起組織中國通背拳術專門研究社，並聘日本通背拳名家武田熙顧問，指導一切。”
這個武田熙並非僅僅隻是個一般名義上的顧問，居然是個可以“指導一切”的顧問!他在北京的真正身為華北交通公司”。
而華北地區交通公司的大股東之一就是張璧，他還兼任北京公交電車公司董事長。作為主辦者之一張璧並沒有命令王薌齋先生領大成拳和四存學會體育班成員參加。也沒有把王薌齋先生作為武術教官推薦給日方。
令人費解的是，真正由日偽把持的“中國通背拳術專門研究社”及其所屬武術家們沒有被現在的武林罵為漢奸，這些武術家習練的拳術，也未被罵為“漢奸拳”，而這頂帽子卻被戴在沒有日偽把持的背景，也沒有成立什麽研究會，隻是隸屬於四存學會之下的體育班正練習的一種新興拳法--大成拳的頭上，這是很讓人奇怪的事情!
“漢奸”一般是“賣國賊”同義語。一個武林中人，隻要他沒有充當日偽打手和幫凶，哪怕他教了幾個日本兵的弟子，和漢奸賣國賊是不搭界的。因為他所能出賣的隻是一身武藝而已。教拳隻是他在當時的一種謀生手段。我們可以指責和痛罵他沒有民族氣節，難道就不會學學文天祥嗎?!但要真正認定一個人是“漢奸”，犯了“漢奸罪”，就不是隨意說說的事情了。事實上，被定成漢奸的是齊燮元和張璧，而不是王薌齋先生(編者：確實，給什麽人戴上“漢奸”的帽子，要有法律依據，是要負法律責任的。聽說在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戰之後，中國的法律對“漢奸罪”有明確界定，但不知具體是什麽內容，願熟悉有關條文者能有所見教，以便為現在那些有誌於從武林曆史上揭露隱藏漢奸的朋友們，提供一些法律常識上的幫助)。
三、關於王薌齋和日本東亞武道大會
李康先生在《真正大成拳》一書中曾主張：“1949年，日本東京舉辦東亞武術競賽大會，邀中國參加，並通過偽新民學會顧問邀王薌齋出席。偽政權組織了以馬良為首的代表團參加。王薌齋說：‘這是個皇帝的代表團。’以病為由堅辭”。石師薌先生在《名揚中外的意拳宗師王薌齋》一文中說：“1940年，日本在東京舉行大東亞武術競賽大會，請先生出席，他以腿疾，行走不便而婉辭。不久，複有日人指使張某贈銀萬元以遂先生遠征世界之誌，實則陰謀收買，先生亦拒不接納。”
首先，李康先生的書中明確寫著是“1949年”，我可以原諒他這一過錯，可能是排版致誤的原因把“l940年”排成“1949年”吧?然後，我們再來分析李和石二人所主張此說的真假。
首先，所謂“大東亞武術競賽大會”，其實它的準確名稱是：“東亞武道大會”。舉辦時間為1940年5月l8日至20日三天。汪偽政權組織的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如下：
團長：馬良。
副團長：宮元利直。
總務：米倉俊太郎。
事物：治部貞雄。
選手監督：郭建章。
助理：馬璞。
隨從：法純、靳源。
武術選手十八名：唐鳳亭、唐鳳台、關雲培、吳斌樓、方枝林、郭憲亞、張思讚、勵勤、馬祖仁、任希防、李廣遠、龔永福、王保英、王榮標、王俠英、王俠林、寶善林、陳德祿。
全部名單經日本興亞院華北地區文化調查官武田熙的審查和圈定。他自身是通背拳社的大總管，這次一下子就派出三名還是父女關係的通背選手，可以理解。另外十五名選手中，在1940年的中國武術界的知名度都遠在王薌齋之上，更不用說當時第二代所有弟子們了。換句話說，王薌齋先生那時才剛剛在北京站穩腳跟。再看看當時《新民報》上對王榮標的介紹，也可以說明問題。
“王榮標亦為此行選手之一，現年六十五歲。原籍安次縣，早年以保鐔為業，為冀、魯、晉、陝、豫、甘一帶有名之鏢師，不獨武功精真，且於各門各派之工夫學說熟知博記，為現在武術界硒果獨存之飽學人物，現在國內知名之武士多出於王氏門下。”
遍查當時所有資枓根本沒有類似於“通過偽新民學會顧問邀王薌齋出席”或複有口人指使張某贈銀萬元以遂先生遠征世界之誌之類的相關記載--而且所謂的“張某”是誰？假如是張璧為何不敢明說？當時的“銀萬元’是個什麽概念大概石師薌先生還很模糊吧？他大概根本不知道張璧當時全部家當也沒有達到“鉬萬元”這樣一個數目！所謂的“複有日人指使張某”的日本人是誰？還是不敢明說。張某已經是虛無縹緲的人物了，現在又出來一個更加虛無縹緲的所謂日本人，正如下了解恒林和尚的師傅且延樂就編出一個所謂“本空”(本來就是空就是查無此人)和尚，。一樣有些人在文章中很明白說出是“通過偽新民學會顧問”或直接說是武s熙邀請王薌齋出席此說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至少在我所看到的中日雙方有關]940年東亞武道大會的相關曆史資枓中，還沒有發現所謂的“邀王薌齋出席”而被先生拒絕之說。顯然，這件事倒是真正是屬於“本空”的。
四、有關四存學會和武術
所謂四存是指存人、存性存學、存治。這一思想的首侶者是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顏元。1920年，由嚴修、趙爾巽等四十萬人發起將，將四存思想實體化，組建了學會(the Sociely of the Four Princi Ples)。成立前後得到了當時的總統徐世昌的支持。徐還曾下令將頗元和李塨從祀孔廟。本來，四存學會隻是個準宗教性的思想團體，但是因為四存思想的創始人頗元和李塨本人喜歡武術並且身體力行堅持武術鍛煉這就成為民國時代四存學會開設體育班的直接理由。到了中國北京開始飽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時，在汪偽政權下過著亡國奴生活的一些舊知識人和官宦人員幻想著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存人，存性存學存治幻想著自身身體上還是健全健康的此即受所謂“曲線救國”思想的影響，這就為四存學會的體育班提供了生存土壤。
張壁在四存學會的身份是幹事名譽董事長，實際上的四存學會大總管、他開設體育班沒有找其他的武林高手而是直接邀請王薌齋。這一理由他在《大成拳的命名》一文中說得明明白白的，即“我自十七歲走入社會，......到處注意拳術武工超絕的人物。辛亥以後，從沒離開過政治革命工作，也是無時無地不留心武工人才。雖曾見過不少的派別專家，終覺到非廬山真麵，始終也沒遇見一種合於人生、適合現代的拳術。”
但是正如他所言“及與王薌齋相識，感到他的拳術，童味深長，平易近人，習練稍久，就感覺身體的體認與其他的武功遇然不同，並且是具體功夫，非枝節片麵的工力，正合乎我生平心理所想的條件。
張璧對拳術的甄別是有他自己的眼光的。
(下期考證題目：1、關於武丕卿和武培卿；2、武丕卿和大興縣第一國術社；3、關於姚、武比武的真正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