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潼捉蔣與蔣孝先之死
(2006-09-06 12: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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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潼捉蔣與蔣孝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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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書苑--張學良傳⒃ 商同昌(衛隊二營代理營長),還特別談了蔣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 他說: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衛 ... 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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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清驚夢
蔣介石在未來西安之前,對於此行可能會栽個大筋鬥,甚至形成差一點被別人一腳跺翻這個令人沮喪的結局,是沒有料到的,如果他能料到,就不會冒這個風險了。
但是不是毫無所知,沒有一點覺察呢?那也不是。蔣介石不是馬大哈,不是那種粗心大意的人,這從他後來寫(實際是陳布雷代筆)的《西安半月記》中,也略見端倪。
他談到在他未來西安之前,“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所以,他來西安後,是有提防的,這明顯地表現在他很注意分析研究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軍情,頻繁地找一些高、中級將領談話,一方麵摸情況,作調查,一方麵又打又拉,硬要把他們推向剿共的道路上去。
原東北軍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就親自領教過蔣氏的垂訓,他回憶說:
西安事變的前幾天——十二月八日,蔣介石約我和王以哲去臨潼吃早飯,我坐在蔣的右邊,王坐在蔣的左邊。席間,蔣滿臉怒氣,三人都沒有說話。
飯後,蔣隨即站起身來,先對我說:“你對剿共有什麽意見嗎?”我沉思一下說:“中、下級軍官全想留著力量,準備打回東北老家去。”蔣介石聽後緊接著就對我說:“自從‘九一八’後,國人對你們東北軍都很不原諒,現在剿共戰事僅剩最後五分鍾了,我是給你們東北軍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們要理解我的用意,服從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們應持的態度。”
王以哲此時站立在蔣的身旁。蔣說到這裏就連聲催著我先走,然後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廳去。
剛一進屋,我就聽到蔣很氣憤地對王說:“你軍部的電台經常和共產黨通報,你還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這些舉動……”剛聽到這裏,蔣的值班衛士表示不願意讓我再聽下去,我即到錢大鈞辦公室等候。①
蔣公意欲如何,這就再清楚不過了。
另方麵,那就是他也特別注意自身的安全,如他由於懼怕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不留住城內(他對西安局勢非常惱怒,“但他認為張學良沒有
多大問題,而對楊虎城卻很不放心”。他之所以不住到西安城內,就因為城內是楊虎城部隊負責的防區),而偏偏要住在離西安二十五公裏遠的臨潼華清池(這裏由東北軍駐防),也主要是從安全和以防不測、便於撤離來考慮的。
提起華清池,人們很自然會想起白居易在《長恨歌》中的詩句:“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是的,位於西安東郊三十公裏臨潼縣境的華清池,一向是以景色秀麗、溫泉潺潺而著稱於世的。不過,你若認為蔣氏看上了這裏的自然風光,並且還有點好古僻,那就錯了,他那時才不會有這樣的閑情逸致呢。所以他的到來,對華清池來說,並不是什麽吉
祥之兆。因為自從蔣介石在此安營紮寨後,西安駐軍以及華清池附近的老百姓就受到了管製,不僅不能隨便走動,有時還必須關門閉戶,肅敬回避。因為那時這裏不僅戒備森嚴,“大地陽春牌樓以南的東西公路上,不許外人通過。如有蔣介石出外回返,近在咫尺的東堯西堯村民,連家門也不許出。
為了保證蔣介石的安全,東北軍和憲兵隊,每天要對附近村民挨家挨戶查戶口兩三次。”②
其實,那時蔣介石深居簡出,一般是不常離開行轅的,如若外出,必增崗加哨,嚴加警戒;至於一般的官場應酬,飲宴遊樂,俱皆婉辭,很少參加,所以那時要對他有所動作,是很困難的。
是的,西安事變的目的,不是除掉蔣,而是逼蔣抗日。而要逼,就得先把他捉住,也隻有把他逮起來,才能使他就範,所以捉蔣而又不要把他打死,還真得講點鬥爭藝術哩!
怎樣才能達到預期目的呢?張、楊二將軍開始也心中無數。
最初,他們有過幾個方案,如在蔣外出時,中途設伏(當時曾經出現過這個時機,12月6日上午,“蔣介石在邵力子‘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東北軍衛隊二營負責警戒。
張、楊緊急研究後,認為有機可乘,決定趁蔣由南郊回臨潼途中秘密捉起來,送往西安新城大樓,然後再和他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
張、楊估計蔣介石回臨潼經過西安的時間約在中午十二時左右,捉
蔣的地點定在離西安南關稍遠一點的地方,逮捕時不準備開槍、不斷絕交通、不挖斷公路。
當蔣乘坐的小汽車開過來的時候,守候在公路兩側的東北軍,突然在公路上橫堆幾根大木棍,蔣介石乘坐的小轎車必然開不過去而停止下來,那時,埋伏在兩邊的士兵,立即把蔣和他帶的衛士逮捕起來,押送西安新城大樓。
與此同時,東北軍派部隊逮捕駐守臨潼華清池蔣的隨行人員,解決華清池附近及臨潼車站蔣備用‘專車’上的反動武裝。西安方麵由十七路
軍負責逮捕陳誠、衛立煌、蔣鼎文、朱紹良等隨蔣前來‘督剿’的高級將領,解除公安局、憲兵團、省黨部等處的反動武裝。楊虎城親自檢查了捉蔣的警戒部署。隻等東北軍在西安南郊把蔣捉到,便即刻開始行動。
但直到下午三時,遲遲不見捉蔣動靜。楊虎城十分焦急,他立即去找張學良詢問情況。張學良解釋說:中午接到南京電話說何應欽當天來西安見蔣。準備何應欽來了一起捉拿,所以臨時改變了南郊公路上捉蔣的計劃。楊虎城感到,兩部聯合行動,如果步調不能完全一致,事久必有泄密的危險。
他提醒張學良說:‘擒賊擒王,大事可定局。多捉了個何應欽,假使跑了個蔣介石,一切落空了。’張學良表示:下次決不變更
了”),③
來個突然襲擊;也曾計劃請蔣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戲,在劇場內動手捉蔣。誰知,他行蹤詭秘,沒有固定的時間和路線,而對於戲,他是從不去看的,所以這些計劃完全落空了。
幾經考慮,最後選中了臨潼。對,就把蔣介石所欣賞的華清勝景作為對他進行“兵諫”的場所吧。
地點確定之後,緊接著要考慮的,就是執行扣蔣這一特殊使命的人選,衛隊營的孫銘九和王玉瓚是要執行這一任務的,但還要有更可靠的中、高級軍官和部隊參戰。對此,他選擇了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和第十八團團長劉桂五。
當時,白師長是張學良由甘肅固原召來西安,劉桂五則是由王曲軍官訓練團找來,讓他們擔負此重任,也足見少帥慧眼識人。他們何以被選中,並受到這樣的信任呢?擔任過東北軍騎兵六師參謀長和十七團團長的汪瑢談到:
西安事變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聽說劉桂五乘飛機由西安回到固原,便親往固原去見劉桂五(劉當團長時,我是團附,相處很好),打聽西安方麵的消息。劉桂五談他同白鳳翔去臨潼扣蔣的經過情形,如下所記。
問:為什麽副司令選擇你去臨潼扣蔣介石呢?
劉桂五:這是因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訓時,我就參加了抗日同誌會,在副司令麵前宣過誓,保證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副司令也曾用各種方法考驗過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個小盒子,盒內忽然冒煙,他趕快跑開,並連聲說:“不好,炸彈!炸彈!”我拿起來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邊說:“你怎麽不跑?”並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說:“我能自己跑開,丟下副司令不管嗎?”他笑著說:“你真行,有膽量。”
我這次八日到達西安後,晚上七時去見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說,“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時半才見我。
當時屋內隻有他一人,讓我同他坐在一起,他側身雙目注視很久才說:“這回要用你了。”
我問:“有什麽事情?”副司令低聲說:“叫你去(行——筆者)刺……你敢不敢?”我說:“叫我刺誰,我都敢,就是不認識他。”副司令說:“你害怕了吧?你不認識,我先領你認識一下。”我說:“那沒有什麽,就是感覺人單點。”副司令說:“還有誰可能幹呢?”我說:“我們師長(白鳳翔)現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於副司令啦。”副司令說:“這更好了,有事時找你們兩個。”④
關於張學良在12月10日特意安排白、劉見蔣,熟悉和偵察蔣的音容笑貌和華清池內部的兵力部署,以便舉事時順利行動,以及事變前一天張學良向他們下達扣蔣任務的情景則是:
十二月九日,接到副司令電話,今我同白師長即刻到他處有事。我們倆到時,看到客人很多,副司令隻說:“你們來了,很好,先到副官處去,叫他們向臨潼聯絡,明天你們兩個去臨潼晉見委員長請訓。”
次日(十日)八時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車前往臨潼,到達時即由副官讓到客廳中,見有許多人等候,並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這就引見。
白同我一起進入華清宮客廳,稍坐片刻,隻聽一聲“委員長下來啦”,見蔣從內室出來,我們行禮後,他前進幾步,坐到對麵的沙發上,並連續揮手讓座,當即在桌上拿起紙單看罷,對我說:“你是劉團長。”
我答應一個“是”,又說:“白師長我認識(因白在廬山受訓時曾見過幾次)。”當即詢問前防駐軍地點和情況。最後蔣說:“現下軍隊業已到達西北,消滅共匪就在眼前,務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務。”我們照例行禮後,隨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處報告晉見經過情形。
……他看到我們兩人來了,就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背著手低著頭,心情沉重地來回走了兩趟,低聲對我們兩人說:“我想了好久,才選擇了你們兩個人。”
說罷,又來回走了兩趟,然後說:“現在我交給你們兩人一個重大任務,完成得好壞,將關係到東北軍的存亡問題。”說到這裏,他即站在我們的麵前,雙目注視著我們兩人的麵孔。
此時,白師長說:“隻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鳳翔或是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我接著說:“我們一定完成任務。”副司令說:“很好。”
他又接著說:“現下我決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令你兩個到臨潼去,請蔣委員長進城來共商國家大事。”
我問副司令:“紅軍和楊虎城怎麽辦呢?”副司令說:“都安排好了,就是你們去臨潼的汽車和部隊也準備好了。”又發給我們的隨從人員手槍十二支。副司令最後說:“千萬注意,不要傷害委員長。”⑤
上麵講的,是作者根據當時劉桂五所談情況寫的,應該說是比較可靠的。當然,也有些說法講的與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談到劉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張學良親自帶領著去見蔣的,張對蔣說,劉是我部下的一個團長,他是熱河人,有愛國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說服不了他,請委員長直接教訓教訓。經蔣回意,張即把劉帶進蔣住室,令劉認清蔣的麵貌,將來包
圍時如蔣逃走好便於捕獲。⑥
還談到,在派兵捉蔣之前的那次見蔣,是有些冒險的,“後來劉桂五到馬占山東北挺進軍時,親自對我講:副司令(指張)膽子真大,他把我介紹給蔣後就出去了,到別的屋裏和那些侍從們閑談。如果我當時向蔣告密,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嗎?”⑦
是的,象許多傳奇人物一樣,張學良膽子大,敢作敢為,這一點劉桂五沒有說錯。
其實,這不正是他的長處嗎?一個人要有所作為,必須苦幹,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光有吃苦耐勞的精神還不夠,還要敢幹,要有些想象力,“藝術家最重要的素質是勇敢。你如果帶著顧慮從事藝術,那是不行的,你去當小公務員好了。”⑧
這裏所強調的不正是那種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和膽略嗎?不難想象,假如張學良是個逆來順受、明哲保身和膽小怕事的人,他能會冒這樣大的風險、去發動這場震驚中外的偉大事變嗎?
是的,他有時重然諾,講義氣,易於動感情,甚至存在著輕信和處理問題比較簡單等弱點,但在更多的情況下,他還是膽大心細而又非常機敏的。
報載:1934年張學良任武漢行轅主任時,鄂西一帶土匪為患,東北軍一支部隊前往剿匪。有一次,他們消滅了一股土匪,並將匪首也活捉了,部隊寫了公文呈報張學良,準備將匪首處決。
呈文是無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這般巧事,別看此人多行不義,惡貫滿盈,名字卻還講究,他也叫張學良,跟少帥同名同姓,一字不差!
張學良看罷呈文,似有不悅,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張
學良”的“良”字的旁邊加了一個“犭”字旁,使其名字成為“張學狼”⑨這改得多妙呀。
而以眼前他引劉桂五見蔣這事來說,也是很大膽的,而他故意回避,讓蔣與劉單獨交談,這固然是出於他對部下的信任,從另方麵來看,他用合法手段,讓自己的部下進入戒備森嚴的華清池,對暴戾、多疑的蔣介石作一次最後的“火力偵察”,不也是一種出其不意的奇襲和別出心裁的安排嗎?
還有,也就在西安事變爆發的前夕,在12月11日晚上,他和楊虎城還特地在新城大樓宴請隨蔣來西安的軍政大員,盡量穩住他們,不也說明他很有心計嗎?
當然,那時蔣介石對他也抓得很緊,12月11日這天,從白天到晚上,蔣介石在華清池一直在開軍事會議,會後又會餐。楊虎城因為要宴請來陝的各方大員,未參加。但張學良是一直
呆在蔣身邊的。
所以當晚新城大樓的宴會他遲到了。他一麵向賓客表示歉意,一麵頻頻舉杯敬酒,談笑風生,若無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軍政大員,也都開懷暢飲,一個個都喝得醉眼朦朧,已有些飄飄然了。這些誌大才疏、養尊處優的達官顯貴,同樣是一些主觀唯心論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是定心丸、鴻門宴,不會想到西安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夕。
“昨為座上客,今作階下囚”,這對他們來說,看來是不可避免的。他們既然緊跟蔣介石,不事抗日,專搞剿共,逆曆史潮流而動,曆史跟他們開個小小的玩笑,把他們警告一下,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且不談西安事變的偉大意義,就從他們本身來說,這場“虛驚”也並沒有什麽壞處。
至於個別人企圖逃跑,誤中流彈而喪生,那是咎由自取,另當別論。
新城大樓的宴會結束時,已是晚上十點多鍾了,張學良、楊虎城送走了最後一批客人後,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館,召開緊急會議,部署即將采取的重要軍事行動:
張學良回公館立即召集有關人員,宣布十二日淩晨舉行兵諫。部署停當以後,又召集東北軍在西安的高級將領和幕僚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五十七軍軍長繆澂流、一○五師師長劉多荃、總參議鮑文樾、西北“剿總”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鈁、第四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抗日同誌會書記應德田和營長孫銘九(騎
兵軍軍長何柱國臨時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諫決定。
他對大家說:“我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罵名,為全國人民所不諒解,這幾年的悶氣,我們實在受夠了。究竟是誰不抵抗?‘九·一八’時,就是委員長來電報不準我們抵抗。幾年來的事實證明,不抵抗是根本錯誤的。十月間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陽,最近在臨潼,我多次向委員長痛切陳詞,反複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領導全國抗戰;隻有先抗日,然後才能統一,不能先安內而後攘外;隻要抗日,共產黨和紅軍的問題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這些請求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並且受到他聲色俱厲的斥責。現在他硬逼著我們去打內戰,不服從他的命令就要把我們調離西北而後消滅掉。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已經和楊主任商定,明晨六時臨潼、西安同時行動,用強製手段請委員長到西安城裏,逼他抗日。我的指揮部設在新城,與楊主任共同指揮。”
接著宣布了具體行動的安排。
張學良講完後,大家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隻有於學忠問:“抓到以後,第二步怎麽辦?”張學良回答說:“局麵如何收拾,要看委員長怎麽辦了,隻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⑩
話雖這麽說,將領們心裏仍不是很踏實,如繆澂流就提出:“副司令是否決定把這事進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幹則已,要幹起來當然就不會半途而廢,是一定要幹到底,即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張學良語氣肯定、同時也是滿懷信心地說。當然,對可能會遇到的困難和風險,他也並不隱諱,並坦率地承認:“我們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對他先禮而後兵的。至於更詳細的計劃還沒有,我們第一步是擁蔣抗日,第二、第三步還得走著瞧,要見機行事。”
那天深夜,張學良對整個臨潼方麵的軍事行動作了統一部署後,又特地命令孫銘九和王玉瓚配合白鳳翔,劉桂五等前往臨潼捉蔣。
楊虎城當晚的軍事行動同樣是有條不紊的:
楊虎城當晚也召集十七路軍在西安的主要將領十七師師長孫蔚如、綏靖公署參謀長李興中,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警備第二旅旅長孔從周等舉行緊急會議。
楊虎城宣布了兵諫計劃,並說:“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堅持內戰。這次到西安來,表麵上是要打共產黨,實際是想一箭雙雕,也要消滅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必須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因此,我已經和張副司令共同決定采取行動,扣留蔣介石,逼他抗日。”
大家都表示同意。隨即按計劃分頭部署,待命行動。此外,還決定成立戒嚴司令部,孫蔚如任戒嚴司令;趕壽山兼公安局長;孫蔚如並負責擬定十七路軍所屬各部隊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結的計劃;命令駐大荔的四十二師馮欽哉部迅速襲占潼關;警備第三旅襲占鹹陽,解除中央軍萬耀煌部兩個團的武裝。⑾
張、楊兩將軍分別向部屬下達了兵諫命令後,即各率部分高級將領匯集於新城大樓兵諫總指揮部,商定由黎天才、盧廣績、高崇民、王菊人、應德田、洪鈁等組成臨時秘書處,負責起草此次兵諫的通電。
12月12日淩晨2時左右,風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擔負扣蔣任務的白鳳翔、劉桂五、孫銘九、王玉瓚等分乘汽車、摩托車,急匆匆向臨潼進發了。
有關當事人孫銘九對事變當天黎明扣蔣經過的記載是:
十二月十二日淩晨二時整,我和白鳳翔、劉桂五一同登車,沿著去臨潼的道路上急馳而去。
兩點半鍾之前,我們到達衛隊營派出隊伍的宿營地(即西安東郊灞橋附近的十裏鋪,衛隊營的兩個連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學集結待命的。他們隻知道有緊急任務,但究竟到哪裏去,幹什麽,卻並不清楚——引者),這時商亞東和王協一已將全隊集合完畢,整裝待發。
我與商、王說明情況後,即對官兵講話,說明了任務。
在當時,我對政治是無深刻認識的,在理論上講不出什麽,隻認為衛隊營的官兵都是也應該是忠實於張學良的,因此我便從這個角度上進行了簡短的動員:“今天我們到華清池去,是為了救副司令。委員長不抗日,也不叫我們東北軍抗日,我們副司令向他請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們副司令扣押起來。我們今天去華清池,是要把委員長扣起來,逼他抗日,營救我們的副司令出險。保護副司令的安全是我們衛隊營的神聖職責,我們一定要完成這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一定要扣押住委員長!但要注意,絕對不能把他打死!”當時群情激憤異常。
向戰士動員之後,我請示白鳳翔怎樣行動,白叫我領衛隊營先衝進去,他們隨後跟進……⑿
王玉瓚主要講了張學良如何向他布置扣蔣任務和他怎樣在臨潼打響第一槍的情況:
十一日下午四點多鍾,張副司令在華清池同蔣介石談完話出來,走到頭道門時,我正在那裏值勤。他對我說:“王營長,跟我回城裏一趟”“是!”我立即回答。
說完,他上汽車走了。我隨後乘三輪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號門外下車,走進院中就停下來。他看我沒跟上來,就說:“來!”我這才跟著他走進客廳。
我光顧跟他走,竟忘記了帶門。他對我說:“關上門。”
我關門後,立正站在那裏。屋內就我們兩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嚴峻,態度鎮靜地對我說:“命令你把蔣委員長請進城來,要抓活的,不許打死他。”我立即堅定地回答:“保證完成任務。蔣的侍衛二三十人,池外憲兵也不過數十人,我以步、騎兩連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圍之,保證扣來。”
他滿意地瞧了瞧我,並以深沉的口氣說:“明天,你死我死都說不定,要有思想準備,要作好行動部署。你和孫銘九要互相協助,作好這件事……”
翌晨——12日早2時許,我乘摩托先到十裏鋪,叫醒騎兵連邵連長,傳達了扣蔣命令……有人問:“我排有一班與憲兵住裏外屋,怎麽辦?”我說:“先下他們的槍,然後派人看守,不許他們出屋。”
在華清池西側的禹王廟住著一些憲兵,我令(一連——引者)王連長派人收繳他們的槍支。與此同時,我率領馬體玉等人進入頭道門(頭道門的哨兵是馬體玉排的戰士)。在門外的戰士就嘩啦嘩啦地裝子彈。我怕院內有人發覺,就小聲對馬排長說:“別讓他們先上子彈,聽我槍響,再動作也趕趟。”
此時,約在淩晨四時許。臨潼大地,風寒天冷,一片寂靜。我朝二道門那邊看,隻見一個蔣的步哨來回走動。我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我營戰士開始進攻,並有意通知從灞橋鎮前進的衛隊第二營官兵迅速前進。
於是,我由一位保衛蔣介石安全的營長變成一名扣蔣的先行官了。當我率王世民、馬體玉等多人衝進二道門時,蔣的侍衛長跑出房門,連喊帶問:“什麽事?什麽事?”我們哪裏理他,幾槍把他們擊倒在地。
頓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蔣之侍衛驚醒後,憑借門窗拚命抵抗。我營戰士奮勇進攻。這時孫銘九帶領衛隊第二營官兵五十餘人也已到來,加入了戰鬥。
這時各種槍聲和手榴彈響徹驪山,我和王世民連長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過荷花池,繞道貴妃池,躍到五間廳門前平台上。一見蔣住的三號廳門半開著,我們就飛步闖進臥室。
發現床上無人,被子掀著,伏看床底下也沒人。但衣帽,假牙、黑鬥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⒀
蔣介石在華清池的住室——一座宮殿式的五開間的古建築物“五間廳”,並非等閑之地,這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為逃到西安避難的慈禧太後建造的禦湯,因為它是蔣氏下榻之處,所以成為這次攻取的主要目標。
經過黎明前的激戰,這個嚴密警戒的“堡壘”倒是被攻占了,可是受到張學良重托,白、劉、王、孫等一批軍官也立下軍令狀定要生擒活捉的那個人,卻無影無蹤了。
王玉瓚所碰到的“人去室空”的情景,其他幾位同樣負有扣蔣使命的人,也都碰到了。
其時,白鳳翔在院中看見錢大鈞,“錢已負傷,拉住白師長的手問:“瑞麟(白的字),是怎麽回事?”白說:“西門已讓共軍占了,張副司令派我來保護委員長進城,委員長哪裏去了?”
錢說:“夜間我還和委員長在一起吃點心,以後就不知道了。”⒁
其實,有的不是還摸了摸他的被窩亦尚有餘溫嗎?可見是倉惶出逃,而且離開的時間並不長。這樣,人們當然不禁要問:蔣介石藏到哪裏去了?難道他真的會象某些神話小說所講的施展了什麽魔法,居然衝出重圍,遠走高飛了嗎?
不,不會,這怎麽可能呢?
是悄悄乘汽車,從包圍圈的縫隙裏溜掉了?這種可能性也很小。因為後來檢查了一下華清池的汽車,卻是一輛也不少。論時間(距離開槍的時間),他跑不遠;按體力,他跑不動;論地形,可能就在附近。
是的,這個估計有道理。
原來,12日淩晨,天色還未大亮,素來鳥語花香、清靜幽雅
的華清池院內,突然槍聲大作,火光通明,“五間廳”前麵槍彈飛進,玻璃窗被震得嘩啦嘩啦地響,有顆子彈還在一塊玻璃上鑽了個小洞呢!蔣介石的美夢被打破了,他從床上一骨碌爬起來,來不及穿衣戴帽,隻穿了件單薄的睡衣,就喪魂落魄地跳窗外逃。
因為當時前麵槍聲緊,又直奔後門,想從後門跑掉。可是後門有鐵將軍把守,出不去,隻好由衛士扶著爬上華清池後麵的院牆,準備跳牆逃走,不料蔣介石這下卻吃了個大虧。原來,華清池的院牆多為依山修築,常常是從院內看不高,有些地勢高的地方,從裏麵爬牆,真可謂易如反掌,可是從外麵看,就顯得頗高了。
那時,天還黑洞洞的,加之蔣氏年過半百,眼睛也不那麽好使喚了,所以在慌亂中爬上牆頭,以為外麵也和裏麵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墜入一個丈把深的亂石溝中,隻聽他象猛然挨了一悶棍似的“哎喲”一聲慘叫,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一衛士連忙過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來,問他哪裏摔傷了,他隻唉聲歎氣,喘噓了好一會,才齜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腳,原來是脊椎骨和腳都跌傷了,鞋也隻剩一隻,再也跑不動了。衛士隻好背著他,繼續往後山上爬。
後來眼看搜山的部隊離他們越來越近了,而那衛士也背得實在吃力,所以就讓他在西繡嶺虎畔石旁一處很淺的洞穴內躲藏起來。
尚未找到蔣介石的情況,劉多荃(東北軍一○五師師長)和白鳳翔向張學良報告了,張在電話中下令擴大搜索麵。因當時有些地方守衛憲兵還在頑抗,白令劉桂五迅速消滅殘敵,孫銘九、王玉瓚等率部隊搜出。但搜了好大一陣子,天也大亮了,卻仍不見蔣的影子。
士兵們繼續搜查,終於把蔣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蔣孝鎮捉住了。當時衛隊營的副連長張化東正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樣子,就拿槍對著他喝問:“委員長在哪裏?快說:不說實話,就打死你!”蔣孝鎮嚇得臉色發白,索索發抖,嘴張了幾張,卻語不成聲而止,但他那慌亂的眼神,卻滿懷狐疑,並不自覺地老朝不遠的那個山坡上看,張化東知道那裏一定有情況,說不定……急忙快步跑過去,並高聲說:“裏麵有人嗎?快出來!再不出來就開槍了!”有些士兵還故意“嘩啦嘩啦”地拉動著槍栓。
身陷重圍的蔣介石,看看四麵楚歌,自己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再也無處可躲了,這才弓著腰,垂頭喪氣地扶著那塊大石頭慢慢鑽了出來。那時,西北風正呼呼地刮著,加之又地處山野,就是穿著棉衣都還冷呢,可是隻顧逃命的委員長此刻卻隻穿一件單薄的絳紫色的睡衣,白單褲,光著兩隻腳,他麵容枯槁,兩腮深陷,由於連驚帶嚇,再加天氣寒冷,他早已凍得渾身發抖。
但是,當他發現抓他的不是共產黨的遊擊隊(最初他以為是從山裏下來的遊擊隊幹的),而是東北軍時,便又強硬起來:“我是領袖,你們是哪個部隊的?”
張化東(衛隊營中一軍官)向他說明是東北軍,是奉命來請他進城,領導抗日的。這時,他卻坐下來不走了,說:“我要見你們的長官。”張化東說:“我就是長官。”催他趕快下山,他仍不肯挪步。
張化東急了,據他後來寫的回憶臨潼捉蔣的文章談:“那時時間緊迫,哪能容他耍賴,所以我不由分說,命令兩名戰士架著他走,他還是賴著不走,我火了,踢了他兩腳,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來。”⒂
孫銘九對這個場麵的回顧是:
此時天色即將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將蔣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麵的陳思孝(有人說叫陳至孝,衛隊營一個班長——引者)喊著:“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裏呢!在這裏呢!”
我應聲趕緊跑上前去,隻見蔣介石剛從洞裏出來,彎著腰扶著石頭站在洞口邊,衛隊營的衛士們四麵包圍著擁擠在左右。發現蔣的陳思孝和衛士們報告說,我們先看見這塊大石頭旁邊象有人在走動,一會兒又沒有了。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裏蜷伏著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裏麵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隨後鑽了出來。
我走到蔣介石的麵前,隻見他全身凍得發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
我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們是哪裏來的?”蔣問。
“是東北軍!是張副司令命令我們來保護委員長的,請委員長進城,領導我們抗日,打回東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孫營長,你就是孫銘九?”
“是我!你怎麽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報告我的。”蔣可能看出我不傷害他,便說:“你是個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沒有叫我打死委員長。”
我解釋並催促蔣說:“委員長快下山進城吧!副司令在那裏等著你呢!”
蔣一歪坐在地上,發怒地說:“叫你們副司令來!我腰痛不能走!”……
我見蔣不走,便勸他:“此地不安全,請委員長還是趕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們背你下山。”
蔣還是不動,並要馬騎我示意左右衛士把蔣從地上扶架起來,擁推著下山了。⒃
商同昌(衛隊二營代理營長),還特別談了蔣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實。
他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衛二營營長孫銘九從西安到十裏鋪向我說:“趕快集合部隊,到臨潼華清池扣蔣介石。”
我立即集合了部隊。但因為兩輛大汽車夜間怕凍壞水箱,把水箱動水放掉了,這時沒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隊上了車,不能開動,孫銘九營長帶第七連先走了。我和司機找來水,裝外水箱,帶第八連後行。就在這個當兒,從西安方麵來一輛小汽車,因為我們的大汽車和部隊擋住了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邊坐著兩個人(加司機共三個人)。我問:“你們是哪裏的?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幹什麽?”
中間一個人說:“我是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要緊事。這一位是蔣和昌(也是蔣介石侄兒,當時擔任侍從室會計——編者注)。”即掏出一張名片送給我。上邊印著兩個頭銜——一行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衛長,一行是憲兵第三團團長。下麵三個字是蔣
孝先。
我看了以後說:“對不起,蔣團長!我們也是奉蔣委員長命令到臨潼有緊要事,車馬上就開。”
我同蔣孝先說話以後就把營政治指導員張××(忘了名字)找來,我告訴他說:“這車上坐的是蔣孝先,你帶兩個士兵坐在蔣的車上,別讓他跑了,跟著我的車後邊走,扣完蔣介石再處理他。”我又領著張指導員和兩個手槍兵向蔣孝先說:“蔣團長,我們人多,車坐不下,叫三個人坐在你的車上。”
這時,蔣孝先和蔣和昌麵如土色,一聲也沒有吭。張指導員叫衛兵繳了他們的槍,以後就上了車。
這時大汽車已上好水,我乘兵車先行,張指導員押著蔣孝先後邊跟著走。
我到華清池時,孫銘九帶著第七連王協一部已經衝進大門,正和蔣介石的衛士、憲兵交戰,我即加入了扣蔣的戰鬥。戰鬥結束時,我問張指導員:“蔣孝先在哪裏?”
張說:“你們加入戰鬥以後,因子彈亂飛,我們下汽車在山坡下隱蔽,蔣孝先突然拔腳逃跑,我把他抓了回來,看見劉(多荃)師長和另外幾個人,我們問怎麽辦?他們說,把蔣孝先交給他們,我把蔣交給他們以後,他們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園裏了。⒄
這就是舉世矚目的臨潼扣蔣的事實真相,所引資料,大抵皆為當事人的耳聞目睹,而在許多關鍵場合,他們又都是扣蔣的實際執行者,所以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較高,應該說是如實地反映了這一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過節的。
但也無可諱言,對此多年來人們看法並不一致,蔣介石本人的記述也有明顯的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他驚慌失措、東躲西藏的情況一點也看不見了,倒成了鎮定自若、從容以對的英雄,據說在聽到槍聲後,他即知“此決非局部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決計仍回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
還有什麽“今日之事,爾有武器,我有正氣”等等。曾幾何時,不是槍聲一響,就嚇得連衣服都顧不得穿,奪路奔逃,何來的“決計回轅”?
不是一聞槍聲,由於過於緊張,跳牆逃跑時摔傷了腰,是由衛士背著上的驪山嗎?何來的“隻身疾行下山”?
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變後,國民黨政府為“維護”“最高領袖”的尊嚴,並為蔣挽回點麵子,曾把蔣介石後來離開西安的日子定為“民族複興節”,蔣介石在驪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為“民族複興石”,還在那附近修了個鋼筋水泥結構的亭子,名曰“民族複興亭”,又名“正氣亭”。
全國解放後,人們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把紀念亭的名字改為“捉蔣亭”,現在改為“兵諫亭”。同時,也很自然使我聯想到當時南京當局所謂西安事變是“叛亂”、係受“反動派包圍”的說法,這都是顛倒是非的。
蔣介石所說的“反動派”,實際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陳舊了,要修改一下,將“反動派”改為“革命派”較為妥當。這是當年毛澤東同誌說的。他談得很好。
我想,同樣,對於所謂“正氣”雲雲,也隻能從反麵去看,因其源蓋出於蔣氏那過於陳舊的政治字典,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不過,我也仍然認為,這些還是留給曆史學家去研究判斷吧,我們還是繼續講我們的故事……
① 劉多荃:《扣蔣前夕》,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6年1
2月出版。
② 魏基智:《蔣介石在華清池》,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③ 楊中州:《西安事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④⑤ 汪瑢:《劉桂五扣蔣紀實》,見《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12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變與張學良將軍》,見《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人民出
版社1981年4月出版。
⑧ 張賢亮語,見《小說月報增刊》,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報》登載的有關張學良軼事。
⑩⑾ 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編:《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
出版。
⑿⒃ 孫銘九:《臨潼扣蔣》,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
2月出版。
⒀ 王玉瓚:《扣蔣回憶》,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
月出版。
⒁ 常國賓:《白鳳翔臨潼扣蔣》,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12月出版。
⒂ 張化東:《華清池捉蔣回憶》,載《西安事變資料》(第二輯),人民出版社19
81年6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蔣回憶》,載《西安事變親曆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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