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解密：康生死前揭發江青張春橋的真實用意 幾曾回首

檔案解密：康生死前揭發江青張春橋的真實用意 幾曾回首 “文化大革命”結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與事卻依然耐人尋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對於康生此舉的動機有不同說法：有說這是他慣於投機的本性使然；有說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應；粉碎“四人幫”之初，有人甚至公開宣稱，這是康生同“四人幫”有過鬥爭的證明。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黨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問題的材料時，看到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有關內容。最近，他依據所掌握的資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實內幕。 康生賣力支持江青“評法批儒” 1974年12月，在周恩來總理即將於23日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總理那裏，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接著，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帶話揭發此事，顯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後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團的核心人物，可他為什麽要在臨死之前急切地去揭發江青和張春橋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開這個謎團，隻要重溫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勢，就可以弄明白。這一年的形勢，主要圍繞“批林批孔”運動和四屆全國人大的人事安排展開。這兩件大事以及當年的“評法批儒”，內情複雜，涉及麵廣，這裏僅從康生和江青的關係這個側麵來敘述，以便考察當年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為何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即由“熱情支持”轉為“致命一擊”，從中找出康生為什麽要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答案。　　 1974年初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矛頭實際上是指向周恩來的。還在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來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工作，先後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總理和葉帥發難，企圖乘機掃除她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主要障礙。1974年1 月，江青在北京召開的兩次駐京部隊、中央和國家機關幹部大會上，動員“批林批孔”。她在這兩次大會上以運動領導者自居，點名攻擊中央、地方和軍隊的許多領導幹部，把參加大會的周總理和葉帥置於受指責地位。會後，江青通過其操縱的寫作班子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複禮”等儒家思想為名，含沙射影地對周恩來前一階段所采取的正確措施，特別是落實幹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幹部出來工作，進行猛烈攻擊。後來，江青又抓住“評法批儒”的時機，到處講話，宣稱要批判“現代大儒”。一時間，“孔老二”（當時對孔子的貶稱）、“現代大儒”等稱謂，竟然成為惡毒誣蔑周恩來的隱語。 正當江青一夥起勁攻擊周恩來等人的時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後抱病沉寂一段時間後，突然活躍起來。他積極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動，把中央黨校寫作班子的負責人和一名教授推薦給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說，康生同誌有功勞，康生同誌立了一功……他特意請教授寫了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這本書，我建議學，可能難一些，不過也沒什麽。江青還在大會上表揚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黨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 會後第二天，康生即打電話給中央黨校，詢問動員大會那位教授去了沒有？康生說：“請轉告他，江青同誌的講話說《誅卯》不通俗，不是批評，在研究成果上還是肯定的。現在再叫他寫一篇東西，題目為《柳下蹠痛罵孔老二》。”康生不僅親自規定題目，還就文章的內容和寫法作了具體說明。康生授意的這篇文章寫出後，立即受到江青的賞識，成為她手中的“炮彈”。3月10日，江青在給中國科學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們“學柳下蹠的辦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孫們”。隨後又把《柳下蹠痛罵孔老二》的材料寄給該所。於是，科學院係統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孫”的浪潮。 “梁效”攻擊矛頭直指周恩來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遲群和謝靜宜負責的寫作班子“梁效”（北大、清華“兩校”的諧音），在康生主管的寫作班子“唐曉文”（“唐曉”即黨校諧音）的協助下，寫出《孔丘其人》、《從＜鄉黨篇＞看孔老二》等文章，影射攻擊周總理。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節譯）材料，經遲群、謝靜宜修改後送還康生，批示“請康老參閱”、“供康老酌量”。 康生當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後，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誌送來的修改本，已告黨校同誌認真研究學習，並要他們今後在編寫材料中，注意從政治上、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上考慮問題。”很清楚，康生所謂“注意從政治上、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上考慮問題”，就是編寫材料可以任意篡改曆史，搞影射史學，更好地為江青一夥的政治活動服務。 5月間，康生雖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黨校編寫出五種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評法批儒”的活動。康生還特意通過秘書轉告中央黨校：“材料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同誌，要寫上是遵領導（即康生）囑咐送的。”不久，江青對中央黨校負責人說：“康老有病，我過問一下黨校的編寫組。” 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帶領遲群、謝靜宜和黨校負責人兩次去天津活動，得意地說，“兩校”和黨校是“我的兩個班子”。她在天津大講所謂“現在的儒”，宣稱要批“現代大儒”，批“周公”，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繼續惡毒攻擊周總理，氣焰十分囂張。而康生在這段時間對江青的陰謀活動，一直熱情支持，積極配合。 形勢驟變，毛澤東嚴厲批評江青王洪文 然而，江青一夥的好景不長。1974年下半年，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江青一夥。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且當眾宣布：“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11月12日，江青從北京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她對領導層人事安排的意見。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澤東還在給江青的信中說：“過去多年同你談的話你有好些不執行，”“我死了，看你怎麽辦？”這期間，毛澤東還點名批評了江青的親信、國務院科技組負責人遲群，說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此前，毛澤東曾提議複出的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夥的策劃，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誣告說，總理住在醫院裏日夜找人談話，常去的有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北京現在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誣陷周恩來和鄧小平，企圖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排斥周恩來，由江青一夥出麵“組閣”。毛澤東當即告誡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後找總理、劍英同誌談談。有意見當麵談，這麽搞不好。 10月20日，毛澤東又派人轉告周恩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由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12月23日，周恩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毛澤東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毛澤東在對江青一夥多次批評的同時，重申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這樣，對挫敗江青一夥“組閣”陰謀，保證四屆人大順利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為什麽突然揭發江青張春橋 麵對這種形勢，對於康生這樣一個十分熟知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的人，很清楚今後形勢發展的趨勢。一向老謀深算、善於投機鑽營的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他急忙與江青一夥拉開距離、劃清界限，轉而靠近周恩來和鄧小平，並作出一係列姿態：他拒絕江青的探望，氣得江青大哭大鬧；他一改冷漠態度，詢問和關心起周總理的病情；他拖著病體讓人用擔架抬到周總理那裏，揭發江青和張春橋都是叛徒；他托人帶話給毛澤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他托鄧小平 “在中央講講解決黨校問題”以示“尊重”等。 其實，康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與“四人幫”拉開距離也好，靠攏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友好也罷，並非真心實意。他在臨死前對一個親信的談話，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見中央黨校負責人，此時他講話已經很困難，語句含糊不清，有的話還需要貼身秘書複述。康生斷斷續續地說，下部長瘤子，淌血，不行了。黨內鬥爭複雜，你不了解，遲群犯了錯誤……我們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 康生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到底所謂何指？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後又出任了第一副總理。其後，在周恩來重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著黨政軍大權，這既是康生所不願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預料到的。聯係局勢的這種發展，再來想康生此前所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的真正含義，就再清楚不過了。而康生在這之前急著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意圖，也就一目了然了。 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死去。 大陰謀家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粉碎“四人幫”之初，康生原先的幾個秘書利用一些場合和機會，竭力宣稱康生“對‘四人幫’早有抵製”，“同‘四人幫’有鬥爭”。他們舉出的主要證據，一是康生揭發了張春橋、江青的叛徒問題；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發的“四人幫”《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進了“康生同誌托人傳話揭發張春橋、江青的叛徒問題”這個材料。然而曆史是無情的，也是公正的。盡管老奸巨滑的康生臨死前“揭發”過江青和張春橋，幻想死後留下一個好名聲，但他卻沒有逃過曆史的公正審判。 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周密審查，寫出了《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報告》的結論部分明確指出：“康生犯下的一係列罪行證明：他確實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反革命兩麵派，確實是曾經殘害大批革命同誌、血債累累的凶手，確實是歪曲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騙子，確實是林彪、‘四人幫’兩個篡黨奪權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禍首之一，罪大惡極。建議中央向全黨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銷對康生的‘悼詞’，開除其黨籍。” 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公布了康生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終被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而康生臨死前機關算盡所玩弄的“揭發江青、張春橋”這一招，沒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慣於看風使舵、投機鑽營的最後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