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3.18.超級詐騙案——冒充周恩來簽字

1960.3.18.超級詐騙案——冒充周恩來簽字

一。兩麻袋人民幣被騙

　　1960年3月18日。黃昏。一個身穿灰色人字呢大衣，瘦高個兒、瘦長臉、分頭、膚色黃黑的中年男子出現在坐落於北京西交民巷東口的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秘書室。

　　“我是國務院的，來給行長送急件。”來人遞上一個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字樣的大信封，然後打開一個紫色封皮的發文本，“請簽字。”秘書室辦事員在來人指定的位置簽了字，來人例行公事地說了聲“好”，收起發文本，邁著從容的步履走出大門。

　　秘書室的光線較暗，年輕的辦事員也沒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辦事員見信封上寫著“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記以後，連忙叫來另一名辦事員，讓他立即送到行長辦公室。行長不在，行長秘書接過“急件”，見信封上標有“速送，限5點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當即拆開，裏麵是周恩來總理親筆批示的一件公函，內容是：

　　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作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20萬元，可否，請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側是周總理批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20萬元。”在周恩來的簽字下麵還注有：

　　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

　　1、要市場流通的舊票；

　　2、要拾元票；

　　3、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趙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

　　望著熟悉而又瀟灑的簽名，年輕的秘書雖然對這一違反常規的做法產生過疑慮，但這種顧慮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見手表的時針與分針已分別指向了6與12，心頭不由一緊，啊，離限定的交款時間僅剩下1個小時了。時間緊迫，刻不容緩。於是她急忙抄起電話：“喂，發行局嗎?”在確認電話無誤後，她通報了自己姓名，並且以不容置辯的口吻下達了命令：“半個小時以內，你們務必準備好20萬元現金，對，有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什麽，手續？你們先準備現鈔吧，注意，要舊票，到時候計劃研究局會正式下達送款通知。”

　　掛斷電話，秘書又急忙敲開了值班領導——計研局王副局長的辦公室。她將信函和總理的批示遞給了王副局長，王副局長認真看過以後，疑惑地問道：“20萬，不是個小數目，為什麽不通過財政部？”

　　“時間來不及了，你看，還剩了不到一小時！”

　　行長秘書有些著急，王副局長末及答話，桌上的電話鈴急劇地響起來，他抓起聽筒：

　　“喂，我是總行計研局，是……我們正在準備！7點以前準時送到，請轉告總理放心。”

　　電話掛斷，王副局長沒有放下聽筒，他一邊撥著號盤，一邊對行長秘書說：“總理辦公室又來電話催了，我馬上通知發行局，讓他們火速送款！”

　　掛上電話，這位局長再一次催促發行局快辦。發行局當班科長撂下電話，帶上科裏的老吳，叫來小轎車直驅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誌也不敢怠慢，按照總理批來公函的要求，到金庫裏提取現鈔，撿舊票，包裝好，分裝兩個麻袋。這時發行局當班的朱科長也奉命趕來催辦，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進小轎車，直奔民族飯店。

　　此時已是掌燈時分，晚餐的和晚餐後外出的賓客在民族飯店一樓前廳進進出出，正是人稠的時候。朱科長三人抬著麻袋進了前廳轉門，徑直走向服務台詢問“西藏工委趙全一同誌”，這時從旁邊的大沙發上立起一個人，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他走近服務台說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

　　朱科長看了看眼前的趙全一，如釋重負地問道：“我們沒有誤事吧?”

　　趙全一笑著搖搖頭，一指牆上的掛鍾：“很準時嘛！款子帶齊了？”

　　朱科長點點頭，用手一指，說“因為都要舊票，發行局的同誌加班清點，你看，整整兩麻袋呢？”

　　趙全一拿出了一張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信專用”圖章的信函。上麵寫著：

　　茲介紹西藏工委宗教事務部趙全一同誌前去你行領取撥款20萬元整，此致中國人民銀行。

　　朱科長看過信函，又讓趙全一打個收條。

　　趙全一從兜裏拿出筆記本，隨手撕下一頁，寫了一張白條，送給中年人。

　　“是不是應該加蓋個公章。”朱科長不大放心。畢竟這是一筆巨款，一旦出了問題，他無法交代。趙全一笑了：“這信函上不是已經有公章了嗎？要不你們就把這封介紹信也帶回去吧？”

　　朱科長拿了介紹信和收條，離開民族飯店。當他們邁出飯店大門時，不約而同長長出了一口氣，“哦，可算完成任務了！”於是，他們邁著輕鬆的步子走向轎車。轉瞬，轎車便融進了西長安街的車流中……
 
 
   
二。“趙全一”假冒總理批示

　　1960年3月，北京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詐騙案，即假冒周恩來總理批示，騙取20萬人民幣的“趙全一”案件。時任國務院秘書廳檔案科科長的本文作者吳空因掌管國務院機關檔案，熟悉總理筆跡，而協助公安機關破獲此案。

　　案件的經過是：1960年3月18日下午，一名中年男子麵交中國人民銀行一封公文急件，來件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當銀行工作人員打開信封後，在一張15行紅色橫格有光紙上寫有如下內容：

　　總理：主席辦公室來電話告稱：今晚九時，西藏活佛舉行講經會，有中外記者參加，拍紀錄影片。主席囑撥一些款子作修繕寺廟用，這樣可以表明我們對少數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據以上情況，擬撥給15-20萬元，可否，請批示。1960年3月18日

　　左側是偽造的周恩來總理批示：“請人民銀行立即撥給20萬元。”在偽造的周總理的簽字下麵還注有：

　　為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記者造謠：

　　1、要市場流通的舊票；

　　2、要拾元票；

　　3、包裝好看一點，七時務必送民族飯店趙全一處。

　　按照辦事程序，這封有“總理批示”的文件應先送行長或副行長閱處，但當時人民銀行總行的行長、副行長均在外地開會，隻有計劃局局長在京主持日常工作。計劃局局長並不熟悉周總理簽字，見信後信以為真，不敢怠慢，立即通知發行局並由人民銀行北京分行進行準備。北京分行當即準備了款項，全是舊票。然後用從蘇聯進口的鈔票專用麻袋包裝，隨即送往總行發行局。發行局指派三位工作人員親自送往民族飯店。

　　當時中國人民銀行辦公地點在西交民巷，北京分行在前門外西河沿，兩處距離很近，離民族飯店也不遠，所以一切就緒後於當日傍晚將裝有兩個麻袋的款項送到民族飯店。那時民族飯店大廳有許多參加會議的人員，熙熙攘攘，人頭攢動，工作人員一時找不到趙全一，便把麻袋放在櫃台上等候。混在人群中的騙子在確認周圍沒有可疑情況後，便向前搭話，自稱“趙全一”，並出示了一張偽造的介紹信。工作人員確認“無誤”後，提出要收據，“趙全一”即從筆記本上撕下來一張紙簽具了收條，移交工作即告完成。騙子收到款項後，把兩個麻袋用自行車馱回，他不敢走大馬路，一直在胡同中穿行，夜晚才回到位於什刹海附近的家。

　　過了幾天，當總行幾位領導返京後，聽到了計劃局長的匯報，認為有必要打電話向總理辦公室問清此事並請示款項應如何核銷。結果總理辦公室告知，總理從未有過這樣的批示，要人民銀行將原件送來查看。3月24日，銀行將原件送到總理辦公室，於是才知曉這是一起巨大的詐騙案。周總理知道後十分震怒，指示公安部限期破案。

　　總理限期三天破案

　　公安部接到總理指示後，立即部署偵破工作，直接用電報通知各地公安廳局，在全國範圍內發動群眾徹查。北京市、中央國家機關更是重點清查單位。一時全國上下，到處都在查找騙子，布下了偵破騙案的天羅地網，形成了一場群眾運動，捎帶著也破獲了不少治安案件。盡管如此，在大量線索麵前，嫌疑犯仍難確定。1960年4月1日，公安部楊奇清副部長傳達總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

　　當時我正在國務院秘書廳任檔案科科長。檔案科是保存國務院機關來往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衛科傅文海同誌陪同公安部來人到檔案科，向我介紹了案情，並出示了“趙全一”偽造總理批示的原信，請我辨認。

　　我仔細地分析原件後提出了我的看法：一、偽造總理批示的筆跡和總理經常在文件批示的字體明顯不同。總理批示文件的簽字比較隨意，而偽造的簽字筆跡相當規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後得知騙子練習總理簽名是根據公安部禮堂懸掛的總理題詞的筆跡)。二、信件用紙是紅格橫排式，突出的特點是中縫有魚尾紋。我認為中縫有魚尾紋的公文紙解放初期曾在市場上大量出現，那時是直行紅格，中縫有魚尾紋。但1956年實行公文由直排改為橫排以後。市場上就再沒有發現這種中縫帶魚尾紋的紙張。中央國家機關所用的公文紙大都是自行印製的，種類繁多，形製各異。因此，我分析這種紙張可能是一些國家機關專門印製的公文紙。

　　應該說我的這個判斷對破獲這個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沒有複印技術，我隻讓工作人員把紙的尺寸大小，橫格行數、間距及魚尾紋記錄下來，表示盡全力查找這種紙的出處。

　　在公安部的來人走後，檔案科全體同誌動員起來翻閱檔案查找，在浩如煙海的文伴中查找這樣的公文紙絕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無結果。我決定晚上全體同誌加班，並由兄弟科室抽調人員支援，終於在夜晚由文書科白雅茹發現了一張相近的公文紙，原來是外貿部用的公文紙。我當時確定全體同誌突查外貿檔案，結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這裏也有一張”，聲音此起彼伏，先後查到了十餘張同樣的公文紙，全是外貿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魚尾紋和我們的記錄紙張完全一致。這就證明騙子所用的紙張是外貿部印製的公文紙。我們當即向保衛科反映，不久公安部來人趕到，核實無誤，並借用了相關的文件。這樣查找“趙全一”的網一下從全國收縮到外貿部一角。

　　1960年4月3日本案告破，化名“趙全一”的案犯是外貿部出口局科員王倬。王倬，37歲，曾化名趙全一。1949年他參加南下工作團，中途開小差，後來到外貿部工作，因對待遇低不滿，產生詐騙念頭。他在單位見到周總理批示文件通行無阻，便處心積慮偽造總理批示，竊取國務院舊信封加以塗改，製造了轟動一時的騙案。同年8月王倬經法院判決被判處死刑。

三。立案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正在一個會上講話。忽然，他的發言被一個緊急電話打斷了：總理辦公室通知，一個化名“趙全一”的騙子，偽造周恩來總理批示，騙取了中國人民銀行總行20萬元現金……中央負責同誌責成公安部，立即組織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計研局王副局長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他們本來以為，20萬巨款送達以後，總理辦公室會很快交代如何入賬。可是，一天過去了，兩天過   去了……

　　直到第六天頭上，仍然沒有接到總理辦公室的回複。他們再也沉不住氣了，急忙打電話詢問。總理辦公室工作人員莫名其妙，聲稱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將“總理批示”和收條送去查對，才發現這是—起偽造總理批示的特大詐騙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年。6億人民在挨餓，就是在這樣經濟極端困難的非常時期，騙子竟用偽造的“總理批示”騙去了20萬元人民幣！ 

　　總理聞訊極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羅地網迅速鋪開。 

　　幾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萬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級有關的傳達。工人、學生、農民、幹部，滿城爭說“20萬”。老太太上油鹽店打醋，找回鈔票也要把它對著太陽光照照有沒有什麽可疑，小學生上學路上看見一個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蹤耽誤了上學……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裝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裝了。哪位要是同通報的體貌特征相似，這回可倒了黴了，公安局審查不說，街坊鄰居也會背後指指戳戳，見了麵熟人當生人瞅。有幾位更倒黴，被當成嫌疑人讓公安局審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後排除嫌疑接受賠禮道歉。 

　　一條條可疑的線索，從四麵八方匯總到公安部門，經過甄別分析、查實，又一條條排除了。雖然“趙全一”還沒有落網，但是卻順帶破獲了許多陳年舊案。 

　　時間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去了…… 

　　案子還沒有取得明顯的突破。偵查員們一個個憂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兒呢? 

　　技術部門通過對“趙全一”留下的罪證——偽造的總理批示、取款介紹信和20萬現款的收款白條的鑒定確認：罪犯所用的牛皮紙信封是真的國務院舊信封，公文用紙是大機關用的15行橫格紙，偽造的“總理辦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蠟紙刻後沾紅印油塗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信封上有塗改後寫上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親啟”的字樣。信封上的“密”字與其他字跡不同，並寫有“＃3146”字樣。通過儀器檢驗，表明信封上的“總理辦公室”字樣下麵也有塗改的痕跡，並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筆字跡。罪犯開具的空白收條上簽的是“趙金一”，而非“趙全一”，估計罪犯可能習慣於寫“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語。 

　　根據這些情況，偵查人員經過多方麵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開“收據”的用紙是從一種黑皮筆記本上扯下來的。這種本子，原由前門外恒昌文具廠印製，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經停止生產。經細致查對，犯罪分子用的信紙，市麵上並沒有出售過，而是機關內部自製的。為此，專案組人員來到國務院檔案室。 

　　在檔案室裏，幾十個人在緊張地工作著。 

　　劉文科長認真地查看著，因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條”上，使他很感興趣的那個“￥”字，今天他想從這裏查到它的出處。因此，他對每一份文件都不輕易放過，但翻閱了上千種文件，還沒有找到這個“￥”字。 

　　接著，他們又查到，對外貿易部給國務院領導的報告，所用的格紙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紙，完全一樣。劉文科長認真地翻閱了報告內容，掃興的是裏麵並沒有那個“￥”字。 

　　但專案組人員還是來到外貿部。很快他們就查出了那個國務院的信封，曾是國務院給外貿部發文用的…… 

　　恰巧這時有個女電車售票員來到外貿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電車上，發現一個可疑的人。這人年齡、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緒很不正常，坐在車上不敢看人，一直長籲短歎。這人下車後，她看著他走進了外貿部……

　　“外貿部……”

　　“外貿部……”

　　外貿部的電話總機，突然忙碌起來，四麵八方都在向這裏要電話，而且一個比一個緊張。

　　在辦公廳秘書科，專案人員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橫格紙，原來這是外貿部過去使用的公文紙之一。劉文科長隨手拿過幾份材料，連續找出了好幾個“￥”字。原來，這是外貿部很多人所慣用的“人民幣”三個字的代用符號。犯罪分子就隱藏在外貿部是肯定的了。

　　破案線索由千條萬條最後縮小到對外貿易部這一個點上了。一張為數不多的名單擺在桌上，在大家的分析討論中，嫌疑對象由十個很快變作五個、四個、三個、兩個，最後，隻剩下一個人的名字——王倬。

　　和王倬同一個辦公室的董林，一開口就肯定無疑地把王倬和“趙全一”連在一起了。

　　“我懷疑他好幾天了！”

　　“為什麽呢？”專案人員問道。

　　“第一條，發案那天下午，王倬請假沒上班，說是帶他母親去積水潭醫院看病去了。經查發現他和他母親並沒有去過該醫院。

　　第二條，前幾天我和王倬爭吵了一次。當時辦公室裏幾個同誌在閑聊，說起最近發生的這起大騙案，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時，我隨口說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來這是開玩笑的，哪知王倬卻立即站起來，氣衝衝地說：你誣陷好人!並要拉我去找領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是從來沒有過的。為什麽呢?

　　第三條，最近王倬經常不去食堂吃午飯。有一次他將從家裏帶來的飯菜，放在暖氣片上
烤。我問他你烤的是什麽?王倬忽然一愣，臉都白了，半天才回答說：我什麽也沒有考慮。他把烤的什麽，誤聽為考慮什麽了，精神十分緊張……”

　　王倬的另一位女同事，談了另外一些情況。她說，在業務上，王倬是很熟練的。他的數學很好，腦子反應也快，搞統計數字，從來沒出過什麽差錯。但前幾天，在填一張很簡單的表格時，卻忽然出錯了。

　　當時，王倬把蘸水鋼筆扔在桌上，用拳頭猛敲著自己的腦袋說：“怎麽搞的，這麽個簡單數字還寫錯了……該死，真是該死?”

　　“什麽數字啊?大驚小怪的?”

　　她來到王倬的辦公桌前，側身一看，原來是把千位數寫成了萬位數，便向王倬打趣地說：“我當是多大的出入呢?隻不過是多畫了一個‘0’……”

　　“多一個‘0’，千就變成了萬，還算小事兒嗎?”

　　“‘萬’怕啥?你也不是沒算過，1萬、2萬……10萬、20萬的……”

　　“怎麽?你敢血口噴人!”

　　王倬瞪眼質問，女同事不知怎麽回事，連忙解釋說：“我沒講你什麽呀?”

　　“什麽沒騙過10萬、20萬……這是誰說的?”

　　女同事哈哈大笑，知道他把“算”誤聽為“騙”了，便向他重複了一遍剛才的話：“我說你也不是沒算過?”為使王倬聽清楚，她把“算”字拉得很長。

　　“實在對不起，一到春天就上火，我耳朵有毛病了……”

　　很快王倬的筆跡被交給了技術鑒定科。不到兩個小時就得出了鑒定結論：王倬的筆跡與詐騙人的筆跡完全相符。從筆跡特征看，文字書寫都很熟練，結構、筆劃搭配、運筆方向、連筆方法，甚至一些微小細節都與偽造信件上的筆跡相同。從語言特征上看，詞匯豐富、文字簡練、標點準確，日期書寫位置相同，編號方法相同。結論是：偽造信件上的筆跡與送來鑒定的樣本係一人所為。

　　這時，為“趙全一”畫像的幾位同誌也匆匆趕來，他們拿出幾經修改的犯罪分子的模擬畫像，平平展展鋪在桌上，與王倬的照片一比較，簡直像同一張底片洗出來似的。

　　在公安部的小會議室裏，充滿了歡快的氣氛，不時從會議室裏傳出了陣陣的笑聲。

　　邢局長和金處長帶著信紙和筆跡鑒定，向楊奇清等匯報了信紙查對經過和筆跡鑒定結論。幾位副部長審閱了信紙和筆跡鑒定後，一致認定：詐騙20萬元巨款的案犯就是這個人——王倬。

四。落網

　　王倬，又名王連升，筆名金維，男，36歲，遼寧省遼陽縣人。案發時住在北京李廣橋南街3號。

　　1941年參加三青團，1943年加入青幫，1948年東北大學經濟係畢業，曾在北平特刑庭看守所當了一個多月的收發員兼會計。

　　1949年4月，報名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同年8月參軍，1950年2月由陝西開小差逃回北京。

　　1951年自薦到中國進出口公司工作，1952年9月到外貿部出口局工作。

　　據調查，王倬曾給他的哥兒們偽造過證明信，給這個哥兒們化名為“趙全一”。後來這個哥兒們跑北京來找他，他上派出所給這個哥兒們報了臨時戶口，使用的也是“趙全一”。

　　為慎重起見，專案組決定暫且不抓王倬，搞明白王倬究竟是單獨作案還是團夥作案。

　　北京市局刑偵處的處長劉漢臣親自帶領十多個偵查員來到李廣橋南街蹲點。他們與當地的片警郝繼民取得聯係，要求他找個可靠的地方做臨時指揮部。

　　郝繼民領著偵查員到了附近的衛戍區招待所。他過去與招待所負責人老張就比較熟悉，郝繼民把想找個臨時落腳地方的意思說了。

　　老張立即叫人把一個大會議室騰出來，抬來桌椅、床鋪，並安裝了兩部電話機。熱情的老張還專門派了兩個服務員給偵查員們倒茶送煙。一個偵查員把電話安裝、調試好，因此，臨時指揮部具備了工作條件。

　　這時已近黃昏，劉處長說：“小郝，這個地方不錯，不過還得請你幫助選幾個能直接監視王倬家的地點，你看怎麽樣？”

　　郝繼民帶了三個偵查員去選擇監視點。剛到李廣橋街，就看見李大爺疑惑地注視著街道上的人，看見郝繼民，忙拉住他：“郝同誌，你看這天還沒黑，又不是禮拜天，咱這地方也不是公園，怎麽一對兒一對兒搞對象的人在這轉悠啊？我看不正常。”郝繼民知道那是化妝的偵查員，就對李大爺說：“不礙事，您放心回家歇著去吧！”

　　郝繼民帶著偵查員到了李廣橋東街糧店。這個糧店的門口正對著李廣橋南街，王倬上下班必須從這裏經過，於是偵查員選擇糧店為監視點。後來又找了兩家住戶作為監視點。

　　通過三個監視點，王倬家院內一切情況盡收眼底。偵查員不時向指揮部報告疑犯的消息：

　　301報告：一號對象今天早6點起床，一直在家活動。

　　302報告：今天早7時零5分，從院中出來一男一女，騎自行車向東去了。經查車號，其中男的是一號對象。

　　303報告：一號對象和他妻子到鼓樓大街委托行出賣血壓表和大衣，沒賣成，又到東華門委托行也沒賣成，隨後又回到鼓樓委托行以47元的價錢賣出。

　　304報告：一號對象把47元存到住地一個儲蓄所，19時20分回到了住地。

　　天亮以後，偵查員發現王倬在西屋燒東西，後來又端著燒的東西前往胡同口的垃圾站。

　　一直監視著王倬的劉漢臣處長說：“搞來它！”立即有偵查員裝扮成撿破爛的出去了。一會兒，提著一些煤灰、紙灰等垃圾回來。劉處長命令馬上送去做技術鑒定。經過鑒定科長劉雲啟的檢測，王倬倒掉的垃圾裏有殘存的人民幣，大量灰燼是人民幣燃燒後留下的。

　　晚飯後，王倬從他母親的屋裏出來，回到自己的屋子。後來，他又開鎖進入那間沒人住、門窗都掛著簾子的小屋，開了燈。

　　不一會兒又從小屋裏出來，上了鎖，又去了西屋廚房。

　　夜深了，院裏被監視的王倬似乎預感到自己成了甕中之鱉，如坐針氈。此時，臨時指揮部的電話響了，劉處長聽完後放下電話，對趕來的市局閔局長說：“王倬的愛人睡在單位辦公室裏。她入睡後突然起床開燈，接了一個電話，沒說上幾句話就生氣地掛斷了。”

　　“王倬這邊有什麽動靜？”閔局長立即問。劉漢臣回答說，王倬屋裏的燈關了，院裏的燈也熄了，沒發現異常。

　　劉處長用眼神詢問閔局長，閔局長也注視著他。劉處長說：“根據我們到手的證據，抓王倬沒問題了。”閔局長略微思考了一下，果斷地說：“零點行動！”

　　大家都躍躍欲試。劉處長把郝繼民叫過來問：“王倬的屋裏有沒有隔斷？”行動之前，劉處長必須把一切可能遇到的情況估計到。

　　郝繼民對此已經爛熟於心。他說：“兩間房子由一堵牆分為裏、外屋，王倬睡裏屋。”劉處長又問，王倬屋子的門窗是風門，還是玻璃門？郝繼民說是風門。

　　郝繼民帶四個偵查員撲向王倬住的屋子。一個偵查員用手指沾口水捅破窗戶紙，把手伸進去拉開門插銷。五個人悄悄進了外屋，又一起向裏屋擁去。

　　被窩裏的王倬被拖了出來，押上門外的警車。

　　“搜！”劉漢臣處長下令。

　　大家分頭搜查起來，有人撬開小屋門上的鎖，從裏邊搜出一堆碎布、繩子，還有被拆散的自行車。碎布拚起來，正是王倬作案時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車和繩子也是他作案時使用的。

　　劉處長讓郝繼民去叫王倬母親的房門。郝繼民敲了半天門，屋裏也沒動靜。再敲，屋裏的孩子喊：“奶奶，有人叫門！”郝繼民隔門叫孩子開燈。

　　燈開了，郝繼民隔窗看見王倬的母親張可民披著棉被坐在床上，任憑怎麽叫門也一動不動。郝繼民見狀一腳踹開了門。

　　問什麽，張可民也不答，就那麽一動不動地坐著，把郝繼民氣得夠嗆。這時，裝贓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來，隻差贓款沒下落了。

　　天大亮了，贓款依然沒找到。劉處長不甘心，讓郝繼民幫助去借鐵鍁、鎬頭等工具，他斷定贓款一定埋藏在院子的某個角落。

　　院子幾乎都被挖到了，就是沒有贓款的蹤跡。劉漢臣處長來到西屋廚房，看了一會兒鐵爐子下麵的爐灰，說：“把這個爐子搬開，挖！”

　　幾鐵鍁下去，果然挖出了好幾捆人民幣。再挖，沒有了。顯然這是其中極少一部分贓款，還應該有一個地方藏著其餘大量贓款。

　　劉處長仔細觀察西屋南側摞著的半人高的蜂窩煤。蜂窩煤最上一層落著一層厚厚的灰塵，像很長時間沒人動過。劉處長觀察了一會兒，招呼一個組長：“叫你的人，小心地搬開蜂窩煤，不準破壞原貌。”

　　蜂窩煤被一層一層地搬開，許多雙眼睛都盯著這裏，把希望寄托在這裏，因為除了這裏，院子裏已經無處可挖了，用郝繼民的話說，院子被挖得都能種白薯了。

　　搬開最後一層蜂窩煤時，眼尖的偵查員發現蜂窩煤下有新鮮的黃土。偵查員剛要動鐵鍁，劉處長說：“別動！先拍照！”讓郝繼民找兩個旁證的居民。郝繼民快速叫來了居委會主任劉秀惠和衛戍區招待所的服務員小劉。

　　挖了幾鐵鍁，黃土下麵露出了苫布，揭開苫布，裏麵包裹著一捆捆的人民幣。大家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幾個偵查員把苫布包袱拉了出來。劉處長說，把張可民帶到坑邊來！張可民不肯來，女偵查員把她架了過來。張可民到了坑邊，看見了被挖出的包裹裏的錢，又看看大坑，驚恐地咧開嘴哭了：“可別把我埋裏邊呀！”

　　郝繼民找來兩個箱子，苫布包袱裏的錢裝了滿滿兩大箱子。

　　隨後偵查員又從王倬辦公室的文件櫃裏搜出了偽造批件的鋼板，其他作案工具都被他銷毀了。

　　麵對鐵證，被押到預審處的王倬，很快就招認了全部犯罪過程。
 

五。王倬的回憶

　　王倬的大學，是在國民黨統治區上的，那正是一個人有所追求的時候，王倬看人家經商、辦實業，當官發財，心裏就盼著自己也有他們那樣的一天，幹大事，拿大錢，發大財，享大福。

　　在大學裏王倬跟同學辦了個雜誌，心想發行10萬20萬的，說不定能發起來。不料雜誌出了沒人買，發行不出去，創刊號也就成了終刊號，連本兒也搭裏頭了。

　　北京解放後，王倬把家裏的金戒指交給朋友王遠澤，讓他上西北賣了戒指買銀元，倒騰銀元來賺錢。沒想到這小子也是個半吊子，錢沒賺下來，金戒指倒讓他賣了當路費了。

　　後來王倬說幹脆來個無本萬利的，畫人民幣，印假火車票，這玩藝兒來得快，等弄出來自己也瞧著不像，沒敢出手。

　　後來參加了工作，王倬覺得作個小職員兒起早貪黑地這麽幹，掙那倆錢養活這幾口人還緊緊巴巴的，人家大幹部一月頂他好幾個月的，坐汽車，孩子上寄宿學校。這胡同裏有個教授，獨門獨院，那房子真氣派！一走到他的門口王倬就眼熱。

　　前幾年國家頒布了科技發明創造獎勵條例，王倬覺得機會來了，於是他選了個一鳴驚人的——世界科技三大難題之一，發明“永動機”。他想這東西要是弄成了，就是發明家，就會世界聞名，國家獎金、諾貝爾獎金絕對跑不了。資料、書籍沒少買，業餘時間全搭上了，熬得王倬頭暈眼花，還得了一回肝炎。四五年的心血，終於製成了。誰知成果報到科學院，人家回答說永動機這東西從理論到實踐都是不可能的，選這個題簡直是異想天開。

　　當官王倬是沒門兒，當發明家人家又不承認，幹脆，王倬決定來邪的，學騙術！那以後王倬就開始研究騙術，古代的，外國的，土騙子，洋騙子，都拿來研究。當兵時王倬開小差回來，偽造過路條，偽造過介紹信，都成功了，幹這玩藝兒成功係數大，就幹這個。

　　王倬在單位，有機會見到周總理的批示。總理的批示，下邊總是無條件地執行，叫總理給王倬批錢？那是不可能的，用總理的名義行騙，準能暢通無阻。

　　1960年2月，王倬的處長曾拿過一張普通紙寫的信，上邊是一位首長給副部長隨便寫的幾個字，讓辦一件事，就這麽幾個字，那麽一件事就辦成了。

　　這回王倬明白了，敢情上邊寫信寫字用紙也不是特製的呀，行，有你寫的就有我王倬寫的。

　　王倬決定寫一個批示，讓人民銀行交一筆巨款。

　　從那時起王倬就開始作準備。

　　有一回上公安部禮堂看電影，看舞台兩側掛著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和周總理的題詞，王倬當時就找了一張紙鋪在膝蓋上，用鋼筆把周總理的題詞臨摹下來。

　　回到家，天天晚上用毛筆在報紙上練。練得能夠以假亂真了，又練偽造公章，公章練像了，就開始進一步實施騙術了。

　　他在北海後門小百貨店買來刻刀、毛筆；在王府井買來蠟紙、刻筆、印泥。

　　刻字鋼板不是買的，上街道上借的。

　　信封是從部裏邊找的，原是國務院來函信封，落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其它字都是鉛筆字，用橡皮擦掉就行，舊信封當新信封用。

　　公文紙好辦，外貿部有，隨用隨拿。

　　3月14日、15日兩個晚上，王倬都在練習書寫假批示和假介紹信，同時構思具體行動目標和行動方案。

　　16日，是星期三，晚上，王倬決定了行動時間。

　　為什麽確定3月18日星期五下午？

　　星期四不行，因為這天晚上是外貿部的學習時間，要不參加，會引起別人懷疑。

　　星期六也不行，這天下午許多單位也是學習時間，要在這個時間去銀行提款，就顯得很特別，如果銀行不能及時付款，時間一長就可能露餡兒。所以隻能選擇星期五。

　　頭一天，3月17日晚上和夜裏，王倬著手正式製作公函和介紹信。

　　按照慣例，王倬先用鋼筆在公文紙上寫了要求撥款的請示，然後模仿周總理的口吻、用毛筆模仿周總理字體在邊白上寫下總理批示。

　　信封寫上“速辦、限時”等字樣。這是交涉提款時用的。

　　提款時還得用介紹信，介紹信是用鋼筆在一張白紙上寫的。“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按王倬事先見到過的樣式，製成方形的，先在蠟紙上刻好，然後在蠟紙上塗上紅印油印上去。

　　王倬自認行動方案是十分周密的，所以幹起來也信心十足，但卻忽視了一點就是趙全一這個名字。由於偽造信件時比較緊張，所以王倬不由自主用了給朋友起過的這個化名。

　　3月18日下午王倬上了一會兒班，估摸著時間差不離了，一看表，3點半。王倬找到處長，說，他母親這兩天身子骨不怎麽合適，早就說瞅瞅，工作忙，就這麽拖著，再拖下去恐怕得耽誤了，今天要是調得開，就準備帶老太太上趟醫院。說到這個份兒上，處長還能不答應？

　　傍晚四點，王倬騎自行車離開單位，到家裏大約是4點10分。經過小廚房，老太太正在埋頭做飯，王倬沒驚動她。把自行車放在窗戶下邊，就進了屋。

　　上大機關進大飯店衣冠楚楚儀表堂堂就是通行證。王倬換上藏青色華達呢中山裝、黑色呢子褲，皮鞋上又打了一次鞋油，外麵穿上灰色人字呢大衣。

　　他把事先準備好的一個紫皮練習本權當收發文本，把製作的公函、介紹信等裝進一個牛皮紙大信袋，反正這種大信袋國家機關都有。

　　臨走又想起那麽多票子得準備條繩子，抽了條繩子卷巴卷巴塞進手提包。大概是沒見過太多的票子，王倬隻準備了一個手提包來裝錢。就這樣騎上自行車出了家門。

　　老太太問兒子怎麽回來這麽早，王倬說今兒有事要辦。後來臨走時她又問王倬怎麽又出去，王倬說有事，你別操心。

　　5點30分王倬騎自行車來到西交民巷，等了10分鍾，王倬就走進人民銀行總行東部大門。門衛問是幹什麽的，王倬說是國務院的，送一個急件。

　　警衛讓王倬去傳達室。王倬說傳達室在哪兒，警衛一指，在院子東南角。

　　進去一看，屋內牆壁是淺藍色的，一個40來歲的傳達員問明王倬是幹啥的，當得知王倬的意圖後，就指點王倬收文件的地方。

　　王倬又出大門往西，走進西邊大門，才弄明白這邊是總行辦公的地方，東邊是對外營業的。

　　警衛問明來曆，讓王倬進大門到傳達室。傳達室裏有一個中年男子，他讓王倬進裏邊找秘書室。

　　到了秘書室，一見這裏光線黯淡，王倬心中竊喜：你越看不清，就越容易糊弄過去。

　　王倬把裝有假公函的大信封交上去，故意把信封上印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一行落款擺正在年輕的收發員麵前。見收發員收了文，在自己的發文本上簽了字，王倬就離開了人民銀行總行。

　　離開西交民巷，王倬又騎車來到民族文化宮。在民族文化宮禮堂前存了自行車，拎著提包走向民族飯店。一邊往上走，他一邊默默數著台階，為的是緩解緊張的心理：這一步邁進去，等著他的是大捆大捆的鈔票，還是端槍亮銬的公安警察？這一切，王倬當時都來不及細想了。

　　飯店一排三扇門，燈光不很明亮，居中的轉門門口站著一個男服務員，40來歲。王倬心說不知這小子看不看證件。這時候打門裏出來一幫人，王倬稍稍遲緩一下，身後的一些人也就跟了上來，這樣王倬正好混在這幫人中間往裏走。

　　王倬成心側著頭，做出好像與他們互相關顧的樣子，這是成心演給那些服務員看的，讓他誤認王倬同這幫人是一塊兒的。

　　從服務員麵前經過時，王倬都不拿正眼瞅他，成心皺皺眉頭，對出入轉門的人太多表示不滿，好像他是多大的幹部，不習慣這種人多擁擠的場合。就這樣王倬輕而易舉地進了民族飯店。這時是6點20分左右。

　　進門就是前廳，右側有個存衣處，王倬把大衣脫下，存在存衣處裏。一個胖乎乎的娃娃臉的姑娘接過大衣，遞給王倬一個塑料的取衣牌，並且用悅耳動聽的聲音囑咐說：“您拿好。”王倬也沒說聲謝，像大幹部那樣漫不經心地哼了一聲就走向前廳的大沙發上坐下。

　　四周環視，熟悉一下場地，然後起身到總服務台前以總理辦公室的口氣給人民銀行打了個催促電話。電話掛了後，王倬心裏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對方口氣謙恭而肯定，完全聽不出有什麽懷疑打什麽埋伏。看來等待王倬的是票子而不是警察。

　　坐了一會兒，王倬打電話給西單、西四兩個出租汽車站要出租車，打算收款之後用汽車往回運，兩個地方都說眼下車忙派不出，王倬問什麽時候有車，回答都是不知道。王倬一邊在沙發上坐著，一邊用眼梢瞄著每一個進門的人。要是來送款的，就去接款，要是來警察，王倬決定就先上樓，再找機會從旁門溜。後來王倬幹脆就閉目養神，管他媽警察不警察！勝者為侯敗為賊，是侯是賊由他去。就這麽一直等到7點。

　　7點，轉門裏轉進兩個人，一個30來歲，男的，一個年輕，女的，都是幹部模樣，他們走向總服務台，向服務員打聽“西藏工委趙全一”。王倬向他們後邊和門外邊都看了看，看來不是誘捕的，王倬心裏說，二位，你們真是認真負責的好同誌，叫你們這時候送來，就準時送來。

　　看看沒問題，王倬扯扯衣服走上前說：“二位同誌找西藏的趙全一同誌麽？”那男的問：“您是哪個單位的？”王倬說，“我就是趙全一，你們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吧？款子帶來了嗎？”王倬說著掏出蓋有“總理辦公室介紹專用”印章的介紹信，他們看後，就抬進來兩個麻袋，說：“全在這兒啦。”王倬又給了他們一個收條，同他們握握手，還說：“辛苦了，謝謝！”

　　他們走後，王倬把麻袋拖到西邊便門旁，好家夥，死沉死沉的，要是別的肯定拖不動，可這全是鈔票呀！兩個麻袋就這麽一拖就拖過來了！到存衣處找到娃娃臉姑娘取來大衣，拿大衣把兩個麻袋蓋上，然後又給出租汽車站打電話要車，還是沒有。王倬問還得等多少時間，對方回答“說不準，你愛等多少時候就等多少時候”，王倬說我是國務院的，對方回答：“你是國務院的，國務院有的是車，跟我們這兒添什麽亂？”

　　王倬心裏著急起來，怕這麽一來二去讓人家起疑，於是來到前廳的郵亭買了一張《北京晚報》，一邊假裝悠閑自得地看晚報，一邊挖空心思想法門兒。

　　沒汽車，找三輪兒，郵亭裏有個年輕婦女，高個兒，王倬說，“勞駕您給照看一下，這裏全是重要文件。”那婦女說：“沒問題，您盡管放心。”

　　王倬走出民族飯店，到大街上找三輪兒。找來找去好不容易才找來一輛，那小子瞧王倬有急事，一張嘴就是三塊。王倬忽然領悟到：不能要車！三輪兒不能要，汽車也不能要。他們把麻袋這麽一拉，就等於把自己的行蹤告訴了他們，等以後公安局破案，好揭發。

　　於是，王倬到民族宮禮堂前取了自行車，騎過來放在民族飯店東台階下。進大廳一看，郵亭那位婦女還對王倬說：“您回來啦？文件在這兒呢。”兩麻袋保管完好。

　　王倬先把小一點的那個從東邊便門搬出來，然後又去搬大個的，搬到門口時，一個40多歲的服務員還給王倬幫忙，替王倬推開了門。

　　王倬用帶來的繩子把兩個麻袋對嘴拴好，架到車座上。這時，下班的高峰期已過，街上的行人不多了，王倬推車過了西單劇場，進入西單北大街，到西四往東拐，路過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門口，然後直奔後海李廣橋胡同，在路上總共用了1個小時零40分鍾。

　　到家後，王倬把自行車放在窗腳，先到母親屋裏喝水，母親問王倬哪兒去了，王倬說開會去了，等到10點半，估摸母親、孩子們都睡了，王倬悄悄把兩個麻袋搬到北房西屋，把大部分票子裝進自己那個黑鐵皮箱子，剩下還有十來捆，王倬就擱在鋪上，用包袱皮包上。

　　這時候王倬母親進來了，王倬說：媽，您還沒睡？她問王倬：“深更半夜的你鼓搗什麽呢？”王倬說：“媽，我給您借來點兒錢。”母親問王倬借了多少，借幾百？王倬說少。她說借幾千？王倬還說少。她說：“你還能借幾萬？”王倬說。“幾萬？不止幾萬。”

　　王倬媽一聽就急了，她說她聽了頭發都發炸，說：“你這是窮瘋啦？”王倬說：“送回去，那不是找死嗎？王倬一人做事一人當。您甭管錢是怎麽來的，反正您用不著跟我再受窮了，該過幾天鬆心日子了。”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打那以後王倬不僅一點沒鬆心，反而一天到晚心驚肉跳。王倬把兩個麻袋燒了，把製作公函、印章的工具燒了，把繩子燒了，把灰人字呢大衣剪成一條一條地燒了……

　　3月23日，王倬下班一進家門，母親就說：“今天有人來查衛生了，到處亂瞅。”

　　王倬心裏一驚，忙問：“查衛生的人，您過去見過嗎？”王倬的母親說：“有的見過，有的沒見過。”

　　王倬說：“壞了，準是公安局扮的。”

　　3月26日，王倬的單位也傳達了那個通報，叫大家檢舉。那天王倬帶的窩頭，擱在暖氣片上烤著，烤出了味兒，班上一個同事是山東老鄉，滿口山東腔，他冷不丁問道：“王倬，你低頭耷腦默默寂寂是烤什麽呢？”王倬聽了一驚，慌忙回答：“沒、沒考慮什麽。”大夥兒聽了一陣笑。

　　機關反右傾，都寫大字報，王倬不敢寫，怕認出字跡。同事問王倬：“老王，你怎麽不寫大字報，你怕什麽？”一句普通的話嚇得王倬出了一身汗。王倬費了好大心思，才把字寫得歪歪扭扭的。

　　這時候王倬越想這事越要壞菜，為了保險，王倬把錢藏到西小屋，還拿出一部分藏到自己屋裏。思來想去，藏不住，還是燒吧，往爐子裏燒。王倬拿出100元錢給母親：“媽，這點錢您拿著過日子，日後不定要出什麽事，我可孝順不了您老人家。”王倬的母親一聽這話，當時就哭了，看老人那傷心的樣兒，王倬也哭了。

　　100塊錢，老人沒敢花。

　　27日、28日，王倬連著兩個晚上在院子裏生煤球爐子燒票子。小煤球爐總共隻這麽大，一晚上能燒多少張？連燒兩天也就燒了2000來元。王倬說：“媽，白天我上班，您插起門來接著燒。”王倬的母親歎了口氣，接著燒。

　　29日、30日，王倬看這麽燒太慢，就在西小屋地上刨坑把錢埋了。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判處死刑。對於犯有窩贓罪的王倬母親，有人估計要從嚴懲處，周總理對此表示過自己的看法：還是不要重判，中國舊式婦女，有幾個不顧兒子的，押押就算了。於是她在服刑三年後提前釋放，直接回了東北老家。

　　王倬的妻子是個很有主見的女人，已經與丈夫貌合神離好長時間了，可以說，案發前她對王倬已經沒有了感情。至於王倬的驚天大案，是否與他們夫妻關係有關，就不得而知了。

　　她後來回憶，王倬作案後，她的單位也傳達了案情，她下班回到家，婆婆說吃餃子吧。王倬和母親隻顧包餃子，誰也不搭話。王倬一個餃子也沒吃，隻喝了幾碗餃子湯。

　　王倬被處決兩年後，她重新嫁人，依舊生活在那個院子裏，直至1993年房屋拆遷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