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毛澤東自述》

單世聯《毛澤東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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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沒有寫過什麽自述、自傳之類。在其體製下，盡管普通國民很難擁有個人權利和私密性，但高級領導人、特別是領袖人物的家世背景、身體狀況、生活習性等卻都屬於重大機密，公開什麽、何時公開等等都取決於政治需要。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6年增訂再版的《毛澤東自述》，是毛幾次接受西方記者的采訪問答，其中最具自傳性質的是1936年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另外，1966年給江青的信和1976年6月就交班問題對華國鋒等人談話，也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毛澤東自述。

　　１、父親

　　童年經驗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人的一生，可能會因人而異。自20世紀初誕生了心理分析以來，童年經驗被廣泛引入對曆史人物的解釋之中。對於像毛澤東這樣自信自是、個性強悍、思想具有高度連續性的人來說，“自我”的塑造完全可以追溯到他的早期。在回顧童年時，毛主要談了兩種經驗，一是鬥爭，二是怨恨。

　　在家庭生活中，毛和父親就有過兩次重要的鬥爭：10歲，不願上學又不敢回家，出外流浪了三天。回家後，父親的態度比過去稍微溫和了一些；13歲，父親在客人麵前罵毛懶而無用，毛回罵父親並跑到一個池塘邊威脅要跳進水中，父親軟了下來，答應不打毛。毛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公開反抗可以保衛自己的權利，有鬥爭才有勝利，如果隻是溫順馴服，父親隻會更多地打他。（毛澤東，1996：15─17）據說，毛晚年曾對身邊的人說過：“我小時候，就像你這麽大的時候，噢，你十五歲，我那時才十三歲，就反抗老師，反抗我的父親，我父親可是個嚴厲的人，可我有辦法反抗他。”“小時候，我就有領袖欲。我父親讓我放鴨，我趕著一群鴨子，好神氣噢，看到一群鴨子在我的驅趕下，噗噗下水，我心裏就覺得我是在指揮千軍萬馬呢。”（朱鴻召，2001：221）

　　家庭中時有鬥爭，社會更是貧富對立嚴重。對毛影響甚深的是1910年長沙搶米風潮。饑民到撫台衙門請求救濟，遭到拒絕後舉行遊行示威，結果是許多人被殺。這在舊時代並不是新鮮事。

　　我卻從此把它記在心上。我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像我自己家裏人那樣的普通人，對於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毛澤東，1996：21）

　　此後，韶山的一個哥老會員被地主和官府聯合起來殺了；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分發生了糧荒，米商們仍然把米運到城裏去，窮人們開始了“吃大戶”的運動，並沒收了米商的米。

　　反抗社會不公的青春衝動逐步被毛澤提煉為階級意識和鬥爭哲學。1941年9月13日，毛在延安對婦女生活調查團時說：“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階級鬥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爭。”（毛澤東，1982：21—22）階級鬥爭確是馬克思主義要義之一，但毛一接觸馬克思主義就認定這四個字且終生不渝，當與其少年經驗有關。

　　另一種經驗是被人看不起以及因此而來的怨恨。1909年毛到鄰縣湘鄉上學：

　　我比別人穿得差，隻有一套像樣的短衫褲。…… 很多闊學生看不起我， 因為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

　　我被人看不起，還因為我不是湘鄉人。……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壓抑。（毛澤東，1996：23）

　　嫌貧愛富，人之常情，但在毛這裏，則又支持了他後來的階級觀點。應當說，在當時的背景下，毛的出生不算最差，他自己說是“富農”。這就有兩種推測，如果他是最窮的，是連學都上不起的貧農，他的思想觀念會是怎樣？反之，如果他再富一點，完全感受不到他人對自己的輕視，是不是還會有這樣的意識？

　　身居下位卻又喜歡鬥爭，環境與追求都造成一種強悍的個性，毛終生好強愛勝，不甘失敗或屈居人下。當代學者楊奎鬆介紹：“1925年，因與黨內意見不合，他曾一度負氣回鄉達8個月之久。20年代末年在井岡山擔任紅四軍黨代表時，他與軍長朱德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也存在著嚴重的矛盾衝突。30年代初在江西蘇區時，他又先後與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一批領導人發生過爭執。在一些中央文件中，我們不難看到對他個性的一些尖銳批評，比如說他動不動就‘咆哮起來’，甚至‘罵起娘來’，說他‘態度（脾氣）不好’，‘好攬權’，‘排斥異已’，過於威嚴，使群眾和同誌‘個個怕他’，等等。”（楊奎鬆，1999：531）閩西革命者傅伯翠回憶：“1929年5月下旬，在連城的廟前，我第一次見到毛委員。因為副官楊至誠分給毛委員的房屋不夠亮堂，毛把楊罵得好厲害。我還聽到陳毅當麵對毛委員說：你這樣愛訓人，我都害怕。”（傅伯翠，2000：191）

　　革命不能不厲害，但這種厲害還須具有充分的社會基礎。與其底層出生相聯係的是，毛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擺在“小人物”、“下等人”、“窮人”、“被壓迫者”的位置上，而與“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壓迫者”保持天然的敵視和極端輕蔑，這種對立不一定是在政治/階級的意義上對立。49年以後，毛對高級官員常常發出不滿、反感和警告，也常常自我批評“官做大了”等等，賦予上下、大小、貧富等以一種感情和價值的含義，既滿足了底層平民的心理需要，也引發了官員的心理緊張。

　　然而，不能僅僅根據毛在延安時期的回憶對他進行心理分析。由於延安時期毛把矛盾對立視為辯證法的核心，把階級鬥爭視為共產黨人的天職，所以他在這個時期的回憶，很可能因後見之明而具有選擇性乃至解釋性。他在家庭瑣事的回憶中就加進了許多革命詞匯，如黨、統一戰線、辯證鬥爭、間接打擊等等。他很可能舍棄了童年時期可能有經驗過的另一種感情，比如愛、慈悲、尊重等，這來自毛的母親文七妹，一個“仁慈的婦女”和“虔誠的佛教徒”。同情窮人，慷慨厚道，常送米給上門討飯的；她也不讚成毛對其父親的對抗性鬥爭。但這個善良的農村婦女對毛的影響，似乎隻表現在毛後來對佛教有一定的尊重。革命領袖原不需要女性化的仁慈。

　　２、不安份

　　辛亥革命失敗後，毛澤東棄武從學。但學什麽呢？“我並沒有判斷學校優劣的特定標準，也不明確自己究竟想幹什麽。”（毛澤東，1996：29）他對學校的了解一是報紙廣告，二是朋友介紹，其選擇過程很能見出他的性格：

　　一個警政學校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它不收學費，供給膳食，還答應給些津貼。這是一則吸引人鼓舞人的廣告。……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這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成了學法律的學生，他勸我進他們的學校。我也讀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我寫信給家裏，重述了廣告上所許諾的一切，要求給我寄學費來。……另一個朋友勸告我，說國家正處於經濟戰爭中，當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夠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錢向這個商業中學報名。我真的被錄取了並在那裏注了冊。……有一天我讀到一個廣告，介紹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優點。……我認為最好能在那裏成為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一塊錢報名。……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隻耽了一個月。我發現，這所新學校的麻煩之處，在於很多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隻懂得一點點英語。……我的下一個經曆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禦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不如獨自看書學習。（毛澤東，1996：29─31）

　　轉了一大圈，終於還是沒有進學校。毛住進湘鄉會館，每天到省立圖書館去讀書，主要是世界地理和曆史。後來實在沒有錢了，才又留意廣告，考進湖南師範學校，“我在師範學校當了５年學生，並且抵住了後來所有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毛澤東，1996：32）從1913到1918年，這是毛一生接受的最正規、最完整的教育。警察、肥皂製造者、法律學家、經濟學家、商人等等都曾向他招手，但毛終於成了一名教師──從小學教師到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

　　最終的選擇肯定是正確的，盡管毛受到廣告和朋友的一定影響，但他從來無意成為某個行業的專職人員，他的理想不是技術性的職業。師範畢業後，他在教師的崗位上，主要從事的也是社會政治活動。而且，這個不安份的年青人實在是極有主見的人，即使沒有明確目的，他也能很快根據自己的意願作出決斷。在其青年時代的讀書筆記中，毛澤東明確而集中地表述了這種終生也未放棄的人生觀：“然長久之平安，毫無抵抗純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豪傑之士發揮其所得於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之力，因以成為豪傑焉。本性之外一切外鑠之事，如製裁束縛之類，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動力以排拒之。”“吾人一生之活動服從自我之活動而已。”（毛澤東，1995：186、218、230）

　　３、“對女人不感興趣”

　　毛澤東就是毛澤東，青年時代就和朋友們聚集在“新民學會”中，以為時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所以他們在思想上都很認真，言行都有一個目的，他們不屑於議論瑣事，更沒有時間去談女人或私人的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

　　記得有一次我到一位青年的家裏去，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而且當我的麵把他的傭人叫來，同傭人談買肉的事，然後吩咐他去買。我感到惱火，以後再也不同這個家夥見麵了。（毛澤東，1996：35）

　　寫於1923年、列為《毛澤東詩詞》卷首的《賀新郎》一詞的原稿中，也聲稱“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呢呢兒女語”。一邊是救國救民的偉業，一邊是買肉買菜的俗務，不但對照鮮明而且難以兼容，毛有理由對他的這位青年感到惱火。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應當成為革命家，即使是革命家也不可能永遠不談飲食男女。對於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時間來說，言行的主要指向都無疑是飲食男女，他們不能不對女人感興趣，不能不談論買肉之類的俗務。毛個人可以對這些毫無興趣，他的豪情壯心也令人欽佩，但不能期待所有人都對這些毫無興趣，1958年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承認“不能天天搞高潮”（李銳，1999C：459）1965年7月，他在和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談話中也說：“人們不願意一輩子都搞革命。”（馬爾羅，1999）毛後來的一係列極左政策有很多引發因素，青年時代這種慨然以天下自許的英雄氣以及由此煥發出來的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和鋼鐵意誌，肯定也催化了追求偉大與顯赫的熱烈信仰，也妨礙了他關注世俗日常和民間人生。

　　“六億神州盡舜堯”，毛想象所有的肉身凡胎都成為聖人；“人終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毛意欲使所有芸芸眾生都具有重於泰山的價值。但無論什麽時代什麽社會，所有人都成聖、所有人都重於泰山的願望隻能是空想。一定要堅持這種人生理想，結果隻能是，普通人沒有能成聖、沒有成為泰山，卻失去了普通人應當享有的那些卑微的卻必不可缺少的生存條件。畢竟，堯舜隻有一人，泰山隻是一座。

　　其實，女人並不妨礙倒海翻江的革命偉業，重要的是不能讓對異性的興趣淹沒對革命的熱情。毛14歲時已經在韶山老家娶了比他大4歲的妻子羅氏，1910年春，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後，羅氏去世，毛則離家到長沙求學。有人考證，《虞美人•枕上》一詞就是在羅氏去世後不久所作。（彭明道，2002）1918年新民學會期間，毛與一名叫陶毅的女士情誼甚深。據當年在新民學會工作的易禮容說，那首柔情萬種的“揮手從茲去”的《賀新郎》就是贈給陶毅的。（彭明道，2001）1919年12月，毛率湖南驅張代表團赴京，在緊張的鬥爭中，他與楊開慧的愛情也迅速加溫，並終於在次年同居結婚。1929年，遠離楊開慧的毛澤東在忙於建立根據地的同時，與賀子珍也由戰友而夫妻。1938年毛與江青結婚時，全民抗戰的洪流正在展開。

　　４、教授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沒有多少好感，常常報之以熱嘲冷諷，起源與原因十分複雜。一般認為，毛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基於兩個經驗，一是在北京大學當圖書管理員的時受到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冷遇，二是30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蘇的馬列主義知識分子的輕視。

　　1957年“鳴放”期間，統戰部長李維漢受命組織座談會。“在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5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了一些不好的東西，什麽‘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警覺性很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5月15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李維漢，1986：833—834）“鳴放”是不是一開始是“引蛇出洞”，現在還不是很清楚，但羅隆基這句話肯定觸痛了毛隱秘的創痛。

　　1919年，毛來到故都，由未來的嶽父楊昌濟介紹給李大釗，李讓他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

　　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毛澤東，1996：39─40）

　　說這段話時，毛還處於艱難困苦的創業時期，還沒有49年後天南海北任意發揮的瀟灑，這段話基本是事實陳述。盡管他對這一體驗耿耿於懷，但到底承認了兩個客觀原因，一是這些名人們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話也妨礙了名人的傾聽。隻是剛好是這個小人物，30年後主宰了中國，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後來遭難的知識分子也許有理由責怪當時的那些名人：如果他們的態度謙和一些，如果他們屈尊與這個圖書館助理員多聊一下，後來的知識分子政策有可能不那麽酷烈。

　　假設不是沒有意義。引領時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負，固然說明他們的境界還不夠高、做人上還差一個等級，但一個苦鬥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麵前擺一點架子也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梁濟，布衣一生卻心憂天下，“先父多年佩服任公，當他從海外返國，親往訪四次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梁濟在日記中記下此事。他死後，梁漱溟編輯的《梁濟遺書》出版，梁啟超讀後即“深自咎責”。這裏最重要的是，梁濟不因梁啟超的簡慢而怨恨，“於慨歎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梁漱溟，1987：78）

　　如果一個政治家根據自己對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對知識分子的判斷，並據此製定國策，顯然就有點意氣用事了。1945年7月，傅斯年等人訪問延安，當毛盛讚傅在“五四”時代的貢獻時，傅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數日後，毛應傅請手書唐詩相送：“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盡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李泉，2000：267）傅把“五四”人物視為引發革命的陳勝、吳廣，以劉邦、項羽的中原逐鹿比喻毛、蔣爭雄，實有謙遜之意。毛接過話頭，以“不讀書”而自豪。

　　５、“恐怖的辦法”

　　關於自己的思想曆程，毛澤東有兩個著名的說法。一是使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啟蒙讀物：

　　1920年冬天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所發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熱切地搜尋當時所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產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認為它是對曆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的《階級鬥爭》以及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1996：45）

　　這個記憶是不準確的。1920年夏，三書的中譯本還未出版。據李銳介紹：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是1920年8月出版的；惲代英譯的《階級鬥爭》是1921年出版的；李季譯的《社會主義》是1920年10月出版的。（李銳，1994：452—453）

　　二是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毛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的大雜燴。“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當時，我讚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毛澤東，1996：41）“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等和建立代議製政府，並且一般地讚成一個資產階級民主的政綱。”（毛澤東，1996：44）直到1919年7月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毛還是反對革命的。他提出的問題是：民眾聯合起來後怎麽辦？一種選擇是激進的馬克思主義，另一種選擇是溫和的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的主張實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拚命的搗蛋”；而克魯泡特金卻不急於見效，而是從平民的了解入手，提倡互助的道德和自願的工作，最終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毛認為後一種主張意思更廣、更深遠，是中國應當走的道路。他“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有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不希望用暴力使動亂中的中國雪上加霜。所以在1919年12月的《學生之工作》中，毛還詳細構擬了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計劃。

　　但毛的思想變動確實在1920年發生。這一年，他本著“湖南自治”的理想為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奔走呼號，卻終以失敗結局，這給他很大刺激：

　　在這以後，我越來越相信隻有通過群眾的行動確立的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的改革的實現。（毛澤東，1996：44）

　　也是在這一年，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在北京、上海活動，陳獨秀等人宣傳列寧主義，毛的好友蔡和森從法國寫信向他介紹俄國革命。

　　1920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信》標誌毛的轉向：“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毛澤東，1995：548）事實上已有國家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同年12月1日，毛在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說：“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用，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毛澤東，1983：6）革命其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可見直到共產主義小組已經在中國出現的1920年，毛才逐步形成暴力革命的思想，接受他不久前還反對的“恐怖的辦法”。

　　既然革命是其他道路走不通後無可奈何的“變計”，那麽這個“變計”就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毛一旦認準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的現實，就與青春期徹底告別，義無反顧地投身革命，堅忍不拔、毫不留情地使用“恐怖的辦法”，把“變計”視作“必然”和“坦途”。改良主義的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之前的毛澤東，中國政治史上的毛澤東，隻是革命領袖而不是改良主義者。

　　進一步的問題是，暴力革命如何進行？直到1924年上半年，毛在黨內都是站在陳獨秀一邊，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號，也不同意反對大地主的口號，因為農村的階級分化還沒有到這一步。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先進行國民革命，然後再進行階級革命，共產黨必須加入國民黨。但這一年的下半年，毛回到湖南，組織發動了當地的農民鬥爭，並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與時俱進，毛的思想也發生急劇變化，從此認識到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1927年1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際上提出了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的判斷；大革命失敗後，毛在“八七會議”上提出隻有槍杆子才能奪取政權；秋收起義後帶著隊伍“上山”。──到1927年，毛澤東思想才趨向定型：農民革命、武裝鬥爭、遊擊戰略。

　　改良不成就轉向革命，農民成功就徹底認同，革命者始終追求現實的成功。既然實踐已成功地證明了它，它就是真理。毛的思維方式可以概括為“經驗的教條主義”，即把現實的成功抽象為絕對的理念，以此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終生迷信鬥爭、革命、恐怖和群眾運動。用胡喬木的話說是：“中國以農村為基礎的長期革命戰爭中行之有效的原則和經驗，被認為是推動新社會發展的神聖而萬能的準則”。（胡喬木，1993：265）

　　６、虛君共和

　　不管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個體獨立和個性自由受到多大限製，毛本人卻是個性極其自由、內在思想也比較豐富的。他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體製和控製嚴格的政治權威，但對中央政府的大一統實在很不滿意。

　　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是毛自覺與蘇聯模式保持距離、提出自己思路的重要文章。在幾個並舉的方針中，有一個中央與地方並舉的方針，要把工業部門的部分權力由中央下放給地方。他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有很大好處，但中央過於集權就限製了地方的發展。1958年2月18日，毛在春節團拜會上說：“中央集權太多，是束縛生產力的，……我是曆來主張‘虛君共和’的，中央要辦一些事，但不要辦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辦，他們比我們辦得好，要相信他們。”（薄一波，1997：823）同年6月10日左右，毛約李銳談話時，“又一次提到‘虛君共和’四個字（南寧會議回到北京後，第二次找我談話，就說過‘我是虛君共和’這樣的話）。他認為中國大小同歐洲差不多，但是歐洲有30多個國家，我們四川一個省就比歐洲哪一個國家人口都多。歐洲自有史以來就不統一，各大小國家都獨立發展進來了。我們的權力中央集中過多，要大大下放，這樣地方才能相對獨立地發展起來。”（李銳，1999C：2）

　　毛不是說說而已。1957年11月，國務院公布了由中央經濟五人小組向全國人大第84次會議提交的關於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製的改進方案，把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權力下放到省。躍進風遍刮之後，此一方案顯得保守，次年4月11日，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把直屬企事業單位的80％以及計劃、商業、勞動教育等方麵管理權下放給省。

　　大躍進落潮後的1959年，毛的語言變了：“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綜合平衡”。“現在有些半無政府主義。‘四權’過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應該強調一下統一領導，中央集權。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過死不好，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薄一波：1997：828—829）1960年9月，中央建立六個大區，基本收回58年下放的權力，恢複到“一五”計劃期間高度集中的狀態。

　　但毛又不滿意了。1966年3月他說：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中央隻管虛，管方針政策，不管實，或少管點實。中央部門收上的廠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去，連人帶馬都去。1970年在與斯諾談話時又表示：

　　中國應該學美國那樣把責任和財政分散到50個州的那種發展辦法。中央政府不能什麽事都幹。中國必須依靠地區和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1996：213）

　　最高指示一發出，中央就照辦。從1970年開始，大批中央企業，無論是民用的還是國防企業都大批下放。一機部連一個企業也沒有了。“文革”結束後，中央才又收回一部分。（於鳴超，1998：26）這就是“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統”的循環。

　　如果追根求源，毛的這一觀念並不僅僅是鑒於蘇聯教訓，也與其早期思想有關。1936年他回顧說：

　　當時新民學會有一個爭取湖南“獨立”的綱領，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倦。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實行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裂。當時我是美國的“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毛澤東，1996：43─44）

　　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為反對歐洲國家幹涉美洲事務，發表宣言，不允許歐洲在美洲殖民，美國亦不幹涉歐洲事務。“門羅主義”即孤立保守主義，毛把它中國化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中國成為一個聯邦國家。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與此相關的文章甚多：

　　湖南人再進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決（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會複曾毅書（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1920年9月３日）；

　　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年９月５日）；

　　絕對讚成“湖南們羅主義”（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國之累的曆史及現狀證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說“促進的運動”（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與“湘 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與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對統一（1920年10月10日）。

　　毛1939年對其青年時代的“自治”觀念的解釋是對北洋政府感到厭倦，不過它事實上確也包含了他青年時代對中國社會的了解，比如上述文章經常提出這樣的意見：“政治組織是以社會組織做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隻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中國之大，太沒有基礎，太沒有下層組織。在沙渚上建築層樓，不待建成，便要傾倒了。”他不僅主張建立“湖南共和國”，而且“主張中國原有的二十二個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建設，二十七個國。”他這時的理想國家是德國、瑞士：“瑞士為吾儕‘理想湖南’之影相”。

　　從早歲的“湖南獨立”、“各省自治”到後期的“虛君共和”、發揮地方積極性，毛的思路極為連貫。但在其乾綱獨斷的政治實踐中，他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強化了中央集權。這首先是因為他對“虛君共和”並無具體的製度上的安排，《論十大關係》也不是操作性強的政策，“一方麵”、“另一方麵”理論上很全麵，但中央和地方究竟怎樣分權並未厘析清楚；中央的“虛”被他解釋為“隻管政策”，如果所有政策都由中央統管，地方又怎能有積極性？更重要的是，就是在大量下放企業的大躍進時代，毛也強調“大權獨攬”，不但地方沒有多大權力，連國務院和中央的各部委也都直接聽命於他一人。

　　然而，不能因此以為毛的“虛君共和”是假話。重要的是，在毛的詞匯中，“君”的意思是中央政府。49年以後，毛對他領導的中央政府越來越不滿意，多次說真理不出在北京而出在地方，比如“人民公社”的“真理”就首出在河南，“文革”的“真理”就首先出在上海。此一策略是“挾地方以令中央”：當中央逐步“虛”下去之後，領袖的權力卻越來越“實”起來。

　　７、生產力

　　49年以後，毛澤東的雄心越來越大，步子越來越快，不斷通過高潮迭起的運動進行生產關係的調整和所有製的變革，實際上是以“唯生產關係論”反對“唯生產力”論。除了種種政治上的考慮和當時形勢的影響外，在毛本人究竟有沒有什麽依據？

　　1936年毛對斯諾說：

　　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並被用於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過去幾乎連動都沒有動，相反地，卻受到了壓製──受到本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製。（毛澤東，1996：125）
　　中國生產力受到壓製是事實，通過調整社會結構和生產關係可以提高生產力也是可能的，但這個提高不是無止境的。比如說，一個農民沒有土地，隻能為地主扛長工，地主可能對他不好，加上這個農民不認為是在為自己幹活，因此他就不會認真種田，得過且過。這樣，這塊地的收成就不會好。反過來，通過革命把地主的地分給這個農民，他為自己幹活，起早貪黑，精耕細作，收成可能比過去好得多。在這個意義上，生產關係方麵的革命確實提高了生產力，但這個提高仍然是有限的，它要受到土壤、氣候、投入、生產技術及其他諸多條件的限製。無論生產關係如何革命，生產力的水平在特定時期總是有極限的，不可能無限增長，更不會像大躍進時期宣傳的那樣一畝小麥打幾萬斤。毛確是農家子弟，但13歲離開小學後不久，他就“對地裏的勞動也感到厭倦了。”（毛澤東，1996：19）他沒有真正的農民生涯。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更多地關注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約束，較少注意生產力自身的限製。李銳指出：“毛澤東過分強調意識的作用，後來發展到意識決定存在。‘大躍進’，根本不顧客觀條件。蠻幹。經濟政策不從客觀經濟基礎出發。”“毛澤東片麵強調鬥爭性，誇大主觀、精神、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反作用。生產關係變動頻繁，造成很大破壞。他不大懂得生產力，對自然科學並不重視。他的得意創作是階級鬥爭哲學，老抓暴力、鬥爭、運動”。（李銳，1999A：69）

　　８、“無法無天”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斯諾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次年4月30日，斯諾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題為《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的文章，其中有一段：“當他親切地送我到門口時，他說他不是一個複雜的人，而實在是很簡單的。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罷了。”

　　毛確帶傘旅行過，但他不是雲遊四方的和尚，而是去安源發動罷工。──這是“文革”中一幅名畫《毛主席去安源》的主題。此一頗具浪漫淒清之風的話語，其實是斯諾的誤譯。據熊向暉介紹，毛的原話是：“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沒有頭發，沒有天。”（熊向暉，1999：220）

　　“無法無天”本是個性獨立、膽大妄為的意思。托派成員鄭超麟對毛了解不多，但毛的獨特個性給他很深印象：“他是個獨立的人，他有獨立的見解和主張，與當時共產黨其他領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是一個輕視工人運動的共產黨領袖；他不僅輕視工人運動，而且輕視一切與‘槍杆’無關的運動。”（鄭超麟，2004上：329—330）不過毛的“無法無天”還有一層實有所指的意思：法律沒有多大作用。

　　法律對革命家是沒有什麽約束力的，革命就是破壞現行秩序。毛作為一個革命家的特點在於，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後，他也無意於認真建立一套法理秩序。在1958年成都會議上，毛出語驚人：“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事，開始都是違法的。”（李銳，1999B：182）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他就這樣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對付盜竊犯不靠群眾不行。不能靠法治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1400多人的大會（即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引按）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製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是靠養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各種規章製度，大多數，90％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它們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李銳，1999C：13）

　　“無法無天”不隻是毛個人的思想。在毛說話時，劉少奇插話：“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隻能作辦事的參考。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北戴河會議的決定，大家去辦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雙反’，報上一登，全國展開。”（李銳，1999C：13）

　　兩個主席都不把法律當回事，這就難怪“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曆史，說白了就是國家最高領導帶頭破壞憲法的曆史，這就是公然宣告的‘無法無天’。”（李慎之，2000：384）胡喬木1961年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小組會上說：“農民說過去對打死一個人不管怎樣都要驗屍，現在連這些事都沒有管了，覺得我們現在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太隨便了。”（胡喬木，1993：376）

　　法律真是這樣無用嗎？1964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村社教問題，鄧小平認為是一般的工作會議，不必驚動毛澤東，所以在報告此事時順便說：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參加會議。12月20日的會上，毛大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沒有附合，反而頻頻插話表示不同意見。12月28日，毛帶著《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和《憲法》到會，說：“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金衝及，1998：969—970）當然這不是事實，劉、鄧盡管與毛意見相左，但他們不會有膽量和權力剝奪毛參加會議並發表講話的權利。此論一出，與會者極為緊張，毛、劉失和公開於黨內高層。

　　1966年8月5日，劉少奇和王光美在中南海被打得鼻青眼腫後被關押。此時，他想到了《憲法》：“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有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是要受法律的嚴厲製裁的。”（金衝及，1998：1067—1068）無論怎麽評論“文革”，但“文革”是“大家去辦”、是投入人口最多的運動是無疑的。按照劉少奇８年前的說法，“大家去辦就是法”，“文革”當然也就是法，還要到那裏去討權利？

　　毛、劉都是在感到某種權利被剝奪時才想起中國還有一部《憲法》的。在他們一言而為天下式，不斷用某句話、某個會議、某個決議取代法律的時候，《憲法》之於他們沒有多大意義。當他們對法律隨意嘲諷時，沒有想到小民百姓無邊的苦難和無告的冤屈需要法律來保護，更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需要《憲法》。如果法律不能保障普通人的權利，那它就不能保障國家主席的權利；而毛之所以能穩坐釣魚台，依靠的並不是他拿在手裏的《憲法》。劉少奇不明白，在非法製的秩序中，隻能有一個人可以“無法無天”，所以毛可以不把法律當回事，劉卻沒有這個權利：他無視法律的權利是毛澤東賦予的；他的國家主席的尊嚴、他的公民權利等，也都是被給予的。劉的結局，1957年“鳴放”期間，老報人顧執中就預言過了：“憲法所規定的條文，有些是有名無實，有些被破壞而沒有受到製止。例如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實際上許多現象都不是這樣。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或檢察院批準不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想當年，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時候，大家都願意為保護憲法而鬥爭，現在從劉委員長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捕人，拆信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顧執中，1957）

　　“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走向法製。動力之一，是許多領導人在“文革”中沒有得到法律的保護。比如主持立法工作的彭真副委員長，“曾有知情者透露，許多法律條文，尤其是關於製定刑法、刑事訴訟法的主要原則，都是彭真‘文革’時在監獄裏反複考慮過的。”（閻國、汪曉暉，1997）

　　９、個人崇拜

　　“文革”中個人崇拜登峰造極。毛澤東對此有三個獨特的看法：

　　一是把個人崇拜工具化。1965年，正是毛準備揪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告訴斯諾，赫魯曉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個人崇拜。赫魯曉夫下台是否因為沒有個人崇拜姑置不論，但毛從中得出的教訓之一，是把自己至上權威建立在個人崇拜的基礎上。中國政治沒有民主傳統，憲政體製稍一嚐試即告失敗，從此一邊恣意唾棄腐朽的自由主義、民主政體，一邊建立起以領袖為中心的權威主義、集權體製，領袖的崇高事功和神聖光輝就是他的合法性、合理性。個人崇拜給黨和國家帶來災難是一回事，但毛認識到在革命體製下，不搞個人崇拜就要下台，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很顯然，當劉少奇等人在60年代的調整明顯使毛難堪時，毛正是依靠個人崇拜所建立的巨大威望才戰勝劉少奇的。所以毛不諱言個人崇拜是一種政治工具。1970年他和斯諾談話時，就“解釋了為什麽在文化革命期間曾有必要采取這種討嫌的做法，並且預言這種做法將逐漸改變。”“在過去的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了，應當降溫了。”（毛澤東，1996：207—209）是降溫而不是清除，因為他還不想退出政治舞台。

　　第二，把個人崇拜等普遍化。在毛的公開言論中，個人崇拜其實簡單得很。1970年他對斯諾說：“難道美國人就沒有自己的個人崇拜？各個州的州長、各屆總統和內閣各個成員沒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麽能幹下去呢？總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總有人願意崇拜別人。……如果沒有人讀你的書和文章，你會高興嗎？總要有點個人崇拜嘛。”（毛澤東，1996：209）類似的話毛說過多次，尤其是1958年成都會議上“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的議論，影響極廣，“領導班子”從此成為領導機構的代稱。有“班子”就要有“班長”，班長就要有個人崇拜，從生產小隊到中央，有多少班長就有多少個人崇拜。如果領導者的威信、下級對上級的服從、讀者對作家的信任等等都是崇拜，那個人崇拜就真的是無處不在、無法避免。毛沒有注意區分的是，政治上的個人崇拜與讀者對作家的崇拜完全不是一回事，後者對雙方都沒有害處，前者卻導致天下大亂、生靈塗炭。

　　第三，把個人崇拜真理化。1958年成都會議上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中，為什麽不崇拜呢？……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李銳，1999B：188）但誰來判斷真理與否？在高度集權的製度下，權力的大小常常與是非標準混在一起。既然毛的話“句句是真理”，那就隻有崇拜毛。1965年9月，毛澤東至少在口頭上承認真理可能在彭德懷手中，但他並未因此就崇拜彭德懷。

　　10、原子彈

　　1946年毛澤東在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虎”的論斷，認為原子彈也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紙老虎。“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毛澤東，1996：298）

　　一兩件新式武器當然不能決定戰爭的勝負，但原子彈決不是紙老虎。這是赫魯曉夫和毛爭論的問題之一，毛不是即興之論，這當中有他的一貫思想：中國人多，不怕死。

　　1957年11月，毛在莫斯科說：有人告訴他，原子戰爭打起來，全世界現有的27億人都會死絕的。他就不信。他估計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再多一點，“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多，一定還要多。”

　　1958的5月，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說：“打原子彈沒有經驗，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全世界十九億人，還有九億多人，九億人也好辦事，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李銳，1999B：390）

　　1958年9月，毛寫信給赫魯曉夫：“為了最後勝利，滅掉帝國主義，我們願意承擔第一個打擊，無非是死一大堆人。”（楊奎鬆，2001：440）

　　這觀點沒有多少根據。第一，全世界死掉一半人是否就能社會主義化？第二，如果要死掉一半人來實現社會主義，那麽人類為什麽還要來追求社會主義？以為隻要全世界社會主義化，再多的人死了也是值得的觀念隻能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狂熱。無論是革命還是社會主義，它的理由都隻能是為國民謀利益，使國民生命安全、生活幸福，事實上中國革命也是以此為號召的。一旦把革命和社會主義抽象化為絕對目的，甚至不惜死掉一半人，這就把手段與目的混淆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赫魯曉夫說得合理一些：“我不同意說什麽一旦發生戰爭多少人會死亡，多少人會活下來。……我們要為人民著想，人民是怕戰爭的，他們不要戰爭。”（楊奎鬆，2001：456）任何戰爭，隻有在通過少數人的死亡可以換得大多數人的生存的意義上，才是值得的。

　　“紙老虎”是一種宣傳，毛知道原子彈確實能大規模地殺傷人。1969年“珍寶島事件”後，毛估計可能爆發核戰爭，明確講：中央領導同誌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10月14日，毛去了武漢，16日林彪去了蘇州，留京的周恩來等人則轉移到可以防禦原子彈的西山戰備指揮中心。

　　1965年，斯諾對毛說：“有人引用你的話，說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所以不像別的國家那樣害怕原子彈。別的國家可能全部被原子彈消滅，中國還會有幾億人留下來，重新再幹。這種報道有根據嗎？”對於一個對生命有完全不同看法的西方人，毛當然不便直接同意，但也沒有否認，而是反問：他是在什麽時候和怎樣說這番話的？他不記得說過那樣的話，但是他可能說過。（毛澤東，1996：190─191）不是可能，而是確實說過。

　　11、黑話

　　1966年7月，正在醞釀“文革”的毛澤東給江青寫了一封信，這是一份披露其內心世界的政治文件。（楊繼繩，1998：88—90）在“自述”的意義上，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是對自我的分析：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則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虎氣”即自信，“猴氣”是不自信。從來宣傳的都是毛的“虎氣”，但毛本人確有自知之明：他也是有“猴氣”的人。這是因為他意識到發動天下大亂的困難和不得人心。

　　第二是對個人崇拜的看法。此前林彪等人以大樹特樹的方式製造了空前的個人崇拜。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三百多個政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 ……以上寫的，頗有點接近黑話， 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隻說對於我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說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我死後的一個什麽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

　　毛認為林彪“對於我起的作用”吹得太高，這樣做可能使自己跌得粉碎。但此時他不想給個人崇拜降溫，因為不能給右派提供武器，而需要通過對自己的迷信來支持左派發動“文革”，個人崇拜是他的政治工具，即使明知自己不那麽偉大也要這樣“吹”。

　　第三是對身後事的預測：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是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毛預料是正確的：右派（老幹部）和左派（林彪、江青）之間的生死較量確實驚心動魄；雙方都利用了毛的話，“語錄仗”是“文革”的一大景觀。毛的預料又是不正確的：左右鬥爭的結局並沒有按他的預想，說這話的10年後，收信人、也即他的左派妻子被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能容忍“左派”的行為。

　　從60年代中期開始，毛頻頻表達對身後事的不放心。1966年6月10日，他在與胡誌明的談話中發表了與給江青的信中同樣的觀點：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現在看都喊‘萬歲’的。……他叫你‘萬歲’時，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是靠不住。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薄一波，1997：1207）不過說是這樣說，當時他肯定沒有想到叫他“萬歲”的林彪真的“靠不住”。

　　12、猴氣

　　1976年6月，重病在床、頭腦卻極為清醒的毛澤東對華國鋒等人交代後事：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小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楊繼繩，1998：2—3）

　　除把日本請回老家去有蔣介石的一份功勞外，這一自我分析是準確的。毛從來都是“虎氣”為主的，但對其殫精竭慮發動的“文革”卻總是憂慮甚深，用胡喬木的話說，首先是革命的對象不明確，把劉少奇打倒是肯定的，但這場革命的對象畢竟不僅是一個劉少奇。“既然要搞一個革命，那就要把革命對象弄清楚，不能一個個搞清楚，至少也要搞清楚幾個。可是‘文化大革命’直到最後，一個都沒有搞清楚，一個都沒有找出來。……後來，在九大講話時，毛主席說，這個革命與過去革命戰爭不同，過去南征北戰，敵人很明顯，所以仗好打，現在誰是敵人，誰不是敵人，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弄不清楚。毛主席自己都沒有弄清楚，就來發動一個革命，這一點就說明荒唐到什麽程度。”同時，革命要依靠的力量也不清楚，“要革命，究竟依靠什麽力量來革命，毛主席也不知道。毛主席有個談話，他說，我開始曾經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紅衛兵）身上，後來，感覺到這些人也不行。那麽，依靠誰呢？他就沒有答複”。（胡喬木，1993：141—142）最重要的，也許是毛對“文革”的不得人心有一些感覺，所以才要在發動時給江青寫信說“黑話”；10年後又承認擁護的人不多。外表“虎氣”十足，內心卻不乏“猴氣”，似乎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毛以一個英雄的過人膽識釀就了最大的悲劇。

　　13、隻有一個毛澤東

　　曆史舞台上的演員並不因其死亡而永遠下場，僅僅由於他生前未發表的著作的公開，就可能使他再度亮相，後人會重新編排他的角色，發揮他的意義。最突出的要算馬克思。20世紀30年代，一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此後又被伯恩斯坦等人長期隱匿的1844年寫於巴黎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在蘇聯和德國整理出版，“馬克思第二次降世”、“兩個馬克思”的觀點迅速播散，“從風塵撲撲的鬥士到憤世嫉俗的道德家”，馬克思如果不是換了至少也是多了一副麵孔。戲還未演夠，70年代，馬克思在1879─1882年間閱讀柯瓦列夫斯基、摩爾根等人類學著作時所做的筆記和摘要公開發表，“第三個馬克思”──一個結束了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主題，轉而對行將毀滅的古老文明的“崇高”憂思緬懷的馬克思，又一次降臨現代世界。“馬克思”一名終於要用複數了：1、經濟學家、革命家的馬克思；2、道德家、人道主義的馬克思；3、人類學家、浪漫主義者的馬克思。

　　馬克思的“新生”無論幸與不幸，他本人都很難為此負責。曆史演員與粉墨紅伶不同，至少在主觀上，他們隻想演好一個角色，唱好一台戲。否則，他就會被趕出舞台，“此生”都不再有觀眾，遑論“新生”？毛澤東以其巨大身影覆蓋了中國達半個世紀之久，不但主宰了幾億人和數代人的命運、思想，也頑強地拒絕後人對自己的改塑。近20多年來，毛生前從未公開的讀書筆記大量公開麵世，讀者從此更多地認識了毛澤東：青年時崇拜過曾國藩；曾給楊開慧寫過兩首纏綿悱惻的情詩；在指揮三大戰役的緊張時刻，和吳晗討論元末革命和尚彭瑩玉的下落；代章士釗擬就《邏輯指要》的再版前言；58年和劉少奇討論賀知章在外居官時帶不帶家屬的問題，等等。通過這些，毛的形象更加豐富、更加立體、更有人情味了。但所有這一切，並不能使後人修正毛的既定形象及其思想體係的“範式”和“硬核”，更談不上可以從中讀出“第二個毛澤東”。以毛這樣一個天縱之才而又遭逢世變之亟的動蕩歲月，其個性人格和思想學說本該有多少劇變和反複！令人驚異的是，從早歲筆記到暮年語錄，毛的思維方式和人生哲學竟極為連貫，年青時在嶽麓山建設新村的構想和後期人民公社、“五七道路”的實踐，毀壞舊宇宙而得新宇宙的青春憧憬和晚年由大亂達大治的世界觀，長沙時期“野蠻其體魄”與文革中的全民遊泳，都何其相似乃爾，誇大精神、強調意誌、好動愛鬥、唯我獨尊、任一已之心力主萬姓之沉浮、反叛傳統等等，一直存留下來，豪情依舊，虎氣不減。嚴格地講，青年毛澤東和老年毛澤東並不存在“斷裂”，他的人格和思想有著高度的完整性，調整和變化的是策略、手段、工具。

　　亂雲飛渡仍從容，風吹浪打我何懼。毛從少時代開始就很少委屈自己、很少改變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家，要在一個異常艱難的環境下成功地奪取政權，其政治理想和策略手段、公開目的和真正意圖肯定是有距離而非同一的，政治上盛行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的本質便是目的和手段的分離。毛的謀略和機心不在任何政治家之下，然而，就目前所看到的筆記而言，還不能說他的隱秘心理和公開角色有本質性背逆。在其大量個體性的聊天和閱讀中，處處滲透的仍是他所理解的政治需要、革命精神、鬥爭哲學，與其公開的報告和文章是高度合一的。不但看不出翟秋白式的人格分裂，也沒有馬克思式的探索性矛盾，一些政治人物通常會有的二重生活，包括以家庭娛樂、休閑閱讀來化解、乃至對抗政治生活的情形，統統不能在毛的身上發現。對他來說，晨昏靜讀無異戰陣殺伐，古卷黃葉攪動著現實風暴。他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當作整風文件看待”；把何其芳編的《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的工具”；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著稱的《與陳伯玉書》一文，毛認為“當作古典文學作品，可以一閱”，但他送給周小舟、黃克誠的動機，卻是為了勸其“迷途知返”悔過自新；1965年他支持有關《蘭亭序》的真偽問題的討論，親自安排不同意郭沫若觀點的文章發表，但其真實動機還是借此討論“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鬥爭問題”。（紀紅：2001）；直至以評《水滸》讀《紅樓》來翻動全國，他的讀書生活很少不納入他的政治活動之中。古為今用、舊籍重解本為一種極其普遍的閱讀習慣，但像他這樣單刀直入，極少隱晦其辭，從不迂回曲折的，大概前無古人。用毛的語言，這叫“抓綱讀書”。《紅樓夢》的繾綣深情、人生懺悔，在毛看來不過是給“階級鬥爭打掩護”；吳晗的劇本寫了罷官和分田，就一定是替彭德懷鳴冤。身居書海的毛澤東，仍然是一個朝堂之上的政治家。從而，一方麵他確能見他人所未見，發前人所未發，擴展了閱讀和解釋的空間，另一方麵也使其閱讀活動單調化、實用化──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是鬥爭，萬變不離其宗。也許處境、使命確實需要他徹頭徹尾、徹裏徹外地政治化，也許自信和權威使他覺得他說的都是真理，無需文飾和包裝。1945年，尚處劣勢的毛就不憚於公開自己笑傲秦皇漢武的豪氣勝慨，49年以後更不諱言“陽謀”、“後發製人”、“為要打鬼，借助鍾馗”、“摻沙子”、“甩石頭”等克敵之術，公開欣賞秦始皇，坦然以“不須放屁”入其華美辭章──還有什麽要欲說還休呢？在黨內高層領導中，毛是相對來說是比較坦率的。

　　但現象畢竟不是本質。毛根據政治的需要設計了自己的公開形象，在公眾熟悉的毛澤東背後，還有一個或多個更本真、更隱秘的毛澤東。政治家有自己的藝術和機心，隨著有關文獻材料的公開，毛原來的構圖會有很大的調整和補充，但這是公開形象與真實麵目，是“陽謀”與動機的關係，它們雖矛盾而統一，是一個人的表裏兩麵，而不是兩個人。無論時局與時間如何變化，發現可以導致“毛澤東第二次降生”、“兩個毛澤東”現象的遺作的可能性不大，毛澤東的思想史上不會有“手稿熱”，無論後人對他解釋和評價是如何的變化。

　　毛澤東簡曆

　　1893年12月生於湖南湘潭。

　　1911年在湖南新軍當兵；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後並入第一師範）學習；1918年夏師範畢業後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

　　1920年秋在長沙創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1922年任湘江區委員會書記；1923年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秘書、中央組織部長；1924年參與國共合作，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宣部代理部長；1926年5月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1任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7年5月在“五大”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6月任湖南省委書記；“八七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9月領導秋收起義，後率部進入井岡山，先後任紅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前敵委員會書記、紅一軍團政委和前委書記、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1931年任中央蘇區局代理書記、書記，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1933年初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次年1月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次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央軍委）主席兼一方麵軍政委；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43年3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在“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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