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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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跟讀文革兄的長篇連載《猜著同胞的足跡穿越》，這個係列非常有特色，作者把一個嚴肅的話題用一連串故事和人物再加上獨特的史料串聯在一起，不但有很高的可讀性，還有一定的學術參考價值。
最近一篇寫道“美國老大哥”，恰巧這也是我關心和關注的話題，忍不住簡單說兩句，權作補遺。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文革兄的基本意思是，台灣民主化主要是同胞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來的，這不是美國的首要意圖。
我覺得這和事實有所不符。可以說，沒有美國的支持和影響，台灣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 美國老大哥對於台灣政治的轉型和蘇聯老大哥對於中共的政治演變一樣，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正像文革兄文章中提到的，美國在老蔣退守台灣後對台灣給予了全力的保護，使得老毛不敢輕舉妄動“解放台灣”，老大哥對於當年“一窮二白”的台灣業給予了“無私的援助”，和軍事保護，並以這種福利為籌碼向台灣當局施壓，迫使其按照美國的戰略部署作出政治上的變革。然而，美國的這些措施，絕對不是可以通過三兩個小故事可以解讀的。
這裏有必要簡述一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台灣民主化大致經曆了四個階段： 1949年到1972年，這一時期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為主，第二階段從1972年到1988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本土化”進程開始啟動。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台灣進入了“半民主”階段。第三階段從1988李登輝執政，推行憲政改革，台灣進入民主轉型期。第四階段從 1996年的總統直接選舉開始至今，是台灣民主的鞏固時期。
客觀地說，美國對台灣民主的推動和影響貫穿這四個階段，並不是到台美斷交就結束了，從這個意義上說，蘇聯老大哥對中國的影響完全終止於中蘇翻臉，而台美的藕斷絲連一直延續到今天。
二戰結束，當世界進入冷戰開始，美國就把其戰略重點放在了對抗共產世界之上，不惜一切代價培養了一大批傀儡，包括本拉登這樣的恐怖分子。台灣政治的民主化，當然不是美國的直接目的，但毫無疑問是美國冷戰戰略的一個部分。
美國一直想把台灣打造成自己的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但是老蔣的獨裁專製與美國的經濟政治製度不符，也與其民主自由的理念相悖，美國很難與台灣建立正常的符合美國習慣的溝通渠道，從而控製利用台灣。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控製台灣進而製約中共，最終達到“和平演變”。
早在1951年5月，美國政府就明確提出要“促使國民黨政權進行政治變革”。肯尼迪執政後，美國決策層意識到，國民黨已回天無力，不可能反攻大陸。因此，美國希望打造一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新台灣就被提上議事日程。
1961年10月26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委員會出台一份對華政策研究報告，第33條指出：“繼續運用美國的影響力和援助影響台灣，……適時地推動台灣出現一個以大眾支持為基礎的政府”。
台灣民主化從此成為美國的重要戰略目標。肯尼迪政權時期的三份主要的國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都談到“我們要運用我們的影響力和援助，推動台灣以大眾支持為基礎的政治進程”。
1964年 9月11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委員會出台的對台政策報告對台灣民主化目標進行了詳細論述，並詳盡論述了美國政府為實現台灣這一目標可以采取的手段。
進入70年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美國的基本策略是：“寧可要一個‘民主’、‘自由’的台灣影響中國大陸，而不需要一個專製獨裁的台灣刺激、對抗大陸”。80年代後，美國不斷增加對國民黨的壓力，敦促其進行政治改革。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都必須依賴美國，迫於美國壓力，蔣經國不得不多次宣稱要推動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可見，美國對於台灣的民主進程是出於其國家戰略的考慮，這背後有一個強大的中國乃至蘇聯，不僅僅是一個台灣島，更不像其在沙特阿拉伯，民主隻是一個幌子，拿到石油才是硬道理。
美國的一些政客和學者指出： “民主台灣的出現是過去幾十年裏美國實力與影響力持續作用的結果。”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陳亮智更指出：台灣的民主化是“美國自由霸權觀” 和“霸權穩定論”的精神與實踐。
當然，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理念和口號，民主更是經濟實力和軍事的強大，沒有這兩點作為基石，民主和共產主義一樣也是一個空想。
我們都知道美國在經濟上對於台灣的援助，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這裏麵具體的數據，從1950年到1960年，美國對於台灣的支援占其基礎建設投資的74%！更不用說在軍事上的援助和直接的軍事幹預了。
且不說當年的第七艦隊，就是1996年的總統選舉，要不是美國的“華盛頓”號和“斯坦尼斯”號兩艘航母保駕，中共的導彈就不是飛躍台灣島了，中共是不會讓台灣成為俄國之後又一個民主燈塔的。
縱觀世界各國，沒有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不是以強大的經濟作為基礎的，和南韓日本一樣，台灣如果沒有當年的經濟騰飛，民主就是空中樓閣，而台灣的經濟起步也是離不開美國的扶持的。
這也是為什麽印度和菲律賓這樣的亞洲國家，雖然也受西方影響深厚，但民主在那裏終究是一個怪胎的原因之一。
當然，經濟的支援是遠遠不夠的，美國敦促台灣民主化的最直接最強大的影響是一係列的官方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推動。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早在中美建交之初就開始製定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這項法律不但在各方麵為台灣的生存和發展“保駕護航”，更是對台灣的民主進程狠狠抽了一鞭子。該法案的第二章第二小節《人權》賦予了美國國會對於台灣的民主、人權和法製相當大的控製權。
《台灣關係法》的人權章節指出：“本法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台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茲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台灣人民的人權是美國的目標。”
1985年，美國公布“台灣人權報告書”，對國民黨壓製黨外運動以及對台灣的人權進行了強烈的批評；1986年5月，美國一些議員專門成立了“台灣民主促進委員會”；1987年，美國參議院以多數票通過233號“台灣民主決議案”，呼籲國民黨當局“允許人民組織反對黨，促進新聞檢查製度，確保言論、集會自由，朝真正的代議製度邁進”。同時，美國還直接扶持台灣的“黨外”人士，向他們提供經費和活動場所，邀請他們到美國接受組黨能力培訓。
美國國會對於台灣的民主監控自美麗島之後主要體現在對於曆次台灣選舉的“關注上”。
尤其是2008年3月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09票讚成、1票反對通過眾議院第278號共同決議案（支持台灣民主選舉決議案）：鑒於台灣省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強大的民主同盟，美國政府重申對台灣民主及安全的承諾，並鼓勵國際社會應派遣代表團到台灣觀察總統大選。
台灣方麵深知“老大哥”的底線，台美利益攸關，“老大哥”無論如何是不會丟下小弟弟不管的，所以小弟弟偶爾撒撒嬌，發發嗲鬧鬧情緒也是一種激將法，即使台美斷交，台灣的民主化終究符合美國利益，老大哥的職責美國一直堅守的很好。
除此之外，美國對於台灣島內的一係列事件的關注對於台灣的民主化也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美國國會中 的Jim Leach，Stephen Solarz，Claiborne Pell 和 Edward Kennedy是著名的推動台灣民主化的“四人幫”。他們總是不斷激烈地批評國民黨的戒嚴令，批評對異見人士的迫害和流亡人員的黑名單。
以江南案為例，起初，蔣經國其實是有意把龍椅傳給蔣孝武的，可是1984年的江南命案讓這一計劃徹底破產，美國更借江南案和李亞頻案抨擊國民黨的專製獨裁體製，切斷了蔣經國將權力傳子的可能。
當初黑幫頭子陳啟禮完成刺殺江南後回到台灣，情報局三處處長陳虎門到機場迎接至天府餐廳接風洗塵，還當場獎賞4萬美元，豈料美國FBI很快就將案件查了水落石出，美國新聞界將“江南命案”向全世界曝光，美國檢察院也接連向台灣發出了拘捕狀。
值得深思的是，江南案最後用一個軍情局長來做替罪羊，而蔣孝武被送到新加坡“保護”起來，難道不說明這案件裏麵的水還很深嗎？導演這出凶殺案的人可能真正推動台灣的民主嗎？
如果說江南案結束了“蔣家王朝”的延續，那麽真正讓台灣走上民主道路的原動力是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在台灣民主進程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沒有美麗島，就沒有民進黨；沒有民進黨，則台灣的民主就無從談起。從這個意義上看，阿扁和那些綠島上出來的人，才是比蔣經國更了不起的台灣民主之父。
當然，和江南命案一樣，美國在美麗島事件的發展和處理結果上同樣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在此之前，美國政府一直對台灣的民主和人權公開敦促和積極地推動，美麗島事件則展示了美國向台灣施壓的新形式：聯邦政府高官暗中指使和國會議員公開的行動。
卡特政府在美麗島事件中的角色十分強硬並具有進攻性。美國在台協會表麵上不介入台灣政治，但這不過是一個幌子，這個“協會”本身就是為美國在台灣的活動創造更大的自由。所以美國在台協會是美麗島事件中的一個演員。
早在79年12月10日前兩天， 美國外交官就將台灣政府和反對派人士召集在一起吃飯，並借機向反對派傳達一個信息：10日當天不適合進行集會。“黨外”人士同意取消集會，但此時已無能為力左右大局。過後，美國方麵得到的情報是，美麗島事件不過是國民黨內部保守派元老導演的一出苦肉計，而蔣經國的秘密情報人員在事件中也參與了鼓動和實施暴力的行為。
美麗島事件爆發之後，美國政府十分關心國民黨對於被捕的“黨外”人士的處置，在台協會的Charles Cross等人一再告誡國民黨“黨外”人士不是一個強大的組織，國民黨不要過激反應。在台協會沒有為任何一個具體的“黨外”個人辯護，已避免某一個人“為美國政府工作” 的嫌疑。美國方麵強調，隻應對錄像上顯示的參與暴亂的個人追究刑事責任，但不同意采用死刑。
在台協會設在華盛頓的總部負責人David Dean 之後數次訪台，蔣經國向他保證，美麗島事件將會得到謹慎處理，大多數審判將會在民事法庭進行，也不會有人被處以死刑。
自1980年後，美國利用各種渠道向台灣交涉，甚至直接向蔣經國施壓，要求釋放被關押的參與美麗島事件人員。
可以假設，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在美麗島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美麗島很可能也就是“六四”的翻版，陳水扁、呂秀蓮、施明德等也許活不到今天，以後的曆史當然也就沒他們什麽事了。蔣經國的那些“民主主張”不過也和溫家寶的“仰望星空”一樣是一場夢幻。
綜上所述，在台灣民主的曲折道路上，美國功不可沒，政治上的壓力，軍事上的支援都顯而易見，但是在意識形態上，美國對於台灣的影響是最不可忽視的。美國通過其“美國新聞處”（USIS）,以及美台人員交換（包括留學生）等活動，為台灣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美國價值觀、崇尚美國文化的親美精英分子。他們廣泛、深入地占據了台灣政界、商界和學術界，使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係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意識。
連戰、宋楚瑜、馬英九、趙少康、邱義仁這些台灣的“海龜”，如今在今台灣政壇舉足輕重，他們是傳播美國民主思想、美國價值觀的主要旗手，也是台灣政治文化轉型巨大動力。
當然，台灣的民主之路的確是台灣同胞自己走出來的，但是如果沒有老大哥在屁股上重重地一巴掌，沒有老大哥即使在斷交之後年複一年的保駕護航，這民主之路大概也和中國曆史上的一次次“維新”運動那樣，一定也就中途夭折了。
回顧台灣民主道路，究竟對中國的文明之路有多大參考意義？當然，同一個民族無論如何有不少共性，但是台灣的民主進程至少有五個大陸所不具備的客觀條件：
第一就是美國的影響和支持，甚至包括了日本、荷蘭殖民的潛移默化。民主首先是價值觀的轉變和文化的接納。
第二，台灣文化的包容性。台灣也是一個“移民國家”，台灣的現代文化融合了殖民文化、本土文化和大陸文化。有人總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得到了傳承，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也是一種外來文化，其開放自由的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對傳統文化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這給與民主機製的形成和鞏固提供了土壤。
第三，台獨和“去中國化”在民主進程中的作用。可以說，沒有台獨和“去中國化”，就沒有台灣民主的原動力，台灣民主的先驅大都是“黨外”人士和堅持台獨的民進黨先鋒人物，而殷海光、 雷震、胡適這些“大佬”，更是反傳統文化的領軍人物，中國還在“堅持特色”，“弘揚傳統”，很難有什麽可比性。
第四，台灣“民主精英”大都是連戰、宋楚瑜、馬英九、趙少康、邱義仁這樣的“海龜”，我們從第一代的土包子到對西方一知半解的“勤工儉學”第二代，然後是蘇聯老大哥培養的第三代，如今又是“知青”第四代，差距顯而易見。
第五，台灣畢竟是個彈丸之地，變革相對容易。大陸地域廣闊民族眾多，曆史悠久，各類矛盾積重難返，如果把台灣當作一個樣本的話，這個樣本實在太小了，台灣能做的，大陸還真不能拿過來就成。要實踐的話，設想大陸在上海等局部地區實行政治特區，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那一定比台灣搞得更加有聲有色，但是上海的經驗有多大的推廣價值呢？
無論如何，在我們試圖從台灣經驗中尋找答案的時候，不妨先看看香港，這個大陸母國上的一個小石子，如何成為一顆明珠的，而這顆明珠目前雖然還沒有一人一票，雖然還處於“專製”之下存在這樣那樣地問題，然而這顆明珠是怎樣繼續散發文明之光的？
文明，是人類進步的必由之路，那麽“民主”究竟是我們的目的還是手段？或手段目的兼而有之？如果是手段，是唯一還是之一？老牌的民主國家走上民主之路是偶然還是必然？民主國家眼下遇到的問題後來者如何從中吸取教訓？思考這些問題也許比把民主當場一個終極目標和唯一手段去追求具有更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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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記：有關美台關係的內幕與美國冷戰時期對台灣政局的影響，美國政府有一批文件已被解密，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可以深入研究。另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公開資料可供參考，比如：美國亞洲安全事務專家Shirley A. Kan 提交國會的報告：Dmocratic Reforms in Taiwan: Issues for Congress，以及台灣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宋學文、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陳亮智和寫的《美國對台灣民主發展之影響》。
蔣中正，基督徒
蔣經國，基督徒
李登輝，基督徒
陳水扁，基督徒
馬英九，天主徒
Only Jesus brings democracy.
中國，兩千多年的相砍史，權力的事兒，一直沒搞定。直到台灣有了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的真實經驗。這個經驗該不該借鑒與能不能借鑒是兩個重要問題。
該不該借鑒？是不是你我在這兒出汗的討論就沒有該不該的問題了？沒那麽簡單。如果咱城是個有效樣本，可以代表咱那兒的國情的話，這該不該借鑒是個大問題。咱城的文章，沾台灣的題目，隻要是負麵的，“有多少苦同胞怨聲載道”那種，或是“階級敵人亡我之心不死”那種，點擊一下子就上去了。說點兒台灣民主成績的文章，基本上沒啥人注意。“同胞們”在一些人心中的位置，很多情況下，還定位在“出氣筒”上。不是“太祖爺手下敗將蔣該死的附庸隻配給我出氣”，就是“甲午和抗戰可惡鬼子的附庸全都該死”身份。講真實故事介紹台灣，是為了用真實的同胞直麵那個“出氣筒”的形象。
能不能借鑒，是這裏要切磋的。如果台灣民主是美國一手設計、施工然後售後服務的，自然就沒啥能借鑒的可能。可這，並不是事實。
台灣1950年後基本上是美國的保護國，影響是明擺著的， 這點，沒爭議。您整幅文章裏，近一半用來介紹美國各種企圖對台灣施加壓力，促其民主。這個，我沒異議。說白了，就是胡蘿卜加大棒。與您的不同之處，是在這些施壓的效果。胡蘿卜，基本在經濟層麵。5-60年代，美國經濟大好，往外撒不少錢，不光是台灣。在眾多受援國中，同胞們很是心靈手巧，越戰開始後，台灣走入了國際經濟的係統之中，民企賺錢已經成了氣候，那個胡蘿卜的作用，逐次減弱。美國主要能要挾老蔣與小蔣的，就是大棒。“你丫不老實我找個人替你”。這種要挾，效果有限。到小蔣去世的1988年，權力在他手裏攥死死的，那個大棒，沒那麽有效。您文中列了不少美麗島時代及以後的例子，我後麵遇到具體事例會把美國的“有效”施壓挑出來講。
而真正讓台灣民主成為可能的，還是同胞們那種渴望，那種抗爭，那種雖滿街特務吾往矣的精神。1979年初，美麗島事件前大約一年，有個橋頭事件。是同胞們在戒嚴令下第一次上街頭遊行。出發前遊行的隊伍與荷槍實彈的警察麵對麵相視。是施明德第一個，對這槍口走上去，邊走邊說“開槍，警察開槍，我們不會躲避”，生生用身體把槍口給逼回去了。警察沒開槍是不是美國施的壓？沒有施大俠那一衝，施壓與否無關緊要。
如果說台灣的民主過程中有什麽運氣因素，那就是老蔣到台灣後不久即開放的地方選舉。我在我的係列第九篇介紹過。地方選舉，為台灣的民主實踐留下了一個事關生命的出氣孔。
最後把您的五條過一下。
一、美國的影響，前麵都說了，不再重複。
二、包容性，絕對重要。但是，隨著互聯網文化帶來的信息流動，大陸的包容性在改進。至於傳統中國文化，題目太大，在此不侃了。
三、台獨。不過是號召多數人的一個肉包子。大陸有民主運氣，包子還愁？沒有肉餡的素的也能吃。
四、西方教育的下一代。 您列的那幾位，除了邱義仁，都是體製內的。台灣的民主，是體製外爭出來的，不是體製內讓出來的。現在大陸體製外受西方教育的不比台灣當時的少。
五、地方小，啥事都相對容易。我沒異議。但同理，香港更小，就比台灣有意義？
再謝猴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