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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儒家文化的人往往喜歡拿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來說明儒家文化的優越，一廂情願地下結論說是儒家文化成就了四小龍，真是如此嗎？
其實仔細觀察一下這種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且不說四小龍是不是真正的“崛起”，就算他們與眾不同，那麽為什麽同樣屬於儒家文化圈的中國大陸和越南朝鮮等沒有同期崛起呢？
也許我們找不到一個確切的答案，可是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四條龍在近代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過被殖民的曆史，尤其在冷戰期間被迫接受了美國的文化價值觀和社會製度，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四小龍的儒家文化隻是表麵，根本上，四小龍和日本一樣，早已“脫亞入歐（美）”了。
先說香港，香港的繁榮得益於其殖民地統治下國際貿易樞紐港的地位，加上其從製度到文化的全麵英美化，香港社會的儒家文化，隻停留在百姓的生活習俗上，統治階層從價值觀到製度法律徹徹底底的全盤西化。即使在社會文化層麵，香港文化也是一個五彩繽紛的綜合體，有本土的華南文化，更有菲律賓文化、英美文化、日本文化、台灣及韓國文化，所以與其說香港文化是儒家文化，不如說是各種中西文化的嫁接和融合。
事實上，傳統的儒家文化在香港文化中並沒有很深的根基，香港繁榮的根本原因在於西方的法製與管理。以李嘉誠為例，雖然他身上有儒家文化的烙印，但是他的成功卻不是依賴家族式的經營模式而是西方價值觀念下產生的管理理念
台灣的文化也非單一儒家文化，其中原住民文化、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南洋文化的基礎不容忽視，曆史上台灣又受荷蘭殖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和美國占領文化的影響，所以在其經濟崛起的過程中，西方的管理體係主要是日本的管理製度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實早在1885年，台灣就實行了“振興殖產，招徠工商，以為富強之針”的政策，邁出了現代化的第一步。
再者，台灣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也是相當深刻的，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震撼了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華人文化圈，此舉進一步促進了台灣接受西方文化與社會製度。
至於韓國，如果韓國的崛起可以歸咎於儒家文化，那麽同宗同族同處一處的且都以儒家為傳統的的北朝鮮為什麽沒有崛起呢？
事實上，韓國文化和儒家文化是貌合神離的，韓國人本質上缺乏儒家精神，倒是和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很接近。這與曆史上韓國被日本殖民以及戰後被美國占領從而在文化上受日本美國影響是分不開的。
韓國人表麵上推崇儒家文化，但韓國文化更是一種多元文化，其內在價值觀是崇尚自由和創造的西方文化，而儒家文化在韓國成了一種亞文化。 韓國的“拌飯”很能代表他們的文化，這是一種把很多東西摻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傳統與現代、後現代，東方與西方都摻合在韓國文化裏。
韓國曾經存在許多家族企業，以儒家文化的等級和服從為企業文化。其中進入世界500強之一的韓國國際財團在1985年突然倒閉，原因就是該財團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領導核心是由一批缺乏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員組成，而不是由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職業經理人組成。國際財團倒閉的背後原因正是儒家文化。
金融危機爆發後，隨著改革大財團經營結構，韓國傳統的企業管理逐漸拋棄了儒家文化弊端，引進西方文化理念從而走上了西方的現代管理模式。
新加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表麵上新加坡重視傳統的儒家文化，但在更高更深的層麵更加重視西方文化。比起台灣或者香港的華人，新加坡的華人在生活習慣和行為舉止上更加西化，比如大部分香港人說粵語而不說英語，但新加坡人卻以英語為主；新加坡還全盤接受了英國的法律，從法官戴的帽子到法製結構都是全盤英化。
新加坡也是一個多民族種族國籍混居的國家，它以海納百川的精神融合不同文化，所以新加坡不是儒家文化一統天下，自然也非儒家文化主導一切。
在社會文化方麵，新加坡社會的西方色彩更為濃厚。新加坡官方語言為英語，漢語排在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之後，和許多新加坡人交談時他們即使聽得懂漢語也還是用英語回答。新加坡的法定節日有：農曆新年、中秋節、開齋節、泰米爾新年、大寶森節、蹈火節、衛塞節、聖誕節、複活節。
不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曾十分推崇儒家文化，但是他對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著相當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李光耀的提出了“儒家價值觀過時論”。在1999年上海“財富”論壇上，李光耀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出不了企業家。因為中國的儒家文化叫學而優則仕。而美國隻改了一個字，叫學而優則商。李光耀認為，儒家文化強調長者權威，不適應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年輕人創造曆史的世界。
2000年在北京舉行的21世紀論壇上，他大講如何發揮個人的創造性，而對他堅持了幾十年的權威主義隻字不提。2001年1月底，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他鮮明地指出儒家價值觀在信息經濟時代已經過時。他說：“尊重老人在信息時代似乎管不了什麽用。父親未必最有學問，孫子也許懂得更多。”“在信息時代，年輕和一副靈光的腦子是巨大的優勢，在我們的國家裏，做決定的是老人，他們行動遲緩，他們會錯過機會。”在接受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采訪時，他也談到儒家文化在信息時代的不適應，會嚴重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他認為“要改變父母、叔叔大爺、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狀態和價值觀念”。盡管這種改變“是非常艱巨的事”。（ 任劍濤《李光耀為何改弦更張》）
有人指出，和新加坡的大多數華人一樣，李光耀也隻是沿續了中國傳統的生活習性，並沒有繼承什麽儒家思想學說。李光耀不過是在家裏懸掛他同孔子像的合影，根本談不上接受儒家的理論體係。
談論四小龍不能不說說日本，不少中國人隻是一廂情願的認為儒家文化影響日本，殊不知日本人骨子裏是以西方學術精神為支柱的。日本人自“明治維新”以後就以西方為師，“脫亞入歐”。日本人學習西方有一個特點，就是凡是覺得有用的就拿來，或稍稍改頭換麵成為自己的東西，這從他們拋棄漢語，大量接受改編西方語言中可以看出，弄得中國人這個師傅也不得不老老實實借用學生的成果（現代漢語中70%的社會學術語來自日本）。
中國人何時放下文化大國的架子，學學日本的明治維新，學學日本人的“脫亞入歐”的精神氣魄，虛心學習西方的長處，不但是科技上，更是文化和價值觀上的先進之處，而不是老是回過頭在老祖宗的“百寶箱”裏尋求答案。四小龍的經驗已證明：儒學不能救中國。
經濟發展與哲學道德沒什麽直接關係，道德敗壞有時還有利於賺錢。經濟發展取決於自由市場、科學技術、消費等。建議你們幾個多讀點書，再做點思考，然後來談救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