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日記八：與父親交心

我和父親不再就事論事地爭辯時事， 我們一起觀看神州這個電視片。成年以後很少和父母坐一起， 安心欣賞一樣東西。似乎覺得年紀就自然產生代溝， 而不再想我們其實仍然有不少相同點。

父親願意和我同看，還有六歲的小外甥女陪我們同賞，這就使我夠開心了。

開始時， 爸爸問這片子是誰做的， 很有些警惕， 不會是壞人對共產黨員作宣傳的吧。 看了幾集，他慢慢就有了評論，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心中沒有上帝，就什麽壞事都能做。嗯，他說， 這個觀點我同意！影片又談到孫中山，他的口號是“聯共扶蘇”。他也可以為了國家利益遜位給袁世凱。這個人的胸懷很偉大， 也是今天對立的國共兩黨唯一能共同接受信服的領袖。

爸爸說， 隻可惜蔣介石不是孫中山， 毛澤東也不是可以讓步的人， 這兩個都是信奉你死我活的人物。 要是孫中山一直活著， 領導國民黨， 說不定國共真能好好合作，中國可以少死很多人，曆史可就不一樣。

為什麽孫中山有這樣不同的胸懷， 為什麽他有這麽大信心，要把中國從晚清落後衰敗的製度下麵改造過來。 我覺得因為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心中的力量來自一個永恒之處。

爸爸也同意片中說的， 中國的曆史，就是一個互相鬥爭，你死我活， 推翻舊朝，建立新府，穩定一段時間，便有腐敗禍患，再有新的一輪鬥爭的過程。 爸爸若有所思，我心中浮現出來的問題是：難道我們就任它這樣永遠循環下去嗎，有沒有什麽別的良方。

談到信仰， 爸爸說， 你對什麽東西也不要過於癡迷。 壞人好人哪國都有，不因為信仰不同而不同。 我問他：那我做人的準則該是什麽。爸爸說：我們的做人標準應該是， 隻要管自己作善事， 不做壞事。 我說：那善惡的標準是什麽，爸爸想了想說：善就是對自己有利對別人也有益的事情， 惡就是對自己有利對別人有害的事。

我和爸爸的討論很開誠布公。我很高興父女兩個可以這樣認真坦誠地談談做人的問題， 這是我們以前沒有過的誠摯交談，對我對他都有益處。當然， 下次還要繼續討論。

我的思考還在繼續：我同意爸爸的說法，可是，我們能否在每件事情上分辨清楚什麽是“對自己有利對別人有害的事”呢。

當意大利統一戰爭的時候， 歐洲各國國民都認為這是有關政客的責任， 自己無力阻止， 也不能做什麽減輕戰爭的問題。 有一位基督徒亨利杜南， 他認為應該做些事情， 於是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寫揭露戰爭傷害的書籍，組織人自願救助傷員，又推動歐洲各國簽訂了一個條約，戰時不允許虐待戰俘。並且，他用自己家庭的資財和籌款創辦了紅十字會， 去救治戰爭中的傷員。 這個組織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這件真正的善事， 我們可能連想都想不出來， 可是亨利杜南做成功了。 如果他這樣做是善， 當我們能做一件好事而不去努力的時候， 上帝看我們是善還是惡。 

[苗青青]

回複盈袖2006的評論:

我以前沒太想過這個問題， 當和爸爸討論時候，想到這裏， 心中暗歎， 上帝眼中善的標準何其高，我也許一輩子都做不到。 因此， 隻有謙卑自己，順服神的帶領，因為他永遠比我看得高，看得遠，我也能因為單純相信依靠他而得心靈的安息。 信靠他的帶領也信靠他通過耶穌給與我的赦免。

你說的是，從我做的法律這行來說，西方社會的法製文明根基也都是神給我們的。影響西方曆史的著名法學家西塞羅， 孟德斯鳩等等都是信奉自然法， 也就是上帝所造之法的思想家。 整個英美法的理念也是：法律製度是空中客觀在著的一張無縫的網，如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的作用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 隻是去發現這張無形的網而已。法一旦被發現， 就會遲早傳遍西方東方，這在某種程度上未嚐不是上帝能力的顯現。

我之所以常常寫這些信仰思考的文字， 是因為其實人們生命中沒有神時，常常很盲目，也很痛苦，我父母的這種內心的苦惱折磨代表很多中國人的心靈狀況。

我同情體諒父母這種真實的苦惱， 希望整理一些思路， 幫助他們看到我們的迷茫原因何在， 出路在哪裏，盼望在哪裏， 從而得到內心真正的平安與幸福。

我能做多少， 他們能信我多少， 我都不知道。 但是，耶穌說： 你們要去， 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凡我吩咐你們的，都教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最後的一刻。

耶穌這位教師應許常常在我們的身邊，隻要我們向他祈求，力量， 智慧， 愛心，他都會及時賜給我們。

問好盈袖， 願神祝福保守你平安。

[盈袖2006]

當我們能做一件好事而不去努力的時候， 上帝看我們是善還是惡。 -當然就是罪了.

正在看DAVID BENTLEY 的ATHEIST DELUSIONS, 他從曆史的角度說明現代西方社會的很多好的根基都是出於基督理念.

謝謝分享

[苗青青]

紅十字會運動始於歐洲，創始人是瑞士商人讓·亨利·杜南。1859年，他親眼目睹了在意大利北部小鎮索爾弗利諾發生的慘不忍睹的戰役，戰場上滿是受傷的士兵。受傷的士兵無人照料，隻能等死，這樣的場麵令杜南極為震驚。於是，他集合當地的村民，組成誌願隊，救回傷兵，將他們帶到家中或教堂，竭盡所能地照料他們。

　　由於幾乎沒有經過醫療培訓，醫療用品也十分緊缺，他們所能夠做的十分有限。杜南發誓， 他要組織和培訓國際救援隊伍，通過人們的自願行動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些救援隊伍無國界之分，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戰場上工作，為那些受到戰爭傷害的百姓和士兵提供救助。

　　1863年，瑞士日內瓦召開了首次紅十字會會議，擬定了紅十字會運動的原則綱領。在第二次會議上，參加會議的代表起草了《日內瓦公約》。公約製定了一套關於如何處理戰場傷員的規則，以及一般戰爭的行為規範。最初隻有十二個歐洲國家簽署了這份公約。如今，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ICRC）在世界各地的戰區和戰場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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