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內容摘要: 1. 餘英時獲頒獎 指中國無需揚起民族情緒; 2. 專訪餘英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發展; 3. 曾慧燕：人文諾貝爾獎得主餘英時寧靜致遠
美國奔?2月5日，華府國會圖書館傑佛遜大樓大廳舉行頒獎典禮，首位華人得獎者餘英時典禮後應媒體要求展示克魯格獎章。(圖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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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餘英時獲頒獎 指中國無需揚起民族情緒
中央研究院院士餘英時12月5日在華府獲頒被譽為文學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魯格人文研究終身成就獎” (Kluge Prize)，他認為得獎代表“西方對各文明與文化的平等尊重”。他也認為中國無需揚起民族情緒，缺乏人文學術與基本科學的研究，單在經濟上發展，隻是暴發戶，未必是好事。
餘英時在頒獎典禮後表示，得獎的具體意義在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在西方獲得承認。他強調，這個獎可看出美國人的企圖心，他們在學術界願意接受各種文化與文明，不能光講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美國有這樣趨勢，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
他在致辭時特別提到人權，且強調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價值觀，如果中國文化能回歸道教尊重人性和尊嚴的主流，就不會有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
至於當前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國崛起”，還有北京帶動的民族情緒，餘英時也有所批判。他說，他不同意所謂的“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的思維，他認為民族情緒應該避免，中國可以有好發展，但不能光是暴發戶，靠發財，其他文化卻沒有，這不一定是好事。
他說，中國現在崛起，是因為外國人要做生意，要到中國賺錢，看重中國市場便宜人力，希望降低成本而已，但是現在越南人力更低，更熱鬧，而中國也提高工資，所以不必一下子就調高民族情緒，好像下一個世紀就是中國的，沒那麽簡單。
他說，看看美國的學術發展以及基本科學研究，還不隻是技術，像是美國今年拿下這麽多的諾貝爾獎，那人文範疇更不用說，中國根本沒得比，中國這些項目都落後，隻因為經濟跑到前麵去，不能就這樣以為真的站到前麵了。
餘英時言談間並不掩飾他的反共。當許多學者都趕著中國熱到中國鍍金時，曾在六四時公開譴責北京政府的餘英時仍默默地在美國埋頭著書研究，守著他的堅持。
在台灣方麵，餘英時曾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經越洋傳真回台，盼民眾沉穩度過難關。對於台灣的民主，餘英時很珍惜，認為台灣目前雖有很多問題，但隻要走上民主就好。台灣目前雖出不了大格局的政治家，但當選的政治人物若能把本分做好，也是重要貢獻，但如果沒有深厚文化基礎，台灣隻能有搶選票的政治人物。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2000年成立“克魯格中心”，這是由德裔美籍媒體大亨克魯格捐款設立的。餘英時與非裔美國曆史學家佛蘭克林共獲今年克魯格獎，將可平分100萬美元獎金，並獲頒獎章。今年共有一千多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被提名，最後有9位入圍，台灣就有許倬雲和餘英時兩位學者。
國會圖書館館長畢林頓推崇餘英時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可以說是西方人眼中的“第二個胡適”。
今年76歲的餘英時是安徽潛山人，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現在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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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餘英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發展
今年76歲高齡的餘英時先生祖籍安徽潛山，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曆史學博士，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名聞學界，出版書籍30多部，被譽為當代世界級中國史大師。曾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他所獲得的學術榮譽包括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等。
以下是今天專訪餘英時先生的內容。
記者：餘先生您好，祝賀您獲此殊榮。
餘英時：謝謝。另一位獲獎者富蘭克林很了不起，他是美國非裔曆史研究的先鋒人物，他的著作影響非常之大，整個黑人的公民運動，都跟他有很大關係。
記者：您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獎項的宗旨，以及您所從事的研究方向嗎？您是主要因為中文著作還是英文著作而獲獎的呢？
餘英時：這個獎的目的是獎勵諾貝爾獎沒有照顧到的學術領域，著重於人文部分，所以媒體也稱之為“人文諾貝爾獎”，因為諾貝爾獎隻給自然科學，人文方麵隻有文學創作獎，而沒有包括社會科學、哲學等在內的人文研究獎。
獲獎應該跟中、英文著作都有關係。我主要從事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一些詳細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中，在英文中通常是提綱挈領的說出個大概來。
記者：您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又是因這些研究而獲獎的第一位華裔教授，獲得美國主流學術界的肯定，您認為這有什麽特殊的意義呢？
餘英時：這說明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研究比較重視，美國社會沒有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這是很好的事情。
這個獎項對其他學者可能起一個鼓勵作用，會引起別人的好奇心，覺得研究中國的東西不是很偏。
記者：在美國，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和曆史的學者多嗎？
餘英時：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曆史和思想的人才到處都有，而且非常傑出，在美國大學教書的多得很。並不隻是中國人才研究中國的東西，這一點大家不要忽略。這50多年來，美國對中國古代的研究有很大的成長。
沒有這個大基礎，我也不會被提名，中國的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到得獎的這一步。我後來才知道，美國教授寫信提名或支持我的可能比例很高。
記者：這是否也反映中國文化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在不斷深入呢？
餘英時：是的。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開始慢慢普及化了，程度也提高了。一個大學就有好幾個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國古代史，而且是極有成就的教授。
記者：東西方文化是否有共通之處？
餘英時：有很多。中國也講究人權，講人的尊嚴，中國跟西方並不是相反的，所有傳統的文化都有共通之處，共同處多於分歧。
從19世紀末年，中國人就開始接受了民主自由，早年的知識分子都主張民主自由憲政。這些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點不衝突。中國沒有機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沒有辦法選舉，隻是靠武力打天下。人人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儒家學者看到西方可以不用武力奪天下，就覺得民主非有不可。
記者：您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什麽呢？
餘英時：中國古代早就有對人道精神和人性尊嚴的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是一個整個的概念。中國人認為在日常生活之外，還有一個精神上最高的東西，就是道。我們叫道，外國叫上帝。隻是不同的叫法，都是指的超人的世界。如果隻是在一個層麵上，隻是飲食男女，那就談不上道了。有了道，飲食男女才有意義。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中國特色。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還是有不少寬鬆的空間，否則偉大的文學創作便不可能出現，李白、杜甫的詩、曹雪芹的小說等偉大的作品又如何能出現和流傳呢？
記者：您本人是否有信仰呢？
餘英時：我就信仰人生有道。正義、公平這些理念。宗教隻是信仰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表現方式。
中國把人看成不隻是一個物質的動物，而是有精神追求的，希望能提升生活的境界，名符其實的做一個人。內心不慚愧，對天不慚愧，這是一種基本原則，這個也包括宗教、道德、哲學。
記者：所以說，這種道的思想貫穿於生活的方方麵麵？包括做人的準則？
餘英時：是的。中國的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實現的。如果道隻是一個念書人心中的觀念，那就沒有意義了，必需在生活中體現出來。西方人搞慈善事業，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教的道，也是一樣。
人就活幾十年，生命短暫，要好好利用生命，要對別人有好處，產生積極的效果。不要害人，至少要做到不損人利己。這是最起碼的準則。
也不能完全抹殺自己。李白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有才，都可以有不同的發揮，大大小小都是才。
記者：獲獎對您的生活有影響嗎？
餘英時：其實我覺得，獲獎是一個結果，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我得了獎現在還是照常回書房做事，這一個月吵吵鬧鬧的把我念書時間都耽誤了。並不是我不看重這個獎，而是覺得這個獎隻是個象征意義，過去就過去了。
如果陶醉於其中，那是很空虛的。得獎是個好事情，但不能太重視。
記者：這種心態是否也是您對“道”的體現？
餘英時：可以說這是我對道的體會。隻能說我向往道，但不能說我做到了道，我很多地方都不足，我自己很清楚。
為得獎而活、為得獎而工作，是荒唐的。得獎隻是一個象征性的意義，不值得特別重視。名與利都是很俗的東西。一天到晚沉醉於其中，那就不是一種好的生活境界。
記者：您對目前中國文化的現狀如何看呢？是否存在對傳統文化的迷失呢？
餘英時：一言難盡。中國文化正在變化當中，還沒有定型。需要長期努力，一時改變不了。不好的東西會隨著時間被淘汰。
一般人總是會被現實的東西所牽住，生活中沒有時間的深度，在最現實當中混，沒有時間深度就接觸不到道，就隻是在物質上轉了。
記者：這種物欲是否是受中共黨文化的影響呢？
餘英時：黨文化是從蘇聯來的，不是中國的東西。不少激進的人希望借西方的東西廢除中國傳統以完成革命，那中國的東西就被犧牲了，但政治權力並沒有持久性，例如，毛澤東一死，文化大革命也就沒有了，政治生命很短促。我希望文化長期起作用，政治隻是短時的。
記者：是否可以認為，文化是一個社會或者國家其它事務的基礎？
餘英時：是的。每個民族都有文化傳統，文化是不可能滅絕的。而一個國家的興盛隻靠科技、經濟那些立竿見影的東西，是不夠的，還需要人文修養的部分。
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崗位上工作，積極的不要做損人利己之事，那對社會整體就是大好事。中國儒家也講，從家庭開始，從親到疏，慢慢將關愛擴展，不是隻愛自己家的人。孝順自己的父母，也要尊重別人家的老人；愛護自己的小孩，也要重視別人家的小孩。從基本的、生活中做起，先盡自己的本職。
記者：您的著作在台灣也很暢銷。您認為台灣在保存傳統文化方麵如何呢？
餘英時：台灣跟香港一樣，沒有經過暴力革命，因此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多一些。整個大陸殺了無數人。香港受當時的殖民主義國家的保護，反而沒有受到革命的衝擊，沒有發生殺人流血的事情。台灣也沒有因為革命而殺人，也沒有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暴力革命。
記者：您對中國興起的孔子熱怎麽看？
餘英時：如果在精神上回歸孔子，回向中國的道，那是可取的。如果別有打算，不是為了提升民族和個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利用孔子之名，達到其它目的，那就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記者：您是指官方嗎？
餘英時：官方也有，民間學者附和的也有。現在中國沒有一定的潮流，現在是亂流，正麵的、負麵的都有。其中也有不少人真關心文化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暫且看看它怎麽發展吧。
記者：現在外國人重視中國文化的潮流似乎更盛？
餘英時：其實最排斥中國文化的恐怕還是中國人，罵中國文化罵了100年，都是中國人開始罵的。外國人隻是撿中國人的話來講的。
我讀過許多中國激進學人痛斥傳統文化的文字，動機也許是為了改進社會，但久而久之成了習慣，便覺得中國以前的文化都是現代化的障礙了。種什麽因，得什麽果，這是值得反思的。
記者：是否會“出口轉內銷”呢？
餘英時：這是有可能的，現在就有些轉向。無論在大陸，或大陸以外，華人反中國傳統文化、反儒家思想的氣氛都在慢慢減弱。這需要長期努力。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的采訪。您看還有什麽要補充的嗎？
餘英時：謝謝。最後我必須說明∶任何文化的傳統都有長久價值的部分和受時空限製的部分。長久價值是值得經過不斷更新而保存的，受時空限製的部分則不斷被淘汰而消失。這是一個自然曆史演化的過程。中國文化傳統也是如此。
所以我並不主張保存所有過去存在過的東西，更不是主張中國文化傳統應該原封不動，不隨著時代的更新而獲得新生命。事實上，中國幾千年文化一直在推陳出新的演化之中。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到了唐宋以後已成為中國的佛教了，如禪宗、天台、華嚴三宗都是中國人創新的佛教了。
近一百多年來，西方文化的主要價值也傳到中國，受中國人的重視。“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學”，今天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了。隻是怎樣吸收“民主”和“科學”還沒有完全解決好，今後仍需不斷努力。
總之，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我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價值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不必是永久衝突的。所以我決不是一個中國文化的保守派。這一點希望讀者理解。
曾慧燕：人文諾貝爾獎得主餘英時寧靜致遠
以“寧靜致遠，淡泊明誌”為人生座右銘的著名華裔曆史學家餘英時，以治中國思想文化史而馳名國際學界。經過逾半世紀的“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11月15日，餘英時與非裔曆史學家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預定12月5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餘英時教授11月16日在普林斯頓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訪問時謙稱，他是“糊裏糊塗”得獎，個人對得獎以平常心對待。早在幾天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已在電話中告知他這一喜訊。
他雖覺意外，但內心十分平靜，“獲獎固然可喜，但不會太興奮”。
學貫中西卓然有成
畢靈頓館長15日宣布餘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淵博，“而他在中國曆史、思想和文化方麵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做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餘英時的同儕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曆史學家”，“在當代以中文創作的曆史學家中，其作品最廣為流傳”。
餘英時學貫中西，橫跨“思想世界”與“曆史世界”，兼具學院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之長，並以曆史的達觀、思想的縝密及分析精闢著稱。主要以漢語寫作的餘英時，高興首次有華裔學者獲得“克魯奇獎”。他說，這個獎凸顯以華文從事學術研究的地位與重要性，也等於承認華文寫作獲得世界肯定，同時意味美國主流學界對研究中國曆史的肯定，所以，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來說，比個人得獎重要得多”。
中國知識界大多認為餘英時作為首位華裔學者得獎，對中國史研究學界、世界華人學者都是一大喜訊。如同《紐約時報》報導所言，餘英時大部分著作以中文寫成。不過，他強調自己也寫了不少英文論著，除專書“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還有數十篇份量很重的專門論文在各重要學術刊物和論文集發表。他現在正將這些論文編成兩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麵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餘英時英文論著漢語集》，即有四冊之多。而這次獲獎，把他的中文著作包括在內，殊屬難得。
“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於2003年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以億萬富豪、媒體大亨克魯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魯奇於2000年向國會圖書館捐款7300萬美元，以建立一個學者中心及其他學術計畫，包括克魯奇獎。該獎項專門頒給諾貝爾獎遺漏的領域，以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科學獎），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這是一個國際性獎項，得獎人國籍、語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書寫，目的在於表彰得獎人在人文研究範疇，如曆史、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藝文評論以及語言學等方麵做出的“重大深遠的貢獻”，故此獎被稱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克魯奇獎評審委員會指出，此獎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首先自全球範圍內邀請2000多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提名推薦。評選標準有三項：一、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二、在人文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三、對公眾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終審評委會由五位著名學者組成，對經過嚴格審核與篩選後晉入決賽的九名入圍者進行討論，再由圖書館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畢靈頓最後選了餘英時和富蘭克林為得獎人。富蘭克林是非裔，畢生致力研究美國非裔史，其成名作為《從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魯奇畢生學術成就獎的條件。
克魯奇獎首位獲獎人是波蘭裔哲學家柯拉柯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代表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2004年度得主是耶魯大學曆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與法國哲學家李克爾（Paul Ricoeur）。2005年克魯奇得獎人從缺。
餘英時表示，並不清楚是誰推薦他角逐“克魯奇獎”，他透露兩年前曾獲提名，當年得獎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魯大學時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著稱。
76歲的餘英時對自己成為本年度克魯奇獎得主頗感意外。與他同時得獎的富蘭克林，高齡91歲，曾任美國曆史學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餘英時是近50年來卓然有成的中國史家，尤其對中國曆史思想、文化別具隻眼，並一直著眼於中國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餘英時說自己“一輩子在書齋工作”，得獎原因相信是由於“一生的學術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當作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為媒體炒作的對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則“是對學問的大不敬”。
問他將如何使用50萬元獎金？他說還沒有時間考慮這個問題，自得獎消息公布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道賀電話及媒體要求採訪的電話響個不停，他感謝大家對他的祝賀，但“希望這個「熱鬧」趕快過去，讓我安安靜靜繼續潛心學問”。他強調，得獎與否，並不加多或減少外界對自己的承認，他是“被動”的，沒有大喜大悲的情緒。
結廬躬耕無欲則剛
餘英時於2001年6月從普林斯頓大學正式退休，“與太太（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陳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倆人生價值觀相同，不僅是生活伴侶，而且還是朋友”，夫妻感情諧樂和合，心靈溝通，他非常滿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餘英時奉為座右銘的“寧靜致遠，淡泊明誌”，出自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這種無欲則剛的境界，正是餘英時追求的。他現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餘英時退休後，近年逐漸淡出公眾活動，潛心著書立說，尤其嚮往“東籬採菊”的生活，與當年諸葛亮結廬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轍。他深有體會地說，退休後才有時間寫自己想寫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他希望爭取更多時間讀書寫作，“追求精神上的鬆下幽徑和銀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橋在“隨筆”中以《聞餘英時榮休感興》為題撰文說，餘英時“以曆史為專業，隻為學術、為國族而求博，也不以當國人導師為己任，平實得很。他今後放下雜務，坐聽露華湘水，閒看風葉楚雲，暫忘魚梁渡頭爭爭吵吵的喧嘩，寫意得很了。”
餘英時先後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四年、哈佛11年、耶魯10年、普林斯頓14年，以在普大最久。本來他在1999年就準備退休，但校方非常禮遇，一再挽留，延到2001年才如願以償。
他說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書40年，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這是第一次獲得充分自由。”他又謙稱，“我的知識太缺乏，退休後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麵的書”。
他自言為人低調，與世無爭，沒有政治野心，“從來不想撈取什麼”。
餘英時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是圍棋高手。他寫“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動傳神。由於名聲在外，大陸的《圍棋天地》雜誌曾經邀他寫文章。一般圍棋國手，在緊要處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條大龍，牽動全局。而餘英時正是“曆史研究園地的高段國手”，本著曆史學者的使命感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他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克盡言責，以文章報國，揮董狐之筆，經常針砭時局直言批評，文章震動士林，引起關注。而他國學根基雄厚，文筆精煉，意涵淵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氣和詩才，讀來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為文特色，別人學都學不來。他自言這與他少年時在家鄉安徽潛山沒有受過正式學校教育有關，因此思想比較不受拘束。
餘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小時候碰上抗戰，住過北京、開封、南京，後來從安慶回到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他自言九年鄉間生活，讀了一本“珍貴的、無字的社會書”。
“餘英時熱”應運而生
餘英時1950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這是他整個人生的重大轉捩點。錢穆對餘英時的學術思路有著重要影響，兩人既有師生之誼，兼具友人之情。餘英時後來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追思錢穆的治學與為人，讀來感人至深。
餘英時後來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師從當代漢學泰鬥楊聯陞，獲曆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曆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及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中國讀書界九○年代掀起“錢穆熱”，繼“錢穆熱”後，2004年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十卷本《餘英時文集》及《重尋胡適曆程》等著作，三聯書店也不甘後人，相繼出版多種餘英時著作，“餘英時熱”應運而生。這位旅美的曆史人文學者，多年來對共產黨的專製獨裁大加撻伐，儘管北京當局對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地位日趨重要，著作熱賣，擁有眾多讀者。
餘英時的文字可分為三方麵：專業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評論以及針砭時弊的政論。他的近著《重尋胡適曆程》在大陸發行。讀書界高度讚譽說：“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還有餘英時。”“由胡適看現代中國，是切入現代中國史的捷徑。而由餘英時看胡適，又是深入胡適思想的方便法門。”
餘英時成為中西方學界眼中的胡適之後的第二位中國知識菁英大師，他本人卻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適第二”。他認為“做自己才最重要”，“餘英時就是餘英時”，每個人都做自己，這個世界才會豐富多彩。所以，他這輩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學者，但並不膜拜（worship）任何一個人。
自20世紀八○年代以來，海外漢語學界開始引起中國讀書界的關注，“當代新儒家”成為關注的一個焦點。餘英時作為錢穆的弟子，被歸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這種身分進入大陸知識界的視野。有人推崇餘英時為“新儒學權威”。他強調，不希望變成某一種權威，“這種事情永遠不要在我身上出現，這是庸俗的東西。”他也不願接受“新儒家”的美稱。
餘英時的自我定位應是一個文化中國人。他在撰寫《論士衡史序》一文時自我介紹說：“我自問在文化意識上始終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我也曾論證過，「中國」自始便是一個文化觀念。”
餘英時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把宗教與世俗關懷結合起來。他說：“與西方知識分子比較，他們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
“手工業家”著作等身
華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餘英時對此有非常精闢獨到的見解。他說，立誌是讀書的第一要義，人總要找個誌趣出來，人可以立不同的誌，傳統讀書人一立誌就要做聖賢，做大人物，現在不必立誌做大人物，立誌做好某一種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沒有誌，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說，每個人都應確定自己的人生奮鬥目標，但不需要人人立誌做“大人物”，世上隻有一個孫中山先生，不會有第二個，所以每個人都隻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對自己負責，“這本來就是老生常談的東西”。
有些人把知識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學者。餘英時認為，立誌做生意、辦學校、開個小店、小工廠，都是立誌，跟聖賢立的誌比起來並不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用處，一如李白說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餘英時做學問不做筆記、不畫眉批，卻能引經據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對此表示佩服。餘英時說：“那也不見得，真正寫嚴肅東西，我必須有書房、圖書館，離開書本，寫東西不習慣、不放心，隨便引一、兩句詩也可能錯一、兩個字，因為人的記憶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聞強記這回事，也不讚成故意去背一些東西，把腦子填死掉了。他服膺愛因斯坦的話：“百科全書能查到的東西，我都不記。”
儘管科技發達，電腦大行其道，但餘英時不用電腦，不上網，卻著作等身，迄今出版了3多部學術著作，各種風格的文章不計其數。“太太笑我是「手工業專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輩子”。餘英時笑說。
他不但以文載道，更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人”。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基於對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的義憤，他十多年來不曾踏上中國大陸一步，一直堅定不移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和組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做了大量工作，卻從不居功。許多流亡知識菁英迄今提到餘英時夫婦當年的庇護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陣子有人誤傳餘英時訪問中國，他澄清並非事實。他說，早在1978年，曾以團長身分率領美國漢學研究考察團訪問北京、河南洛陽、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專著《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一書出中文版，舊事重提，時空交錯，可能因此引致誤會。
餘英時目前不想遠行，他說“年紀大了飛不動了。”另一方麵，他覺得應該儘量爭取剩下不多的時間，再讀點以前未讀過的書，也許還可以在曆史研究方麵多作一點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認為，一個人要有操守，堅持原則，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
不要光聽對方嘴巴說什麼，而是要看他的行為。
他表示，這次得的是學術獎，不必過分強調政治，但他不諱言，從學術、文化的立場出發，肯定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等價值，他認為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價值，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適早就在中英文著作中論證過，他覺得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
他認為，他的自由主義基本立場早已表達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說了。對於實際政治，他“絕對沒有興趣，更無時間捲入。偶然為各種書寫序談到政治，也隻是對受壓迫異議人士表示一種精神上的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靜靜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來伴”，他說夫妻之間，不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還要有共同語言，談得來，才能產生精神共鳴。另外，體諒也很重要，餘英時的菸齡長達半世紀，早在大學時代就已開始抽菸，成為與寫作分不開的習慣，而太太卻能諸多包容，“這是很難得的。”他一副幸福滿足的表情。
餘英時小檔案
餘英時，著名曆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於天津。
●學曆：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鬥楊聯升。
●經曆：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 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版書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從價值係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 意義》、《史學與傳統》、《曆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書籍目錄：
1.《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製度的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注：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製度與近代文明》，台中漢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論》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4.《到思維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 ，1984)
5.《自由與平等之間》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漢新出版社重 ? 印本易名《自由與平等》，1984)
6.《文明論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7.《方以智晚節考》 (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 訂擴大版，1986)
8.《曆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9.《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香港龍門書店，? 1976；台北華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本， ? 1996)
10.《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1981 年?? 增訂再版 )
11.《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12.《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14.《從價值係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1984)
15.《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7；森紀子日譯本，東京平凡社，1991；鄭仁在韓譯本，大韓?? 教科書株式會社，1993)
16.《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18.《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台北三民書局，?? 1991；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年本《錢穆與中國文化》）
20.《內在超越之路：餘英時新儒學論著輯要》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1992)
21.《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
22.《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
23.《曆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24.《現代儒學論》 (美國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國知識分子論》(康正果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27.《論士衡史》(傅傑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 文化公司，2003)
29.《餘英時文集》(十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學與政治變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尋胡適曆程》(台北聯經出版，2004)
32.《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台北聯經?? ，即將出版 )
來源：DJY/WJ ＊ ( )
美國奔?2月5日，華府國會圖書館傑佛遜大樓大廳舉行頒獎典禮，首位華人得獎者餘英時典禮後應媒體要求展示克魯格獎章。(圖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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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餘英時獲頒獎 指中國無需揚起民族情緒
中央研究院院士餘英時12月5日在華府獲頒被譽為文學界諾貝爾獎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克魯格人文研究終身成就獎” (Kluge Prize)，他認為得獎代表“西方對各文明與文化的平等尊重”。他也認為中國無需揚起民族情緒，缺乏人文學術與基本科學的研究，單在經濟上發展，隻是暴發戶，未必是好事。
餘英時在頒獎典禮後表示，得獎的具體意義在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在西方獲得承認。他強調，這個獎可看出美國人的企圖心，他們在學術界願意接受各種文化與文明，不能光講西方文化、西方哲學，美國有這樣趨勢，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
他在致辭時特別提到人權，且強調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價值觀，如果中國文化能回歸道教尊重人性和尊嚴的主流，就不會有中西文化衝突的問題。
至於當前國際社會關注的“中國崛起”，還有北京帶動的民族情緒，餘英時也有所批判。他說，他不同意所謂的“時間站在中國這一邊”的思維，他認為民族情緒應該避免，中國可以有好發展，但不能光是暴發戶，靠發財，其他文化卻沒有，這不一定是好事。
他說，中國現在崛起，是因為外國人要做生意，要到中國賺錢，看重中國市場便宜人力，希望降低成本而已，但是現在越南人力更低，更熱鬧，而中國也提高工資，所以不必一下子就調高民族情緒，好像下一個世紀就是中國的，沒那麽簡單。
他說，看看美國的學術發展以及基本科學研究，還不隻是技術，像是美國今年拿下這麽多的諾貝爾獎，那人文範疇更不用說，中國根本沒得比，中國這些項目都落後，隻因為經濟跑到前麵去，不能就這樣以為真的站到前麵了。
餘英時言談間並不掩飾他的反共。當許多學者都趕著中國熱到中國鍍金時，曾在六四時公開譴責北京政府的餘英時仍默默地在美國埋頭著書研究，守著他的堅持。
在台灣方麵，餘英時曾在1996年台海危機時，經越洋傳真回台，盼民眾沉穩度過難關。對於台灣的民主，餘英時很珍惜，認為台灣目前雖有很多問題，但隻要走上民主就好。台灣目前雖出不了大格局的政治家，但當選的政治人物若能把本分做好，也是重要貢獻，但如果沒有深厚文化基礎，台灣隻能有搶選票的政治人物。
美國國會圖書館在2000年成立“克魯格中心”，這是由德裔美籍媒體大亨克魯格捐款設立的。餘英時與非裔美國曆史學家佛蘭克林共獲今年克魯格獎，將可平分100萬美元獎金，並獲頒獎章。今年共有一千多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被提名，最後有9位入圍，台灣就有許倬雲和餘英時兩位學者。
國會圖書館館長畢林頓推崇餘英時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可以說是西方人眼中的“第二個胡適”。
今年76歲的餘英時是安徽潛山人，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現在他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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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餘英時：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與發展
今年76歲高齡的餘英時先生祖籍安徽潛山，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曆史學博士，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名聞學界，出版書籍30多部，被譽為當代世界級中國史大師。曾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他所獲得的學術榮譽包括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等。
以下是今天專訪餘英時先生的內容。
記者：餘先生您好，祝賀您獲此殊榮。
餘英時：謝謝。另一位獲獎者富蘭克林很了不起，他是美國非裔曆史研究的先鋒人物，他的著作影響非常之大，整個黑人的公民運動，都跟他有很大關係。
記者：您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獎項的宗旨，以及您所從事的研究方向嗎？您是主要因為中文著作還是英文著作而獲獎的呢？
餘英時：這個獎的目的是獎勵諾貝爾獎沒有照顧到的學術領域，著重於人文部分，所以媒體也稱之為“人文諾貝爾獎”，因為諾貝爾獎隻給自然科學，人文方麵隻有文學創作獎，而沒有包括社會科學、哲學等在內的人文研究獎。
獲獎應該跟中、英文著作都有關係。我主要從事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一些詳細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中，在英文中通常是提綱挈領的說出個大概來。
記者：您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又是因這些研究而獲獎的第一位華裔教授，獲得美國主流學術界的肯定，您認為這有什麽特殊的意義呢？
餘英時：這說明西方學術界對中國研究比較重視，美國社會沒有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這是很好的事情。
這個獎項對其他學者可能起一個鼓勵作用，會引起別人的好奇心，覺得研究中國的東西不是很偏。
記者：在美國，致力於研究中國文化和曆史的學者多嗎？
餘英時：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曆史和思想的人才到處都有，而且非常傑出，在美國大學教書的多得很。並不隻是中國人才研究中國的東西，這一點大家不要忽略。這50多年來，美國對中國古代的研究有很大的成長。
沒有這個大基礎，我也不會被提名，中國的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到得獎的這一步。我後來才知道，美國教授寫信提名或支持我的可能比例很高。
記者：這是否也反映中國文化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在不斷深入呢？
餘英時：是的。西方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開始慢慢普及化了，程度也提高了。一個大學就有好幾個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國古代史，而且是極有成就的教授。
記者：東西方文化是否有共通之處？
餘英時：有很多。中國也講究人權，講人的尊嚴，中國跟西方並不是相反的，所有傳統的文化都有共通之處，共同處多於分歧。
從19世紀末年，中國人就開始接受了民主自由，早年的知識分子都主張民主自由憲政。這些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點不衝突。中國沒有機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沒有辦法選舉，隻是靠武力打天下。人人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儒家學者看到西方可以不用武力奪天下，就覺得民主非有不可。
記者：您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什麽呢？
餘英時：中國古代早就有對人道精神和人性尊嚴的論述。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是一個整個的概念。中國人認為在日常生活之外，還有一個精神上最高的東西，就是道。我們叫道，外國叫上帝。隻是不同的叫法，都是指的超人的世界。如果隻是在一個層麵上，隻是飲食男女，那就談不上道了。有了道，飲食男女才有意義。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中國特色。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國古代的社會文化還是有不少寬鬆的空間，否則偉大的文學創作便不可能出現，李白、杜甫的詩、曹雪芹的小說等偉大的作品又如何能出現和流傳呢？
記者：您本人是否有信仰呢？
餘英時：我就信仰人生有道。正義、公平這些理念。宗教隻是信仰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表現方式。
中國把人看成不隻是一個物質的動物，而是有精神追求的，希望能提升生活的境界，名符其實的做一個人。內心不慚愧，對天不慚愧，這是一種基本原則，這個也包括宗教、道德、哲學。
記者：所以說，這種道的思想貫穿於生活的方方麵麵？包括做人的準則？
餘英時：是的。中國的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實現的。如果道隻是一個念書人心中的觀念，那就沒有意義了，必需在生活中體現出來。西方人搞慈善事業，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基督教的道，也是一樣。
人就活幾十年，生命短暫，要好好利用生命，要對別人有好處，產生積極的效果。不要害人，至少要做到不損人利己。這是最起碼的準則。
也不能完全抹殺自己。李白說“天生我才必有用”。每個人都有才，都可以有不同的發揮，大大小小都是才。
記者：獲獎對您的生活有影響嗎？
餘英時：其實我覺得，獲獎是一個結果，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很快就過去了。我得了獎現在還是照常回書房做事，這一個月吵吵鬧鬧的把我念書時間都耽誤了。並不是我不看重這個獎，而是覺得這個獎隻是個象征意義，過去就過去了。
如果陶醉於其中，那是很空虛的。得獎是個好事情，但不能太重視。
記者：這種心態是否也是您對“道”的體現？
餘英時：可以說這是我對道的體會。隻能說我向往道，但不能說我做到了道，我很多地方都不足，我自己很清楚。
為得獎而活、為得獎而工作，是荒唐的。得獎隻是一個象征性的意義，不值得特別重視。名與利都是很俗的東西。一天到晚沉醉於其中，那就不是一種好的生活境界。
記者：您對目前中國文化的現狀如何看呢？是否存在對傳統文化的迷失呢？
餘英時：一言難盡。中國文化正在變化當中，還沒有定型。需要長期努力，一時改變不了。不好的東西會隨著時間被淘汰。
一般人總是會被現實的東西所牽住，生活中沒有時間的深度，在最現實當中混，沒有時間深度就接觸不到道，就隻是在物質上轉了。
記者：這種物欲是否是受中共黨文化的影響呢？
餘英時：黨文化是從蘇聯來的，不是中國的東西。不少激進的人希望借西方的東西廢除中國傳統以完成革命，那中國的東西就被犧牲了，但政治權力並沒有持久性，例如，毛澤東一死，文化大革命也就沒有了，政治生命很短促。我希望文化長期起作用，政治隻是短時的。
記者：是否可以認為，文化是一個社會或者國家其它事務的基礎？
餘英時：是的。每個民族都有文化傳統，文化是不可能滅絕的。而一個國家的興盛隻靠科技、經濟那些立竿見影的東西，是不夠的，還需要人文修養的部分。
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崗位上工作，積極的不要做損人利己之事，那對社會整體就是大好事。中國儒家也講，從家庭開始，從親到疏，慢慢將關愛擴展，不是隻愛自己家的人。孝順自己的父母，也要尊重別人家的老人；愛護自己的小孩，也要重視別人家的小孩。從基本的、生活中做起，先盡自己的本職。
記者：您的著作在台灣也很暢銷。您認為台灣在保存傳統文化方麵如何呢？
餘英時：台灣跟香港一樣，沒有經過暴力革命，因此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多一些。整個大陸殺了無數人。香港受當時的殖民主義國家的保護，反而沒有受到革命的衝擊，沒有發生殺人流血的事情。台灣也沒有因為革命而殺人，也沒有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暴力革命。
記者：您對中國興起的孔子熱怎麽看？
餘英時：如果在精神上回歸孔子，回向中國的道，那是可取的。如果別有打算，不是為了提升民族和個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利用孔子之名，達到其它目的，那就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記者：您是指官方嗎？
餘英時：官方也有，民間學者附和的也有。現在中國沒有一定的潮流，現在是亂流，正麵的、負麵的都有。其中也有不少人真關心文化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暫且看看它怎麽發展吧。
記者：現在外國人重視中國文化的潮流似乎更盛？
餘英時：其實最排斥中國文化的恐怕還是中國人，罵中國文化罵了100年，都是中國人開始罵的。外國人隻是撿中國人的話來講的。
我讀過許多中國激進學人痛斥傳統文化的文字，動機也許是為了改進社會，但久而久之成了習慣，便覺得中國以前的文化都是現代化的障礙了。種什麽因，得什麽果，這是值得反思的。
記者：是否會“出口轉內銷”呢？
餘英時：這是有可能的，現在就有些轉向。無論在大陸，或大陸以外，華人反中國傳統文化、反儒家思想的氣氛都在慢慢減弱。這需要長期努力。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的采訪。您看還有什麽要補充的嗎？
餘英時：謝謝。最後我必須說明∶任何文化的傳統都有長久價值的部分和受時空限製的部分。長久價值是值得經過不斷更新而保存的，受時空限製的部分則不斷被淘汰而消失。這是一個自然曆史演化的過程。中國文化傳統也是如此。
所以我並不主張保存所有過去存在過的東西，更不是主張中國文化傳統應該原封不動，不隨著時代的更新而獲得新生命。事實上，中國幾千年文化一直在推陳出新的演化之中。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到了唐宋以後已成為中國的佛教了，如禪宗、天台、華嚴三宗都是中國人創新的佛教了。
近一百多年來，西方文化的主要價值也傳到中國，受中國人的重視。“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學”，今天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了。隻是怎樣吸收“民主”和“科學”還沒有完全解決好，今後仍需不斷努力。
總之，中國文化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我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價值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不必是永久衝突的。所以我決不是一個中國文化的保守派。這一點希望讀者理解。
曾慧燕：人文諾貝爾獎得主餘英時寧靜致遠
以“寧靜致遠，淡泊明誌”為人生座右銘的著名華裔曆史學家餘英時，以治中國思想文化史而馳名國際學界。經過逾半世紀的“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11月15日，餘英時與非裔曆史學家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預定12月5日前往國會圖書館領獎。
餘英時教授11月16日在普林斯頓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訪問時謙稱，他是“糊裏糊塗”得獎，個人對得獎以平常心對待。早在幾天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已在電話中告知他這一喜訊。
他雖覺意外，但內心十分平靜，“獲獎固然可喜，但不會太興奮”。
學貫中西卓然有成
畢靈頓館長15日宣布餘英時獲獎時，盛讚他學識淵博，“而他在中國曆史、思想和文化方麵所作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做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許多學科和時空領域”。
餘英時的同儕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曆史學家”，“在當代以中文創作的曆史學家中，其作品最廣為流傳”。
餘英時學貫中西，橫跨“思想世界”與“曆史世界”，兼具學院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之長，並以曆史的達觀、思想的縝密及分析精闢著稱。主要以漢語寫作的餘英時，高興首次有華裔學者獲得“克魯奇獎”。他說，這個獎凸顯以華文從事學術研究的地位與重要性，也等於承認華文寫作獲得世界肯定，同時意味美國主流學界對研究中國曆史的肯定，所以，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來說，比個人得獎重要得多”。
中國知識界大多認為餘英時作為首位華裔學者得獎，對中國史研究學界、世界華人學者都是一大喜訊。如同《紐約時報》報導所言，餘英時大部分著作以中文寫成。不過，他強調自己也寫了不少英文論著，除專書“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還有數十篇份量很重的專門論文在各重要學術刊物和論文集發表。他現在正將這些論文編成兩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麵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餘英時英文論著漢語集》，即有四冊之多。而這次獲獎，把他的中文著作包括在內，殊屬難得。
“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於2003年透過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以億萬富豪、媒體大亨克魯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魯奇於2000年向國會圖書館捐款7300萬美元，以建立一個學者中心及其他學術計畫，包括克魯奇獎。該獎項專門頒給諾貝爾獎遺漏的領域，以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諾貝爾獎沒有人文科學獎），獎金高達一百萬美元。這是一個國際性獎項，得獎人國籍、語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書寫，目的在於表彰得獎人在人文研究範疇，如曆史、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宗教、藝文評論以及語言學等方麵做出的“重大深遠的貢獻”，故此獎被稱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
克魯奇獎評審委員會指出，此獎評選過程相當嚴謹，首先自全球範圍內邀請2000多名大學校長、高等研究機構負責人，以及相關學科的著名學者提名推薦。評選標準有三項：一、其學術研究被同行公認為對本學科具有傑出貢獻；二、在人文科學界具有跨學科的意義；三、對公眾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終審評委會由五位著名學者組成，對經過嚴格審核與篩選後晉入決賽的九名入圍者進行討論，再由圖書館館長親自決定誰能得獎。畢靈頓最後選了餘英時和富蘭克林為得獎人。富蘭克林是非裔，畢生致力研究美國非裔史，其成名作為《從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魯奇畢生學術成就獎的條件。
克魯奇獎首位獲獎人是波蘭裔哲學家柯拉柯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代表作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2004年度得主是耶魯大學曆史學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與法國哲學家李克爾（Paul Ricoeur）。2005年克魯奇得獎人從缺。
餘英時表示，並不清楚是誰推薦他角逐“克魯奇獎”，他透露兩年前曾獲提名，當年得獎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魯大學時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著稱。
76歲的餘英時對自己成為本年度克魯奇獎得主頗感意外。與他同時得獎的富蘭克林，高齡91歲，曾任美國曆史學會會長，現為杜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餘英時是近50年來卓然有成的中國史家，尤其對中國曆史思想、文化別具隻眼，並一直著眼於中國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餘英時說自己“一輩子在書齋工作”，得獎原因相信是由於“一生的學術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當作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為媒體炒作的對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則“是對學問的大不敬”。
問他將如何使用50萬元獎金？他說還沒有時間考慮這個問題，自得獎消息公布後，來自世界各地的道賀電話及媒體要求採訪的電話響個不停，他感謝大家對他的祝賀，但“希望這個「熱鬧」趕快過去，讓我安安靜靜繼續潛心學問”。他強調，得獎與否，並不加多或減少外界對自己的承認，他是“被動”的，沒有大喜大悲的情緒。
結廬躬耕無欲則剛
餘英時於2001年6月從普林斯頓大學正式退休，“與太太（名教育家陳雪屏之女陳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倆人生價值觀相同，不僅是生活伴侶，而且還是朋友”，夫妻感情諧樂和合，心靈溝通，他非常滿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餘英時奉為座右銘的“寧靜致遠，淡泊明誌”，出自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這種無欲則剛的境界，正是餘英時追求的。他現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餘英時退休後，近年逐漸淡出公眾活動，潛心著書立說，尤其嚮往“東籬採菊”的生活，與當年諸葛亮結廬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轍。他深有體會地說，退休後才有時間寫自己想寫的書，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他希望爭取更多時間讀書寫作，“追求精神上的鬆下幽徑和銀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橋在“隨筆”中以《聞餘英時榮休感興》為題撰文說，餘英時“以曆史為專業，隻為學術、為國族而求博，也不以當國人導師為己任，平實得很。他今後放下雜務，坐聽露華湘水，閒看風葉楚雲，暫忘魚梁渡頭爭爭吵吵的喧嘩，寫意得很了。”
餘英時先後在密西根大學任教四年、哈佛11年、耶魯10年、普林斯頓14年，以在普大最久。本來他在1999年就準備退休，但校方非常禮遇，一再挽留，延到2001年才如願以償。
他說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書40年，現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過去沒時間做的事。這是第一次獲得充分自由。”他又謙稱，“我的知識太缺乏，退休後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麵的書”。
他自言為人低調，與世無爭，沒有政治野心，“從來不想撈取什麼”。
餘英時不但寫得一手好文章，還是圍棋高手。他寫“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動傳神。由於名聲在外，大陸的《圍棋天地》雜誌曾經邀他寫文章。一般圍棋國手，在緊要處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條大龍，牽動全局。而餘英時正是“曆史研究園地的高段國手”，本著曆史學者的使命感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他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克盡言責，以文章報國，揮董狐之筆，經常針砭時局直言批評，文章震動士林，引起關注。而他國學根基雄厚，文筆精煉，意涵淵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氣和詩才，讀來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為文特色，別人學都學不來。他自言這與他少年時在家鄉安徽潛山沒有受過正式學校教育有關，因此思想比較不受拘束。
餘英時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小時候碰上抗戰，住過北京、開封、南京，後來從安慶回到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他自言九年鄉間生活，讀了一本“珍貴的、無字的社會書”。
“餘英時熱”應運而生
餘英時1950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師從國學大師錢穆，這是他整個人生的重大轉捩點。錢穆對餘英時的學術思路有著重要影響，兩人既有師生之誼，兼具友人之情。餘英時後來以飽蘸感情的筆墨追思錢穆的治學與為人，讀來感人至深。
餘英時後來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師從當代漢學泰鬥楊聯陞，獲曆史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曆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及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中國讀書界九○年代掀起“錢穆熱”，繼“錢穆熱”後，2004年1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十卷本《餘英時文集》及《重尋胡適曆程》等著作，三聯書店也不甘後人，相繼出版多種餘英時著作，“餘英時熱”應運而生。這位旅美的曆史人文學者，多年來對共產黨的專製獨裁大加撻伐，儘管北京當局對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地位日趨重要，著作熱賣，擁有眾多讀者。
餘英時的文字可分為三方麵：專業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評論以及針砭時弊的政論。他的近著《重尋胡適曆程》在大陸發行。讀書界高度讚譽說：“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至少還有餘英時。”“由胡適看現代中國，是切入現代中國史的捷徑。而由餘英時看胡適，又是深入胡適思想的方便法門。”
餘英時成為中西方學界眼中的胡適之後的第二位中國知識菁英大師，他本人卻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適第二”。他認為“做自己才最重要”，“餘英時就是餘英時”，每個人都做自己，這個世界才會豐富多彩。所以，他這輩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學者，但並不膜拜（worship）任何一個人。
自20世紀八○年代以來，海外漢語學界開始引起中國讀書界的關注，“當代新儒家”成為關注的一個焦點。餘英時作為錢穆的弟子，被歸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這種身分進入大陸知識界的視野。有人推崇餘英時為“新儒學權威”。他強調，不希望變成某一種權威，“這種事情永遠不要在我身上出現，這是庸俗的東西。”他也不願接受“新儒家”的美稱。
餘英時的自我定位應是一個文化中國人。他在撰寫《論士衡史序》一文時自我介紹說：“我自問在文化意識上始終是一個「中國人」，而且我也曾論證過，「中國」自始便是一個文化觀念。”
餘英時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把宗教與世俗關懷結合起來。他說：“與西方知識分子比較，他們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
“手工業家”著作等身
華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觀念，餘英時對此有非常精闢獨到的見解。他說，立誌是讀書的第一要義，人總要找個誌趣出來，人可以立不同的誌，傳統讀書人一立誌就要做聖賢，做大人物，現在不必立誌做大人物，立誌做好某一種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沒有誌，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說，每個人都應確定自己的人生奮鬥目標，但不需要人人立誌做“大人物”，世上隻有一個孫中山先生，不會有第二個，所以每個人都隻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對自己負責，“這本來就是老生常談的東西”。
有些人把知識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學者。餘英時認為，立誌做生意、辦學校、開個小店、小工廠，都是立誌，跟聖賢立的誌比起來並不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用處，一如李白說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餘英時做學問不做筆記、不畫眉批，卻能引經據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對此表示佩服。餘英時說：“那也不見得，真正寫嚴肅東西，我必須有書房、圖書館，離開書本，寫東西不習慣、不放心，隨便引一、兩句詩也可能錯一、兩個字，因為人的記憶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聞強記這回事，也不讚成故意去背一些東西，把腦子填死掉了。他服膺愛因斯坦的話：“百科全書能查到的東西，我都不記。”
儘管科技發達，電腦大行其道，但餘英時不用電腦，不上網，卻著作等身，迄今出版了3多部學術著作，各種風格的文章不計其數。“太太笑我是「手工業專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輩子”。餘英時笑說。
他不但以文載道，更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人”。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基於對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的義憤，他十多年來不曾踏上中國大陸一步，一直堅定不移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和組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做了大量工作，卻從不居功。許多流亡知識菁英迄今提到餘英時夫婦當年的庇護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陣子有人誤傳餘英時訪問中國，他澄清並非事實。他說，早在1978年，曾以團長身分率領美國漢學研究考察團訪問北京、河南洛陽、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專著《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一書出中文版，舊事重提，時空交錯，可能因此引致誤會。
餘英時目前不想遠行，他說“年紀大了飛不動了。”另一方麵，他覺得應該儘量爭取剩下不多的時間，再讀點以前未讀過的書，也許還可以在曆史研究方麵多作一點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認為，一個人要有操守，堅持原則，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
不要光聽對方嘴巴說什麼，而是要看他的行為。
他表示，這次得的是學術獎，不必過分強調政治，但他不諱言，從學術、文化的立場出發，肯定人權、民主、平等、自由等等價值，他認為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價值，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適早就在中英文著作中論證過，他覺得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
他認為，他的自由主義基本立場早已表達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說了。對於實際政治，他“絕對沒有興趣，更無時間捲入。偶然為各種書寫序談到政治，也隻是對受壓迫異議人士表示一種精神上的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靜靜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來伴”，他說夫妻之間，不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還要有共同語言，談得來，才能產生精神共鳴。另外，體諒也很重要，餘英時的菸齡長達半世紀，早在大學時代就已開始抽菸，成為與寫作分不開的習慣，而太太卻能諸多包容，“這是很難得的。”他一副幸福滿足的表情。
餘英時小檔案
餘英時，著名曆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於天津。
●學曆：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曆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鬥楊聯升。
●經曆：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曆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 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奇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版書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從價值係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 意義》、《史學與傳統》、《曆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書籍目錄：
1.《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製度的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注：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製度與近代文明》，台中漢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論》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4.《到思維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 ，1984)
5.《自由與平等之間》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漢新出版社重 ? 印本易名《自由與平等》，1984)
6.《文明論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7.《方以智晚節考》 (香港新亞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 訂擴大版，1986)
8.《曆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9.《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 (香港龍門書店，? 1976；台北華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本， ? 1996)
10.《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1981 年?? 增訂再版 )
11.《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12.《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14.《從價值係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1984)
15.《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7；森紀子日譯本，東京平凡社，1991；鄭仁在韓譯本，大韓?? 教科書株式會社，1993)
16.《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18.《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台北三民書局，?? 1991；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 年本《錢穆與中國文化》）
20.《內在超越之路：餘英時新儒學論著輯要》 (北京中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1992)
21.《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書局，1992)
22.《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
23.《曆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24.《現代儒學論》 (美國新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國知識分子論》(康正果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27.《論士衡史》(傅傑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 文化公司，2003)
29.《餘英時文集》(十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學與政治變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尋胡適曆程》(台北聯經出版，2004)
32.《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台北聯經?? ，即將出版 )
來源：DJY/W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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