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的本質(ZT)

中共鎮壓八九民運，發生六四事件，成千上萬的人民倒在血泊之中，其中的主要原因，換一個角度看，是為了挽救中共因急劇改革開放而導致的秩序失範。 ( )

八九民運時明顯表現出經濟失序，學生口號“反對腐敗！反對官倒！反對物價上漲！”都是有經濟原因的，社會利益分配不公，出現兩極分化，引起百姓的強烈不滿。中共高層都在攬功推過，中共元老們把責任推給趙紫陽，而趙紫陽自然也不認帳，推給了李鵬，李鵬隻有向養母鄧穎超告趙紫陽的狀。1989年5月21日，八老召開會議，鄧穎超說“李鵬對我說，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講政府工作失誤時，想寫一段過去的話，到趙紫陽那裏通不過，結果把失誤統統算做現在的。”鄧小平迎合著說“這些亂子，不是去年開始才有的，是三年前就很明白的，五年前就出現的，算帳也有他一份。”姚依林說“我堅決擁護小平同誌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意見，戒嚴有利於恢複北京和全國的秩序，結束無政府狀態，有利於製止動亂。”（《六四真相》張良著）經濟改革隻所以失序，主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沒有跟上去，影響了經濟改革的發展，這一觀點乃是被中共高層和理論界一致認同的。但是，中共民主派所倡導的政治改革或政治現代化，與鄧小平及中共元老們說的政治體製改革有著本質的不同。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製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40頁）可見，這種政治改革，是鄧小平限定的“體製”上的改革，而不是“製度”上的改革。鄧小平反複強調這一點，就是警告中共民主派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就是動亂，就是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八九民運中，許多民運人士激進的口號，超出了鄧小平劃出的範圍，他擔心政治改革走向資本主義製度，那樣社會主義製度的秩序必然要亂，然後建立起新的資本主義民主秩序，所以鄧小平派軍隊鎮壓了八九民運。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常委開會，決定對天安門清場，鄧小平說“誰也不能阻擋中國的改革開放繼續下去，為什麽？道理很簡單，不搞改革開放，就不能繼續發展，經濟要滑坡，走回頭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趨勢是改變不了的這一點任何時候都要堅持。有人說我們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改革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們搞經濟建設，今天來個示威，明天來個大明大放大字報，沒有精力搞經濟建設，所以清場決心非下不可。”（張良著《六四真相》）1989年6月7日，中共在剛剛鎮壓八九民運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題討論六四問題，鄧小平說“事件發展到這一步，沒有退路，全國會亂，會失控，是我拍板決定的，不能再拖了。”鄧小平用了一個“拖”字，說明中共當時沒有立即鎮壓八九民運不是沒有能力，而是在統一思想，選配新的總書記，故意擴大事態，找準時機下手鎮壓。但精明的學生們和市民一直沒給中共這個落井下石的機會，采取了靈活機動的策略，所以表麵學生的目標口號總在變化，並不明確，但他們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會變動，而且一直得到民眾的支持，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中共在調兵譴將之後，也沒有尋找到下手的機會，這樣隻有學習毛澤東在1976年鎮壓四五天安門運動的手段了。在一個風高放火天的夜晚，出動軍隊鎮壓學生和民眾。隻不過是使用木棒與坦克的區別，第二天早上再擦幹天安門廣場上的灘灘血跡，這黑燈瞎火偷雞摸狗的壞事，隻有中共紅鬼們才幹得出來的。鄧小平還恐嚇說“沒有退路，全國會亂，會失控。”這種謊言是騙不了人民的，也隻能是做賊心虛的中共保守派掩耳盜鈴的手段而已。鄧小平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鎮壓八九民運，壓倒了政治改革。

1、 中共鎮壓八九民運的實質是什麽？從表麵看是對政治改革的扼殺，因為，八九民運主流目標是政治改革。結果使很多改革事業陷入絕境，中國發生了大倒退，因而，普遍認為八九民運是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但他們都屬於中共內部集團之間鬥爭，除了某些政見的分歧，利益得失之外，更多的具有同一性。他們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挽救中共不倒，隻是方法與手段不同而已。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把他們打倒，後來鄧小平上台後，不也一樣搞四個堅持嗎？隻不過實行了相對於毛澤東的專製統治開明了些。現在鄧小平要打倒趙紫陽，也必須說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設想如果趙紫陽複出後，也會搞社會主義，也要打著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隻不過比鄧小平的專製統治更開明而已。趙紫陽下台後，有記者問他和鄧小平同誌之間的關係如何？他說“不過你提到我和鄧小平同誌之間的關係，我願意告訴你，我們在改革開放的大局上沒有任何分歧，無非是一個願意更快一些，另一個主張平穩一點而已。”（1999年1月實語著《天機泄露——中共絕密檔案》

事實上，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複出後，就實行垂簾聽政的統治手段，胡耀邦、趙紫陽隻不過他的路線的執行者。鄧小平以政治改革為前提，實行經濟、文化上的全麵改革，不像有些人分析的，說他隻進行經濟改革，不進行政治改革。隻不過是他的政治改革，隻限製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框架內。他首先從政治改革上打破了農村的人民公社，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製，其次取消了階級成分，為大批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第三破除了領導幹部終身製，就是1982年12月頒布《憲法》規定“共和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第四是實行黨政分開。1986年9月13日，鄧小平說“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難以貫徹。黨政分開，這涉及政治改革。”（《鄧小平文選》176頁）但是，1986年底發生學運，知識分子和學生聲援政治改革，保守派借機發難，胡耀邦被迫下台。鄧小平又任命趙紫陽當總書記，繼續推行政治改革。鄧小平說“當然這次學生在遊行中提出的我們國家中確實存在著一些弊端，諸如官僚主義、機構臃腫、不正之風等，要重視，要注意解決。因此，經濟體製要改革，政治體製也要改革。”（《鄧小平文選》）作為中共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他當然清楚中國落後於世界的實際情況，他當然希望通過政治改革促進中國的發展，鞏固中共的統治。趙紫陽上台後就著手按鄧小平政治改革的精神在1987年10月召開了中共十三大，鄧小平給予充分肯定。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批準，趙紫陽決不會有這麽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動作。但是在推動十三大提出的政治改革時，受到中共保守派和地方官僚利益集團的普遍抗命，例如：胡啟立等人到大慶等國營企業去推行黨政分開製度時，受到冷落就是個有代表性的證明。在中央和國務院元老們和“太子黨”們謠言四起，為了自身利益反對政治改革。

然而，具有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和民眾支持政治改革，各種報刊雜誌和社團紛紛出現，宣傳討論政治改革。中央電視台播出了電視政論片《河殤》，他以現代化的傳媒手段，以中央電視台的權威，集政治改革思想之大成，呼籲資本主義在中國要大力發展，引起了國內外民眾的強烈反響。海外華人民主力量也給予政治改革極大的讚同。這時，由於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不配套，經濟上出現了通貨膨脹問題。 保守派又打出了“新權威主義”向改革派發難，鄧小平又倒向保守派一邊，決定召開中央會議，停止政治改革，他說“黨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製不住。我讚成邊改革，邊治理整頓秩序。現在看起來局勢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文選》）鄧小平親自出馬為“新權威主義”搖旗呐喊，可見保守派和改革派圍繞著是否繼續進行政治改革的論戰日趨激烈。

2、八九民運本是1986年學運的繼續發展，是民主派反對中共封建專製鬥爭的繼續發展，但由於支持學運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在中華民族風俗傳統的作用下，在中共總理周恩來逝世時禁止群眾悼念而引發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的經驗教訓下，中共沒有輕舉妄動采取早期鎮壓，使學運發展起來。鄧小平和保守派發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激化了中共和學生、民眾之間的矛盾，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同時，把中共內部爭奪鄧小平的接班人的鬥爭也公開化、激烈化。這樣中共保守派利用學運欲擒故縱趕趙紫陽下台，改革派利用學運小題大做保住趙紫陽的權力，民主派利用學運坐山觀虎鬥推翻中共統治，民眾利用學運風起雲湧爭取民主。在各種力量的作用下，使八九民運不斷升級。

但是，為什麽鄧小平發動軍事政變的方式削奪趙紫陽的權力呢？並使本已艱難進行的政治改革事業夭折呢？這裏關鍵是對於八九民運的實質性估計。一般認為趙紫陽改革派和鄧小平保守派之間的權力鬥爭終於導致政變的發生，或者改革派發表讓鄧小平退休的言論，觸犯了鄧小平的權利。確實鄧小平和保守派，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自始至終保留的讚同政治改革，當政治改革危害他們的利益時，便開展治理整頓百般阻擾。從這點看，軍事政變的發生當然是趙紫陽和鄧小平兩大政治集團利益的鬥爭。不過，政治改革並不在趙紫陽改革派的私利，它的根本目的在於為陷入困境的中共封建專製政權，尋求一條解救之路，這一點是中共統治集團共同要求，就此而言，趙紫陽和鄧小平並沒有保守與改革之分。1989年5月19日，鄧小平對揚尚昆說“要是沒有經濟這個基礎擺在這裏，學生這個樣子，不要說一個月，就是十天農民都要起來造反了。而現在，全國農村很穩定，工人也基本上是穩定的，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經濟改革到一定程度，就要有政治改革做配套，你知道，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政治改革，但要考慮實際情況，要考慮現在這個形勢下，黨內有多少老同誌能接受，那能一下子吃成個胖子，沒有這個好事。我老了，有人說我老朽也好，老糊塗也好，我想我的思想在我們這個年紀，在我們黨內，我不應該算作保守的，我戀權位嗎？”（張良著《六四真相》）

事實上，鄧小平所以發動軍事政變，讓趙紫陽下台，可能更多的從自身利益考慮。假如不發生《517宣言》讓鄧小平下台，假如不是保守派陷害趙紫陽有分裂舉兵之謀，鄧小平不至於對趙紫陽及民主派很之入骨。鄧小平之所以用政變的方式削奪趙紫陽的權力，其根本目標並不是政治改革的一切政策，而是對當時最現實的考慮，為了盡快恢複正常的秩序。這個正常秩序就是鄧小平主張的“一般講政治體製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竟選，三權分立，兩院製。我們的製度是人民代表大會製，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製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40頁）鄧小平對八九民運的否定，也是一種表麵文章，是對中共保守派的強烈壓力做出的一種姿態，因而我們看到他在鎮壓之後的講話中，不是針對政治改革，而是竭力大講第三代領導班子。這和十三大後鄧小平大講十三大的好處是建立一個好的領導班子，而不講政治改革一樣。1989年5月19日，鄧小平對揚尚昆說“你知道這次事件爆發以來，我承受了多大的黨內壓力。趙紫陽的亞行講話後，先念就對我講，這是另一個司令部的聲音，讓我表態。以後，先念、陳雲都給我打電話，交換過好多次意見，按照他們的意思，學生去天安門，就是中央慫恿的結果，要采取措施，他確一點不配合，連一點配合的意思都沒有，我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真是越走越遠了。”（張良著《天安門真相》）鄧小平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對趙紫陽的軟禁，除了發泄個人仇恨之外，也當然有對民主派所說的政治改革的不滿，因為，他擔心這種民主派的政治改革會導致照搬資本主義民主製度。不過，由於政治改革的開展與鄧小平本人有密切的關係，因而他深知如果從根本上否定政治改革，則勢必否定自身。另外，鄧小平也知道，過分否定八九民運，是違背民意的，也將堵塞中共發展的道路。在鎮壓八九民運的前兩天，鄧小平招見李鵬、姚依林時說“改革開放政策不能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講到底。國際國內都很關心這個問題，要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已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96頁）鄧小平的尷尬之處，就在於他們保守派和改革派並不是真正的對立。他們由於在利益上的衝突，有可能視若仇敵，涉及到根本因素和重大問題時，他們的同一性，遠遠大於差異性。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有時明顯，但不是那麽明顯，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參與策劃下，就更加複雜化了。換言之，中共的政治改革與鎮壓八九民運，不在改革與保守之分，不在進步與反動，隻不過是中共高層的一場權力之爭，是高層權力轉移，當然，也不可能使中共根本國策發生逆轉。正如美國總統布什判斷的那樣“自1975年來，中國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我對中國某些變化感到高興，但他們還有一段路要走。”（1989年5月5日）八九民運被鎮壓後，西方各國紛紛對中共實行製裁，也是民主國家對中國民主的支持，但多少是由於媒體的炒做。有些民運鬥士也不切實際的產生了，中共在一兩年內倒台的浪漫想法。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開會，鄧小平說“我們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不可少要有國內穩定環境和國際上的和平環境。我們不在乎別人說我們什麽？真正在乎的是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自己。”（張良著《六四真相》）

3、 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全麵徹底失敗的曆史大背景中去看，中共停止政治改革，果斷鎮壓八九民運，又是針對東歐和蘇聯的政治改革來的。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對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們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的旗幟倒不倒，蘇聯肯定會亂，而是中國的旗幟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國自己不要亂，認真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中共為了保住社會主義社會，保住一黨專政，保住權力，就得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減少受國際大氣候的影響。那麽中共從1988年十三屆三中全會後，就讓李鵬開始實行了“整頓經濟秩序，治理經濟環境”的政策，目的是停止政治改革。這個政策和1942年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脈相傳的政治冬眠法。延安整風運動是為了躲過國際法西斯勢力的打擊，保存力量，為竊取抗戰的勝利果實打下基礎。這次是為了躲過國際共產主義社會倒台時的打擊，保存力量，以圖東山再起。這個政策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開始解凍，和延安整風一樣，經曆了5年多時間。因為，這時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已經紛紛土崩瓦解，隻有中共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當上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霸主，實現了毛澤東多年的夢想。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說“治理整頓有成績，但評價功勞，隻算做穩定的功勞，還是經濟發展比較快的1984年至1988年算一功。”（《鄧小平文選》377頁）但是中共解凍的隻是沒有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實行的還是鄧小平的片麵改革路線。1989年10月31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時說“說我們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經濟要有一個穩定的局勢，中國搞建設不能亂。”（《鄧小平文選》332頁）從這一點上看，鄧小平和保守派確實是為了穩定中共的政治統治秩序，才鎮壓八九民運的。當時民主派雖然提倡民主，批判皇權，並沒有要推翻中共，隻不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而已。但保守派深深懂得，改革派的政治主張一旦實行，封建專製統治者原有的政治權利也保不住了。在這個要害問題上，他們是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政見的。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既是為了打倒趙紫陽和改革派，也是為了穩定中共統治秩序，兩者並不矛盾，統一在“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的真理中。鄧小平還說“我們不能容忍動亂。以後遇到動亂的事，我們還要戒嚴。這不是損壞別人，不會損壞任何國家，這是中國的內政，目的就是要穩定，穩定才能搞建設。”（《鄧小平文選》331頁）總之，在政治問題上既然沒有解決的餘地，結局就不取決於誰有道理，而隻能看雙方的力量對比了。所以，中共給八九民運下的定義隻能是動亂，而不能是別的。至於中共以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名義，大肆鎮壓民運人士，大批民運人士被判刑或流亡海外，許多進步報刊雜誌被關閉，剛剛上任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也叫喊“把個體戶趕盡殺絕。”這些都是中共穩定秩序的權宜之計。這和1940年中共延安整風是為了躲避日偽打擊、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為了躲避赫魯曉夫政治改革的衝擊一樣，中共鎮壓八九民運是為了躲避東歐、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台的震蕩。1992年1月，鄧小平麵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徹底失敗的形勢，開展了“新政”，他在南巡時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麽六四過後我們國家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鄧小平文選〉371頁）

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後，並沒有全部取消趙紫陽執政時的十三大路線，對關係到經濟方麵的改革都進行了實施，有些方麵遠遠超過當時的預期。在政治改革方麵，開始係統的進行法製建設，是頒布各種法律最多的時期，終於向現代法製建設邁出了第一步。鄧小平對八九民運提出的政治改革思想有些認同，他在1992年南巡時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還說“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雖然血腥屠殺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中國人民心頭，但鄧小平的新政喚起的熱情，是更多的中國人投入到經濟的潮流中，下海經商去了。確實，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變好，中產階級的產生，都是八九民運學生和市民夢寐以求的，他們必須去追求。

丁子林教授說“民主是美好的，可通往民主之路，為什麽那麽血腥呢？從將介石到毛澤東，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他們都參加過革命，提倡過民主，但當權後，他們都對民運人士進行無情的鎮壓。”（1999年6月《從五四到六四民主向何處去》）如果我們把八九民運放到政治形勢中去觀察，而不隻是從思想角度去觀察，我們不再認為鄧小平鎮壓八九民運全由他反對政治改革造成的，而是基於當時最現實的考慮，一方麵是為了挽救中共因改革開放而導致的秩序失範，一方麵基於自己的利益關係的考慮。這樣對他們當權後都反對民主，鎮壓民運人士就不奇怪了。1989年6月6日，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在西山開會，鄧小平說“這件事情後，大家的頭腦清醒了，如果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事態就平熄不了，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凡是坊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不要怕外國人議論，管他說什麽，無非罵我們不開明，多少年來，我們埃罵埃得多了，罵倒了嗎？總之一句話，中國不能亂，中國不許亂，這個道理要反複講，不講好像輸了理。”（張良著《六四真相》）

用中共信仰的馬列主義矛盾論，分析一下八九民運前後的中共，對於長期受中共思想理論教育的人來說，更便於理解中共的政治穩定問題。八九民運中，中共和民眾的矛盾中，中共處於矛盾的主要方麵。鄧小平當上了“太上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路線，決定著矛盾的運動方向。但矛盾雙方的鬥爭日益激烈，血腥屠殺的陰影依然籠罩在雙方的心頭。中共動用幾十萬軍隊殘酷鎮壓了八九民運，完成了高層權力更迭，妄圖達到中共元老們預言的至少穩定二十年的目標。所以，他們時刻擔心新的民運發生，每當一年一度的6月4日，中共膽戰心驚，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胡說“鎮壓六四是正確的，是穩定壓倒一切的需要。”民運一 方，並沒有被趕盡殺絕，趙紫陽還被囚禁在中南海的紅牆邊，大批民運人士流亡海外，他們和港、澳、台、西藏、新疆、內蒙等地民運人士匯合，堅決反對中共鎮壓八九民運，繼續完成八九民運沒有完成的任務。隻要中共堅持一黨專政，不平反六四，和它相對應的民運就會發生，到一定時候，條件成熟，矛盾雙方發生變化，民運一方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麵，民運勝利了，才告一段落。這和清末慈禧太後鎮壓戊戌變法一樣，從十九世紀末的1898年，直到二十世紀初的1911年，資產階級由改良轉向革命，經曆了十三年的長期“和平演變，”才爆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才告一段落。(200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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