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教育部發言人“無知”論遭抨擊(ZT)

多維社記者江天報導／中國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9月25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係，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輿論在呼籲窮孩子怎麽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淺的說是無知，深的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經常語驚四座的王旭明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一片嘩然，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

新華網9月26日報導說，9月25日下午，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斥責媒體說：“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係，而最近仍看到很多輿論在呼籲窮孩子怎麽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往淺的說是無知，深的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中新社報導說，王旭明在新會發布會指出，現在社會各界都非常關心困難孩子上學，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憤怒指責的，也有同情可憐的等等。實際上，中央政府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了幾百個億資助這些孩子們上大學，包括建立了“獎、減、貸、助、免”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係。但是對這樣一個完整體係，媒體的宣傳還不夠，仍有很多輿論在呼籲窮孩子怎麽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王旭明認為，這樣的報道往淺的說是無知，深的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王旭明表示，國家出台這樣一個大的政策，在這樣一個政策下成長起來的學生是一批的，在這樣的政策下受助、受惠的也是一整批，卻很少有媒體報道哪一個學生的典型是靠國家助學體係成才成長起來的，反而是哪個學生怎麽困難的報道隨時可以看到。()

《光明觀察》9月26日發表題為《什麽邏輯－－媒體呼籲資助貧窮是“無知”？》的文章指出，中國目前到底有沒有因為貧窮而失學或輟學的孩子？問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不厚道的，因為這個問題還較為嚴重。這裏有幾個問題需要向王旭明請教：第一，這個助學體係的實施效果怎麽樣？第二，補助貧困學生的錢全部不折不扣地用於貧困學生了嗎？第三，來自公共財政的教育扶貧經費是否已經多得根本不需要民間的捐助？()

文章強調，雖然國家資助經濟困難學生的政策體係已經建立，但是建立體係並不意味著已經取得很好的效果。即以助學貸款為例，今年8月27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截至當時，雲南省2005學年近兩億元國家助學貸款計劃，約有8000萬元貸款未按期發放；這意味著該省約兩萬名貧困生沒有及時得到資助。()

7月24日新華社《新華視點》消息說，在全國高考狀元縣也是極為貧困的甘肅省會寧縣，許多貧困學生在上大學前實際上無法得到生源地助學貸款，報道說：“由於政府、社會的力量都有限，最後負擔孩子學費的重擔還是落在了每個家庭身上”，“上不起學的貧困學生也相應增多”。()

文章指出，助學貸款如此，其他補助的經費能夠落到實處嗎？《蘭州晨報》9月26日報道說，甘肅酒泉市肅州區教育部門實施“現代教學課程”，讓數萬學生停課10天去田間掰玉米補充教學經費；9月19日陝西《華商報》報道說，因拖欠8萬餘元工程款，陝西安康市漢濱區富強鄉冉砭小學所有教室被承包商掛鎖，而本來上級撥款用於工程的款項，卻被鄉政府挪用買了轎車。()

去年國家審計署對50個縣基礎教育經費審計調查結果表明，43個縣地方政府及財政、稅務、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校擠占、挪用、滯留各類教育資金4.45億元( 2004年第1號審計公報)。當然，這些錢不僅僅是對貧困學生的補助，但是，完全可以肯定，這些被擠占、挪用、滯留的經費中，必然包括對貧困孩子的補貼補助；而即使被擠占、挪用、滯留的經費中不包含對貧困學生的補貼補助，這種行為也對於貧困學生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文章最後質問道，麵對高昂的各項收費，政府的救助措施仍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所有貧困學生的入學困難，這種情況下，媒體呼籲社會各界能夠關愛這些學子，力所能及捐助教育扶貧，不是行善積德的大好事，政府對於這種為政府分憂，替政府解難的做法，難道不該舉雙手予以支持嗎？舉世矚目的希望工程，不就是通過民間的多方捐助搞起來，並解決是許多困難學生的入學難題嗎？莫非媒體重視國家政策，就不能呼籲社會救助貧窮了？這是什麽邏輯？()

《上海證券報》9月27日發表的《輿論呼籲援助貧困生怎麽成了無知》的署名文章說，誠如王旭明所言，中央政府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了幾百個億資助這些孩子們上大學，包括建立了“獎、減、貸、助、免”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孩子都得到了資助。以“獎、減、貸、助、免”中的“貸”為例，去年8月，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張保慶就嚴厲點名批評了海南、天津等八省市在國家助學貸款方麵幾年來幾乎毫無作為，特別是海南、天津竟“一個子沒貸出去！”()

這至少說明，在海南等八省市，“貸”根本就是徒有其名。更何況，學費在近20年的時間裏瘋狂上漲了25倍，加之教育亂收費至少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公眾的教育負擔是相當沉重的。世界上學費開支最貴的是日本，大學生平均年支出為8930英鎊。但考慮到日本人均GDP為中國的31倍，日本人的8930英鎊相當於中國人3550元的支付能力，而中國大學生每年實際支付卻超萬元，中國大學生每年的支出相當於日本大學生的3倍，穩居全球第一(《中國青年報》2006年5月14日)。()

文章說，輿論呼籲援助貧困學生，乃是出於一種高度負責的悲憫情懷。這種做法怎麽就成了“無知”了呢？()

教育部新聞發言人語驚四座的發言，這並不是第一次。今年3月6日，王旭明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談及“上學貴”問題時說：“北大、清華這些優質教育資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較貴，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場買東西，如果有錢，可以去買1萬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沒錢，就隻能去小店，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

多維社注意到新華社3月6日報導，王旭明在回複兩會期間代表們所反映的“上學貴”的問題說：“人們對學費問題應當轉變觀念。在計劃經濟時代，孩子從小學上到大學花的錢很少，因為國家都給包了，但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形勢已經發生變化。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已經成了家庭的一種消費，既然是消費，就要根據自己的經濟、智力實力來選擇。”()

隨後，王旭明把北大、清華比成1萬元一套的衣服，而沒錢的人隻能去買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王旭明接著說道：“現在很多人不考慮自己實力如何，都想讓孩子往好學校裏擠，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學貴’觀念重要來由之一。”()

信息時報9月27日的署名文章說，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是根據我國已經建立了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係而對上述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是，這種看法能讓公眾信服嗎？我們可以反問：輿論能不能呼籲社會各界援助窮孩子？如果不能難道就看著窮孩子一路“世襲”下去嗎？如果是在漠視助學貸款政策，那麽輿論還會探討如何完善助學貸款政策嗎？()

毫無疑問，如果離開了政府這一最為重要的參與者，我國的國家助學貸款體係將很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但是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體係就意味著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嗎？這能成為否定輿論呼籲幫助窮孩子的理由嗎？在教育部指斥輿論無知的背後，公眾看到的是偏見和傲慢，是對公共政策公正目標的背離。()

文章駁斥道，教育部指斥輿論無知，是對我國助學貸款深層次矛盾的無視，這是一種更大的無知。我國的國家助學貸款製度在設計伊始就沒有充分考慮到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種不可持續發展的隱患突出表現為在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助學擔保體係中，惟獨我國的國家助學貸款沒有相應的擔保責任主體。正是自身所承載的風險無處轉嫁，才使得負責提供國家貼息助學貸款本金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從2003年9月開始幾乎停止了助學貸款的發放，導致我國助學貸款領域出現了市場失靈現象。()

教育部指斥輿論無知，從根本上說，是忘記了公共政策的核心問題是人的問題。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助學貸款體係不代表解決了窮孩子上學的問題，要不然我們也不會看到“大學學費猛於虎，貧困農民夫妻為學費喪命”，“為女上學，勞作母親累死豬圈旁”，“供兒上大學，三輪車夫累死在街頭”之類的新聞。如果讓公眾僅僅看到實行了助學貸款製度而對上述現象無動於衷，那是對人性善良的抹殺，也不符合社會的德性。()

文章最後指出，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權威，隻有立足社會生活中人的基本問題來處理社會公共事務，才能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把政府政績同公眾利益結合起來，把對社會公共問題的解決與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做到政策服務於人，政府的權威性和合法性才能鞏固。離開人的問題，公共政策隻能成為權力遊戲的工具。資助困難學生完整體係的建立，同樣不能離開人的問題；離開了人的問題，國家助學貸款政策也會淪為政績的工具和權力的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