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警惕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ZT)

摘要：前些年，是左的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的結合；現在，是左的意識形態與左的社會政策的結合；未來應是意識形態向右，社會政策向左。為了避免中國社會的斷裂，要警惕已經出現的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苗頭。()

作者：孫立平()

大概四、五年前，我曾經用三句話概括改革現實中麵臨的問題：第一句話，中國的現實是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

第二句話，這樣的結合是最愚蠢的：專門用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去惹社會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結果弄得大家都不滿意。()

第三句話，今後怎麽辦？政治意識形態向右轉，社會政策向左轉。()

到了2006年，中國麵臨的最基本背景發生了變化：出現政治和意識形態與社會政策一致地向左轉。正是在這種新背景下，對已經持續了近30年的改革作一認真的反思，還是很有必要的。()

一、“扭曲改革的機製”()

如何看待改革當中的問題，或如何進行改革的反思，是這一兩年中國社會比較熱門的話題。對這個話題，我一直有一個概念，叫“扭曲改革”，或“改革扭曲的機製問題”。為什麽這麽提？實際上融合了以下兩個方麵的考慮：一方麵，不能夠由對改革的反思導致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無論如何要堅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於這20多年的經濟有了多麽快的增長，也不在於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麽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改革，實現了最基本的製度框架的變化，使得中國逐步匯入世界主流，成為世界上比較正常的國家，而這就是改革方向為什麽要堅持的核心理由。所以，我一直用“改革扭曲的機製”這樣一個概念來表達對改革當中問題的看法。()

另一方麵，“改革扭曲的機製”也意味著我們不能同意這樣一種說法：現在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隻是一些偶然的失誤。因為，如果隻是偶然的失誤，那麽必然是：這一次失誤對這部分人有害，而下一次失誤說不定就會對另外一部分人有害。但是，從最近十年的改革過程可以看到，有利的永遠對一部分人有利，有害的永遠對另一部分人有害。其中，有相當的部分都是對少數人有利，而對大多數人有害。這說明，這樣的失誤絕不是偶然的失誤。“扭曲的改革機製”從它的發生層麵來說，經曆了一個變化。其中，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這個機製的作用主要發生在政策的實施環節上。大概在六、七年前，中秋節這天的一場飯局，席間大家就爭論起來，最後不歡而散。大家爭論的是：這個政策是左一點還是右一點好，是開放一點還是保守一點好。我當時的看法是，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一種阻撓或者扭曲改革政策實施的力量已經形成。也就是說，當我們正在爭論政策是左還是右的時候，已經有一些人可以完全不考慮這個問題了，反正這個政策製定了總得執行，隻要執行就會有辦法。所以，不管什麽樣的政策，鼓搗到最後，結果都是一樣的：就是前麵提到的“有一些人”得利。()

以上涉及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政策執行層麵上。但到了近年，看到的一些扭曲的機製已經不僅僅停留在政策執行層麵上了，而是進入了政策製定層麵，並且越來越突出。因此，我覺得對於改革要有一個階段性的看法，現在圍繞改革反思發生的很多分歧，是由於籠統地把1根據作者2006年2月在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召開的“改革新形勢座談會”的發言整理。20多年的改革隻看成一個改革引起的。實際上，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和中期之前是不一樣的，進入21世紀之後和進入之前也是不一樣的。()

“扭曲改革的機製”是怎麽形成的呢？任何大的社會變革都包括兩個過程：一個是體製變革的過程，一個是結構變遷的過程。體製變革就是規則的變化，結構變遷就是社會當中力量組合的變化。我覺得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這兩個過程主要表現為體製的變革催生新的社會力量，所以，體製更處於活躍的狀態，它所催生的新的力量主要在適應體製的變化，以尋找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但到了90年代中期之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把它叫做“結構先於體製定型”。在體製變革進行的過程中，一個像模像樣的社會力量，在90年代之前開始形成，到90年代中期已經相對定型下來，即在體製變革完成之前社會力量組合的結構已經形成，從此它將反過來影響體製變革的過程。()

現在的中國，社會力量組合的結構已經非常穩定了，它具備四個特征：第一個特征，叫結構定型。誰是強者誰是弱者，誰是富人誰是窮人，已經定型。第二個特征，叫精英聯盟。這是在定型的時候出現的精英的聯盟，“六四”之後，在穩定的話語權的基礎上形成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第三個特征，叫寡頭統治。也許說今天的中國有了寡頭，稍微早了點，因為，它還隻是個苗頭，和俄羅斯的寡頭相比，中國的寡頭小得多。但是，寡頭不是按照絕對力量形成的，而是相對力量。由於比起俄羅斯的老百姓來，中國的老百姓更沒有力量，所以，在中國一個擁有幾千萬元資產的人可能比俄羅斯擁有幾百億美元的人的影響還要大。第四個特征，叫贏者通吃。這點，即使從近年學界的狀況都可以看出來。()

上述四個基本特征下的中國社會力量組合結構，是我們在討論進一步堅持改革、反思改革、製定社會政策的時候都不應該忽略的最基本背景。否則，一些很好的政策一到實踐當中，就會被扭曲。比如，近年一直強調擴大內需，但內需就是起不來，背後的原因無法從政策層麵上得到解釋，而要到中國社會力量的組合結構中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