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從一個村莊的消亡看中國基層公共衛生危機 財經文摘
在柏葉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視。那之後，不斷有年輕的農民死去。此外，當地的報章披露說，有一部分人則先天殘疾，連四肢都沒有。
44歲的張報華正在為一項“廢物利用”工程遲遲不能啟動而焦慮──一年以前，他代表柏葉房村委會分別向省、市、縣三級農業主管機構遞交了一份報告，計劃將現在已經雜草橫生的柏葉房村舊址100多畝土地改造成大棚蔬菜種植基地。但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他沒有得到批複，計劃不得不就此擱置。
張報華是江西省餘幹縣柏葉房村民委員會的書記，他掌管的這個村莊位於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畔的東部地帶。從2003年開始，這個村的900多口人分成兩批用了兩年時間逐步遷離此地──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麵臨著共同的死亡威脅，有超過70個青、壯年因為同一種疾病同時或先後死去，另外一些人則疾病纏身或終身殘疾──對於疾病的未知和恐懼使人們心甘情願地拋棄了故土。
20年裏，癌症一直糾纏著這個村莊的人們。有書麵記載的集體病例發生在1986年，那時候中國鄉鎮一級的衛生防治體係尚未全麵建立，鄉村作為中國最基層也最偏遠的行政區劃，衛生醫療資源幾無覆蓋，不明原因的病死現象屢見不鮮。在柏葉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視。那之後，不斷有年輕的農民死去。此外，當地的報章披露說，有一部分人則先天殘疾，連四肢都沒有。
張報華的父親和叔父在20年前同樣死於不明原因的病症，他的父親在48歲的時候死去，而他的叔父則是40歲。由於醫療衛生條件和診療技術過於簡陋，盡管他們都在縣城接受過檢查，在患病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們卻並不知道自己所患病症。他們采取那種吞服草藥的農村傳統治療方法，以期達到驅散病毒的目的。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
他們應該都是死於癌症，張報華對《財經文摘》說。20年間癌症死亡現象過於頻繁，使張報華毫不猶豫地做出這樣的判斷。在他父親死後，開始陸續有人因為癌症喪命。最初，整個村莊每年會有一兩個年輕人患上這類疾病，後來一年會出現十幾例癌症患者，年齡介於20歲到50歲之間。而在所有癌症種類中，肝癌和直腸癌是柏葉房村人群中最普遍患上的兩種癌症。
那時候感到有些可怕，張報華說。後來，他們主動將情況向政府做了報告，請求幫助。1992年，江西省的衛生主管部門和腫瘤醫院派遣工作人員對柏葉房村病例進行調查。初步認定是人們的飲用水存在問題。張報華說，他們的結論是，人們的飲用水中汞含量超過衛生標準的3倍，因此致癌。
醫學經驗稱，汞是自然界唯一以液體形態存在的金屬，任何形式的汞在一定條件下都可能轉化為劇毒的甲基汞，進入人體後將會侵害人的神經係統，臨床表現為頭痛、頭暈、肢體麻木和疼痛、肌肉震顫、運動失調等，在體內蓄積過高，能致癌。當年的專家結論大致援引了這個依據，並強調了汞中毒的致畸和致突變現象。曆時近10年的集體癌症、殘疾病例被確診。當地的報章報道稱，生命之源的水成了奪去許多人寶貴性命的“真凶”。
那以後，柏葉房村的人們努力改善水源，為了避免飲用汞含量超標的地表水，他們挖開地麵，在距地表兩米深處取水飲用。張報華說，當他們知道致病原因後，心情愉快，認為一切不幸都將煙消雲散。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對於農民們掘地取水的行為表示讚賞和支持，撥付1.3萬元人民幣予以補助，鼓勵每戶人家都打上一口水井。
鄱陽湖畔地勢低窪，汞含量超標的水源很容易汙染地下水，並且農民們在距地表兩米處取水，所取之水仍然是地表水，這無助於改變柏葉房村人們的患病情況。他們將水送往衛生機構進行檢查，得出的結論是汞含量仍超過正常衛生標準1倍。此後當地的報章報道說，困惑的人們試圖從不受疾病困擾的鄰村引水，但引水設備需要一筆“昂貴”資金，這使鄉村兩級的財政無力負擔，改水計劃沒有實現。
1998年，長江泛濫成災，咆哮的洪水衝毀了沿江的村莊和房屋，政府做出了治理江河的重大舉措，並利用國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同時，又先後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啟動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工程。鄱陽湖是治理目標，居住在湖畔的人們為此開始遷往異地。餘幹縣一些瀕臨中國最大淡水湖的鄉鎮也被納入移民建鎮工程，苦於集體病症困擾的柏葉房村民希望這會成為他們命運的轉機，但這一願望並未完全實現。
2003年，柏葉房村死亡病例出現增加趨勢，恐懼的村民向官方遞交了請求遷移的報告，官方予以確認。當地衛生院的醫生江增勝對《財經文摘》說，之所以很快獲得來自官方的支持，是因為餘幹縣衛生防疫站的防疫科長是柏葉房村的人，起了上下疏通的作用，否則肯定不會引起高度重視。
這一年，餘幹縣一位主要執政官員的親自視察改變了柏葉房村的狀況，當地報章披露說，這位主要官員在鄉村幹部群眾大會上表示，使柏葉房村盡快搬遷，就是在實踐“三個代表”。這位官員還說，這個村莊的人們生活一天過不好，作為官員的他們就一天睡不好覺。在那次會議上，這位官員還當場在請求遷移的報告上作出批示，接著，全縣開始行動，搬遷規劃、專項資金和移民補助很快被落實下來。
希望早日脫離苦海的想法促使人們相繼離去，一個存在了若幹年代的村莊消亡了。實際上，張報華並不太願意相信水源是致病的唯一原因，也不認為搬遷之後會使人們免於病痛。他認為還有其他的致病原因並沒有被找到和解決，他說，一切都存在太多不確定性。他呼籲衛生防疫機構對此加以重視，進行多方麵的調查。
在餘幹，掌管縣衛生防疫站的施水生同樣對於集體癌症病例的致病原因表示不能確定。2003年以前，施水生還沒有在衛生防疫站的任上工作，當他2003年來到防疫站履新的時候，前任站長留給他一紙從前的診斷報告。施水生對《財經文摘》說，根據省裏的初步認定，柏葉房村高密度癌症病例是水源問題。
但同時他也無法解釋與柏葉房村相鄰村莊為什麽水源就沒有問題，他說，按理說，他們吃的糧食、耕種的土地，以及生活習慣，好像都差不多。施水生感到其中原因有些錯綜複雜，他說，一方麵可能是水源，一方麵可能是環境衛生在惡化，另外村莊裏病人多，糞便汙染後也很容易傳染，得了肝炎也容易引發癌變。
顯然，這隻是一種假定，衛生防疫部門並沒有掌握實際的患病原因，而且施水生還表示，在柏葉房村成為癌症村前後直至搬遷，他無法確認實際有多少患病者，盡管他表示，在每個鄉鎮的衛生院都會實時報告一些病例，他們也會在必要的時候下去就一些病例進行調查。
這個人口超過90萬的國家級貧困縣的衛生防疫站，現在有47位工作人員，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單位，管轄著超過10個鄉鎮衛生院。施水生說，哪裏都會有一些業務骨幹。
但這些業務骨幹對於應對突發的傳染性或非傳染性疾病毫無有力措施可言，盡管自80年代開始，中國的鄉鎮衛生院作為公共衛生資源覆蓋的標誌被陸續設立，但麵對一起曆時20年的集體癌症病例現象卻無能為力，不僅如此，包括縣、市甚至省級公共衛生醫療機構也無法深入鄉村給出有效應對，一個村莊最後隻得被迫荒棄。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看來，因為全民性質的醫療保障製度和基層社區衛生防治體係欠缺，由於某種不確定性的原因導致集體病例危機的現象，並非柏葉房村獨有。
中國目前並沒有一項具體數據可以顯示存在著多少類似村莊，但無疑，報章對此類現象的披露近些年並沒有中斷過。癌症村的稱謂不時會出現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
賈西津8月21日在北京對《財經文摘》說，如果有一個最基本的醫療保障覆蓋體係，重大的群體性疾病發生概率將被降低。但她繼而表示，中國當前的醫療狀況有點“全或無”。如果地理區位好，經濟條件優越，一些地區的醫療資源會被無所顧忌地濫用，例如治療一項普通感冒也需要動用幾百塊錢的藥物。而在相反的地區，一些人則連生命健康的起碼保障都不會有，“我們完全沒有在一個高技術條件時代裏完成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醫學碩士出身的賈西津說，雖然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不斷提升，但用於最基礎的保障資金是有所差異或不能保證的，這直接製約著全民醫保和醫療援助的實現，以致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問題不斷累積和惡化，當被發現之後，解決起來相當棘手。
那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正麵臨很多問題和挑戰，賈西津說。是要建立一個“全或無”式的麵子醫療工程，還是就現有水平建立一個更加貼近基層、適合農村需求的、以基本防治服務為主體的特色基礎醫療體係，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考慮的問題。過去20年間，在“全或無”的醫療資源不均衡覆蓋下，當公共衛生問題越來越嚴重時，病人們不得不被迫進行高額投入的治療，這是一種極普遍的情況。
建國初期，基層公共衛生領域由赤腳醫生和中醫藥防治療法組成，盡管看起來技術簡劣，但對中國而言，這種模式還是有所收效的，一些疾病能被有效地提前控製住，並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動用更高級醫療儀器。賈西津說，這符合基本醫療保障的要求。
她還介紹，在現有資金量達不到要求的情況下，一種社區型的醫療和防疫模式，可以使很多病症在最初就得到緩解，從而不會讓所有問題積累到要死人的地步。她說，社區型預防模式是很適合中國農村的。
官方對於基層衛生狀況也顯得憂心忡忡。現在，盡管中國有3592個疾控中心（防疫站）和4萬所鄉鎮衛生院，但鄉鎮的醫療條件與衛生資源並不容樂觀，很難發揮實質性的救治效果。衛生部長高強去年接受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采訪時說，雖然中國在國家、省、市、縣四級都設立了負責重大疾病預防控製和衛生執法監督專門機構，而在鄉、村兩級沒有相應的機構，也沒有專職或兼職人員，缺乏必要的監測檢驗設施和經費保障機製，不能有效預防、監測、發現、報告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高強說，中國有七億農民，基本生活在鄉村兩級。農村基層疾病預防控製網絡的不健全狀況，難以有效控製重大疾病的流行。這種防治狀況一度受到評論家的批評，他們警告說，中國城鄉防病體製早已癱瘓或崩潰。一位叫李菊石的批評家稱，現在，全國範圍內“重治輕防”的思想嚴重回潮並籠罩著整個醫療衛生界，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和分布畸形發展，經濟效益、金錢第一是每個單位的首要考慮，社會效益和人民利益連掛在嘴上說說都很勉強。
在餘幹縣衛生防疫站，施水生向《財經文摘》抱怨了國家財政補助的微薄以及辦公條件的簡陋，一方麵認為防疫站需要國家更積極的財政扶持，另一方麵，他也暗示受財力的困擾，他們並不能更好地展開工作。
但李菊石撰文說，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赤貧基礎之上，在科技、教育、文化、經濟都處於開創振興階段，各種資源仍較匱乏薄弱的條件下，50年代至70年代成功消滅或有效地控製了多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但在防治技術和手段更加成熟、有效、醫療藥品更加有保障、資金更加充足之後，疫情的降低進展緩慢繼而停滯，許多原被控製的疾病正卷土重來。
李菊石說，現在，我們不得不麵對這樣一個現實，雖然越來越先進的進口設備充斥了越來越豪華的醫院大樓，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到這裏解除痛苦和提高健康水平，社會上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並沒有取得顯著進展。
李說，這是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發生的戲劇性變化。去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個課題組在一份評價報告中也提出，雖然在2002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已經增至5.42%，但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一些衛生、健康指標甚至惡化，新的衛生、健康問題不斷出現。
除此之外，由於醫療衛生資源的覆蓋不均以及受防疫、診療技術的限製，鄉鎮患病者的損失顯而易見，在經濟負擔日益加劇的同時，生命質量並不能獲得良好的挽救。
在柏葉房村，過去年均600元的收入入不敷出，患者為了治病隻能舉家負債。張報華說，他們村莊有超過70口人患病，平均一人每年花4萬元治病，總額也接近300萬，不僅最終無法治愈，家庭的生活質量也直線下降。負債的人陷入經濟窘境的同時，也使出借人家庭陷入了困境，相互聯動，整個村莊都在變窮。
盡管早在2002年，政府就表示要大力推進醫療救助製度，要求省、市（地）、縣級財政都要根據實際需要和財力情況安排資金，對農村貧困家庭給予醫療救助資金支持，對實施合作醫療按實際參加人數和補助定額給予資助。中央財政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農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給予適當支持。但這項舉措並沒有完全覆蓋到位。
在柏葉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視。那之後，不斷有年輕的農民死去。此外，當地的報章披露說，有一部分人則先天殘疾，連四肢都沒有。
44歲的張報華正在為一項“廢物利用”工程遲遲不能啟動而焦慮──一年以前，他代表柏葉房村委會分別向省、市、縣三級農業主管機構遞交了一份報告，計劃將現在已經雜草橫生的柏葉房村舊址100多畝土地改造成大棚蔬菜種植基地。但一年時間很快過去，他沒有得到批複，計劃不得不就此擱置。
張報華是江西省餘幹縣柏葉房村民委員會的書記，他掌管的這個村莊位於中國最大淡水湖鄱陽湖畔的東部地帶。從2003年開始，這個村的900多口人分成兩批用了兩年時間逐步遷離此地──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麵臨著共同的死亡威脅，有超過70個青、壯年因為同一種疾病同時或先後死去，另外一些人則疾病纏身或終身殘疾──對於疾病的未知和恐懼使人們心甘情願地拋棄了故土。
20年裏，癌症一直糾纏著這個村莊的人們。有書麵記載的集體病例發生在1986年，那時候中國鄉鎮一級的衛生防治體係尚未全麵建立，鄉村作為中國最基層也最偏遠的行政區劃，衛生醫療資源幾無覆蓋，不明原因的病死現象屢見不鮮。在柏葉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視。那之後，不斷有年輕的農民死去。此外，當地的報章披露說，有一部分人則先天殘疾，連四肢都沒有。
張報華的父親和叔父在20年前同樣死於不明原因的病症，他的父親在48歲的時候死去，而他的叔父則是40歲。由於醫療衛生條件和診療技術過於簡陋，盡管他們都在縣城接受過檢查，在患病後的一段時間裏他們卻並不知道自己所患病症。他們采取那種吞服草藥的農村傳統治療方法，以期達到驅散病毒的目的。但實際效果並不理想。
他們應該都是死於癌症，張報華對《財經文摘》說。20年間癌症死亡現象過於頻繁，使張報華毫不猶豫地做出這樣的判斷。在他父親死後，開始陸續有人因為癌症喪命。最初，整個村莊每年會有一兩個年輕人患上這類疾病，後來一年會出現十幾例癌症患者，年齡介於20歲到50歲之間。而在所有癌症種類中，肝癌和直腸癌是柏葉房村人群中最普遍患上的兩種癌症。
那時候感到有些可怕，張報華說。後來，他們主動將情況向政府做了報告，請求幫助。1992年，江西省的衛生主管部門和腫瘤醫院派遣工作人員對柏葉房村病例進行調查。初步認定是人們的飲用水存在問題。張報華說，他們的結論是，人們的飲用水中汞含量超過衛生標準的3倍，因此致癌。
醫學經驗稱，汞是自然界唯一以液體形態存在的金屬，任何形式的汞在一定條件下都可能轉化為劇毒的甲基汞，進入人體後將會侵害人的神經係統，臨床表現為頭痛、頭暈、肢體麻木和疼痛、肌肉震顫、運動失調等，在體內蓄積過高，能致癌。當年的專家結論大致援引了這個依據，並強調了汞中毒的致畸和致突變現象。曆時近10年的集體癌症、殘疾病例被確診。當地的報章報道稱，生命之源的水成了奪去許多人寶貴性命的“真凶”。
那以後，柏葉房村的人們努力改善水源，為了避免飲用汞含量超標的地表水，他們挖開地麵，在距地表兩米深處取水飲用。張報華說，當他們知道致病原因後，心情愉快，認為一切不幸都將煙消雲散。政府衛生主管部門對於農民們掘地取水的行為表示讚賞和支持，撥付1.3萬元人民幣予以補助，鼓勵每戶人家都打上一口水井。
鄱陽湖畔地勢低窪，汞含量超標的水源很容易汙染地下水，並且農民們在距地表兩米處取水，所取之水仍然是地表水，這無助於改變柏葉房村人們的患病情況。他們將水送往衛生機構進行檢查，得出的結論是汞含量仍超過正常衛生標準1倍。此後當地的報章報道說，困惑的人們試圖從不受疾病困擾的鄰村引水，但引水設備需要一筆“昂貴”資金，這使鄉村兩級的財政無力負擔，改水計劃沒有實現。
1998年，長江泛濫成災，咆哮的洪水衝毀了沿江的村莊和房屋，政府做出了治理江河的重大舉措，並利用國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同時，又先後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啟動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工程。鄱陽湖是治理目標，居住在湖畔的人們為此開始遷往異地。餘幹縣一些瀕臨中國最大淡水湖的鄉鎮也被納入移民建鎮工程，苦於集體病症困擾的柏葉房村民希望這會成為他們命運的轉機，但這一願望並未完全實現。
2003年，柏葉房村死亡病例出現增加趨勢，恐懼的村民向官方遞交了請求遷移的報告，官方予以確認。當地衛生院的醫生江增勝對《財經文摘》說，之所以很快獲得來自官方的支持，是因為餘幹縣衛生防疫站的防疫科長是柏葉房村的人，起了上下疏通的作用，否則肯定不會引起高度重視。
這一年，餘幹縣一位主要執政官員的親自視察改變了柏葉房村的狀況，當地報章披露說，這位主要官員在鄉村幹部群眾大會上表示，使柏葉房村盡快搬遷，就是在實踐“三個代表”。這位官員還說，這個村莊的人們生活一天過不好，作為官員的他們就一天睡不好覺。在那次會議上，這位官員還當場在請求遷移的報告上作出批示，接著，全縣開始行動，搬遷規劃、專項資金和移民補助很快被落實下來。
希望早日脫離苦海的想法促使人們相繼離去，一個存在了若幹年代的村莊消亡了。實際上，張報華並不太願意相信水源是致病的唯一原因，也不認為搬遷之後會使人們免於病痛。他認為還有其他的致病原因並沒有被找到和解決，他說，一切都存在太多不確定性。他呼籲衛生防疫機構對此加以重視，進行多方麵的調查。
在餘幹，掌管縣衛生防疫站的施水生同樣對於集體癌症病例的致病原因表示不能確定。2003年以前，施水生還沒有在衛生防疫站的任上工作，當他2003年來到防疫站履新的時候，前任站長留給他一紙從前的診斷報告。施水生對《財經文摘》說，根據省裏的初步認定，柏葉房村高密度癌症病例是水源問題。
但同時他也無法解釋與柏葉房村相鄰村莊為什麽水源就沒有問題，他說，按理說，他們吃的糧食、耕種的土地，以及生活習慣，好像都差不多。施水生感到其中原因有些錯綜複雜，他說，一方麵可能是水源，一方麵可能是環境衛生在惡化，另外村莊裏病人多，糞便汙染後也很容易傳染，得了肝炎也容易引發癌變。
顯然，這隻是一種假定，衛生防疫部門並沒有掌握實際的患病原因，而且施水生還表示，在柏葉房村成為癌症村前後直至搬遷，他無法確認實際有多少患病者，盡管他表示，在每個鄉鎮的衛生院都會實時報告一些病例，他們也會在必要的時候下去就一些病例進行調查。
這個人口超過90萬的國家級貧困縣的衛生防疫站，現在有47位工作人員，作為一個公共衛生單位，管轄著超過10個鄉鎮衛生院。施水生說，哪裏都會有一些業務骨幹。
但這些業務骨幹對於應對突發的傳染性或非傳染性疾病毫無有力措施可言，盡管自80年代開始，中國的鄉鎮衛生院作為公共衛生資源覆蓋的標誌被陸續設立，但麵對一起曆時20年的集體癌症病例現象卻無能為力，不僅如此，包括縣、市甚至省級公共衛生醫療機構也無法深入鄉村給出有效應對，一個村莊最後隻得被迫荒棄。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看來，因為全民性質的醫療保障製度和基層社區衛生防治體係欠缺，由於某種不確定性的原因導致集體病例危機的現象，並非柏葉房村獨有。
中國目前並沒有一項具體數據可以顯示存在著多少類似村莊，但無疑，報章對此類現象的披露近些年並沒有中斷過。癌症村的稱謂不時會出現在一些媒體的報道中。
賈西津8月21日在北京對《財經文摘》說，如果有一個最基本的醫療保障覆蓋體係，重大的群體性疾病發生概率將被降低。但她繼而表示，中國當前的醫療狀況有點“全或無”。如果地理區位好，經濟條件優越，一些地區的醫療資源會被無所顧忌地濫用，例如治療一項普通感冒也需要動用幾百塊錢的藥物。而在相反的地區，一些人則連生命健康的起碼保障都不會有，“我們完全沒有在一個高技術條件時代裏完成最基本的醫療保障。”
醫學碩士出身的賈西津說，雖然中國經濟發展的水平不斷提升，但用於最基礎的保障資金是有所差異或不能保證的，這直接製約著全民醫保和醫療援助的實現，以致農村地區的公共衛生問題不斷累積和惡化，當被發現之後，解決起來相當棘手。
那些經濟不發達地區正麵臨很多問題和挑戰，賈西津說。是要建立一個“全或無”式的麵子醫療工程，還是就現有水平建立一個更加貼近基層、適合農村需求的、以基本防治服務為主體的特色基礎醫療體係，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考慮的問題。過去20年間，在“全或無”的醫療資源不均衡覆蓋下，當公共衛生問題越來越嚴重時，病人們不得不被迫進行高額投入的治療，這是一種極普遍的情況。
建國初期，基層公共衛生領域由赤腳醫生和中醫藥防治療法組成，盡管看起來技術簡劣，但對中國而言，這種模式還是有所收效的，一些疾病能被有效地提前控製住，並不是所有疾病都需要動用更高級醫療儀器。賈西津說，這符合基本醫療保障的要求。
她還介紹，在現有資金量達不到要求的情況下，一種社區型的醫療和防疫模式，可以使很多病症在最初就得到緩解，從而不會讓所有問題積累到要死人的地步。她說，社區型預防模式是很適合中國農村的。
官方對於基層衛生狀況也顯得憂心忡忡。現在，盡管中國有3592個疾控中心（防疫站）和4萬所鄉鎮衛生院，但鄉鎮的醫療條件與衛生資源並不容樂觀，很難發揮實質性的救治效果。衛生部長高強去年接受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采訪時說，雖然中國在國家、省、市、縣四級都設立了負責重大疾病預防控製和衛生執法監督專門機構，而在鄉、村兩級沒有相應的機構，也沒有專職或兼職人員，缺乏必要的監測檢驗設施和經費保障機製，不能有效預防、監測、發現、報告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高強說，中國有七億農民，基本生活在鄉村兩級。農村基層疾病預防控製網絡的不健全狀況，難以有效控製重大疾病的流行。這種防治狀況一度受到評論家的批評，他們警告說，中國城鄉防病體製早已癱瘓或崩潰。一位叫李菊石的批評家稱，現在，全國範圍內“重治輕防”的思想嚴重回潮並籠罩著整個醫療衛生界，醫療衛生資源的分配和分布畸形發展，經濟效益、金錢第一是每個單位的首要考慮，社會效益和人民利益連掛在嘴上說說都很勉強。
在餘幹縣衛生防疫站，施水生向《財經文摘》抱怨了國家財政補助的微薄以及辦公條件的簡陋，一方麵認為防疫站需要國家更積極的財政扶持，另一方麵，他也暗示受財力的困擾，他們並不能更好地展開工作。
但李菊石撰文說，社會主義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赤貧基礎之上，在科技、教育、文化、經濟都處於開創振興階段，各種資源仍較匱乏薄弱的條件下，50年代至70年代成功消滅或有效地控製了多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但在防治技術和手段更加成熟、有效、醫療藥品更加有保障、資金更加充足之後，疫情的降低進展緩慢繼而停滯，許多原被控製的疾病正卷土重來。
李菊石說，現在，我們不得不麵對這樣一個現實，雖然越來越先進的進口設備充斥了越來越豪華的醫院大樓，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到這裏解除痛苦和提高健康水平，社會上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並沒有取得顯著進展。
李說，這是中國公共衛生領域發生的戲劇性變化。去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個課題組在一份評價報告中也提出，雖然在2002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已經增至5.42%，但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公共衛生領域，一些衛生、健康指標甚至惡化，新的衛生、健康問題不斷出現。
除此之外，由於醫療衛生資源的覆蓋不均以及受防疫、診療技術的限製，鄉鎮患病者的損失顯而易見，在經濟負擔日益加劇的同時，生命質量並不能獲得良好的挽救。
在柏葉房村，過去年均600元的收入入不敷出，患者為了治病隻能舉家負債。張報華說，他們村莊有超過70口人患病，平均一人每年花4萬元治病，總額也接近300萬，不僅最終無法治愈，家庭的生活質量也直線下降。負債的人陷入經濟窘境的同時，也使出借人家庭陷入了困境，相互聯動，整個村莊都在變窮。
盡管早在2002年，政府就表示要大力推進醫療救助製度，要求省、市（地）、縣級財政都要根據實際需要和財力情況安排資金，對農村貧困家庭給予醫療救助資金支持，對實施合作醫療按實際參加人數和補助定額給予資助。中央財政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對貧困地區農民貧困家庭醫療救助給予適當支持。但這項舉措並沒有完全覆蓋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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