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記者鄭作時／15年前，美國曆史學家羅茲·墨菲給自己提出設問：曆史上，同樣是西方向東方滲透的橋頭堡──加爾各答和孟買改變了印度，上海改變了中國嗎？我們的看法是，上海改變了中國。27年前，深圳起緣於市場經濟的草莽試驗；16年前，上海的使命是承擔於中國國運。上海必須迅速切入角色，擔當象征作用。
曆史總是在製造戲劇性。上海崛起的這16年，克林頓治下的美國完成了信息革命而走出經濟困境：中國人看美國──“人傻、錢多，速去！”美國人看中國，“人多，錢少，速去。”世界經濟史進入21世紀之後，新興國家經濟增長勢頭洶湧澎湃，當教育、技術、傳播共同發生變革，全球都在發生劇烈變化，全球化經濟生存需要經濟體之間彼此咬合，工業化促動城市主義盛行，城市之間開始發生最為激烈的競爭。
世界在發現上海：看，那就是中國的經濟首都，有1900萬人口，她會是未來的紐約！有人說，如果你要研究中國2000年的曆史，要去西安；要研究500年的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20世紀以來的曆史，就要來上海。
以中國城市當量計，上海北麵有北京，南麵有香港。香港在中國內地施行近30年的計劃經濟期間，走過了一輪崛起過程，在亞洲，香港完成了對昔日上海經濟地位的替代。如今，上海正在還原她的夢想和傳奇。其實，上海戲劇剛剛展開。僅僅16年時間，如果你希望讓她承擔中國，讓她承擔世界，那就給她充足的時間。
這16年的時間，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城市為重心的階段。以2006年為分水嶺，中國開始細致執行城市、農村統籌發展的國策。一枝獨秀的上海周期結束了嗎？不會。她又要進入一個新的使命的孕育期。全球化遇到困難，整個世界進入了政治經濟學時代。在上海，位於市中心區域的中共一大會址與有著“嶄新的天與地”語意的新天地隔街相望,上海自有屬於自身的政治經濟學。
秋立而涼風至。2006年立秋以後的上海，自然界的涼風並沒有如約而至，天氣依然如盛夏一般悶熱。但經過了8月底9月初的秋雨後，涼意浸淫了浮華依舊的上海灘。雖然這一檔期沒有了F1，沒有了財富論壇，沒有了頂級奢侈品展等等以往上海人引以自豪且能灼熱人眼球的東西。然而，作為中國經濟之都的上海，此時卻因為一個叫張榮坤的曾經風雲上海灘的富豪被抓和與之有牽連的社保案，以及周正毅出獄後再次被要求協助調查、周正毅的專職管教被雙規等已公之於眾的新聞事件和種種坊間傳言，再次聚焦了世人和媒體的目光……
作為中國人，你也許聽到過上海外灘鍾樓的鍾聲，看到過黃浦江上萬噸輪駛過的影子；也許登上過金茂大廈或者是東方明珠的頂層。可是這樣你就了解上海了嗎？或者你還知道衡山路、高安路那些安靜的舊式花園別墅；淮海路、南京路的繁華；磁懸浮和賽車場的高速度；甚至是石庫門房子裏上海人家的辛酸……這些足夠了嗎？
也許你還知道上海之於現代中國政治社會中的意義：中國現代工業的發源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退守台灣之前國民黨政權財政支持者的集聚地……也許你還知道更多：自開埠以來上海就是現代中國夢的一個剪影，它承載著中國人的強國夢；也承載著許多中國人的財富夢、縱欲夢；也知道上海是外國人和外國資本布局中國的最重要的一站……
然而，在當下一係列新聞事件之後，人們更想知道，上海，它從哪裏來，又將到哪裏去？在浙江金華一家私營企業裏擔任技術負責人的上海老工程師張華對上海的批評可不少：“又是建磁懸浮，又是建賽車場，上海的場麵越來越大，可實質性的東西卻越來越少。製造業工廠都外遷了，土地太貴，中心城區和郊區蓋起一大片一大片的住房，蓋房子才賺錢。你去看看，外灘兩岸上的廣告還有幾個是上海本地產品？不要說產品，恐怕連品牌都留不下幾個了。上海已經成為全世界大眾消費品到中國來展示的第一站，可是作為東道主的上海，可以上去的就是上海家化，這恐怕也太寒酸了吧。沒有產品、甚至沒有品牌的基礎，一個城市能有多少經濟基礎？上海這樣能行嗎？”
作為從上世紀80年代就來到浙江做星期天工程師，進而離開上海，在外地諸多企業輾轉工作的張華來說，上海從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城市轉變到現在以金融等服務業為基礎，速度實在太快了。快到像張華這樣的高級技術人員都無法就地轉型，他必須要到外地企業工作，拋家別子，張華自然對上海的問題看得更多一些。
上海製造業成本過高確是事實。上海長穀建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瓊孚先生說：“我們沒有辦法和內地企業競爭，現在產品幾乎全部都是外銷，這樣才能有盈利。” 吳先生所在的長穀建材公司是10年前來到上海投資的台商企業，也是長三角地區著名的企業。當年的投資成本遠低於現在，如果現在一個同樣是生產瓷磚的企業再來上海投資，恐怕隻有虧本而回了。
但似乎看來上海的經濟並沒有因為失去製造業而衰落。一個又一個本地金融交易所的成立，一家又一家的外資銀行進入，跨國公司更是在浦東紮了堆。上海，在 2006年表現出的，還是繁華。記者在8月31日的上海新客站隨機攔下了剛到上海的10位新上海人，沒有一名對上海的未來和自己的未來表示悲觀。近來一直非常低調的上海民企領袖劉永行在這一點上的表態非常明確：“上海的未來是光明的。”
上海瀕臨太平洋，並有黃埔江直接與之相聯，身居中國極為富庶的江浙平原中間，通過水係幾乎可以與整個中國腹地相聯。早在開埠之前的明清時代，上海先後以 “木棉文綾，衣被天下”和“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聞名於世。上海領銜中國城市經濟已經百年。但它的開埠卻是非常屈辱的：幾個英國人拿著《中英南京條約》到當時隻有兩平方公裏的上海縣城老城廂要求進入。這樣的屈辱，上海承受了很多次。這個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幾乎令所有來中國的殖民者看中，清政府一次次的戰敗以及隨後的城下之盟，幾乎都意味著上海城外租界的增加。
租界的成立和西方人的進入，除了使殖民時期西方掠奪中國的目標成為事實，同時也帶進了西方的工業文明和上海的買辦文化。一方麵“為洋人辦事”的買辦為人唾棄，另一方麵他們也成為晚清上海官辦工業的一代啟蒙者，傑出者如唐廷樞，後來他就離開服務10年的怡和洋行而成為著名企業招商局的總辦，並與紅極一時的晚清重臣李鴻章一起創辦了一係列洋務運動著名企業，為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基礎。
洋租界和華界的分隔，使上海出現了各種製度並存的多頭城市管理格局，這種“萬國之國”的狀況，令其在大部分時間裏躲過了戰火紛飛，由於租界的存在，上海可以偏安於一隅。同時，江浙的地主階層也因戰亂進而裹攜財富紛紛而入，上海成為吸收整個中國財富的一個中心。
到30年代，上海工業占整個中國的一半。由石庫門房子、有軌電車和大世界舞廳裏的浮華情調組成了“上海景象”，並構成了上海的符號。當時的上海因此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投資中心，也成為整個中國的工業中心。就金融而言，它有了門類齊全的投資市場和證券交易中心。長期研究上海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教授說，上海是打開現代中國的鑰匙。
這一切的背後隱藏著大量的故事。1893年，英國人麥邊利用中國人對橡膠工業的無知，在媒體上製造大量橡膠工業的利好消息，進而在上海成立一個空殼的藍殖誌橡膠公司，隨即利用國外銀行借款向董事發放紅利，假紅利造成了藍殖誌公司在海外橡膠園極度盈利的假象，然後又授權上海的中匯銀行對藍殖誌公司的股票進行交易，並雇用人排隊，真正的投資者終於上當，大量上海工商業者開始買入藍殖誌公司股票，並造成這個根本子虛烏有的公司股票價格飛漲。公司股票漲到最高點時，麥邊已經拋出了所有這個公司的股票，帶著獲利的1000萬銀元逃離上海，中匯銀行也隨之停止交易。
這個騙局在上海造成了所謂的“橡膠風潮”，致使上海大量錢莊受到嚴重損失，個人投資者的虧損當然更不用說。這是中國人在經濟上的一次慘痛教訓，麥邊利用中國人對海外產業和金融兩個方麵的無知，這個故事，也幾乎成為當時上海冒險致富中最傳奇的故事。在工業方麵，中國工業史無法回避上海的成功。研究西方的工業品製造並把它轉化成中國產品，是當時中國民族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程序。上海紡織業的發展就走了引進設備雇傭工人的道路。
其間，在產業發展中最成功的，莫過於一個化學家和一個商人的故事。當時日本商人稱為味之素的味精風靡上海，此時，化學家吳蘊初曆經天津、武漢兩個工廠創業失敗，吳發現，味之素這個調味品從成分分析上來說隻不過是穀氨酸鈉而已。於是他在自家閣樓上連續研製，研究出穀氨酸鈉的生產方法，並在上海找到了寧波商幫中一個有文化基礎的商人張逸雲，兩人一起用5000元資本開辦了一個簡陋的小工廠，生產出國產的天廚味精，竟然一舉擊敗日本的進口貨。日本商人不肯罷休，突然殺出回馬槍──提高鹽酸(味精原料)價格，吳蘊初順勢而為，利用味精生產帶來的利潤投資了氯鹼化工廠，幾個回合下來，不但擊退了日本商人的原料要挾，也完善了自身的價值鏈。
吳蘊初與麥邊的故事，表達了上海傳奇的兩個方麵。一個憑智慧矢誌而為，一個靠出賣信用騙取而得；一個以弱擊強，一個以強欺弱。這兩個人在上海灘同樣成就夢想，除去道德因素，卻一致地為當時的上海灘的魅力加分。在上海，這樣的故事還可以寫出一大批，祥生出租車行的吳祥生在出租車業上從白手起家到壟斷經營；新中公司支秉淵造出第一輛純中國血統的汽車；上海紡織工業對全國市場的根本性影響……這些商業故事足以傲人，以致於在舊上海為人津津樂道。而曆史的吊詭在於曆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類似的冒險與傳奇故事數十年後還在一個已經現代化的上海不斷上演，隻不過是換了演員和布景。
繁榮的金融市場和工業使上海文化取得演進，獨立的新聞媒體出現了，《大公報》、《申報》領中國新聞界一代風騷，海上文人出現了，大量寄居於北京的名人都從北京移居上海，上海一時之間幾乎成為超脫於30年代苦難中國的一個遠東現代化城市。
結束上海黃金十年的，是抗戰的烽火。1937年8·13抗戰之後，上海的工業隨國民政府內遷而內遷。一個高度集中的工業城市一夜之間消失了，而上海上世紀 30年代的經濟傳奇，也戛然而止。抗戰勝利之後，上海的發展成了國民政府官辦經濟的一部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製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中央銀行和郵政匯金局、中央信托局壟斷了整個金融業，並間接控製了所有的民族工業。“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扼殺了國統區工商業和農業的生機，造成了國統區工商業、農業、財政經濟的崩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工業一直處於計劃經濟的發展階段之中，雖然工業門類齊全，並在經濟短缺時代呈現了自己的價值(包括上海貨名揚全國)，但活力日漸喪失。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10年之間，上海仍囿於計劃經濟時代遺產的困擾，國企轉型極為緩慢。90年代之初，上海製造業危機初露端倪，傳統的優勢行業如紡織、服裝業開始被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企業奪走了大部分市場份額；廣東企業在食品業上也占據了一席之地。
隨著機製更為靈活的民營企業在技術和設備上的日趨完善，上海企業在日用輕工領域的優勢一個一個地被拉平、趕上。那個時候，上海人開始為自己尋找安心理由，比如說，“別看廣東食品攻進上海了，可這些廣東企業的生產線還是上海製造”。不過，人們很快發現，上海在輕工設備製造方麵也開始失去優勢。
所有這些，體製使然。由於體製問題，上海企業無法跟上越來越快的市場節奏。一個細節是，江蘇常熟的服裝銷售經理可以在上海華聯商廈裏用電話瞬間反映客戶要求進行改型，而上海服裝企業要提出一次削價則要經過數個部門的批準。無法跟上市場的上海企業，使整個經濟失去了活力，上海作為一個工業城市開始沒落了。 80年代開始，首先是人才開始外流。大量懂技術的“上海師傅”流向了江浙閩粵，人才與資本的結合使這些地方的企業迅速在終端消費品市場上崛起，反過來搶占上海市場。
產品失去市場使上海的經濟蒙塵，同時，上海市政建設公共投入嚴重不足，最直接的表現是，在1990年之前，上海成了全國人均住房和道路最為緊張的城市，人均住房隻有2.8平方米，一平方米公交汽車上最高時要擠進11個人，上海製造業的沒落，公共投入的欠賬，進一步使上海文化不再受人豔羨。改革開放十餘年時間，中國經濟總動員發達了廣東珠三角，上海卻步入老態，深懷的財富夢想漸行漸遠。直到另一位老人把她再次拉進了春天。
中央政府最高決策層沒有忘記曾為共和國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上海，她曾貢獻了全國1/6的財政。1990年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時，正式提出開發浦東，並指出浦東開發已經晚了5年，但晚一點也可以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搞得更好。中央政府給上海的第一個禮物，是資本市場。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市，接著是上海的金屬交易所、航運交易所、糧食交易所。這些交易所的建立，初步為上海搭建了全國性的金融體係，使上海以現代資本市場的姿態，像一塊窪地一樣把全國的資本吸收進來。
尤其是一直以來為人關注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和公司融資方麵，它一直得政策之利而優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使中國證券市場早期數百億、後期上萬億的資金始終圍繞著上海這塊窪地打轉。另外，證券交易所還使數百隻上海本地股領地利之便上市，為上海大範圍內改造國企提供了條件。雖然國有體製和以前的優勢使上海傳統產業企業轉型艱難，但國內民營企業觸角尚無力延伸的產業，上海試圖有所作為。另外，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優良的人力資源也使它很快找到了應有的位置。後來入駐上海的國內著名民營企業家史玉柱說過他對上海人的看法：“他們是最好的職員，永遠不會為自己創業而與東家爭奪資源。”
從1992年開始，在優勢產業和吸引外資上，上海開始成為一塊熱土，台資、港資、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上海。從1995年開始，頂級的跨國公司和頂級的投資數字都開始出現：1995年，美國西屋電氣投資3億美元；1996年美國英特爾公司投資2.3億美元；1997年日本NEC投資12億美元；1998年德國克虜伯公司投資14.3億美元；1999年韓國三星、美國富特投資2.5億美元。僅僅到2000年，就有250億美元的外資落戶上海，使上海至少從形式上實現了產業升級。
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1999年9月29日，以“中國未來50年”為主題的《財富》第5屆論壇在上海閉幕。這不是一本雜誌簡單的衍生產品。這是財富論壇第一次落地中國，而且選中的是“當今中國最具經濟潛力和活力的城市”上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和300餘名跨國公司首腦、200餘名中國大企業老總以及超過800名來自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政要、學界名流參加了論壇的活動。一個現代的富裕開放的並得到強有力支持的上海形象展現在世界麵前。
如果說上海第一次開埠是被迫接納外國人，現在的上海，卻是主動地全身心地張開雙臂擁抱外國人和跨國資本，並且不遺餘力，動用了各種政商資源。在征用土地方麵，上海為引進通用公司曾經創造了3個月完成1平方公裏土地從居民遷出直至全部平整完畢的奇跡；在人才方麵，上海開設了藍印戶口通道，為高級人才的進入打開戶籍製度的一扇小門；甚至在資金方麵也為外資企業的困難想出解決方案：泰國正大集團進入浦東小陸家嘴建設商貿中心正大廣場時，因為遇上東南亞金融危機而被迫陷入停頓，上海方麵不惜動用本地上市公司陸家嘴的資金來啟動它的建設。
到2000年，上海可以說完成了它驚險的一躍：從計劃經濟的傳統產業中躍身而出，以高起點引進跨國公司完成城市產業的更新；以資本市場為紐帶不斷進入對傳統產業的盤存。有了這兩隻手，上海就有了不斷擴大的政府收入，可以從容投入城市建設和公共設施改造。到2001年，在上海為APEC會議燃放的禮花中，人們似乎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遠東中心在招手。是的，誰能想到僅僅在10年之後，在上海外灘那一排灰色的銀行大樓對麵，新上海的標誌會如此宏偉？東方明珠、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還有金茂大廈，以它們為中心，上海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路徑。一路下去，彼岸就在眼前，上海將會有一個新的光榮時代出現。
2001年是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之都在社會聲譽上的一個頂峰時代。那個時候，上海似乎是完美無缺的，跨國資本正在“發現上海”，而本地國企正在利用資本市場和股份製結構進行改造，政府極為提倡海派文化，城市公共建設已經初見成效並且還在大規模展開，周圍省份和城市接受上海輻射的說法此起彼伏。
但回顧起來，這種聲譽上的頂峰對於上海這個還在行進中的城市並不完全是好事。它意味著上海在接下來的動作中都必須做到更好。然而，上海其實存在著數大隱憂：大規模的建設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這種投入能否持續？國企改革、股份製改造是否順利？而最為關鍵的是，作為一個特大型城市，上海能否為自己找到屬於自己的產業群，能夠容納從傳統產業裏分流出來的巨大就業人群？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上海作為一個城市，現在正在經曆著高峰後的一個低穀時期。2001年的巔峰之後，上海在城市硬件投入上仍然不遺餘力，頂峰時期得到的讚美使城市的決策者們似乎有了更大的動力來爭搶各種各樣的世界第一和中國第一，上海從市民到管理者都陶醉於外界巨大的讚歎聲。全球第一條磁懸浮線路；中國第一個賽車場；最長的跨海大橋；最高的環球金融大廈；數不清的“第一”紛紛在上海出現了，有的是地方政府出資，更多的是與地方政府相關的國資公司出資。
作為城市，上海獲得了巨大的榮耀，而市民們感受到的，隻是房價越來越高，房租越來越貴。他們不知道的是這背後的利益鏈條。實際上，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其實是有限的，除了正常的稅收外，出售土地獲得的收入是最大的來源。在上海，市民已經背負著他們無法背負的房價，使老市民不敢改善住房條件，使新進入上海的年輕一代出現了群租現象。“高樓背後有寒屋”，在曾經強硬的拆遷政策麵前，寒屋也不得保全。2003年，小有名氣的滬上小話劇導演張廣天就曾投拆本刊：他為保住父母的一所房屋，曾經在斷水斷電的情況下一個人在裏麵住了一星期。
該來的總會來的。如果說市民感覺不到他們為房價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通過曲折的鏈條進入到上海的一項項“第一”中去──的話，那麽當房價因素通過員工提薪要求、各種商品的價格反應到城市的經濟活動中以後，直接感受到寒意的就是企業。在製造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上海超前的城建速度已經反應到企業的綜合成本中來，上海成為全國工資高地、商品和服務業價格高地。外資的製造業企業開始撤離上海，聯合利華把整個工廠全部搬到安徽，1984年就到上海的3M公司把新的工廠建在蘇州。“十五”期間，浦東的引進外資項目在10億美元以上的，一個也沒有。
浦東又要轉型了，這一次，浦東新區的官員們把希望寄托在現代服務業的概念上，他們希望把浦東建成一個總部型的區域。即利用浦東的區位優勢，讓巨型公司把總部放在浦東，把企業中高技術含量的部分留在上海，而把製造業放在江浙。這樣的轉型能否實現，現在還不得而知。
曆史總是在製造戲劇性。上海崛起的這16年，克林頓治下的美國完成了信息革命而走出經濟困境：中國人看美國──“人傻、錢多，速去！”美國人看中國，“人多，錢少，速去。”世界經濟史進入21世紀之後，新興國家經濟增長勢頭洶湧澎湃，當教育、技術、傳播共同發生變革，全球都在發生劇烈變化，全球化經濟生存需要經濟體之間彼此咬合，工業化促動城市主義盛行，城市之間開始發生最為激烈的競爭。
世界在發現上海：看，那就是中國的經濟首都，有1900萬人口，她會是未來的紐約！有人說，如果你要研究中國2000年的曆史，要去西安；要研究500年的曆史，就去北京；而研究20世紀以來的曆史，就要來上海。
以中國城市當量計，上海北麵有北京，南麵有香港。香港在中國內地施行近30年的計劃經濟期間，走過了一輪崛起過程，在亞洲，香港完成了對昔日上海經濟地位的替代。如今，上海正在還原她的夢想和傳奇。其實，上海戲劇剛剛展開。僅僅16年時間，如果你希望讓她承擔中國，讓她承擔世界，那就給她充足的時間。
這16年的時間，也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城市為重心的階段。以2006年為分水嶺，中國開始細致執行城市、農村統籌發展的國策。一枝獨秀的上海周期結束了嗎？不會。她又要進入一個新的使命的孕育期。全球化遇到困難，整個世界進入了政治經濟學時代。在上海，位於市中心區域的中共一大會址與有著“嶄新的天與地”語意的新天地隔街相望,上海自有屬於自身的政治經濟學。
秋立而涼風至。2006年立秋以後的上海，自然界的涼風並沒有如約而至，天氣依然如盛夏一般悶熱。但經過了8月底9月初的秋雨後，涼意浸淫了浮華依舊的上海灘。雖然這一檔期沒有了F1，沒有了財富論壇，沒有了頂級奢侈品展等等以往上海人引以自豪且能灼熱人眼球的東西。然而，作為中國經濟之都的上海，此時卻因為一個叫張榮坤的曾經風雲上海灘的富豪被抓和與之有牽連的社保案，以及周正毅出獄後再次被要求協助調查、周正毅的專職管教被雙規等已公之於眾的新聞事件和種種坊間傳言，再次聚焦了世人和媒體的目光……
作為中國人，你也許聽到過上海外灘鍾樓的鍾聲，看到過黃浦江上萬噸輪駛過的影子；也許登上過金茂大廈或者是東方明珠的頂層。可是這樣你就了解上海了嗎？或者你還知道衡山路、高安路那些安靜的舊式花園別墅；淮海路、南京路的繁華；磁懸浮和賽車場的高速度；甚至是石庫門房子裏上海人家的辛酸……這些足夠了嗎？
也許你還知道上海之於現代中國政治社會中的意義：中國現代工業的發源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退守台灣之前國民黨政權財政支持者的集聚地……也許你還知道更多：自開埠以來上海就是現代中國夢的一個剪影，它承載著中國人的強國夢；也承載著許多中國人的財富夢、縱欲夢；也知道上海是外國人和外國資本布局中國的最重要的一站……
然而，在當下一係列新聞事件之後，人們更想知道，上海，它從哪裏來，又將到哪裏去？在浙江金華一家私營企業裏擔任技術負責人的上海老工程師張華對上海的批評可不少：“又是建磁懸浮，又是建賽車場，上海的場麵越來越大，可實質性的東西卻越來越少。製造業工廠都外遷了，土地太貴，中心城區和郊區蓋起一大片一大片的住房，蓋房子才賺錢。你去看看，外灘兩岸上的廣告還有幾個是上海本地產品？不要說產品，恐怕連品牌都留不下幾個了。上海已經成為全世界大眾消費品到中國來展示的第一站，可是作為東道主的上海，可以上去的就是上海家化，這恐怕也太寒酸了吧。沒有產品、甚至沒有品牌的基礎，一個城市能有多少經濟基礎？上海這樣能行嗎？”
作為從上世紀80年代就來到浙江做星期天工程師，進而離開上海，在外地諸多企業輾轉工作的張華來說，上海從一個門類齊全的工業城市轉變到現在以金融等服務業為基礎，速度實在太快了。快到像張華這樣的高級技術人員都無法就地轉型，他必須要到外地企業工作，拋家別子，張華自然對上海的問題看得更多一些。
上海製造業成本過高確是事實。上海長穀建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瓊孚先生說：“我們沒有辦法和內地企業競爭，現在產品幾乎全部都是外銷，這樣才能有盈利。” 吳先生所在的長穀建材公司是10年前來到上海投資的台商企業，也是長三角地區著名的企業。當年的投資成本遠低於現在，如果現在一個同樣是生產瓷磚的企業再來上海投資，恐怕隻有虧本而回了。
但似乎看來上海的經濟並沒有因為失去製造業而衰落。一個又一個本地金融交易所的成立，一家又一家的外資銀行進入，跨國公司更是在浦東紮了堆。上海，在 2006年表現出的，還是繁華。記者在8月31日的上海新客站隨機攔下了剛到上海的10位新上海人，沒有一名對上海的未來和自己的未來表示悲觀。近來一直非常低調的上海民企領袖劉永行在這一點上的表態非常明確：“上海的未來是光明的。”
上海瀕臨太平洋，並有黃埔江直接與之相聯，身居中國極為富庶的江浙平原中間，通過水係幾乎可以與整個中國腹地相聯。早在開埠之前的明清時代，上海先後以 “木棉文綾，衣被天下”和“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聞名於世。上海領銜中國城市經濟已經百年。但它的開埠卻是非常屈辱的：幾個英國人拿著《中英南京條約》到當時隻有兩平方公裏的上海縣城老城廂要求進入。這樣的屈辱，上海承受了很多次。這個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幾乎令所有來中國的殖民者看中，清政府一次次的戰敗以及隨後的城下之盟，幾乎都意味著上海城外租界的增加。
租界的成立和西方人的進入，除了使殖民時期西方掠奪中國的目標成為事實，同時也帶進了西方的工業文明和上海的買辦文化。一方麵“為洋人辦事”的買辦為人唾棄，另一方麵他們也成為晚清上海官辦工業的一代啟蒙者，傑出者如唐廷樞，後來他就離開服務10年的怡和洋行而成為著名企業招商局的總辦，並與紅極一時的晚清重臣李鴻章一起創辦了一係列洋務運動著名企業，為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基礎。
洋租界和華界的分隔，使上海出現了各種製度並存的多頭城市管理格局，這種“萬國之國”的狀況，令其在大部分時間裏躲過了戰火紛飛，由於租界的存在，上海可以偏安於一隅。同時，江浙的地主階層也因戰亂進而裹攜財富紛紛而入，上海成為吸收整個中國財富的一個中心。
到30年代，上海工業占整個中國的一半。由石庫門房子、有軌電車和大世界舞廳裏的浮華情調組成了“上海景象”，並構成了上海的符號。當時的上海因此成為亞太地區的金融投資中心，也成為整個中國的工業中心。就金融而言，它有了門類齊全的投資市場和證券交易中心。長期研究上海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教授說，上海是打開現代中國的鑰匙。
這一切的背後隱藏著大量的故事。1893年，英國人麥邊利用中國人對橡膠工業的無知，在媒體上製造大量橡膠工業的利好消息，進而在上海成立一個空殼的藍殖誌橡膠公司，隨即利用國外銀行借款向董事發放紅利，假紅利造成了藍殖誌公司在海外橡膠園極度盈利的假象，然後又授權上海的中匯銀行對藍殖誌公司的股票進行交易，並雇用人排隊，真正的投資者終於上當，大量上海工商業者開始買入藍殖誌公司股票，並造成這個根本子虛烏有的公司股票價格飛漲。公司股票漲到最高點時，麥邊已經拋出了所有這個公司的股票，帶著獲利的1000萬銀元逃離上海，中匯銀行也隨之停止交易。
這個騙局在上海造成了所謂的“橡膠風潮”，致使上海大量錢莊受到嚴重損失，個人投資者的虧損當然更不用說。這是中國人在經濟上的一次慘痛教訓，麥邊利用中國人對海外產業和金融兩個方麵的無知，這個故事，也幾乎成為當時上海冒險致富中最傳奇的故事。在工業方麵，中國工業史無法回避上海的成功。研究西方的工業品製造並把它轉化成中國產品，是當時中國民族產業快速發展的重要程序。上海紡織業的發展就走了引進設備雇傭工人的道路。
其間，在產業發展中最成功的，莫過於一個化學家和一個商人的故事。當時日本商人稱為味之素的味精風靡上海，此時，化學家吳蘊初曆經天津、武漢兩個工廠創業失敗，吳發現，味之素這個調味品從成分分析上來說隻不過是穀氨酸鈉而已。於是他在自家閣樓上連續研製，研究出穀氨酸鈉的生產方法，並在上海找到了寧波商幫中一個有文化基礎的商人張逸雲，兩人一起用5000元資本開辦了一個簡陋的小工廠，生產出國產的天廚味精，竟然一舉擊敗日本的進口貨。日本商人不肯罷休，突然殺出回馬槍──提高鹽酸(味精原料)價格，吳蘊初順勢而為，利用味精生產帶來的利潤投資了氯鹼化工廠，幾個回合下來，不但擊退了日本商人的原料要挾，也完善了自身的價值鏈。
吳蘊初與麥邊的故事，表達了上海傳奇的兩個方麵。一個憑智慧矢誌而為，一個靠出賣信用騙取而得；一個以弱擊強，一個以強欺弱。這兩個人在上海灘同樣成就夢想，除去道德因素，卻一致地為當時的上海灘的魅力加分。在上海，這樣的故事還可以寫出一大批，祥生出租車行的吳祥生在出租車業上從白手起家到壟斷經營；新中公司支秉淵造出第一輛純中國血統的汽車；上海紡織工業對全國市場的根本性影響……這些商業故事足以傲人，以致於在舊上海為人津津樂道。而曆史的吊詭在於曆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類似的冒險與傳奇故事數十年後還在一個已經現代化的上海不斷上演，隻不過是換了演員和布景。
繁榮的金融市場和工業使上海文化取得演進，獨立的新聞媒體出現了，《大公報》、《申報》領中國新聞界一代風騷，海上文人出現了，大量寄居於北京的名人都從北京移居上海，上海一時之間幾乎成為超脫於30年代苦難中國的一個遠東現代化城市。
結束上海黃金十年的，是抗戰的烽火。1937年8·13抗戰之後，上海的工業隨國民政府內遷而內遷。一個高度集中的工業城市一夜之間消失了，而上海上世紀 30年代的經濟傳奇，也戛然而止。抗戰勝利之後，上海的發展成了國民政府官辦經濟的一部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控製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中央銀行和郵政匯金局、中央信托局壟斷了整個金融業，並間接控製了所有的民族工業。“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惡性膨脹，扼殺了國統區工商業和農業的生機，造成了國統區工商業、農業、財政經濟的崩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工業一直處於計劃經濟的發展階段之中，雖然工業門類齊全，並在經濟短缺時代呈現了自己的價值(包括上海貨名揚全國)，但活力日漸喪失。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的10年之間，上海仍囿於計劃經濟時代遺產的困擾，國企轉型極為緩慢。90年代之初，上海製造業危機初露端倪，傳統的優勢行業如紡織、服裝業開始被來自浙江、江蘇和廣東的企業奪走了大部分市場份額；廣東企業在食品業上也占據了一席之地。
隨著機製更為靈活的民營企業在技術和設備上的日趨完善，上海企業在日用輕工領域的優勢一個一個地被拉平、趕上。那個時候，上海人開始為自己尋找安心理由，比如說，“別看廣東食品攻進上海了，可這些廣東企業的生產線還是上海製造”。不過，人們很快發現，上海在輕工設備製造方麵也開始失去優勢。
所有這些，體製使然。由於體製問題，上海企業無法跟上越來越快的市場節奏。一個細節是，江蘇常熟的服裝銷售經理可以在上海華聯商廈裏用電話瞬間反映客戶要求進行改型，而上海服裝企業要提出一次削價則要經過數個部門的批準。無法跟上市場的上海企業，使整個經濟失去了活力，上海作為一個工業城市開始沒落了。 80年代開始，首先是人才開始外流。大量懂技術的“上海師傅”流向了江浙閩粵，人才與資本的結合使這些地方的企業迅速在終端消費品市場上崛起，反過來搶占上海市場。
產品失去市場使上海的經濟蒙塵，同時，上海市政建設公共投入嚴重不足，最直接的表現是，在1990年之前，上海成了全國人均住房和道路最為緊張的城市，人均住房隻有2.8平方米，一平方米公交汽車上最高時要擠進11個人，上海製造業的沒落，公共投入的欠賬，進一步使上海文化不再受人豔羨。改革開放十餘年時間，中國經濟總動員發達了廣東珠三角，上海卻步入老態，深懷的財富夢想漸行漸遠。直到另一位老人把她再次拉進了春天。
中央政府最高決策層沒有忘記曾為共和國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上海，她曾貢獻了全國1/6的財政。1990年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時，正式提出開發浦東，並指出浦東開發已經晚了5年，但晚一點也可以站在更高的起點上，搞得更好。中央政府給上海的第一個禮物，是資本市場。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市，接著是上海的金屬交易所、航運交易所、糧食交易所。這些交易所的建立，初步為上海搭建了全國性的金融體係，使上海以現代資本市場的姿態，像一塊窪地一樣把全國的資本吸收進來。
尤其是一直以來為人關注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在股票上市和公司融資方麵，它一直得政策之利而優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使中國證券市場早期數百億、後期上萬億的資金始終圍繞著上海這塊窪地打轉。另外，證券交易所還使數百隻上海本地股領地利之便上市，為上海大範圍內改造國企提供了條件。雖然國有體製和以前的優勢使上海傳統產業企業轉型艱難，但國內民營企業觸角尚無力延伸的產業，上海試圖有所作為。另外，上海的地理位置和優良的人力資源也使它很快找到了應有的位置。後來入駐上海的國內著名民營企業家史玉柱說過他對上海人的看法：“他們是最好的職員，永遠不會為自己創業而與東家爭奪資源。”
從1992年開始，在優勢產業和吸引外資上，上海開始成為一塊熱土，台資、港資、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上海。從1995年開始，頂級的跨國公司和頂級的投資數字都開始出現：1995年，美國西屋電氣投資3億美元；1996年美國英特爾公司投資2.3億美元；1997年日本NEC投資12億美元；1998年德國克虜伯公司投資14.3億美元；1999年韓國三星、美國富特投資2.5億美元。僅僅到2000年，就有250億美元的外資落戶上海，使上海至少從形式上實現了產業升級。
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是，1999年9月29日，以“中國未來50年”為主題的《財富》第5屆論壇在上海閉幕。這不是一本雜誌簡單的衍生產品。這是財富論壇第一次落地中國，而且選中的是“當今中國最具經濟潛力和活力的城市”上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和300餘名跨國公司首腦、200餘名中國大企業老總以及超過800名來自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政要、學界名流參加了論壇的活動。一個現代的富裕開放的並得到強有力支持的上海形象展現在世界麵前。
如果說上海第一次開埠是被迫接納外國人，現在的上海，卻是主動地全身心地張開雙臂擁抱外國人和跨國資本，並且不遺餘力，動用了各種政商資源。在征用土地方麵，上海為引進通用公司曾經創造了3個月完成1平方公裏土地從居民遷出直至全部平整完畢的奇跡；在人才方麵，上海開設了藍印戶口通道，為高級人才的進入打開戶籍製度的一扇小門；甚至在資金方麵也為外資企業的困難想出解決方案：泰國正大集團進入浦東小陸家嘴建設商貿中心正大廣場時，因為遇上東南亞金融危機而被迫陷入停頓，上海方麵不惜動用本地上市公司陸家嘴的資金來啟動它的建設。
到2000年，上海可以說完成了它驚險的一躍：從計劃經濟的傳統產業中躍身而出，以高起點引進跨國公司完成城市產業的更新；以資本市場為紐帶不斷進入對傳統產業的盤存。有了這兩隻手，上海就有了不斷擴大的政府收入，可以從容投入城市建設和公共設施改造。到2001年，在上海為APEC會議燃放的禮花中，人們似乎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遠東中心在招手。是的，誰能想到僅僅在10年之後，在上海外灘那一排灰色的銀行大樓對麵，新上海的標誌會如此宏偉？東方明珠、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還有金茂大廈，以它們為中心，上海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路徑。一路下去，彼岸就在眼前，上海將會有一個新的光榮時代出現。
2001年是上海作為中國經濟之都在社會聲譽上的一個頂峰時代。那個時候，上海似乎是完美無缺的，跨國資本正在“發現上海”，而本地國企正在利用資本市場和股份製結構進行改造，政府極為提倡海派文化，城市公共建設已經初見成效並且還在大規模展開，周圍省份和城市接受上海輻射的說法此起彼伏。
但回顧起來，這種聲譽上的頂峰對於上海這個還在行進中的城市並不完全是好事。它意味著上海在接下來的動作中都必須做到更好。然而，上海其實存在著數大隱憂：大規模的建設需要更多的政府投入，這種投入能否持續？國企改革、股份製改造是否順利？而最為關鍵的是，作為一個特大型城市，上海能否為自己找到屬於自己的產業群，能夠容納從傳統產業裏分流出來的巨大就業人群？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上海作為一個城市，現在正在經曆著高峰後的一個低穀時期。2001年的巔峰之後，上海在城市硬件投入上仍然不遺餘力，頂峰時期得到的讚美使城市的決策者們似乎有了更大的動力來爭搶各種各樣的世界第一和中國第一，上海從市民到管理者都陶醉於外界巨大的讚歎聲。全球第一條磁懸浮線路；中國第一個賽車場；最長的跨海大橋；最高的環球金融大廈；數不清的“第一”紛紛在上海出現了，有的是地方政府出資，更多的是與地方政府相關的國資公司出資。
作為城市，上海獲得了巨大的榮耀，而市民們感受到的，隻是房價越來越高，房租越來越貴。他們不知道的是這背後的利益鏈條。實際上，在中國，地方政府的收入其實是有限的，除了正常的稅收外，出售土地獲得的收入是最大的來源。在上海，市民已經背負著他們無法背負的房價，使老市民不敢改善住房條件，使新進入上海的年輕一代出現了群租現象。“高樓背後有寒屋”，在曾經強硬的拆遷政策麵前，寒屋也不得保全。2003年，小有名氣的滬上小話劇導演張廣天就曾投拆本刊：他為保住父母的一所房屋，曾經在斷水斷電的情況下一個人在裏麵住了一星期。
該來的總會來的。如果說市民感覺不到他們為房價付出的代價──這些代價通過曲折的鏈條進入到上海的一項項“第一”中去──的話，那麽當房價因素通過員工提薪要求、各種商品的價格反應到城市的經濟活動中以後，直接感受到寒意的就是企業。在製造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上海超前的城建速度已經反應到企業的綜合成本中來，上海成為全國工資高地、商品和服務業價格高地。外資的製造業企業開始撤離上海，聯合利華把整個工廠全部搬到安徽，1984年就到上海的3M公司把新的工廠建在蘇州。“十五”期間，浦東的引進外資項目在10億美元以上的，一個也沒有。
浦東又要轉型了，這一次，浦東新區的官員們把希望寄托在現代服務業的概念上，他們希望把浦東建成一個總部型的區域。即利用浦東的區位優勢，讓巨型公司把總部放在浦東，把企業中高技術含量的部分留在上海，而把製造業放在江浙。這樣的轉型能否實現，現在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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