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維月刊》專稿／“宜粗不宜細”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的名言，其目的是為了統一人們的思想，按鄧小平的口徑給文革下結論。對曆史研究者而言，細節恰恰是極為重要的關鍵因素，不將細節搞清何以解釋曆史真相？何以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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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終於問世了。這本新作再一次將人們的眼光吸引到文革史研究當中迄今未解的一大懸案──林彪事件。之所以說林彪一案是“一大懸案”，主要是因為林彪事件中有許多重大曆史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中共當年定案的相關材料或是偏頗或是偽造，致使事件本身在經過30多年後依然撲朔迷離。1980年代的“兩案”審理也不是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而是政治先行、意識形態作祟，從而造成了林彪一案至今眾說紛紜，難以定論。令人高興的是，舒雲女士這部新作以最大的努力還原了這段曆史的原貌，進一步揭開蒙在曆史上的迷霧，讓人們得以認識林彪事件的真相，功莫大焉！()
舒雲女士之作大約40多萬字，詳述了林彪事件的全過程，從1970年8月底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與林彪衝突的起源，及所謂“設國家主席”之爭的由來，到毛澤東“禦駕親征”的南巡倒林講話；從《五七一工程紀要》林立果的密謀，到林彪從北戴河別墅的出走；從周恩來指揮部署“全國禁空令”到林彪256號專機墜毀於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些曆史的細節在舒雲的筆下娓娓道來，使讀者身臨其境般地置身於那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場景之中。讀罷此書，感慨良多，有些體會願意寫下來與讀者們共享。()
一、曆史的考據與紀實相結合()
明鏡出版社最近出版舒雲長達40多萬字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多維社）
舒雲女士是出身軍旅的作家，曾為聶榮臻元帥傳記組成員之一，亦出版過多部大作，並發表過大量文章。專著有《大將羅瑞卿》、《上將楊勇》等，發表的文章涉及毛澤東、林彪、許世友、胡耀邦、劉伯承、劉亞樓、李雪峰、鄭維山、餘立金、嚴寄洲，甚至張春橋等。可以說，舒雲女士是位多產的作家。不僅如此，舒雲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細膩，常常發掘出他人未曾注意的細節，並從大量的史料中整理出完整的線索，綜合敘述曆史發展演變的過程，讀來毫無枯燥感。()
眾所周知，史學論著注重的是鮮明的論點和充實可靠的證據，以分析曆史發展變化的進程，這類著作往往不事情節上的描述，如非史學工作者，一般讀者會感索然無味。這也是為什麽眾多的讀者寧願讀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而不願讀陳壽的《三國誌》。然而，舒雲女士此書的一大特點就是試圖將史學論述與紀實性作品相結合，既不缺乏史實論述，言之有據，又有頗為可讀的具體情節，將這段曆史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麵前。也許會有一些朋友質疑這種寫作手法是否符合嚴謹的學術著作，但筆者認為，這也不失為一種寫作嚐試，更何況舒雲女士給出了所有引用材料的出處，關心這段曆史的朋友可以在閱讀的同時，按圖索驥，自己思考。()
二、采訪知情人士，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
《多維月刊》8月號(總第17期)在香港出版。(多維社)
研究曆史的人都知道準確可靠的史料對曆史研究的重要性，沒有詳實的史料，曆史研究隻能流於空談或人雲亦雲。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迷霧重重，就在於中共官方嚴密封鎖、壟斷了核心資料，隻挑選一部分對其有利者大加渲染利用，形成官方的一家之言，且嚴禁他人自由討論、質疑。怎樣打破這種壟斷，另辟蹊徑，無疑是對曆史研究者們的一大考驗。中共官方及其喉舌斷言，林彪一案經過中央的兩次審查一次審判業已搞清，無需再作深入研究了；還有一些較為悲觀的看法認為，中共隻要掌權，壟斷的材料不公開，搞清林案的可能性困難重重(有知情者說，“九一三事件”發生不久，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已經搞清了，隻不過一直被官方所壟斷)。但是文革史研究者遲澤厚先生就說，林案不是搞得清搞不清的問題，而是想不想搞清的問題，那麽多檔案還在，那麽多“活口”還在，為什麽說搞不清呢？就看你是不是下功夫去搞。而舒雲女士所做恰恰就是身體力行地采訪眾多的林案知情者，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還原曆史的本來麵貌。()
舒雲女士采訪了一百多位與林案有關的人士（因各種原因，有些人並沒有寫進書裏），記錄了大量的筆記。這些被采訪者不僅有大人物，還有眾多的小人物，上至共和國的將軍，下至林案受牽連者的家屬。特別是對軍隊係統的人士的采訪，使舒雲女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些細致的訪談正是揭開曆史真相的前提條件，這些資料無疑對搞清林彪事件真相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
舉例來說，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關於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二號簡報）的來龍去脈，以往論述皆語焉不詳，這個成為陳伯達倒台重要因素的簡報是如何出爐的，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舒雲女士采訪了該簡報的撰稿人──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搞清了該簡報出台的始末，證明該簡報是華北組按正常方式報送中央辦公廳印製，並非陳伯達指使，與華北組的李雪峰、鄭維山也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關係。事實證明，簡報本身隻是忠實地記錄了會議發言者的發言，整理和報送均符合黨章及有關規定程序，可事後李雪峰、鄭維山等人在華北會議上被打成“陳李鄭反黨集團”，顯然是毛澤東蓄意搞的一樁冤案。()
再舉一例，舒雲女士對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的采訪，使人們了解到，“九一三事件”後以紀登奎為首的中央專案組是如何不擇手段，想將“夥同林彪陰謀政變”的帽子套在黃永勝的頭上。中央專案組一心想在費四金的身上打開突破口，對費四金威脅利誘，要費四金承認9月12日林立果在北京京西賓館會晤了黃永勝，以此坐實“黃吳李邱”等人也參與了林彪集團的“陰謀政變”。但最終被費四金所拒絕，這頂“參與政變”的帽子最終也沒有戴到黃永勝的頭上。我們欽佩舒雲女士的秉筆直書，更為費四金的人格和勇氣所感動、折服，他捍衛的是良知、道德和真理，盡管他注定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三、在細節上下功夫，不放過一個疑點()
“宜粗不宜細”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的名言，其目的是為了統一人們的思想，按鄧小平的口徑給文革下結論。說白了就是不要在曆史的細節上下功夫，隻要粗線條地按照中央精神，按照《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來闡述曆史就可以了。然而，對曆史研究者而言，細節恰恰是極為重要的關鍵因素，不將細節搞清何以解釋曆史真相？何以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舒雲女士正是在曆史的細節上下了很大功夫。()
舉例來說，中共官方指控林彪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政變殺毛”的唯一證據就是那個“九八手令”。中共官方也公布了一份“手令”的影印件。這是一個從上到下豎寫的手令，讓人過目不忘，而世人也隻見過這一份“手令”。然而，事實上這個“手令”還有另外一個從左到右橫寫的版本，不為世人所知曉。這份橫寫的手令由林立果持有，林立果曾出示給其手下們看過。林立果的親信周宇馳則持有另一個豎寫的“手令”，周宇馳在自殺前將此手令撕毀，後為官方所獲，成為林彪要搞政變的唯一證據。林彪會寫兩個“手令”嗎？且一橫一豎，為兩個不同的人所持有？舒雲女士從手令的內容、語氣到筆跡作了詳實的分析，指出這個所謂的“手令”並非出自林彪之手，乃他人模仿。這一細節的披露也就否定了林彪指使林立果搞政變的說辭。()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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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雲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終於問世了。這本新作再一次將人們的眼光吸引到文革史研究當中迄今未解的一大懸案──林彪事件。之所以說林彪一案是“一大懸案”，主要是因為林彪事件中有許多重大曆史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中共當年定案的相關材料或是偏頗或是偽造，致使事件本身在經過30多年後依然撲朔迷離。1980年代的“兩案”審理也不是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而是政治先行、意識形態作祟，從而造成了林彪一案至今眾說紛紜，難以定論。令人高興的是，舒雲女士這部新作以最大的努力還原了這段曆史的原貌，進一步揭開蒙在曆史上的迷霧，讓人們得以認識林彪事件的真相，功莫大焉！()
舒雲女士之作大約40多萬字，詳述了林彪事件的全過程，從1970年8月底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與林彪衝突的起源，及所謂“設國家主席”之爭的由來，到毛澤東“禦駕親征”的南巡倒林講話；從《五七一工程紀要》林立果的密謀，到林彪從北戴河別墅的出走；從周恩來指揮部署“全國禁空令”到林彪256號專機墜毀於蒙古的溫都爾汗，這些曆史的細節在舒雲的筆下娓娓道來，使讀者身臨其境般地置身於那段驚心動魄的曆史場景之中。讀罷此書，感慨良多，有些體會願意寫下來與讀者們共享。()
一、曆史的考據與紀實相結合()
明鏡出版社最近出版舒雲長達40多萬字的《林彪事件完整調查》。（多維社）
舒雲女士是出身軍旅的作家，曾為聶榮臻元帥傳記組成員之一，亦出版過多部大作，並發表過大量文章。專著有《大將羅瑞卿》、《上將楊勇》等，發表的文章涉及毛澤東、林彪、許世友、胡耀邦、劉伯承、劉亞樓、李雪峰、鄭維山、餘立金、嚴寄洲，甚至張春橋等。可以說，舒雲女士是位多產的作家。不僅如此，舒雲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細膩，常常發掘出他人未曾注意的細節，並從大量的史料中整理出完整的線索，綜合敘述曆史發展演變的過程，讀來毫無枯燥感。()
眾所周知，史學論著注重的是鮮明的論點和充實可靠的證據，以分析曆史發展變化的進程，這類著作往往不事情節上的描述，如非史學工作者，一般讀者會感索然無味。這也是為什麽眾多的讀者寧願讀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而不願讀陳壽的《三國誌》。然而，舒雲女士此書的一大特點就是試圖將史學論述與紀實性作品相結合，既不缺乏史實論述，言之有據，又有頗為可讀的具體情節，將這段曆史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麵前。也許會有一些朋友質疑這種寫作手法是否符合嚴謹的學術著作，但筆者認為，這也不失為一種寫作嚐試，更何況舒雲女士給出了所有引用材料的出處，關心這段曆史的朋友可以在閱讀的同時，按圖索驥，自己思考。()
二、采訪知情人士，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
《多維月刊》8月號(總第17期)在香港出版。(多維社)
研究曆史的人都知道準確可靠的史料對曆史研究的重要性，沒有詳實的史料，曆史研究隻能流於空談或人雲亦雲。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迷霧重重，就在於中共官方嚴密封鎖、壟斷了核心資料，隻挑選一部分對其有利者大加渲染利用，形成官方的一家之言，且嚴禁他人自由討論、質疑。怎樣打破這種壟斷，另辟蹊徑，無疑是對曆史研究者們的一大考驗。中共官方及其喉舌斷言，林彪一案經過中央的兩次審查一次審判業已搞清，無需再作深入研究了；還有一些較為悲觀的看法認為，中共隻要掌權，壟斷的材料不公開，搞清林案的可能性困難重重(有知情者說，“九一三事件”發生不久，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已經搞清了，隻不過一直被官方所壟斷)。但是文革史研究者遲澤厚先生就說，林案不是搞得清搞不清的問題，而是想不想搞清的問題，那麽多檔案還在，那麽多“活口”還在，為什麽說搞不清呢？就看你是不是下功夫去搞。而舒雲女士所做恰恰就是身體力行地采訪眾多的林案知情者，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還原曆史的本來麵貌。()
舒雲女士采訪了一百多位與林案有關的人士（因各種原因，有些人並沒有寫進書裏），記錄了大量的筆記。這些被采訪者不僅有大人物，還有眾多的小人物，上至共和國的將軍，下至林案受牽連者的家屬。特別是對軍隊係統的人士的采訪，使舒雲女士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這些細致的訪談正是揭開曆史真相的前提條件，這些資料無疑對搞清林彪事件真相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
舉例來說，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關於全會第六號簡報（華北組二號簡報）的來龍去脈，以往論述皆語焉不詳，這個成為陳伯達倒台重要因素的簡報是如何出爐的，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舒雲女士采訪了該簡報的撰稿人──李雪峰的秘書黃道霞，搞清了該簡報出台的始末，證明該簡報是華北組按正常方式報送中央辦公廳印製，並非陳伯達指使，與華北組的李雪峰、鄭維山也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關係。事實證明，簡報本身隻是忠實地記錄了會議發言者的發言，整理和報送均符合黨章及有關規定程序，可事後李雪峰、鄭維山等人在華北會議上被打成“陳李鄭反黨集團”，顯然是毛澤東蓄意搞的一樁冤案。()
再舉一例，舒雲女士對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的采訪，使人們了解到，“九一三事件”後以紀登奎為首的中央專案組是如何不擇手段，想將“夥同林彪陰謀政變”的帽子套在黃永勝的頭上。中央專案組一心想在費四金的身上打開突破口，對費四金威脅利誘，要費四金承認9月12日林立果在北京京西賓館會晤了黃永勝，以此坐實“黃吳李邱”等人也參與了林彪集團的“陰謀政變”。但最終被費四金所拒絕，這頂“參與政變”的帽子最終也沒有戴到黃永勝的頭上。我們欽佩舒雲女士的秉筆直書，更為費四金的人格和勇氣所感動、折服，他捍衛的是良知、道德和真理，盡管他注定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三、在細節上下功夫，不放過一個疑點()
“宜粗不宜細”是鄧小平第三次複出後的名言，其目的是為了統一人們的思想，按鄧小平的口徑給文革下結論。說白了就是不要在曆史的細節上下功夫，隻要粗線條地按照中央精神，按照《建國以來若幹曆史問題決議》來闡述曆史就可以了。然而，對曆史研究者而言，細節恰恰是極為重要的關鍵因素，不將細節搞清何以解釋曆史真相？何以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舒雲女士正是在曆史的細節上下了很大功夫。()
舉例來說，中共官方指控林彪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政變殺毛”的唯一證據就是那個“九八手令”。中共官方也公布了一份“手令”的影印件。這是一個從上到下豎寫的手令，讓人過目不忘，而世人也隻見過這一份“手令”。然而，事實上這個“手令”還有另外一個從左到右橫寫的版本，不為世人所知曉。這份橫寫的手令由林立果持有，林立果曾出示給其手下們看過。林立果的親信周宇馳則持有另一個豎寫的“手令”，周宇馳在自殺前將此手令撕毀，後為官方所獲，成為林彪要搞政變的唯一證據。林彪會寫兩個“手令”嗎？且一橫一豎，為兩個不同的人所持有？舒雲女士從手令的內容、語氣到筆跡作了詳實的分析，指出這個所謂的“手令”並非出自林彪之手，乃他人模仿。這一細節的披露也就否定了林彪指使林立果搞政變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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