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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平:兩種大學製度的直接碰撞(ZT)

(2006-08-22 18:01:56) 下一個
我國經20多年的對外開放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現代企業製度已經深入人心,但對現代大學製度我們仍然知之甚少,缺乏基本共識。 今年香港高校在內地招生的大幅增加,已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和本年度重大的教育事件。《中國青年報》和新浪網的民意調查顯示,71.2%的高分學生更傾向於到香港高校學習。香港高校被視為清華、北大等國內一流大學強勁的挑戰者。而我認為,“香港高校vs內地高校”的命題,其內涵遠遠超過了所謂“頂尖高校”之間的競爭,是兩種不同的大學製度的直接碰撞。 內地高校的生源大戰一直很火,各地對清華、北大的競爭已經到了幾乎病態的程度,一些重點高中已在競爭所謂的“北清率”,令其他優秀大學很不平。實事求是地說,上北大、清華還是交大、浙大,其實並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國內的優秀高校基本是從一個模子出來的───全國大一統的行政製度、學科專業設置、教育教學模式、大學城和新校區等等。而香港高校與內地高校,可以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品種,其製度設計、教育理念、教學模式、學生管理等完全不一樣。 舉例說明這種區別。 1991年建立的香港科技大學,隻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時間便後來居上,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成果,工商管理碩士教育更進入世界前五十名,居亞洲第一,創造了教育奇跡。校園依山傍海,十分美麗,而臨海的風景最佳處,是一年級本科生的宿舍,教師、校長則住在遠離海濱的山地。我問過香港科大的丁學良教授,他說哈佛大學同樣如此,核心區最古老的校園,住的也是一年級本科生。其理念是大一學生如同家庭中最年幼的孩子,理應受到更好的照顧。“以人為本”的理念,學生對學校的情感以及他們日後對母校的大量饋贈,是建立在這樣細微的辦學行為中的。比較一下內地大學,多數是把大一學生外放到荒涼的“大學城”。 簡而言之,香港高校實行的是作為人類文明共同成果、在世界各國通行的現代大學製度,那是一種已經與世界主流文明接軌、現代的、開放的、國際化的教育。我國經20多年的對外開放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現代企業製度已經深入人心,但對現代大學製度我們仍然知之甚少,缺乏基本共識。簡單地說,“現代大學”既不是商場,也不是官場,它的基本價值和特征,我歸納為這樣幾條。一是“大學自治”,也就是大學擁有具有法律地位的辦學自主權。二是學術自由,這不僅是一種精神,而且是一整套的製度安排。三是“教授治學”,即在教育和學術上實行學者團體的自我管理。 四是通才教育,提供一種以培養社會領袖和現代知識分子為旨的開放、廣博的教育。 五是學生自治。這一切整合起來,才是一個有社會理想、有精神價值、有創造活力的現代大學。 我在香港的大學校園裏接觸過一些內地學生,他們與在內地高校學習的同學多有比較,普遍感到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學習生活緊張而充實,絕對不好混,沒有內地大學生常有的虛度感和厭學情緒。我觀察他們與香港學生的差別,主要是在社會活動方麵,他們的社會參與意願、社會活動能力明顯低於香港學生。香港大學生的考試成績或許不如內地“狀元”,但學生社團之活躍,參與學校生活和香港社會之深入,組織管理能力、社會責任感和參與能力之強,均令人刮目相看,是內地學生望塵莫及的。例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持續開展的質疑學校減少中文課程的活動,以及反對為建大樓而大量砍樹的護樹活動。 目前內地學生和家長對香港高校的認知,集中在全球化背景、求職優勢、學術氛圍、獎學金等比較實用的方麵;隨著交往的深入,人們必將會認識它與內地高校全麵、深刻的差異,絕不是學術水平高低這樣單一的層麵。因而,香港高校構成的與其說是與清華、北大的競爭,不如說是對內地高教製度整體性的挑戰。中國的優秀大學正在向“世界一流”進軍,麵臨的主要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的體製性障礙和觀念性障礙。在這方麵,內地高校可以向香港高校學習的很多,這是教育開放政策對內地高等教育可能帶來的真正重要的貢獻。我期望,今後台灣的高校也能開放招收大陸學生,如同在經濟領域那樣,那麽,整個兩岸三地都將因此而受惠。 作者係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原載《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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