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冰：中國政治向“精密化”轉型(zt)

聯合早報陳冰/　在中國共產黨“保先”活動“圓滿結束”、一批貪官汙吏包括解放軍中將被清算後，胡錦濤“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的講話被全球華人媒體頻繁提及，蘊含著人們對中國“政治上崛起”的期許。與此同時，十七大召開前的人事安排在加快調整，而越南共產黨的黨內改革也樹立了新的借鑒之鏡，中國國內對政治改革的議論開始升溫。 　　中國的政治改革其實一直在循序漸進，隻不過沒有像經濟改革一樣取得令舉世矚目的成就。當然，這也要看誰來評價了。在美國人和歐洲人眼裏，中國的政治改革肯定沒有多少進展，因為他們是用多黨製、大選、議會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標來判斷的。但在拉美人、俄羅斯人和東南亞人眼中，中國的政治改革又是富有成效的，既沒有出現拉美式的“政經突然倒塌”現象，也沒有出現俄國式的“國家分崩離析”災難，更沒有出現東南亞式的“恐怖循環爆炸”慘景。雖然存在官員腐敗、貧富分化、法律失靈等現象，就整體而言，中國仍是穩定而富有活力地發展著。 嚴峻現實推促政治“精密化” 　　觀察中國最近幾年的政改動態，從“粗放型”向“精密化”方向轉型也許是較顯著的特征。無論從製定政策的程序上看，還是處理麵對日益複雜的國際關係，以及整治國內形式多樣的腐敗和瀆職現象，中國在政治運作上都表現得比過去更加周密謹慎，注重細節，以更踏實的調查研究來解決現實問題，粗放獨斷的“拍腦袋”現象明顯減少。中國的政治製度可能尚處在民主政治的“初級階段”，但畢竟上路了。 　　中國政治從“粗放式”轉向“精密化”，是國內外形勢所推促的。對於中國目前的發展處境，國內官方和學術界有一個很準確的判斷：“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現期”並存。要增加“黃金”減少“矛盾”，首先要對“矛盾凸現期”有更深刻的認識。 　　從國際形勢看，中國的經濟衝擊波已達到歐美普通人的家門口。那些曾經敦促中國開放國門的發達國家和曾經強勢的鄰國，現在反過來開始給中國“上鎖”，通過關稅調節（歐盟）、貨幣增值施壓（美國）、能源限製（俄羅斯）、軍事威脅（日本）等種種手段來製約中國。 　　從國內現實看，貧富分化嚴重，城鄉發展失衡，腐敗久治無效，教育醫療等公有品的私有化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達到曆史巔峰的就業壓力擠兌出反社會傾向……所有這些矛盾，很可能因為基層官員的不慎言行和政策的不夠周密，而演化成群體性的突發事件。 　　圓潤地化解國內外矛盾，不僅需要精密的應對策略，還要表現出符合人類文明演進方向的政治革新姿態。在國際問題上，中國以“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方式解決合作與衝突問題，贏得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尊重和信賴；在處理國內矛盾時，各級政府正拋棄“關卡壓”的粗放式手段，轉而以疏導、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問題；對待台灣、香港問題，大陸政府基本上采取順其自然、適時導引的策略，通過施加影響力而非直接幹預來實現政治目標。 “精密化”政治帶有民主色彩 　　這些新的執政表現，帶著較明顯的民主色彩。“精密化”政治注重的是政策能夠反映現實民意，強調可操作性和實施細節，盡可能集眾人智慧、納百家心願。中國去年出台的“十一五”發展規劃，采納了412萬人的建言，包含著許多數字化的政治目標。今年出台的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中，羅列的是實實在在的項目。 　　筆者曾采訪過英國倫敦金融城市長白樂威（david brewer），問及英國井然有序的治理“秘訣”，他說了四個字：“目標管理”。中國和英國在政治目標製定上可謂“殊途同歸”，中國依“協商”，英國靠“辯論”，都是民主方式。 　　政治改革有兩種表現，一種是通過立法對政治人的行為作硬性規範，立即執行；另一種是通過日積月累的經驗形成“官場慣例”，對政治人行為加以軟性約束。在民主製度“自然形成”的英國，慣例（也就是不成文法）在政治上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看，“慣例”的形成比法律更有效，因為其覆蓋麵要大得多。 　　從中國近幾年的政治發展看，一些“慣例”似乎正在形成。比如，部門首長在所管轄領域出現大問題時，要主動請辭或被免職；省市級官員上任時發表就職承諾，公開執政思路；遇到突發事件，相關官員必須到現場與老百姓協商解決問題等等。前幾天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說地方領導人換屆過程中將貫徹“三個擴大”，即擴大提名環節、擴大考察環節、擴大選舉環節，意味著在官員任命上比以前的“幹部任命公示製”又邁進一步。 　　但應當看到，中國潛移默化的政治改革雖有“從善”、“民主”的特色，但在大眾知情和輿論監督上又有點乏力，沒有多少“治惡”的機製。“精密化”政治可以說仍是民主政治的“初級階段”。 穩健地向民主製度過渡 　　對於政治體製的遠景，中國領導人有相當清晰的認識。胡錦濤說中國會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進一步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溫家寶說在一個國家實力較強、人民較為富裕的基礎上，讓我們的後代們將來能夠選擇他們更加滿意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這都表明，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體製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 　　積極地為民主建設“增量”，應當是當前中國政改的“作為之處”。黨內民主的擴大，與其他政黨和社會團體的民主協商，都有助於增加決策精確度，消除官本位。但這還不夠，官員的民主意識不是語言教育出來的，而要經過辯論、監督、問責、選舉等具體的民主實踐來冶煉才能深入官心。 　　各級政府出台新政策，是否預先公布草案，讓利益相關者和專家公開進行辯論、補充和修正，並且形成日常慣例而不是一年一度？黨報黨台在用老百姓能夠聽懂的“人話”傳播和解釋大政基礎上，能否更多地擔當紀檢責任，督促官員少說大話多做實事？對於瀆職或失職的官員，能否采取更嚴厲手段追究責任？能否在地方黨組織和政府實行差額選舉，來減少腐敗、刺激官員有為？ 　　培養大眾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的平常心，也是政治改革的重要項目。民族主義的宣傳、狹隘愛國意念的灌輸，消費主義的流行，都或多或少地鼓勵著偏激而不是中庸。沒有心平氣和的國民心態，就沒有實行民主的基礎。擁有高素質專業人才的黨報黨刊黨台，是否借鑒《聯合早報》式的時評版和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式的時事節目，以更自如、更靈活、更敏銳的方式回應輿論熱點，拓寬大眾視野，糾正小報野刊釋放出的貌似新穎實則偏狹的觀點。隻有讓大眾對國內外行情都有較全麵的了解，才不會盲目媚外，不會想當然地貶低本國製度。 中國步入民主政治的“高級階段”，還有很痛苦的路要走，最主要的是要有探索的勇氣和實踐的穩健。我們相信，台灣“街道民主”的混亂、伊拉克“戰爭民主”的殘酷、美國“橘色民主”的狡詐、印度“族群民主”的有限，都不過是中國政改的教訓“看板”，而不會成為中國創新民主體製的“羈絆”。 ·作者是旅英中國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