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中國必須應對“浪潮衝突”的挑戰(ZT)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派記者唐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國銷量達1000萬冊之多，曾給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人帶來極度的思想震撼。26年彈指一揮間。就在中國人即將淡忘托夫勒的時候，托夫勒又開始了他的預言！他與妻子海蒂•托夫勒合著的新作《財富的革命》日前推出了中譯本。趁著托夫勒日前到華盛頓的機會，本報記者對其進行了獨家采訪。 應對“浪潮衝突”是中國必須麵對的挑戰 記者：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您說中國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三次浪潮的人群同時存在，第一次浪潮是農業人口，第二次浪潮是城市工人，第三次浪潮是從事信息技術或與信息技術有關的白領。 托夫勒：中國國家計委的官員1998年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數字：中國有9億屬於第一次浪潮的農業人口、3億屬於第二次浪潮的工業人口和1000萬屬於第三次浪潮的人口。我們沒有最新的數據，但很明顯，中國之後的發展越來越快，今天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又加入了第三次浪潮的人口大軍。隻要看看有多少中國人在上網、使用電腦和手機就知道了。農業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間的差距非常大，第二次浪潮人口跟第三次浪潮人口之間的鴻溝也越來越深。 不同浪潮人口之間存在衝突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但因為中國人口的巨大規模，要處理這些衝突就變得比其他國家困難得多。 記者：中國能否跨越第二次浪潮，直接從第一次浪潮進入第三次浪潮呢？ 托夫勒：小國能夠辦到，但一個國家如果人口規模像中國那樣龐大，就很難跨越。在我們的新書《財富的革命》中，我們探討了如何對付中國和任何國家的貧困問題的方法。我們預測說，今天的人類農業將逐步過渡到“超級農業”階段。“超級農業”將使用先進技術，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但“超級農業”要求農業勞動力一定要受過良好教育。 記者：其實就是中國農民今天也開始越來越多地使用先進技術了，比如手機。我的父母遠在中國，他們現在可以一邊在農田裏幹活一邊用手機跟我聊天。 托夫勒：手機的確是可以用於農業技術，但我們在《財富的革命》一書中提到的農業技術比這還要先進得多。我在書中預測，未來的“超級農業”將能夠在農田裏生產出帶有特種維生素和藥物成分的轉基因農作物。我還預測，農民將傳感器植入農作物，每當農作物需要水分和營養的時候傳感器就會發出信號。傳感器還將與衛星連接，衛星將告訴農民應該在何時何地給農作物施添何種肥料。 記者：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用得起這些昂貴的高技術。 托夫勒：我知道。但第一步應該進行研究，考察哪些技術對農業可能有用。技術本身不可能解決貧困問題，但離開了技術，農民的貧困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 記者：您如何預測中國的未來？ 托夫勒：許多外界對中國的預測都是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而做出的簡單化的推演。幾年前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曾發表封麵文章，題為《中國：超級大國2020》，預言中國將在2020年成為超級大國，這一預言在西方已經成為陳詞濫調。《經濟學家》雜誌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將遵循一條直線式的發展軌跡，但曆史並非按照直線在發展，這種想法無疑是幼稚的。跟其他國家一樣，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也將遭遇高峰和低穀。 過去中國執行的一直是城市優先的發展戰略，政府從第一浪潮的農業得到大量資金來支持第二浪潮即城市工業的發展。中國麵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預防“浪潮衝突”，不僅僅是農村與城市之間，也包括第三次浪潮與其他方麵的衝突。問題不在於如何回避衝突，而在於如何控製和管理衝突，使得它不至於引發成最終無法收拾的動亂。應對“浪潮衝突”是中國必須麵對的挑戰。 亞洲是未來世界經濟的霸主 記者：在新書《財富的革命》中，您預言說，全球的財富版圖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亞洲將不可避免地取得經濟霸主的地位。為什麽您對亞洲這麽樂觀，對歐洲卻不樂觀呢？ 托夫勒：是的，我們對歐洲的發展比較悲觀。在我們看來，歐盟是越來越弱了，它依然沉迷於第二次浪潮工廠化的發展思維之中。可以說，歐洲人從文化上就仇恨技術，而亞洲人從本性上對技術就抱有癡狂。許多亞洲國家都擁有傑出的領導人，他們深深懂得IT工業、科學和高科技的重要性。 記者：信息技術，比如互聯網和博客，它們會如何改變社會的麵貌？ 托夫勒：控製信息的交流會越來越困難。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會迅速改變所有國家的麵貌。手機甚至會改變父輩同子女的關係。子女用手機同別人談話，大量使用縮略語和生造的詞匯，這使得他們的父母也無法聽懂。互聯網也正在改變政治運作的模式。在美國2004年的總統大選中，有人用互聯網為民主黨募捐。美國的民主黨使用的技術很先進，但他們的理念卻很落後，依然是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的那一套理念。 記者：您認為信息技術會怎樣影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托夫勒：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采用手機、電腦和其他IT技術的速度讓整個西方世界都感到震驚。許多西方人都一直傲慢地認為，西方總是技術的領頭羊，但一夜之間他們突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一個國家未來的國力將主要取決於技術。 記者：環境汙染和能源短缺是當今人類麵臨的重大問題。您認為這些問題在未來會得到解決嗎？ 托夫勒：實際上並不存在能源短缺的問題，隻存在人才短缺的問題！隻要有人才和智慧，我們就可以從太陽、月亮或者海洋裏搞到能源。問題是怎樣搞到以及成本如何。這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大型石油公司和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並不喜歡改變現狀。總之，能源短缺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隻要我們有人才，有政治意願，再加上持續的努力。我不認為人類需要的能源會枯竭。 記者：您認為人類未來的工作模式會如何變化？ 托夫勒：1980年我們在《第三次浪潮》中寫道，越來越多的人將在家辦公。兩年後《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文章說，在家上班的預測太牽強。幾年後《紐約時報》又在頭版同樣位置刊登一篇文章說，人們的確已經開始在家辦公了！ 記者：未來的教育模式會有什麽樣的變化呢？ 托夫勒：目前美國和西方乃至中國的教育模式還是一種為培養工廠工人而設計的模式。如果你看看美國在1800年的大眾教育，就會發現，當時城市的工廠需要大量工人，但它們招募來的工人都是些農民。工廠老板很快發現，這些農民難以勝任工作，因為他們要麽常常上班遲到要麽就老請假。這些對農場來說可能是芝麻小事，但對工廠來說卻非同小可。流水線上隻要有一個工人遲到，就可能導致成千上萬的其他工人不得不暫時停工等待。企業老板於是把培訓合格工人的任務交給了學校，要求學校為他們培養遵守行業紀律的工人。直到今天我們的學校還在履行這一使命。比如，孩子們必須按時上學，他們必須反複背誦，大量學習活動都是重複性的。 跟19世紀相比，今天的經濟模式已經大相徑庭。關於我們是否應該有強製性教育，我想美國各界早晚會展開一場激烈的辯論。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並非所有重要的學習活動都要在學校完成。美國有1.5億人會使用電腦，但他們幾乎都不是從學校裏學會的。我們接受了教育，但並不需要學校！ 每個人都是未來學家 記者：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您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做出過許多重大的預測。迄今為止哪些預測是失敗的？ 托夫勒：我們在1970年出版的《未來的衝擊》一書中預測說，克隆動物和克隆人最遲將在15年後也就是1985年實現。但事後證明，世界上第一隻克隆動物多利羊1996年才宣告誕生。從這件事情我得到一個經驗，那就是：對未來學家來說，最困難的不是預測某件事情將會發生，而是預測它將於何時發生。當然，當人們對未來學家說，你做的某個預測沒有實現，我們還可以這樣回答：“是沒有實現，但誰敢說以後就不會實現呢？” 記者：您如何看待未來學家這個角色呢？ 托夫勒：地球上有60億人口，也有60億未來學家，每個人都是未來學家。比如，你這會兒肯定在想，我的采訪即將結束，你會緊接著參加另一個會議。這就是預測未來。一個人在一天之中無時無刻不在預測未來。 當然，專業的未來學家跟普通人還是不太一樣，我們思考的不是10分鍾之後或者是一天之後的事情，而是從更長遠的角度來思考世界的未來。我們所做的就是廣泛閱讀，盡量找來自美國以外的材料來看。我們還會四處旅行，跟發明家和那些製造變革的人們交談，收集信息，並對之作出取舍，最後把自認為重要的東西寫成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