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亮：越墮落越快樂──兩位國學大師何以結局不同(ZT)

清朝末年，有兩位國學大師與民族革命扯上了千絲萬縷的聯係，一位是章太炎，另一位是劉師培，一個字枚叔，另一個字申叔。“二叔”的學問在伯仲之間，他們彼此推崇，互相抬舉。隻不過氣性迥異，一個陽剛，另一個陰柔。結局也大不同，一個雖然負氣使性，常與革命陣營鬧點別扭，但還不至於賣身投敵，□顏事敵，另一個則千流萬轉，直線墮落，可謂劣跡斑斑，身上黥滿了“叛徒”、“走狗”的恥辱標誌，永世難以洗脫。 劉師培（1884～1919）出生於江蘇儀征一個世代書香的門第，曾祖劉文淇、祖父劉毓崧、伯父劉壽曾、父親劉貴曾都是清代乾嘉傳統的經學家，個個淹通經史，家學淵源甚深。劉師培八歲學《周易》，十二歲時即已將四書五經背誦如流，“為人雖短視口吃，而敏捷過諸父，一目輒十行下，記誦久而弗渝”。劉師培秉賦極高，精勤過人，再加上名師點撥，積以年月，他就不啻克紹箕裘那麽簡單，必定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成為名動天下的國學大家。劉師培十七歲進學，十九歲中舉，可謂少年得誌。1904年，他會試落第，盤桓滬上，受到章太炎的強烈影響，傾向民族革命，著有《中國民約精義》等雄文，抨擊專製，倡揚民主。1907年，劉師培前往東瀛，加入中國同盟會，創辦《天義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由於看不慣孫中山的所作所為，又與章太炎發生齟齬，遂與革命陣營徹底決裂，投靠兩江總督端方，叛賣革命黨人。端方入川受戮，他亦遭到羈囚，幸而獲釋，在成都國學院短期講學，然後前往山西太原，在閻錫山門下充當幫閑清客。其後，受其薦舉，被袁世凱招攬於旗下，成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袁氏建立短命的洪憲王朝，劉師培被策封為上大夫，這番榮華富貴卻隻是夢幻泡影。1917年，蔡元培聘請劉師培為北京大學國文係教授。1919年1月，劉師培與黃侃、朱希祖、馬敘倫、梁漱溟等學者成立“國故月刊社”，以保全國粹為己任。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因患肺結核，醫藥罔效，病逝於北京，年僅三十六歲。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錢玄同等生前好友搜集整理，居然有七十四種之多，合稱《劉申叔先生遺書》。劉師培若肯將全部心思沉潛於學問，不走江湖，不入官場，不求榮達，自珍自勵，積健為雄，他隻須與章太炎同壽（六十九歲），成就當在章太炎之上。劉師培魂歸道山後，蔡元培撰《劉君申叔事略》，言語間充滿了惋惜之情：“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述，其所成就，寧可限量？惜哉！” 無論是在精神方麵還是在身體方麵，劉師培都屬蒲柳之質，弱不禁風，受不起挫折和失敗。他十九歲中舉，躊躇滿誌，翌年進京參加會試，自以為“今科必中”，從此官運亨通，前途一帆風順，卻不料名落孫山，“飛騰無術儒冠誤”，其翰林夢化為泡影。懊喪之餘，劉師培口無遮掩，對考官對朝廷甚至對光緒皇帝、慈禧太後都多有微詞。恃酒壯膽，狂態畢露，言論頗為激切。他說科舉有哪樣好？八股文有哪樣好？直折騰得士子頭腦僵化，一個個迂腐不堪，全無救世之勇和濟世之智。當此河決魚爛之時，朝廷若不改弦易轍，鏟除科舉積弊，創辦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弱國愚民將如何與世界列強爭雄鬥勝？正所謂禍從口出，盡管劉師培的話句句在理，但他的高論卻完全不合時宜，傳來傳去，就鼻歪眼斜了，官府將他視為危險分子，要拿他治罪。這樣，劉師培在揚州難以立足，索性逃到上海，去開辟另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劉師培與章太炎、蔡元培、謝無量等人一起發表反清言論，積極參與《俄事警聞》、《警鍾日報》和《國粹學報》的編輯工作，為《中國白話報》撰稿，用通俗易懂的淺白文言，向民眾宣傳民族革命主張。這一期間，他寫作了《中國民族誌》、《攘書》、《悲佃篇》、《中國民約精義》和《匪風集》。他非常反感所謂滿漢一體的高論，在《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一文中，他詳細考證滿人的族源，力證滿族是外夷，與漢族“不獨非同種之人，亦且非同國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滿族統治者賣國殘民，無所不為，就並不奇怪了。 劉師培先後加入中國教育學會、光複會、同盟會、國學保存會等進步組織。尤其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他迅速成為一名激進的革命黨人，參與策劃了行刺反動官僚王之春的行動，將好友張繼所贈手槍借給義士萬福華。倘若照這樣的路數發展下去，劉師培也未必不能由文弱書生成長為鋼鐵戰士，但他走錯了一步關鍵棋，那就是與何震結婚。何震原名何班，具有極端的女權思想。她寫作《女子複仇論》，鼓吹男女一切平等，稱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敵，女子理應複仇，聲稱要“革盡天下壓製婦女之男子”，同時“革盡天下甘受壓製之女子”，對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誅之”。何震的控製欲和虛榮心特別強，她參加革命活動，隻不過是尋求刺激。他們夫婦二人被上海革命黨人比作普魯東和索菲亞，乃是牽強附會。1905年，劉師培在《警鍾日報》上公開辱罵德國人，遭到租界巡捕房的通緝。他化名金少甫，逃往嘉興。1906年春，劉師培應陳獨秀之邀，奔赴安徽蕪湖，任教於安徽公學、皖江中學，他們秘密組織“嶽王會”，宣傳革命，發展黨人，培養專門從事暗殺的人才。劉師培改名光漢，自署為“激烈派第一人”，他在《中國白話報》上發表《論激烈的好處》。文中說，中國人之所以瞻前顧後，一事無成，是由於有恐怖心、掛礙心、依戀心時常作祟；要扭轉這種現狀，解除這種束縛，改變這種心理習慣，非出以激烈的手段不可。中國的事情，如家庭上的壓抑、政體上的專製、禮俗上的拘束，沒有一樁不該破壞，也隻有破壞才能更新變好。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喚醒和鼓動中國的民眾，使他們不再安於現狀，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國的衰亡都誤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劉師培的這種說法，在當時或許對革命者有其鼓勁加油的積極作用，但顯得狂熱而幼稚，擺明了，他是那種隻喜歡燒荒不願意墾殖的憤青。 二十世紀初，留學歐美的中國誌士強調科學救國和教育教國，留學日本的中國誌士則堅持民族革命，矢誌推翻腐朽的滿清王朝。在當時一大批造反的秀才中，劉師培去日本較晚。1907年春，他應章太炎的盛情邀請，東渡扶桑，結識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領袖，留在同盟會東京本部工作，與章太炎等人組織“亞洲和親會”，發表一些火藥味十足的文章，其排滿反清的激烈程度絲毫也不遜色於章太炎。1907年6月8日，劉師培《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在《民報》第十四期發表，章太炎的讀後感是：“申叔此作，雖康聖人亦不敢著一詞，況梁卓如、徐佛蘇輩乎？”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他一向自視甚高，目無餘子，這回識獲巨才偉器的喜悅卻溢於言表。 然而，劉師培本質上是一個喜好標新立異自以為高明的人，是一個猶疑多變患得患失的人。他受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在同盟會之外另立旗幟，發起成立“女子複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和《衡報》，主張廢除等級製度，實現人權平等。他還創立“農民疾苦調查會”，征集民謠民諺，反映民生疾苦。他組織人手翻譯《共產黨宣言》和克魯鮑特金的《麵包掠奪》、《總同盟罷工》等綱領性文件，為《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作序，盛讚階級鬥爭學說為“千古不磨之論”，馬克思與達爾文雙雙造福人類“其功不殊”，儼然是一位無政府主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的多重信仰者。 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世，狂熱書生突然改變信仰，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應該諒解的事情，而背叛革命，出賣朋友，踩著他人的白骨以求飛升，則另當別論，二者的性質天差地別。劉師培投靠兩江總督端方，公開背叛革命，這不啻是白璧之玷，是其一生最大的汙點，傾江河之水也無法洗刷。經此蛻變，劉師培在革命黨人眼中已成無恥之尤的敗類，遭到唾棄。若非蔡元培、陳獨秀、章太炎等昔日友人保持寬容態度，劉師培的餘生將更為淒惶。 章太炎不喜歡孫中山，這是公開的秘密。劉師培視章太炎為良師益友，受到影響，自然愛其所愛，憎其所憎。他對孫中山的評價極低：“蓋孫文本不學之徒，貪淫性成，不知道德為何物。”可見他對孫中山反感至極。 1907年，日本政府接到清政府的外交照會，總得做做樣子吧，便依循慣例，將革命者孫中山驅逐出境。但日本政府覺得這樣對待孫中山頗懷歉疚心理，便由外務省贈予程儀（路費）五千元。此外，東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饋贈一萬元。孫中山正為募集革命經費暗自犯愁，此項贈款來得恰是時候，他便悉數笑納，並未拒絕。此事同盟會同仁一無所知，多少有點黑箱操作之嫌，因而引起風潮。章太炎當時正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經費左支右絀，聽說孫中山收取大筆黑金，撥給《民報》的補貼卻隻有區區兩千元，頓時氣不打一處來。他在總編室取下孫中山的肖像，咣啷一聲擲於地上，堅決主張罷免孫中山的總理之職，由黃興取代。陶成章更不是一盞省油的燈。他起草《七省同盟會意見書》，曆數孫中山十九條罪狀，將排孫倒孫情緒煽至沸點。章太炎在集會上說： 孫文自歐洲來到東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開支，概由同盟會同誌捐獻供應。而今孫文得自日本當局饋贈一萬五千元，以自動離境為交換條件，事前事後，本會毫不知情。孫文如此見利忘義，不自珍惜誌節，不憤發艱苦卓絕情操，接受了汙染滲透的贈與，使本會大公無私的號召力，蒙受毀損的陰影，殊感莫大遺恨！為挽救本會開創之士氣與信賴，擬請孫文引咎辭卸本會總理職。 黃興此時正推行“革命者回歸祖國”的方案，百事□集，頗感力不從心，眼下又添“倒孫風潮”，更覺形勢咄咄逼人。但他在關鍵時刻頭腦冷靜，顧全大局，堅決維護孫中山的領袖地位，表示自己絕對不當總理，並且對章太炎、陶成章多方勸解道： 如今革命風潮籠罩全國，清廷暴虐，變本加厲，萬事莫如伐罪急、建國急，兩公如求革命成功，萬望對孫總理釋除誤會而信任之。 他還洞察幽微，分析了日本政府的用意後說，日本人見中國同盟會發展壯大，如受當頭棒喝；日本政府希望窳敗積弱的滿清王朝繼續腐敗，好從中受益，不願革命者取代政權。日本這次驅逐孫中山出境，一反常態地饋贈程儀，完全違反外交慣例，是否別有居心，是否包藏禍心，以糖衣毒藥為餌，欲引發同盟會的內訌，使之自行瓦解？諸位當有所警惕。黃興好說歹說，總算平息了眾人的憤怒，化解了各方的矛盾。 劉師培與日本浪人北一輝、和田三郎結為至交，在“倒孫風潮”期間扮演著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陰謀刺殺孫中山，幸而未能得逞。劉師培遷怒於擁護孫中山、反對集會表決的同盟會總幹事劉揆一，於是唆使和田三郎和北一輝在僻靜的小巷對劉揆一拳腳相加。要不是警察聞聲製止，此回隻恐怕會出人命。 “倒孫風潮”終告平息，同盟會的內訌卻造成了無法彌合的裂痕，兩位革命黨的泰山北鬥孫中山與章太炎由同仇敵愾的戰友一變而為不共戴天的冤家對頭。爾後兩三年間，章太炎糾纏不休，撰文多番攻擊孫中山，詆毀孫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孫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這般不依不饒的纏鬥，終於大動肝火，痛詈章太炎是“喪心病狂”的“陋儒”。雙方謾罵之際，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劉師培對孫中山的反感更激化為鄙夷和仇恨。他的心理變化，用陶成章的話來概括，則是：“因見孫文受外賄，心輕之。尋又以與會中辦事爭權，大恨黨人。”劉師培本人也將自己脫離革命陣營的緣由歸結為“失望”二字。他說：“東渡以後，察其隱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謂“隱情”即指革命黨人在公生活與私生活兩方麵的缺失。 革命追求的是功利，而功利的死敵便是書生氣，難怪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孫中山收取“外賄”，派上軍事用場，是出於功利的考慮，可說是為達目的，不計手段，而章太炎、劉師培以書生氣十足的道德觀去揣度對方的心思，自然是風馬牛不相及，出現謬以千裏的偏差。當年，同盟會領導成員動若參商，彼此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因此齟齬不少，誤會多多。價值觀念的迥然不同最終使他們自成壁壘，走向了對立麵，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章太炎、劉師培都缺乏通觀全局的眼光和包容萬有的胸懷，他們斤斤計較於某些細節和“大節”，最終對孫中山、對革命黨產生厭憎情緒。他們是狂熱書生，不同於純粹的革命家。他們可以退回書齋，從事學術研究，脫離革命陣營並不意味著一事無成，這是他們心理上的最後一道防線。後來，章太炎心灰意冷，吵著嚷著要遁入空門，去印度學佛，劉師培悲觀失望，受妻子何震的鼓搗，受姻親汪公權的攛掇，完全滑向清廷的懷抱，甘當叛徒，以謀取榮華富貴。 其實，劉師培與章太炎的交惡客觀上也加快了劉師培思想的轉向。1908年初，章太炎與劉師培夫婦合租一處房屋，同住的還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權。何震是有名的交際花，劉師培不善應酬，於是何震常與表弟出雙入對。章太炎察覺二人關係曖昧，便私底下告訴劉師培，要他多留一點神，別讓汪公權與何震弄出醜聞來，影響自己的聲譽。劉師培的母親非但不信，反過來大罵章太炎不安好心，挑撥離間。1908年5月24日，劉師培竊得章太炎的一枚私章，偽造《炳麟啟事》，刊登在上海的《神州日報》上，其詞為：“世風卑靡，營利競巧，立憲革命，兩難成就。遺棄世事，不攖塵網，固夙誌所存也。近有假鄙名登報或結會者，均是子虛。嗣後閉門卻掃，研精釋典，不日即延請高僧剃度，超出凡塵，無論新故諸友，如以此事見問者，概行謝絕。特此昭告，並希諒察。”大意是章太炎對革命已失去信心，打算從此不理世事，專研佛學。章太炎得知此事後非常氣憤，他在同年6月10日的《民報》上刊登《特別廣告》，斥責《神州日報》捏造事實，詬罵劉氏夫婦是清廷密探。這樣，他們的關係徹底鬧僵，友情隨之破裂。不久，便發生了“毒茶案”，即有人在茶中下毒，謀害章太炎。事情敗露後，調查結果出來，是汪公權下的黑手，輿論一片嘩然，劉師培夫婦陷入四麵楚歌的尷尬處境。在此期間，日本政府應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報》等報刊，《天義報》也未能幸免。劉師培回國後，對章太炎怨恨難消，他把章太炎要自己與兩江總督端方聯係籌款以作遠赴印度遊資的五封書信影印寄給同盟會領導人黃興，揭發章太炎的“陰私”，說什麽章氏曾答應兩江總督端方，隻要撥給二萬元，便可舍棄革命宣傳，去印度出家。劉師培在背後捅上這樣一刀，以章太炎的火烈性子，昔日的友情自然是掃地以盡。劉師培此舉更加深並加速了同盟會內部的分化，可謂親者痛而仇者快，他在革命陣營中徹底失去了立足之地。 劉師培“外懼黨人，內懼豔妻”。1907年底，由何震出麵聯絡，他作《上端方書》，表示今後“欲以弭亂為己任，稍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並獻“弭亂之策”十條，甘願變節，充當清廷暗探，踏上了背叛革命的不歸路。1909年，劉師培夫婦在上海誘捕革命黨人陶成章未遂，又將浙江起義的機密出賣給端方，致使革命機關天寶棧遭到破壞，金華龍華會魁首張恭被捕入獄。浙江誌士王金發忍無可忍，決定鋤奸，他挾槍闖入劉師培的寓所，劉氏跪地求饒，答應離開上海，保證竭力營救張恭，這才僥幸撿回一條性命。1909年夏，王金發在上海擊斃了汪公權。受此驚嚇之後，劉師培不知悛悔，反而公開入幕，為端方考訂金石，兼任兩江師範學堂教習。又拜徐紹楨為師，研究天文曆法。端方調任直隸總督，劉師培緊緊追隨，擔任直隸督轅文案、學部諮議官等職。1911年，端方前往四川，出任川漢鐵路大臣，派兵殘酷鎮壓保路運動，在資州（今四川資中）被嘩變的新軍擊殺。劉師培陷入樊籠，遂成驚弓之鳥。 此時，章太炎第一個站出來，盡棄往日嫌隙，顧念劉師培學問精湛，人才難得，作《宣言》，為他爭取一線生機，其大旨為：“昔人曾雲，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殺方孝儒，殺之，讀書種子絕矣’。……今者文化淩遲，宿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執黨見，思複前仇，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這篇《宣言》硬是將劉師培從鬼門關活生生地又拉了回來。 及至民國新肇，劉師培罪不容誅，陳獨秀（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等老革命黨人不念舊惡，多方營救，希望政府網開一麵，讓劉師培戴罪立功，以期對文化事業多有裨補。為此，陳獨秀冒黨人之大不韙，上書大總統，請求特赦劉光漢（師培）： 大總統鈞鑒：儀征劉光漢累世傳經。髫年岐嶷，熱血噴溢，鼓吹文明，早從事於愛國學校、《警鍾日報》、《民報》等處，青年學子讀其所著書報，多為感動。今共和事業得以不日觀成者，光漢未始無尺寸功，特惜神經過敏，毅力不堅，被誘僉任，墜節末路，今聞留係資州，行將議罰，論其終始，實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償，可否懇請賜予矜全，曲為寬宥，當玄黃再造之日，延讀書種子之傳，俾光漢得以餘生著書贖罪。……謹此布聞，伏待後命。 陳獨秀曆數故友功績，以“神經過敏”為開脫，以“延讀書種子之傳”為保全，劉師培果然得到寬宥，獲釋入川，任成都國學院副院長，講授《左傳》、《說文解字》，並與謝無量、廖季平、吳虞等人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 1913年6月，劉師培夫婦前往山西，擔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師。後由南氏介紹，劉師培投靠閻錫山，任高等顧問。閻錫山賞識劉師培的學問，將他推薦給袁世凱。作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劉師培鼓吹帝製，不遺餘力，作《君政複古論》、《聯邦駁議》等“雄文”，辭采淵懿，出盡風頭。但他此舉也被時人譏為仿效揚雄歌頌王莽的劇秦美新。在洪憲王朝的獨幕醜劇中劉師培擔任參政員，被策封為上大夫，享受過極其短暫的榮華富貴。洪憲王朝垮台後，劉師培原本在北京政府所擬的通緝名單內，由於李經羲作保，他和嚴複被剔出了名單。因此，劉師培在北京待不住，隻好蟄居天津租界，貧病交加，惶惶不可終日。 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實行“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並力排眾議，聘請劉師培為中國文學門教授，講授中古文學、《左傳》、《三禮》、《尚書》和訓詁學。初入北大，劉師培才三十三歲，病怏怏的了無生氣。陳獨秀是文科學長，是劉師培的頂頭上師，陳內心雖然鄙薄劉的為人，但對他的學問相當佩服，所以對劉多有關照，刮風下雨照例準假。劉師培書法拙劣，且有手顫的毛病，在講堂上從來都是隻講不寫。一次，陳獨秀前往聽課，劉師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課下來，隻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日”字，圓圈中間加一點。對此，陳獨秀一笑置之。 從1917年開始，陳獨秀以北大為營盤，以《新青年》為陣地，扛起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力倡科學和民主，為賽先生和德先生殺開一條血路。劉師培再次逆時代潮流而動，跳將出來與陳獨秀和胡適對壘。他與黃侃、朱希祖、馬敘倫、梁漱溟等成立“國故月刊社”，作為國粹派的主將，欲與新文化運動相抗衡。胡適提倡白話文學，劉師培嗤之以鼻。此時劉師培已經病入膏肓，深感力不從心，算是垂死一搏，贏得的卻是螳臂擋車的譏誚。1919年3月，林紓攻訐陳獨秀等“新派”人物，以“舊派”劉師培等人為聲援，劉氏則又膽小變卦，發表公開聲明，否認自己與林紓為伍，與“新派”為敵：“鄙人雖主大學講席，然抱疾歲餘，閉關謝客，於敝校教員素鮮接洽，安有結合之事？又《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劉氏的觀念似乎是新舊文化各美其美，並行不悖。他發表聲明，其實是一種策略，為的是不變成“新派”的箭垛，以免臭哄哄的舊賬被再度翻出。 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因肺結核病逝於北京，年僅三十六歲。咽氣前，他派人把黃侃叫至病榻前，吃力地囑托道：“我一生應當論學而不問政，隻因早年一念之差，誤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說罷，清淚漣漣。他希望黃侃能繼承他的學術，並發揚光大，傳諸後世。 劉師培與何震生有一女，此前已不幸夭折，膝下荒涼，身後極為蕭條。何震受到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發狂而死。陳獨秀在喪禮上致悼詞，總結劉師培一生功過，在場師生無不為之唏噓。陳獨秀最後引用康有為的詩句“曲徑危橋都曆遍，出來依舊一吟身”作為結束，表達了無盡的惋惜之情。 民國之後，革命既成，往事已為陳跡，當年聽聞劉氏變節而頗致詆毀的黨人並未秋後算賬，章太炎表現出君子休休有容的大度，仍舊稱讚劉師培“學問淵深，通知今古”，是“國學精湛之士”，欲“保持絕學”，則須愛惜其人。劉師培飲譽杏壇，在學界大有身價。昔日環境惡劣，他潦倒不堪，為宵小所誤，乃恬然下水，一失足成千古恨，被人視作“揚雄、華歆之流亞”，徒然令人慨歎：“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蔡元培在致吳稚暉的信中分析過劉師培中途顛躓墮落的原因，稱劉氏“確是老實，確是書呆”，一身兼具三種性質──好勝、多疑、好用權術，三者皆為“老實人之累”。劉氏長期患有“內熱症”，狷急近利，不能忘情爵秩，如此“老實的書呆子”就“未免好用其所短”，最終依從劣根性，以失節為收場。饒有意味的是，蔡元培先生宅心仁厚，甚至推測劉師培有可能想做“徐錫麟第二”，因為徐錫麟為謀刺安徽巡撫恩銘，不惜與之結為“刎頸之交”，以取得其信任。劉師培會不會也有此初衷，隱而未發？蔡元培作這樣的推測，顯然是高估了劉師培，盡管劉師培改名劉光漢，他身上又哪有“光漢子”徐錫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血性？他隻是孱弱書生，與心雄萬夫、視死如歸的烈士毫不沾邊。 楊向奎在《清儒學案新編》中認為，劉氏中途變節，由排滿反清而投靠端方，乃是由於文人之間的意氣之爭，他與章太炎發生齟齬，“大半來自學術”，劉氏“少年氣盛，在學術上不肯讓人，而太炎自視甚高，目無餘子已久，兩人相遇，不肯相下，宵小於其間易於為功，於是齟齬生，而申叔走”。這種說法失之簡單，值得商榷。章太炎固然自視甚高，但並非目無餘子，他在政治方麵極推重宋教仁、陶成章，在革命方麵，極推重黃興，在學術方麵也極推重劉師培、黃侃。他一度反感劉師培，反感的是劉某受妻子何震挾製，做出一些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憤恨劉某缺少骨氣，而不是在學術地位上非要與劉師培爭個高下，分出老大老二不可。劉師培心胸褊狹，或許嫉妒章太炎的名頭在自己之上。至於章太炎，他的自信已足可保證他不再計較別人的品評，甚至說有人挑撥離間，那人也隻可能是何震、汪公權，發生效用的也隻可能是劉師培。章劉交惡，以及後來重修舊好，都可看出章太炎的光明磊落。他指責劉師培投逆並非信口雌黃，對劉師培的護惜也可謂竭盡所能。 有人嘲弄劉師培一生是“在風雨飄搖的亂世中笑熬糨糊”，這鍋“糨糊”足夠他消化一萬年的了。亂世如狂流，人人好變，人人善變，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複無常，區別隻在有無高標，有無底線。劉師培善變，總是在汙泥濁水中輾轉其身，最終變得委瑣，變得齷齪，道德學術雙雙受損，遭人鄙棄，關鍵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於墮落，根本沒想過要嚴守底線，大有越墮落越快樂的勁頭。梁啟超同樣善變，由維新保皇而至於倒袁護法，變得純粹，變得精彩，道德學術相映生輝，為世人所推崇，關鍵就在於他不僅守住了底線，而且還樹有高標。 （原載《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