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比張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鍾南山(ZT)

來稿／2003年SARS危機中，中科院院士鍾南山曾被中共官方欽定為英雄，也成為炙手可熱的公共人物。 2006年5月8日，鍾南山的手提電腦在廣州街頭被飛車黨搶了。 在中國，當街搶劫是常見的刑事案件，如若沒有人身傷亡，這類案件的破案率很低。然而，在特權中國，院士兼抗炎英雄的當街被搶，自然就變成了要案，馬上引起廣東省、廣州市有關官員的高度重視，中共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親自批示，要求“盡快破案”。於是，廣州警方迅速出動上百警察參與破案，組織海珠、天河、白雲、荔灣區等分局的刑警，共同對全市的二手電器市場、電腦市場、舊貨市場、典當行等進行嚴密布控。與此同時，警方還懸賞2萬元獎勵提供線索者。所以，僅用十天就抓住了罪犯，真可謂神速破案。 本來，如此神速的破案，鍾南山應該滿足這種特權化的法律保護，但他偏偏不滿足於被動地享有特權保護，還要主動地利用他的名人身份及其言論特權來為製度性歧視張目，以自己被搶的切身體驗來為已經被廢除的惡法鳴怨。6月13日，在一個傳染病研究會議上，鍾南山借回答媒體提問的機會，一邊感謝政府及其警察的神速破案，一邊對所謂“無業遊民”發出惡狠狠的詛咒。他認為，中國治安問題的嚴重出在外來遊民，建議恢複已經廢除的收容遣送製度。他說：“偷竊與搶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員隻有一水之隔。”“盡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廢除收容製度，我有不同看法。”他甚至說：“在設計法律製度方麵，我們應以什麽人為本？就是應以好人為本，而不是以壞人為本，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酷。” 在特權化的中國，政府官員可以不受限製地濫用公權力，社會名流也可以不負責任地濫用公共話語權。鍾南山擁有院士這一中國最高的學術頭銜，又在抗薩中一舉成名，他就自以為有權濫用其社會名流的名譽資源及其高於一般人的話語權，以自己當街被搶的遭遇來見證治安狀況的惡化，提出“亂世用重典”的藥方，公開為已經廢除的惡法招魂。在這位特權化精英兼抗薩英雄的身上，四溢著毛澤東時代餘毒──根深蒂固的歧視性觀念和階級鬥爭意識。他的道德傲慢褻瀆了權利平等的人權意識，他的自以為是表現為對中國走向法治社會的反動，他表達起中心城市精英對外來農民工的歧視性偏見竟然那麽地理直氣壯！在階級鬥爭早已遠去的時代，也在胡溫政權高倡“和諧社會”之時，他居然呼喚那種咬牙切齒的“敵人意識”，重新用“好人”與“壞人”的劃分來支持恢複踐踏人權的苛政，這與毛時代的階級劃線沒有實質性區別。 在人權得不到製度化保障的中國，一直以來，權勢者可以調動各種資源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無權無勢者卻處在資源匱乏的窘境之中，即便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極為強烈，也無法獲得哪怕是相對公平的份額。而造成極少數通吃而大多數受損的極端社會不公的深層原因，不是先天的能力和智商之差別，也不是道德上的賢愚之分，更不是前者勤奮而後者懶惰，而是人與人之間在權利上的絕對不平等──權貴階層幾乎占盡所有權力和資源，而平民階層則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和資源。 即便如此，中共政權仍然覺得對弱勢群體歧視得不夠，還要製定惡法來加以管製，戶籍製及收容遣送辦法就是這類惡法的代表。孫誌剛案導致了厲行多年的收容遣送製度被廢除，既是孫誌剛用年輕生命換來的結果，更是中國民間長期努力的結果。難道鍾南山真的不知道“收容遣送”是多麽邪惡的製度，中國人、特別是最底層的廣大農民為此付出過多麽慘烈的人權代價！ 眾所周知，人類文明早已進化出如下普世規則：維護國家主權也好，維持社會穩定也罷；促進經濟發展也好，打擊犯罪、整頓治安也罷；都決不能以犧牲基本人權為代價。那些必然會侵害人權的立法，隻能違法普世規則的惡法，即便效率再高，也必須予以廢除。英國著名法官丹寧所言：“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此之謂也。保障基本人權就是實現公正，非但不會導致天塌地陷，反而是人類社會得以保持良性秩序的關鍵。 難道這位院士連這點現代文明的基本常識都不清楚！ 中共執政後，從五十年代就開始實施歧視性戶籍製及收容遣送。這兩大惡法賦予了專政機器及其執法者以巨大的“合法侵害”的權力和能力，使之可以肆無忌憚地踐踏國人的基本人權。比如，在孫誌剛慘案中，酷吏和暴民借助於惡法的保護，不僅限製人身及遷移的自由，也不僅損害被收容者的經濟利益，更是肆意踐踏個人尊嚴和生存權利，以至於，將活脫脫的年輕生命虐待致死。在此意義上，現代文明的價值觀認為“自由高於金錢、甚至高於生命”，一點也不過分。因為，對自由權利的法治保障和倫理認同，不僅是每個人追求自身福祗的基本前提，也是社會得以具有穩定秩序和不息活力的基礎製度。自由優先和權利平等的人類正義，不但高於任何政體和法規，而且高於任何具體的世俗化利益──無論這利益是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還是權貴利益或多數利益。這一普世正義是善待人性的良性政體及其法治必須遵守的原規則。 人的自由權利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其中任何一項權利的喪失，就可能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戶籍製及其收容遣送製度，表麵上看隻涉及人身自由、遷移自由和擇業自由，但在實際的管製行為中，弱勢的個人所麵對的是可以任意侵犯人權的獨裁政府，所以，就導致了對一係列自由的踐踏，特別是對於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收容遣送對象而言： 1，遷移及擇業的自由被限製甚至剝奪。 2，在個人權利遭遇侵犯時，無法為自己申辯，即便申辯了，也基本無效。 3，被收容者在公安局裏申辯無效之時，由於中國沒有獨立司法和言論自由，受害者也就得不到司法救濟和輿論救濟。 4，被收容者的經濟利益嚴重受損。改革以來，雖然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但他們卻要為一點點可憐的遷移和擇業的權利而向城市管理者交納額外的“權力費”。農民要付費辦理各種證件才能在城市打工，被收容者要交納足夠的“贖身錢”才得以走出收容所。在收容遣送廢除前的中國，僅僅辦暫住證一項，進城打工者就要每年為“惡法”付出總計高達144億元的巨額費用，已經足夠驚人；如果再加上對無證者的罰款和被收容者付出的“贖身錢”，農民工所付出的經濟代價就更為驚人。 5，收容遣送的惡法賦予了執法部門及其執法者以“合法腐敗的權力”，即借公共管理之名行牟取部門及個人的私利之實。如果辦不起暫住證就必須麵臨被收容遣送的風險；如果被收容而又付不出“贖身錢”，被收容者輕則是強迫勞動和長期關押，重則是遭受毒打和虐待。 6，人身自由慘遭踐踏。孫誌剛案證明，收容遣送製度對人權的野蠻踐踏，不僅是肆意踐踏人身自由，甚至就是剝奪掉個體生命本身。 由此可見，公民權利的匱乏，恰恰是導致民眾利益嚴重受損的根本原因，也是社會公正這一無價公共產品奇缺的製度根源。中央政府製定的一項惡法，就會導致了地方性惡法的泛濫成災，被強製限製人身自由的群體無限製擴大。比如，根據1982年的國務院發布的收容遣送辦法，各地政府陸續製定了類似的地方性法規多達191個，被收容對象也逐漸擴大，由流浪乞討者和無家可歸者擴大到農民工群體，再擴大到無身份證、工作證、暫住證的人，再擴大到涉嫌賣淫、嫖娼、吸毒的人。 無論是高度發達的廣東、北京、上海，還是中等水平和不發達的地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東西，中國的收容所，與其說是“無家可歸者”的庇護救濟之地，不如說是被收容者的地獄。而擺脫這一地獄的最佳方式，絕非乞求高官的幹預性保護，而是民間的自發維權運動的擴大和深入。 所以，改革開放以來，民間要求廢除“收容遣送”的呼聲從未間斷且不斷高漲。孫誌剛案以極為慘烈的事實再次凸現出：每個人生而自由，製度保障的平等權利是實現個人自由的關鍵前提，不僅涉及到狹隘的經濟利益，更涉及到人的尊嚴和生存的權益，涉及到與每個人都生死攸關的社會公正。所以，中國弱勢群體爭取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方式，不是等待並乞求某個明主清官的開恩，而是通過自發的公民維權運動推動社會公正的實現。正是孫誌剛之死引發出強大的社會輿論與民間維權所形成的巨大壓力，才最終導致了這一惡法的廢除。 鍾南山院士為惡法招魂的言論再次說明，在當下中國，民間維權運動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通向自由之路的坎坷，爭取人權保障的製度化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因為，對基本人權的敵視和漠視，不僅來自獨裁官權，也來自被收買的禦用精英。更重要的是，官權的敵視在道義已經破產，無法贏得民間的認同；而精英們的敵視卻具有華麗的包裝──名人效應、偽學術、偽民間的包裝。所以，與官員們的標準官話相比，精英們對公共事務發言就更容易贏得愚昧者的認同，從而擁有一定程度的“民意支持”。比如，前幾年的“餘秋雨熱”，9•11後的“超限戰熱”，近兩年的“朗旋風”和“狼圖騰”……都曾在民間擁有大量“粉絲”。此次鍾南山為惡法招魂的言論，也有不少網民跟著叫好。比如，有網民發出“鍾南山，你是真正的英雄”的帖子（作者：村莊裏的都市，『關天茶舍』提交日期：2006-6-27）。 換言之，中共用政績合法性來彌補其道義合法性的流失，不僅在經濟上為獨裁政權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巨大資本，使之可以在國內花錢買穩定、在國際上花錢買政治支持，而且造就了一個由富豪和禦用精英組成的名流階層。這些人利用其名人效應幫助官權進行新的愚民灌輸，可以說，他們對現政權的最大作用在於：“替官權出頭”──公開說出官權想說而不願說的“髒話”！ 由於權力在官府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中共政權及其官員的精明在於：他們在“幹髒活”時，大都采取隻作不說的秘密警察方式，“幹髒活”的官員很少公開“說髒話”。如果一定要說，也要采取所謂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或讓具有學術兼民間的外觀的禦用精英出麵，或讓讀者來信、網民言論來扮演民意。比如： 黨魁胡錦濤不會說：“民主是毒藥”，總理溫家寶也不會說“我們就是要專製仁政”，恰恰相反，他們總是把推進“民主”掛在嘴邊。胡錦濤訪美時在耶魯大學演講時，一連用了十多次“民主”，並在回答提問時聲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但在毫無民主的獨裁中國，北大教授潘維敢於公開批判“民主迷信”，清華大學國情所研究員康曉光也敢於公開提倡“王道政治”和“專製仁政”；在《人民網》的“網友之聲”欄目中，也經常出現大肆詆毀民主的帖子，最極端的詆毀甚至高呼：“民主是毒藥！”。 2000年，江澤民政權整肅自由知識分子，官方明明要把著名自由主義者劉軍寧先生清除出社科院，但出麵批判劉軍寧的輿論造勢，不是出自中宣部的筆杆子，而是出自某研究生給《光明日報》的讀者來信。 近年來，中國的重大礦難頻發，動輒幾十人、上百人遇難，引起國內民意和境外輿論的強烈關注。麵對國內外的不滿和批評，官方大都以經濟不發達來為自身的失職辯護。但在談到礦難的製度原因時，任何一個官員也不敢像何祚庥院士那樣公開說：“主要是窮，而不是腐敗。”甚至說出冷血之言：“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 今年年初，中共官權在借袁偉時文章來整肅《冰點》周刊的過程中，明明是中宣部的指令和團中央的執行，卻偏偏要收集大量網民對袁文的不滿作為民意理由，複刊後發表了批判袁偉時的長篇文章，其寫手也不是來自中宣部而是找了個社科院的所謂“專家”。 今年兩會前後，在擱置《物權法》提交人大審議的問題上，明明是胡錦濤政權的政治左轉的大氣候所致，但中共高層決不會自己公開出麵，而是讓一位北大教授上書中央，並妄稱這位教授的上書代表著民意。 顯然，鍾南山也是在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來“替廣東官權出頭”。眾所周知，當年，對溫家寶宣布廢除“收容遣送”的最大反彈，恰恰來自廣東官權及其警方，他們甚至用任由治安惡化的不作為來表達不滿。然而，如果公開為惡法招魂的人，不是被搶之後的鍾南山而是廣東的某位高官，那麽，不僅會引起民間輿論的更大反對，而且對公眾的迷惑力也將大大降低。 在愚民的意義上，鍾南山比張德江更具迷惑性和毒性！ 2003年6月30日於北京家中 （首發《民主中國》2006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