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濱：對“思想界”宏偉思想的瞬間思想(ZT)

近日，我們不甘寂寞的“思想界”因為看不慣（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看不懂）當代文學，替我們的“文學界”診了幾樣病症，開了幾貼藥。（我雖酷愛思想，卻非“思想界”中人；不輟寫作，但並未加入“文學界”──故而冒昧議論一二，也不至有伐異之嫌。）細看之下，這些“思想”大夫的診療術還是幾十年前學來的，開出的也大多是幾十年前的過期（過氣）藥品。比如，某位“思想家”搬出了早已失效的“反映論”的陳腐標準來評判麵目全非的當今文學，抱怨“看不到我們每天都要麵對的真實的生存圖景”。我驚異於這位或許從來也沒有讀懂當今文化理論的“思想家”竟然仍然抱住“真實”的本質麵貌不放，完全看不到他所謂的“真實”必須在現實卸卻其“真實”的符號化或話語化過程中才能被捕捉的辯證法。他那已經被徹底程式化的“思想”慣性以為那個“每天都要麵對的”表麵現實就是真實本身，因而隻能哀歎於那個他看不到的真實，或者說，那個已經變形了的，甚至非邏輯化了的，從而落在他理解力之外的真實。 　　當然，“思想家”們是不會反思自己的思想的，於是他們要求文學“與這塊土地共命運”，也就是說，在國族有難的時候用作品痛哭流涕，在國族有福的時候用作品狂笑不止。據說，惟其如此，我們才能貢獻一兩個索爾任尼琴和布羅茨基。但我可以斷定，任何一首布羅茨基的詩，假設署上中國的作者名字，都不會博得“思想家”們的青睞，因為布羅茨基的詩從來就沒有對“土地”這樣高度意識形態符號化概念的直接歌頌或悲泣。我猜想布羅茨基式的隱喻化寫作擺在這些思想家們的麵前隻能是一堆廢物，那麽中國當代文學在他們的眼裏也絕無可能達到其應有的高度，也隻是因為莫言的名字不是馬爾克斯，殘雪不姓卡夫卡，韓少功也不叫昆德拉，多多更永遠不會被看作是布羅茨基。 　　顯然，我們的“思想界”所要求文學表達“曆史的使命感，社會進步的責任感”的說法把文學當作了觀念，陷入了馬克思所反對的席勒式寫作。說到底，“思想界”所期望的文學，是要回到那種高調的、拯救性的曆史主體那裏去。但現代曆史已經證明，那種自以為是的、指點江山的高亢寫作正是現代性絕對主義的一部分，因而才英雄遲暮，常常落入被嘲諷、被戲仿的境遇。盡管我們的“思想家”們無法辨別，這種曆史主體破裂的聲音卻恰恰傳導了這個時代最精確的聲音。 　　很不幸，對於餘華的《兄弟》向屁股和處女膜的墮落，我們的思想界人士是嗤之以鼻的，正如阿多諾所批判的薩特厭棄畢加索描繪妓女的《亞威農少女》。但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阿多諾在那篇題為《承諾》的文章裏反擊了薩特關於“文學處理意義”的斷言，明確指出了作品絕非作者觀念的載體，因為藝術中的低俗、荒誕、絕望是以否定的方式來表達烏托邦的潛能。其實，在他的《否定的辯證法》中，阿多諾明確地表明：“人們在‘糞堆’和‘豬圈’這樣的詞裏，要比在黑格爾的哲學章節中更接近絕對知識。”而當代左翼理論家齊澤克也告訴我們，隻有從與表麵現實相對的實在界中遺漏出來的精神殘渣中，我們才能把握內在的曆史創傷。我不知道這樣的創傷是不是“思想家”們所刻意要找到的東西，但如果僅僅從曾經風行過的傷痕文學中去找，他們看到的隻能是一種至為粗陋的簡單摹寫，一種迅即痊愈而升華的悲苦。而生活、曆史的真正創傷和裂痕，卻是我們的思想家們所不易察覺的：它們就彌漫在寫作符號和文學話語的種種與曆史現實幻象的搏鬥和自我搏鬥中──可以說，甚至那些貌似無意義的先鋒主義形式運動，也恰恰體現了最深刻的社會曆史意義，因為社會曆史的現實感正是由符號和話語的持續運動所構成的。 　　或許正是由於“思想界”的盲視，中國當代文學的深刻意味被遮蔽了。甚至可以說，相對於當代中國文學，當代中國思想為人類所作的貢獻之貧瘠才真正值得我們歎息。 原載《世紀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