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冷對“印度人來了”(ZT)

多維社記者陳湘編譯報導/今年7月，亞洲最大的軟件和IT服務公司，也是全球IT谘詢公司12強的印度塔塔谘詢服務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與微軟公司合作，加上3家中國企業，共同在中國成立的一家IT外包合資企業將正式營業，印度公司將在合資企業中擁有多數股權。這將是中國境內最大的軟件外包型企業，也標幟著印度軟件業打入中國市場取得了一個重大進展。 到中國挖人才設基地 據《時代周刊》記者阿林·貝克爾（Aryn Baker）報導，美國人創造了一個新詞“Bangalored”，翻譯成中文就是：（這份工作被）“班加羅爾了”，這是將印度一個城市名“班加羅爾”變成了動詞形式，意思是：“你的工作已經轉到印度去了，但是沒有你的份。”說明美國公司業務外包導致了員工失業噩夢。 不過，在當今瞬息萬變的全球勞動力市場，連".班加羅爾了"這樣的新詞匯很快也會變得過時。因為，如果用".班加羅爾了"來形容軟件開發外包到印度，那麽，那些外包給印度，然而卻轉由中國、烏拉圭或羅馬尼亞接手的工作又應該用什麽詞呢？現在，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印度塔塔谘詢服務公司到中國成立的合資企業就是一例。 據中國媒體報導，根據中國政府機構發改委、塔塔谘詢服務、微軟三方新達成協議，這家新的合資企業初期規模約為5000人以上，20%的工程師來自印度，五年後逐漸減少到5%。印度方將在新公司占65％的股份，中方和微軟共同占35％的股份。公司的管理團隊主要來自印方。計劃在五年內提供2億美元的產值，七年後員工要達到1萬人，實現中國本地化管理，並力爭在十年後上市。 《時代周刊》的報導說，印度軟件業人才供不應求的壓力迫使班加羅爾到印度以外尋找工人。印度三大外包工作承接公司把中國看成了一個規避印度不斷上升的外包成本的市場，同時，對其自身而言，也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場。他們都已經在中國設立外包基地，積極的招攬中國雇員，服務北亞市場。 中國外交部網站的報導說，由於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巨大的市場潛力，印度軟件巨頭都不約而同地瞄準了中國。早在2002年6月，塔塔谘詢服務就在上海成立了全資子公司──塔塔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啟動了在中國的業務，並隨後在杭州設立了全球開發中心，在北京成立了辦事處。 印度信息係統技術有限公司(Infosys)也不甘示弱，已經在上海設立發展中心，在杭州設立辦事處，共有員工500多人。該公司目前在中國已投資500多萬美元，並計劃在未來5年內再投資6,500萬美元。屆時，上海和杭州的兩個中心將有員工近6,000人，成為服務亞太地區的重要基地。 維布絡科技公司(Wipro Technologies)公司也認為，目前趨勢是先進國家將IT業務委外到印度，但該公司認為IT委外業務與地緣有極大關係，因此除了根據地印度之外，維布洛也到中國、俄羅斯及東歐國家設業務單位，搶先布局。該公司的市場推銷部主任李利安·傑西·保羅（Lilian Jessie Paul）說：“我們的設想，是在我們看中要發展的區域購買擁有我們所缺乏的技術的公司。” 中國軟件業的分析人士認為，由於印度公司的“來勢洶洶”，中國的軟件業者勢必要在兩條戰線上與印度人展開競爭：一是在國際上印度拚外包；二是在中國國內搶食“蛋糕”。 如何應對印度的挑戰 《時代周刊》的報導說，發明把軟件項目和機要業務外包給海外公司的印度，成為了自己成功之下的“受害者”。分析家認為，印度擔心自己的本土的低成本優勢正在喪失，必須將外包項目再轉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國家，而且外包的訣竅是把公司規模做大，最後勢必向海外擴張。 《時代周刊》的報導還說，所以，應該用什麽樣的詞匯來描述通過印度外包至他國的工作呢？維布絡科技公司的保羅認為，應該用“globombed”。維布絡科技公司的企業解決方案總裁蘇迪泊·巴尼傑（Sudip Banerjee）更喜歡用更意思更微妙的“flattened”一詞，向全球化的“聖經”《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表示致敬。巴尼傑說：“這些工作會交到那些最有能力完成它們的人的手上，以最有經濟效率的方式來完成。地理因素不是個問題。”而那些閉門自守的公司則遲早會麵臨失敗的同樣下場。 印度人大步邁向中國市場，那麽，他們意欲何為？中國同行們怎麽看待來自印度的競爭？目前，一批批中國軟件企業的老總帶著探究的心情去印度考察，對中國外包公司來說，這些印度外包企業究竟是對手還是老師？《信息周刊》專門就此訪問了幾位中國的軟件業老總，聽聽他們怎麽說。 上海微創軟件有限公司總裁王曄指出，印度外包企業進入中國對我們來說威脅很大。他們一方麵是利用中國的人才去開拓日本市場，另一方麵是爭奪歐美在華投資企業的外包業務。中國外包企業麵臨的競爭形勢很嚴峻。他還說，在印度，外包的內涵和戰略地位已經發生了改變。 上海博朗軟件開發公司首席執行官王瑞克認為，從商業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並不一定比中國有優勢，而且印度人的英語溝通起來也並不一定順暢。中國可以找到比印度更優秀的人才，本地市場也比印度的更大。比較而言，印度相對於中國的最大優勢是政府的重視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在中國從事外包的企業規模普遍較小，一個原因是中國人做生意比較依賴關係（Relationship），這種方式必然會形成很多的小公司，而印度的外包企業則遵循著行業市場規則，不管是知識產權保護還是安全保護，都是如此。 東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劉積仁說，中印外包公司的競爭肯定存在，原因是大家的成本結構差不多，又麵臨同一個市場，競爭肯定會產生。但是外包市場很大，我覺得競爭不會那麽激烈。事實上，有可能會形成一個聯盟的局麵。比如印度排名前十的企業占據了一半的外包市場份額，其他企業又是圍繞著前十名的企業開展業務，這樣就形成一個聯盟。中國也需要這樣。 大連海輝軟件國際（集團）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李遠明說，很多人說印度外包公司進入中國是為了進軍日本市場，我不這麽認為。事實上，印度軟件公司把中國的潛在市場看得很重要，一直希望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同，拿到中國的單子。如果是想進軍日本市場的話，我認為他不會特意到中國設立企業，接日本市場的業務隻是一個拓展中國市場的副產品。我相信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如果麵對的是日本市場，印度軟件公司不可怕，他們更多的是劣勢而不是優勢，其中最大的劣勢是文化背景。同樣，對於歐美市場來說，印度企業在文化背景上就占據了優勢。 中國的一些軟件業人士認為，在全球軟件外包領域，中國要超越印度，也許需要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不過中國的軟件外包業龍頭－群碩公司的董事長劉英武有信心中國的軟件外包在10年之內也可以去和印度抗爭。”他指出：“中國軟件企業要與印度企業爭雄，必須消除規模上的差距。據統計，目前中國軟件接包企業規模最大的也隻有2000人，但在印度，前五名的外包公司人員規模都在4萬以上。 中國政府對印度軟件業的對華合資也抱積極態度，上文提到的印度塔塔谘詢服務公司來設立的合資企業，就是由北京的發改委牽頭推動的。美國《信息周刊》的報導說，中國政府為了確保在中國開展業務的IT服務廠商們能夠獲得持續穩定的人才供給，采取了印度模式。中國政府在全國建立了35家國家級教育機構，提供軟件培訓，特別是與.Net、Linux、Java和Web服務有關的技術的培訓，其目標是到今年底，培養出80萬名軟件專業人員。現在在印度，這個數量是60萬。 中國應當學習印度嗎？ 上海微創軟件有限公司總裁王曄認為，在印度，外包的內涵和戰略地位已經發生了改變。印度外包企業在一些產品和技術上已經超過發包商的水平，在這方麵，中國外包企業必須學習他們的經驗，省掉摸索的過程。 但是，中國軟件業必須學習和趕超印度的觀點最近遭到中國的一些兩院院士的駁斥。據新華網報道，在第28屆世界軟件工程大會上，參會的兩院院士認為，中國軟件產業如果將印度作為學習的樣板，將是一個“方向性錯誤”。 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認為，印度與中國軟件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發展環境也有很大差異。印度的經濟總量還大大落後於中國，而且國內市場需求較小，隻有走軟件外包一條路，印度軟件業近年來的紅火完全依靠的是外包“一枝獨秀”。而中國擁有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海外同行都在拚命搶食中國市場蛋糕，我們卻放手優勢資源去和印度拚外包，未免本末倒置。倪光南還說，印度外包雖然增長迅猛，但中國軟件市場和產業要全麵得多，在技術、應用、安全等各領域都有巨大市場空間，中國軟件業亟需走科研產業結合之路。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信息與工程科學學部主任楊芙清指出，中國軟件產業發展與印度模式大相徑庭，印度軟件業幾乎可以概括為外包經濟，印度人才非常善於學習各國軟件企業的流程，並能很快熟悉這些流程，承接國外軟件。中國要在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根據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培養創新、創業人才，培育大型專業化骨幹企業，政府引導，產學研結合，麵向應用，走“政產學研用”結合的道路，中國軟件產業就可以迅速發展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