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勁鬆：解決社會不公：朝前還是朝後？(ZT)

最近，中共政治局就“緩解地區之間和社會階層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召開專門會議，引來幾分注目。 目前，中國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貧富差距，都達到“世界之最”。標誌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官方承認已經超過0.45，達到世界公認的“警戒線”；如果算上中國官場和社會精英中，無處不在的“灰色收入”，這一數字更高，甚至可能高達0.6，不僅超過“警戒線”，還創下“世界紀錄”。 八九時期，示威學生要求“反腐敗”，當局鎮壓，等於為貪官撐腰。果然，“六四”鎮壓後，貪官汙吏愈加猖狂，加倍鯨吞中國經濟成果，貪官外逃，資金外逃，國有資產被嚴重掏空。與此同時，舊的政治體製得以延續，不僅為大規模官場腐敗提供了最佳氣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長官意誌繼續淩駕於民主與科學決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費、高汙染的惡性循環。 “六四”鎮壓的後果之一，不僅使中國失去了政治改革的機會，也增加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難度。因為，不論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體製弊端，都是改革的核心；而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密切相關，改革經濟體製，必然觸動政治體製。 “六四”之後，中共黨內保守派更加理直氣壯地以“反對自由化”和“反對和平演變”為名，拒絕政治體製改革；同時，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借政治體製改革的無限期推後、以及經濟體製改革的放緩和停滯，更加肆無忌憚地洗劫國有資產，暴斂財富。 十七年來，發生在城市及其郊區的強行拆遷和暴力拆遷，以及發生在農村的強行征地和暴力征地，愈演愈烈，就是對上述發展趨勢的活生生寫照。特權利益集團的膨脹，為改革構成更大阻力，尤其政治改革，變得更加遙不可及。 知識分子主體的演變，則是另一番景象。回顧以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八九民運，除了政治改革的訴求，經濟層麵，在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之間，這些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實際上也起了中介或中間人的作用，“反腐敗”的口號，就是無形的體現。 “六四”鎮壓後，中共一方麵監禁和迫害民主運動的帶頭人，另一方麵，又加緊收買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社會精英，通過再三加工資和分配福利房，讓知識分子“收聲”，甚至變為己用。 知識分子主體的失聲和蛻變，使官民之間和貧富之間，都失去了籍以調節和潤滑的中間地帶。如今，每年高達八萬多起的抗爭事件，已經直接來自農民、工人等廣大弱勢群體。少數保存風骨、堅持仗義執言的知識分子，則融入到這類抗爭中，通稱為“維權”。 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民主轉型和平達成，彼時，初露苗頭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必然得到及時遏製。斷不至於像今天這樣，達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時至今日，當局要想解決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既可能超前走，也可能朝後走。朝前走，就是切實展開拖延已久的政治體製改革，通過民主和透明機製，監督官商兩界，平抑收入差距，進而平衡社會各階層利益。對中國而言，這無疑是康莊大道。惟將觸動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 朝後走，就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以胡錦濤對毛澤東的頂禮膜拜，“朝後走”的可能性，也並非不存在。畢竟，中國早有古訓：“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胡錦濤朝後走，隻需搞幾波“殺富濟貧”，暫時也能縮小收入差距，隻不過是“治標不治本”。 據說，在這次討論“收入差距”的政治局會議上，胡錦濤頗有“訓話”的口氣。看上去，是流露其對從中央大員到地方官吏的陽奉陰違的不滿和不耐煩。但也很可能隻是借機敲打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為明年“十七大”人事安排鋪路：排斥江係人馬，扶持團派子弟。 因為，目前，很顯然，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大多出自“上海幫”或江係勢力。如果胡錦濤“訓話”，僅僅是出於這種權力鬥爭的需要，那麽，所謂解決中國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也不過就是一句空話，仿如各種“嚴打”般，刮一陣風罷了。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