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一毛：天涯何處是故鄉？(ZT)

來稿／故鄉，是從上小學開始填的表格裏的“籍貫”。字典解釋為“祖居，個人出生或長期住過的地方”。　 故鄉，是能讓一個李白似的遊子“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至親至愛，牽腸掛肚的地方。無論他走到天涯海角，想起家鄉的小吃，就會垂涎，偶聞久違的鄉音，便能落淚。 “偉大領袖”一句話，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棄學離城，奔赴領袖指引的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知青常把自己上山下鄉的地方稱為“第二故鄉”。言外之意，原有“第一故鄉”。 請聽《知青之歌》： 我坐在煤油燈旁， 低頭思故鄉。 風兒吹得燈苗兒晃， 我們的生活多麽淒涼。 啊，親愛的爹娘， 請不要為兒悲傷。 偶爾聚會，唱這首歌時，我總比別的女知青哭得更傷心。因為我連哪兒是我的故鄉都不知道。 母親常歎著氣說：“咱家屬鼠，老搬家。” 父親家祖居福建閩侯，從曾祖父起移居江蘇揚州。甭提父親沒去過福建，連祖父都沒拜過祖墳。福建人，我想算也算不上。 父親十多歲時，遭遇戰亂，離開揚州，再也沒回去住過。別人說“揚州出美女”，我會笑著敲邊鼓“我爸是揚州人，”卻從來也沒敢說過“吾思揚州冷（我是揚州人）”。 我出生在北京。呱呱落地前七個星期，父親因“極右份子”罪被發配至北大荒勞改，母親也被流放到安徽。母親在滴水成冰的寒流裏抱著繈褓中的我，牽著三歲的哥哥，毅然踏上南下的列車。您說，咱能把那缺德地兒當故鄉麽？ 母親是道地的天津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安徽餓死了幾百萬人。母親把餓得奄奄一息的我送到姥姥家住過兩年，總算保住我的小命。三歲離開天津時，據說我滿口天津味兒。可是回到合肥，天津味兒很快就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雞、滋”不分的合肥普通話。天津人，俺趕嘛兒（我怎麽）也算不上。 父親從北大荒放出後，來到合肥。不久，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家被抄多次。父母雙雙關入牛棚後，十一歲的哥哥和九歲的我成了小父母，帶著四歲的弟弟住進一個孤兒院似的地方。作為“右派崽子”，我受盡侮辱、毆打，還差點兒病死。 父母終於離開牛棚，見到久別的孩子們，全家又下放到霸王別姬的和縣。我坐在大卡車上，一路顛簸，一路哭，一路嘔吐，離開了讓我失去童年的合肥。 我們全家落戶到高莊生產隊。隊長貪汙了那點可憐的安家費，隻把隊裏倉庫隔出一間半讓我們住。那泥地、泥牆、草頂的茅屋，成了我們的棲身之所。一有壞天氣，屋漏牆塌，讓我們親身體驗到杜甫“八月秋高風怒嚎，卷我屋上三重毛”的辛酸。五年後，父母被平反，我們搬到位於蕪湖市的安徽師範大學，我的合肥普通話裏又添了和縣腔。 安師大分給我們家一間倚學校圍牆用蘆席搭的棚子。盛怒之下，我把房管處帖在棚上“外語係，巫寧坤”的紙條，撕個粉碎。父親找領導據理力爭，得到一間用蘆席隔成的房間。那是把一座小教堂改成八戶住房的地方。我們與上帝和其它七戶人家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八家共用一個廁所，一個水龍頭。教堂裏沒有隔音牆，回聲卻特別好，一家有人放屁，八家共享耳福。蕪湖話還沒學全，我就高中畢業了。子杠(你說)，這也能算故鄉麽？ “出身不好”，我隻得去涇縣深山裏插隊。村裏沒房子給知青，把附近大隊部的茅屋，用竹篾隔出間屋子給我。進山第二天，正巧下雨，不用出工，一個鄰居來串門。他一聲吆喝“阿殺怒依拉（外麵下雨呢）”，差點兒把我嚇死。涇縣話也沒敢學。 那時候，每天不是上山采茶、砍竹、伐木，就是下地插秧、割稻、施肥。我像“智取威虎山”裏的小常寶那樣，“盼星星，盼月亮，隻盼著深山出太陽”，隻盼著早日還故鄉。我寫道： 故鄉在何方？ 天地兩茫茫。 勸君解愁腸， 月亦照爹娘。 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我有幸上了大學，結束山鄉磨難。 一九八一年，幾經周折，我來美國自費留學──洋插隊。作為外國學生，移民局規定每學期必須拿滿十二個學分，勞工局不準幹合法工作，公立學校照收不亞於私立學校的外國學生學費，每學分幾百美金。 沒有綠卡，我隻好“打黑工”，幹拿現金的雜活，每小時隻能得到比法定最低工資三塊三毛五還低的錢。 我替一家意大利人帶兩個孩子，換取食宿。頭頓晚飯，我剛盛一勺水果沙拉，還沒放到自己的盤子裏，女主人就開口了，“那不是給你吃的，葡萄可貴呢。這才是為你準備的。”她指指牆角的一大盒方便麵。 我在好幾家打工，受夠了這樣的罪。盡管掙的錢不多，我還是租了個便宜地方自己住。 那是房東為小時候的獨生女建的遊戲屋。屋子建在後院的大樹上。牆壁、樓梯，薄薄的門和房頂都是用合成板拚的，冬涼夏熱、漏雨透風。一張單人床，一把椅子，一張書桌，一個衣櫃，就把它塞滿了。女兒上大學後，房東在地上另造一間更小的有水電的屋子。裝上簡陋的洗滌槽、淋浴、馬桶、冰箱、電爐，便成了廚房兼廁所。 我送給“空中樓閣”一個昵稱──鳥窩。我也窮得吃起“鳥食”。餓急了便嚼半美金一包的葵花子充饑。 在鳥窩裏念完研究院，開始找合法的、能為我辦綠卡的實習工作。因為沒有在美國合法工作的經驗，眼看著實習期快過了，工作還沒影兒。我咬咬牙，飛出鳥窩，在單間公寓裏與剛認識的美國公民築起新巢。 婚後，本著“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信念，我承擔了所有家務。拿到綠卡後，找到相當不錯的工作。我精打細算，省吃儉用，我們很快就買了所挺大但需要修理的房子。 搬家那天早上，他看看地上堆的、我頭天裝好的箱子，丟下句話“怎麽這麽亂？真讓我頭痛，”便揚長而去。 有了自己的房子，我很開心。每天下班後和周末，我都為新家忙碌。給裏外油漆，給廚房廁所鋪瓷磚，替車庫裝置自動開門器，在前後院植花種樹，懷孕後也沒歇過。他從來不動手，有空時，要麽去遊泳，要麽打高爾夫或籃球。 預產期將至，我向公司請了假。待產期間，我設計了前院的自動澆水係統，買來各種管道電線零部件，開始施工。大腹便便，彎不下腰。一個炎熱的星期六下午，我跪在地上，揮鎬刨埋水管的溝。鄰居看到，問我，“你丈夫呢？這樣傻幹會弄得早產的。”我笑笑，抹去額頭的汗珠。“他在看電視。沒關係，已經超過預產期五天了。” 結婚十四年，生了兩個孩子，我倆還是分道揚鑣。我買不起屬於他的那一半房子，又不忍馬上搬家。那是我住過最久的，可以成為孩子們故鄉的家啊。“我租你那一半，讓我和孩子們住到他們上大學再賣好嗎？”我眼流淚，心滴血。“不可能，我不住，誰也別想住。”他斬釘截鐵地答道。 那晚，等孩子們進入夢鄉，我從客廳慢慢走到廚房，撫摸著我裝修的每塊磚、每寸牆，任由淚水流淌。待月芽兒跳上山巔，我由前院緩緩行至後院，輕觸著我栽植的每棵樹、每株花，喃喃訴說斷腸。 從離婚到現在這四年裏，我帶著孩子們又搬過四次家。 明年，我在美國住過的時間就將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年頭。雖然有時說英文比說中文還順口，可在教訓不懂中文的孩子時，冒出的往往是帶著和縣腔的合肥普通話。如果洋插隊的美國可以稱為我的第二故鄉，中國也能算作我的第一故鄉吧。 今生今世，恐怕是沒有可以讓我夢牽魂繞的故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