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巫毒娃娃”何以風靡中國(續)?(ZT)

上一篇文章我批評了中國專製主義者對社會風氣“毒化”應負的責任，古人曰“虎出於柙，珠毀於櫝，誰之過也？”，朱子答：“典守之過也”。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想強調一下，在上述情況中，我們民運人士可以從中得到什麽的警示？如果說我們對這樣的事情不負政治上的責任，是不是就意味著我們可以“看水漲河灘”？不，不是這個意思，我認為正視這個現實問題，並且對它作深入的研究，是我們民運人士應盡的本分，而恰恰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中國反對共產黨的隊伍中也同樣地出發生了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情緒，如果說這樣的情況引不起我們的注意的話，那麽對未來的中國民主化運動將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我最近正在接連寫作幾篇談論“文革”的文章，文章中我對王友琴博士所建立的“文革受難者紀念園地”和汕頭的“文革紀念館”一事之“行情”其所以看不好的原因也存在著這樣的擔心，即如此行為上附著的精神若把中國人引導到仇恨的地步，那時很有可能為今後某一天出現的中國人內部仇殺開啟了一個路子，雖然就目前的情況看這樣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的確存在著。因此，我在“文革”研究上若說多少有一點結果的話，那麽我是看重了那個非常時期人民在政治上的廣泛發泄，並且我把發泄的閘門打開之後所奔流而出的“解放”之“水”，看成是一個“洶湧澎湃”的“民主潮流”，這樣以來，我也就順便地解釋了“蘇東波”骨牌效應其所以沒有推倒專製中國的這一張牌的最主要原因也在於，1966年的“安全閥”放了一次“汽”。在某一篇文章中，我曾經叫“文革”為“人民出氣運動”。 因此由我整理的1966年故事的文本中雖然說最典型的意義之一是人民造共產黨當權派反的行為，但是人民中間卻沒有一個“完整”的“反共動機”存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這肯定是66運動的“缺陷”，但是“缺陷”之中卻又包含著一種非仇恨主義的價值因素。因此我在讀1966年中國人民的這一個民主的文本的時候，就看到了民主的“積極”意義，而把它本身就有的“消極”意義作了一種理論上的限製。也正因為這樣，我就把共產黨作為一個犯了嚴重政治錯誤的政黨來對待，並且在批判它的時候，警惕我們自己不要重新犯它的錯誤。我認為，民主或者自由的方式允許把我們反對著的共產黨看成是妖魔鬼怪，這一點是毫不含糊的，但是比這樣更重要的是我們若把這種批判意義上的精神把握不住的話，那麽，我們也有可能有意或無意地製作精神上的“巫毒娃娃”，因為在它的身上你紮上精神之針，就認為可以使我們反對著的人“遭厄運”──情況不就是這樣嗎？ 現在我們民主的陣營裏出現了這樣的一種極不好的現象，許多人感覺到我們把共產黨說得越壞，好象就越民主，把共產黨說得越反動，我們就好象越進步，其實，這是我們在民主上的一種錯覺，我們享有民主的多與少，並不同共產黨專政的弱與強成比例關係，因此，我認為我們的隊伍中可以出現“打倒共產黨！”“炮打共產黨！”“推翻共產黨！”“把共產黨拉下馬、趕下台”的口號，但是不應該在其後續一個“消滅共產黨”的“任務”，我們假設明天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化，有人要用共產主義的名義組織再共產黨，民主的秩序能不允許嗎？這樣的假設如果在目前民主的俄國作為一種政治事實存在著，那麽在俄國反對黨中，俄共是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的現實我們就不能不正視。 因此，我以為，在目前中國的民主陣地上，雖然也樹立著一個“敵人”的形象，但是它應該是一個“稻草人”，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這樣的道理還是希望更多的人通曉。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心中的民主之燈，就不可能被我們撥亮，我們的“心田”也就會暗淡，這時候，我們突然也許會感覺到自己需要一個“巫毒娃娃”。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中國民運人士在拒絕“巫毒娃娃”的時候，也許應該拿著一個“民主的胖娃娃”，這樣的“胖娃娃”有可能提醒我們應該做一個豐豐滿滿的人，因為它本身就一個豐滿的、健康的“人”，而不是一個幹癟的、麵目猙獰的、“有毒”的“人”。 2006-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