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缺乏封建主義政治遺產的中國社會(ZT)

來稿／現在的枝，根在過去，而花開在未來。人們在討論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時常常會發問，為什麽中國在社會結構和製度上的現代化會如此困難？為什麽並不具有強烈侵略傾向的中國社會在內部會有一種強烈的無組織的暴力衝動？人們不約而同地回到曆史中去尋找原因。是因為長期的封建專製？是因為農民文化？還是因為是大一統觀念？近幾十年來，人們在曆史中挖出了各種各樣的答案。但我認為都沒有找到問題的實質。這主要是因為人們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沒有真正跳出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尤其是前蘇聯傳播到中國的一些基本概念。 馬克思在學術上是一位經濟學家，他對很多社會問題的研究和論斷都是把生產力的發展，把社會生產關係作為一個基礎和根據。同時，馬克思在思維方式上又深受黑格爾哲學熱衷體係構造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人類社會的五種社會形態發展的學說，這構成了他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框架。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說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曆史學概念，也沒有被世界主流曆史學家所接受，因為它並不能用來準確地解釋西歐以外的世界曆史發展。這個問題，在五四以後的學術界就曾發生很多爭論。即使是信奉曆史唯物主義的史學家在解釋中國曆史時，也發現非常困難。這些爭論有：中國有無奴隸製社會？如果有，中國奴隸製結束於什麽時候？當時有春秋戰國說，秦漢說，魏晉南北朝說。中國到底有無封建社會？何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今天看來，這些問題如果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框架內討論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因為曆史唯物主義本身是一門哲學，而不是曆史學。五種社會形態說主要是從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來看社會的發展，而不是對曆史的分期。這也是世界主流曆史學家沒有使用馬克思的概念的根本原因。在中國的曆史研究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說來理解和劃分曆史而造成的最大混亂和誤解，莫過於封建主義這個概念。 按照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封建主義是一種生產關係，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關係上的各種上層建築。按照中國目前普遍的說法，中國的奴隸製向封建製的過渡發生在春秋戰國之交。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清王朝末年，這兩千多年一直處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階段。在經濟方麵，農業是主要的生產部門，人力、畜力為主要動力，也有簡單的機械；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生產在許多方麵是自給自足的；財產關係普遍的是大土地所有製和小生產的結合，地主和農民的對立是一個基本事實；國家形態主要是君主製。這個社會形態說的最大局限是忽略了政治製度的重要性和政治製度的變遷。具體地說，這個分期說把春秋戰國時期和秦王朝以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製度混為一談，使得人們無法理解封建主義的本質內容。並且長期以來誤把秦王朝以來的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視為封建製度，由此掩蓋了很多問題，也混淆了很多問題。 在西方主流史學界，封建主義（feudalism）主要是一個政治和法律的概念，它起源於作為蠻族的日爾曼人社會，而並不是從奴隸製的羅馬帝國社會發展而來。公元五世紀，處於原始部落時代的日爾曼人大舉入侵處於腐朽沒落中的羅馬帝國。公元476年，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整個西方的古典文明幾乎都被日爾曼人摧毀，隻有基督教文明保留下來。西方學術界把公元5世紀到10世紀稱之為“黑暗時期"，或準封建”(quasi-feudalism時期。在這個封建化時期，日爾曼人的扈從製度（或稱親兵製度）是其中的核心。一個占領區的統治者為確保其政權的穩固，一般通過依靠他可以信賴的軍人組成扈從，並把他控製下的土地管區中的部分土地賜給他們作為采邑。而他的直接扈從又時常把他們自己的采邑再進一步分成小塊授予他們下一級的扈從成員。從而形成“扈從的扈從"。這種土地層層分封的封建製度從公元9世紀到13世紀，在西歐進入鼎盛期。查理曼帝國崩潰後，西歐的王權進一步衰落。公元9世紀，封建貴族的領地開始世襲化，與此相伴隨的是社會經濟政治管理權力的分散化和王權的進一步弱化。貴族領主在自己的世襲領地上可以獨行其是，全權管理領地內的各類事務，排斥王權對領地內部事務的幹預，並設置法庭來解決附庸之間的糾紛。這樣。整個西歐的封建社會就由一個“領主的領主不是我的領主"這樣一個梯田式的結構組成。 一般來講，封建社會是無序的，混亂的，缺乏生機的。社會經濟在這麽一個世襲的金字塔裏很難得到充分的發展。但是，作為一種政治製度，封建主義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建立在世襲領地上的領主製是封建製的核心。這個製度從以下幾個方麵形成了封建製度特有的具有積極意義的政治文化。 首先是形成了不信任和輕視王權的貴族文化。對於各級領主來說，國王隻不過是更高一級的領主，和各級領主隻有等級之分，而沒有本質不同。這種思想和後來中央集權專製製度所主張的“君權神授"有著根本不同。在領主自己的領地內，中央政府的王權被排斥在外，領主們有自己統治的法庭和規章製度。當中央政府的王權和各級領主發生矛盾和衝突時，貴族常常以上帝的名義集體向國王挑戰。1215年的《自由大憲章》就是英國封建貴族挑戰約翰王的產物。這個封建主義的文件成了近代資本主義民主的思想來源之一。 另一個是強調權利和義務雙重性的封建自治文化。封建依附關係是一種對領主和附庸雙方都有約束的契約關係。領主必須要給附庸封地作為其武器、衣食等費用的資源，還有保護附庸不受任何傷害的責任。而附庸則必須宣誓效忠於領主並向領主履行各種義務，如果他能履行義務，其采邑即可父子相傳，領主不得無故沒收。同樣，如果領主不能盡到保護附庸的責任，或對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對領主效忠的誓言。這樣，在一個領地內部，領主和附庸之間依照契約形成了一種雙向的權利和義務的結構，這個結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基本社會單元，並由此形成一種王權之外的封建自治文化。後來資本主義時期的契約文化，政治理論上的社會契約說，自治精神都直接吸取了這些政治遺產，甚至在傑弗遜所起草的《獨立宣言》都可以看到這種精神。 封建主義文化的再一個特點是推崇騎士精神和個人榮譽。在封建製度下，作為依附於領主的農奴談不上騎士精神和個人人格。但封建社會的文化不是由這些農奴構成，而是有封建貴族的各級領主構成。在封建貴族和王權相互依靠和鬥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獨立，尚武，講究個人信用和榮譽的騎士精神。這種精神成了封建主義文化的一個獨特內容。在絕大多數的貴族騎士那裏，人格獨立和個人榮譽成了比個人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種重榮譽的個人精神對近代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起著一種推動作用，同時也起著一種精神和道義上的規範作用。 從理論上講，封建製度的衰落必然導致王權的強大。失去封建諸侯製約的王權擴張是近代歐洲發展的一個普遍現象。到文藝複興前，西歐各國開始由封建主義製度向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過渡，西歐各國也才在這個時候真正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的盟芽已在西歐普遍出現，中央集權製度的出現恰恰給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提供了統一的巨大市場，而中央政府的強大則導致了重商主義興起。這樣，封建製度的瓦解，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的出現，以重商主義為形式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在西歐曆史上幾乎同步發生，使得西歐的曆史發展在世界曆史上獨一無二，近現代資本主義就是在這種特殊條件下發展起來的。 由於這個原因，西方學術界有一個說法：沒有封建主義就發展不出資本主義，世界上隻有西歐才有真正意義上的封建主義社會，所以，隻有西歐才能自發地從封建主義發展出資本主義。世界上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曆史本身是發展不出資本主義製度和文化的，除非是靠西方世界的傳播。這個說法值得進一步思考。 中國在曆史上有過封建主義的製度，但由於許多原因，封建主義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中華文化屬於大河文明，這個文明一開始就和治水聯係在一起，中華民族對龍的圖騰崇拜就是一個明證。由於治水不能以鄰為壑，必須要有整體的考慮和集中的人力，這樣，強大的中央政府是必須的。中國第一個世襲的中央王權就是從治水的大禹開始。很顯然，大禹在治水時已經集中了大量的社會經濟政治權力在手中，他的兒子啟開始強化中央王權，建立夏王朝是水到渠成。但這種中央王權隨著後來商朝的滅亡而崩潰。中國封建製的真正開始是是周武王伐紂後的分封諸侯，周公分封71國，其中53國都是姬姓氏族。全國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種諸侯，再下麵是附庸。這種情形和西歐的封建製度有類似之處。從公元前1066年周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771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是中國封建製度的鼎盛期，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封建政治製度。但另一方麵，從社會的生產力，社會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發展來看，當時的中國還處於非常原始和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封建主義政治製度是一種不可能充分發育的早產兒，因為當時的生產力和技術發展水平無法給當時的封建製度提供足夠的養料。所以，在中國整個的曆史長河中，封建製度建立的時間不長，而且發展很不充分。從公元前771年周王朝東遷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統一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從封建製度向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過渡。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禮崩樂壞"的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把孔夫子說成是逆潮流而動的奴隸製的維護著者。這個說法極不準確。嚴格說來，孔夫子是在為保留周王朝的封建等級製度進行最後的努力。在孔子的學說中根本看不到對奴隸製度的讚賞和維護，而隻能看到他維護周禮的心血，而所謂周禮的核心，不是奴隸製，而是周朝的封建等級製度和封建等級文化。 跟西歐後來的發展一樣，封建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發展最後進入中央集權。公元221年秦王朝掃平六國，建立了同文同軌的統一國家，在政治製度上廢分封，行郡縣，開創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後來雖有反複，但經過漢王朝平定七王之亂後，封建主義在中國真正壽終正寢了。 比較中國和西歐封建製度的建立，發展和滅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封建主義製度有幾個特點。 1，中國進入封建製度太早。從生產和技術發展水平上看，當時的社會尚處在青銅向鐵器的過渡時期，這和西方在公元9至13世紀的生產技術發展水平相差很遠。在西方，封建製度的衰落，中央專製主義的興起，資本主義的出現，這三個過程在時間上是幾乎同步的。在曆史上可以說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發展過程。這使得近代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發展具有非常有利的條件。而中國在秦王朝建立中央專製政權時，完全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物質，技術條件。由於中國的封建製度比起西方差不多早了兩千年，這種早熟的封建主義注定了不能充分發展，不能通過走向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來發展資本主義，而隻能以進入以中央集權製度為最終目標的專製主義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周朝的封建主義製度是沒有出路的，早產決定了它提早退出曆史的舞台。 2，中國社會的封建製度和中央專製主義製度的發展在時間上，在內容上都和西方社會差別很大。西方的中央專製主義不僅出現很晚，而且經曆的時間也很短。一般而言，西方各國的中央專製主義都是在14世紀到17世紀左右，大約是兩三百年的曆史。由於這個願因，西方封建主義合理的政治遺產，如對王權的不信任，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契約精神，強調地方政治的自治化，崇尚騎士精神和榮譽等，都得以保留下來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國的中央集權製度持續了兩千多年的曆史。本來就發育不全的封建主義文化早就被中央專製主義文化消滅殆盡。中國近代向資本主義學習的過程中完全沒有封建主義的政治遺產。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顯得步履艱難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中國和日本兩國在近代都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而結果有著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日本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化的關係另文再談） 3，由於中央專製主義力量的強大，由於中央官僚機構的無孔不入，中國社會本身從原始部落傳下來的自治精神，從封建等級製中留下來的諸侯自治文化都基本消失，這使得中國文化表現出一種非常矛盾的現象。中國人既缺少一種個體的獨立精神，但又是一盤散沙，缺乏團隊精神；既忍氣吞聲的怯懦，但又會變得暴虐殘忍。這是因為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消滅了社會的自治文化細胞，而缺乏自治的政治文化土壤，必然導致民眾缺乏公共意識。同時，在強大的專製製度的壓製下，為了生命的存在和延續，人們隻能忍辱和怯懦。但對皇權的恐懼又導致人們對皇權的向往和追求，一旦有了反抗的機會，一種無組織的暴力衝動就會暴發出來，而這種暴力衝動又必然走向新的皇權。這就是兩千多年來中央專製主義和黃巢，張獻忠們在中國大地上交替演出的根本原因之一。 總之，缺乏充分發展的封建政治文化是中國兩千多年社會發展的一個特點，也是形成近現代中國發展麵貌的一個基本原因。當然，曆史的遺憾是不能彌補的，因為曆史不會重來。中國也更不可能再離開以強大的中央政府為主軸的基本軌跡。但這一點決定了中國社會在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要為曆史上的早熟付出更大的代價，走更艱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