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解讀對於文革的四種看法
然主流媒體在前領導人“不爭論”的講話下很少涉及文革話題，但中國普通老百姓總有人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回想起那段曆史，經曆過那段曆史的中國人現在大部分都已經老去，但他們的“信用度”，相比之下卻還是現今中國的“最高等級”。比如，我父母說的話，難道我還能有不相信的道理？當然，也可能存在特例。我的父母剛好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老三屆，一般人們也把他們描述為“共和國的同齡人”，共和國的經曆也就成為了他們的經曆，在他們一生中有十年的時光，正當青春的歲月就在文革中渡過，那場運動對於他們自然屬於刻骨銘心。如此，那麽這個“不爭論”也就隻存在於主流媒體中的“不爭論”，民間是無論如何都避免不了要爭論一番。
關於文革“是非”的說法相當地繁雜，人們各自站在不同的視角與立場上，而得出的結果往往相反，所以觀察文革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視角與立場的問題。一般大體上歸納文革有四種看法：第一種，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爭權奪利所發起。第二種，認為毛澤東這個“皇帝”，就如曆朝曆代以來皇帝們所做的一樣，奪取天下後，殺戮開國功臣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第三種，也是主流曾經著重強調的理由，認為毛澤東晚年被疾病所困，其間四人幫乘機纂黨奪權，禍亂中國，這種說法長期占據著主流觀點。第四種，為少數毛澤東主義者所持有的看法，他們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理論思想體係的重要實踐。
四種看法抱有四個不同的角度，這些各自不同的視角自然也出自人們所持有的立場而決定，其中有些看法隨著曆史的推進輪廓逐漸地清晰起來。有一部分它們經不起了曆史的推敲，而同時又有一部分的看法，卻隨著曆史的演進逐漸地為人們所接受，這些是新認識，其中新的認識非常地重要。說句過早的話，它們是有可能會影響到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
持有第一種看法的人們，多數是出自於自己的直觀感受推測，當然也有事實依據支撐。比如，文革之後以劉少奇為主的一部分領導人被打倒。這種事實，使得持第一種看法的人們認為是劉少奇威脅到毛澤東的權力，從而致使了被打倒的結果。但其實這些理由解釋不了發動文革的原因，因為劉少奇這部分人其實在文革開始之後表現得相當活躍。1966年6月8日，當時就有以劉少奇為主的部分領導人所支持的工作組在全國遍地設立。其中一支由528人組成，他們進駐的是清華大學，這個工作組為當時全國最大規模的工作組。進駐後，立即就著手罷免掉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還有一些重要機構負責人，甚至罷免到了班主任與政治輔導員的一些基層幹部，並順利接管了清華大學的各級機構。
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工作組直接得到劉少奇的親自過問，期間還指派了其夫人王光美領導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因為工作組行為粗暴，激起了學生的反抗，最後清華大學902班學生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並被監禁，計有50多名反抗的學生與教師被打成“蒯氏人物”，約在三十天到四十天裏麵，有5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致使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學生與教師多人自殺，其中兩人死亡。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所謂文革開始期間的時間，這些事情發生在1966年6月8日。而二個月後，1966年８月５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6月2日的《北京日報》空邊上寫下211個漢字，全文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 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這段文字就是著名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裏麵直指因為有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這裏指向其實就是以清華大學為典型的以劉少奇為首的工作組，當時全國類似的工作組多如牛毛，清華大學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有一位網名叫“老淺”的同誌講述過類似經曆，他說，“1966年初，我因為得了血吸蟲病，治療後回家休息。我看到了城市的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造反的情景。廣大的師生被他們揪鬥、遊街、戴高帽、女同誌剃陰陽頭、在猛烈的太陽低下穿著貂皮大衣示眾等等體罰。頓時大學校園裏白色恐怖迷漫。稍有對工作組有異議，就戴上反工作組的帽子、戴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有一天早上，我在本市的大字報牆上看到了一篇大字報，是轉抄毛主席的大字報，這就是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場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杭城發生了。某天在杭州省體育場，召開了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質問工作組執行的那條路線？就是毛主席在大字報中所說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家離省體育場較近，我也去看了，那種場麵可以稱得上驚心動魄。群眾的情緒高漲的程度到了沸騰。一種感覺到從沒有的舒暢，似乎真的就是衝破牢籠的感覺。我的病假到期後。帶著一股憧憬，熱情，回到農場。盡管我們農場離市區隻有27公裏，但政治氣候卻相距何止十萬百千裏。回到農場如同從火爐裏跌入冰窖裏，農場的工作組非但沒有撤離，還正在“熱火朝天”的整人。我同一個寢室的室友仝國慶（化名），因為其家庭出身為壞分子，個人表現一般。這次正好是工作組的靶子，他頭上戴了用油毛氈做的二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掛著細鐵絲吊著一塊小黑板，黑板上寫著壞分子－仝國慶。在烈日下，油毛氈上的柏油熔化後流得臉上衣服上都是柏油。其情景慘不可睹。”
從以上可見，無論是清華大學的工作組，直至到杭州農場的工作組，以及遍布全國各地同樣在劉鄧指導下的工作組，他們對群眾的迫害就是直接點燃人民群眾起來反抗，直至批鬥所謂“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導火索。其實文革中誰開的第一槍相當明了。雖然它們被某些人有意識地掩蓋，但這段曆史離開我們實在太近，非常容易地搞清楚。而如果文革就是所謂迫害的動亂活動，那麽誰先搞起的迫害，其實也一目了然。
老淺他說，“我回到農場後，把我帶去的宣傳資料分發給大家看，個個都義憤填膺。但屈服於工作組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那天在我們的寢室裏集聚著很多的人，一直到深夜還沒散去。第二天，工作組組長叫我到工作組辦公室談話。主題是：你出身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要與階級敵人混在一起。要注意階級立場。本來你是要吸收進紅衛兵的。但因為你在治病，無法參加，等明天開會討論通過。另外聽說你帶來的傳單，是小道消息，交給組織。這次談話結束後。我回到寢室，整整的思考了一天。最後，自己抄寫了一張大字報《工作組執行的是什麽路線？》從起草到張貼，刻傳單。隻有一個半啞巴幫我。同情支持的人不少。但敢於出麵幫助的人沒有。當我寫了大字報後，又到各個隊都發了傳單。第一次，農場的文革之火點燃了。各個隊相繼都成立了戰鬥隊。我們也成立了第一個戰鬥隊《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這時已經是66年的下半年了。農場各戰鬥隊召開了聯席會議，商討成立全農場的組織。從此農場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常開展了。”
如果沒有毛澤東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如果這些工作組繼續存在，而當時群眾反抗得不到毛澤東支持，那麽文革的曆史就可能被改寫。筆者認為，中國有可能將更早地實行起官僚專權的政治製度，而所謂大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會是部分官員與部分的知識分子，而是一些學生與群眾，當然還有站在學生與群眾一邊的部分領導幹部與部分知識分子。
常理上就可以推翻第一種的看法，假設毛澤東真的是因為與劉少奇爭權奪利的話，那麽文革也就隻有幾個月的時間，66年之後根本就不再需要，更不可能會延續十年時間。劉少奇指導下的工作組在全國激起普遍的反抗之後，他本人也就跟著完蛋了，批判他的大字報源源不絕，個人聲名狼籍。到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雖然仍舊掛著國家主席的名頭，但已經沒有資格，也不再有能力組織起任何有力的，猶如工作組的機構。所以在事實上，無論是第一種，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了爭權奪利的說法。還是第二種說法，認為毛澤東殺戮開國功臣鞏固自己的地位，它們在邏輯上都說不通，因為在文革的前後很短時間裏麵，而能夠威脅到毛澤東政治地位的人都已經不存在，文革完全沒有必要延續十年時間，其實以筆者認為還遠遠不止十年時間。假設毛澤東在1976年沒有逝世，那麽文革還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如果暫時停止，它還是會再次發動起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中說過一段針對文革運動的話，此信寫好後，交於周恩來與王任重看過，他在信中這樣說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關於“跳出來”，這些事情都不出毛澤東所料，文革後首先跳出來抓捕與迫害群眾，開了第一槍的就是最後被認定的“走資派”或者現在人描述的“權貴”，這些也許毛澤東早就看到了結果。他多次說過文革需要7、8年來一次，這遠遠超出了什麽爭權奪利，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殺戮開國功臣的範圍。所以第一、第二種的文革視角，所持有的依據，它們隻是普通人、普通地停留在表麵上的理解，很多與更多的事實依據不相符。至於第三種的看法，也就是主流意見，認為毛澤東晚年健康問題所致，那些依據更加地站不住腳。文革開始前後毛澤東很健康，所有留下來的文字足夠證明毛澤東不但不糊塗，而且智慧依舊。文革是毛澤東經過了深思熟慮，有計劃地、有步驟地一項大事情。直至到死，毛澤東認為文革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二件大事之一。
持有第四種看法的毛澤東主義者就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理論思想體係的重要實踐。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地理解？其實也很簡單，因為政變問題，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麵臨的最大一個難題就是防止政變，這個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曆史上從沒有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完整曆史可以參考，哪怕是蘇聯也不過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了幾年成立而已，社會主義國體在曆史上完全是新生事物，無產階級政權在曆史上是從沒有過的事情。自然，保持住無產階級政權不被纂奪，這些完全沒有任何的參考資料可尋，這些也成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毛澤東就怕無產階級政權被資產階級所纂奪，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兌變成富人的天下，成為權貴們免費的午餐，那對2800萬的烈士與毛澤東本人將會是一個多麽大的嘲諷？毛澤東找到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還有一個別名，也可以說是文革中的一些手段通稱，就叫“大民主”。毛澤東認為依靠群眾的民主力量能夠防止黨內幹部兌變成權貴，防止新生的共和國成為權貴與富人們的天下。我們看看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是誰？那麽也就清楚了文革針對的是誰？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共產黨的幹部，所謂的“右派”他們多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當官的”，這部分人起碼占據到當時所謂右派的90%以上，再就是“知識分子”。我們網絡上的網友，最近也給他們取了一個別名，把他們稱呼為“叫獸”。
文革中受衝擊的人，歸根到底，相比當時來說，也就是我們現今社會裏所稱呼的權貴與一部分“知識分子”精英，當然還有就是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或者資本家等一類人，因為防止的就是無產階級政權被資產階級所顛覆，所以對這部分人的警覺，也導致了他們受到的衝擊也非常強烈。
毛澤東為何要先整頓幹部？原因很簡單，普通人不難理解，當一個人有了車子，有了房子，有了服務員，當然會認為自己檔次高了，人在哪個時候是很容易變的，顯然毛澤東沒變，但有人已經變了。毛澤東這樣說道：“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換句話說，人到這個時候，就將脫離原先的階級，而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引成了一個新的階級，而他必定會走到原來自己哪個階級的對立麵去，除非信仰與立場特別堅定。但當時幹部遠遠達不到這個“特別”的要求，所以就需要他們改造思想，文革中“關牛棚”之類有一個名稱，就叫“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換句說話，就是改造立場不堅定者思想不至於兌變。
關於文革其實還可以這樣地看待：它就是一場戰爭，是一場關於資產階級重新掌權與無產階級繼續掌權的戰爭。
但顯然這場戰爭以無產階級失敗而告終，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筆者認為，最主要是因為當時人們沒有吃透毛澤東思想，也沒有領會到毛澤東的真實意圖。畢竟大多數人是凡人，不是先知，這麽能看到超前的事情呢？當然，現今社會的一切事實已經注解了一切，過去防止的富人權貴專政的噩夢，人們已經得到。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政權已經被顛覆了，富人與權貴們成為了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統治者，這些自然也無需證明什麽，當今社會現實就是如此。
左翼學者羅伯特.威爾采訪了大量中國工人，他在那次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在毛時代，工人們工廠有一定程度的控製權，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而且往往被采納。這個現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達到高潮。那時候，“他們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說了算。”但是現在沒有人聽他們的，他們沒有了權力。一次又一次，這些工人表達了對主人公意識的失落，集體財產被事實上偷走了，他們為工廠幹了一輩子，他們從前享受的各種權利全部被剝奪了。鄭州一個工人從理論上分析這個情況，解釋說現在的體係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這個分析直接來自列寧的“怎麽辦？”“從表麵看是經濟問題，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主要是政治問題。“政府到現在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澤東的革命顛倒了，讓工人的生活顛倒了，這是對工人階級的報複。”
而從另一麵來來，過去光榮的統治階級，毛澤東嘔心瀝血所想保護的那群人，哪個階級。而在現今，他們其中有些人因為潦倒而看著自己妻女姐妹走進夜總會去為新政權的權貴們服務，也許那是最深刻而又嘲諷地顯示了什麽叫“政權被顛覆”，什麽叫做“失敗者”。
然主流媒體在前領導人“不爭論”的講話下很少涉及文革話題，但中國普通老百姓總有人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回想起那段曆史，經曆過那段曆史的中國人現在大部分都已經老去，但他們的“信用度”，相比之下卻還是現今中國的“最高等級”。比如，我父母說的話，難道我還能有不相信的道理？當然，也可能存在特例。我的父母剛好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老三屆，一般人們也把他們描述為“共和國的同齡人”，共和國的經曆也就成為了他們的經曆，在他們一生中有十年的時光，正當青春的歲月就在文革中渡過，那場運動對於他們自然屬於刻骨銘心。如此，那麽這個“不爭論”也就隻存在於主流媒體中的“不爭論”，民間是無論如何都避免不了要爭論一番。
關於文革“是非”的說法相當地繁雜，人們各自站在不同的視角與立場上，而得出的結果往往相反，所以觀察文革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視角與立場的問題。一般大體上歸納文革有四種看法：第一種，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爭權奪利所發起。第二種，認為毛澤東這個“皇帝”，就如曆朝曆代以來皇帝們所做的一樣，奪取天下後，殺戮開國功臣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第三種，也是主流曾經著重強調的理由，認為毛澤東晚年被疾病所困，其間四人幫乘機纂黨奪權，禍亂中國，這種說法長期占據著主流觀點。第四種，為少數毛澤東主義者所持有的看法，他們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理論思想體係的重要實踐。
四種看法抱有四個不同的角度，這些各自不同的視角自然也出自人們所持有的立場而決定，其中有些看法隨著曆史的推進輪廓逐漸地清晰起來。有一部分它們經不起了曆史的推敲，而同時又有一部分的看法，卻隨著曆史的演進逐漸地為人們所接受，這些是新認識，其中新的認識非常地重要。說句過早的話，它們是有可能會影響到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
持有第一種看法的人們，多數是出自於自己的直觀感受推測，當然也有事實依據支撐。比如，文革之後以劉少奇為主的一部分領導人被打倒。這種事實，使得持第一種看法的人們認為是劉少奇威脅到毛澤東的權力，從而致使了被打倒的結果。但其實這些理由解釋不了發動文革的原因，因為劉少奇這部分人其實在文革開始之後表現得相當活躍。1966年6月8日，當時就有以劉少奇為主的部分領導人所支持的工作組在全國遍地設立。其中一支由528人組成，他們進駐的是清華大學，這個工作組為當時全國最大規模的工作組。進駐後，立即就著手罷免掉校長兼黨委書記蔣南翔，還有一些重要機構負責人，甚至罷免到了班主任與政治輔導員的一些基層幹部，並順利接管了清華大學的各級機構。
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工作組直接得到劉少奇的親自過問，期間還指派了其夫人王光美領導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因為工作組行為粗暴，激起了學生的反抗，最後清華大學902班學生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並被監禁，計有50多名反抗的學生與教師被打成“蒯氏人物”，約在三十天到四十天裏麵，有5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致使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學生與教師多人自殺，其中兩人死亡。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所謂文革開始期間的時間，這些事情發生在1966年6月8日。而二個月後，1966年８月５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6月2日的《北京日報》空邊上寫下211個漢字，全文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 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這段文字就是著名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裏麵直指因為有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 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這裏指向其實就是以清華大學為典型的以劉少奇為首的工作組，當時全國類似的工作組多如牛毛，清華大學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有一位網名叫“老淺”的同誌講述過類似經曆，他說，“1966年初，我因為得了血吸蟲病，治療後回家休息。我看到了城市的文革初期的紅衛兵造反的情景。廣大的師生被他們揪鬥、遊街、戴高帽、女同誌剃陰陽頭、在猛烈的太陽低下穿著貂皮大衣示眾等等體罰。頓時大學校園裏白色恐怖迷漫。稍有對工作組有異議，就戴上反工作組的帽子、戴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有一天早上，我在本市的大字報牆上看到了一篇大字報，是轉抄毛主席的大字報，這就是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一場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杭城發生了。某天在杭州省體育場，召開了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質問工作組執行的那條路線？就是毛主席在大字報中所說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家離省體育場較近，我也去看了，那種場麵可以稱得上驚心動魄。群眾的情緒高漲的程度到了沸騰。一種感覺到從沒有的舒暢，似乎真的就是衝破牢籠的感覺。我的病假到期後。帶著一股憧憬，熱情，回到農場。盡管我們農場離市區隻有27公裏，但政治氣候卻相距何止十萬百千裏。回到農場如同從火爐裏跌入冰窖裏，農場的工作組非但沒有撤離，還正在“熱火朝天”的整人。我同一個寢室的室友仝國慶（化名），因為其家庭出身為壞分子，個人表現一般。這次正好是工作組的靶子，他頭上戴了用油毛氈做的二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掛著細鐵絲吊著一塊小黑板，黑板上寫著壞分子－仝國慶。在烈日下，油毛氈上的柏油熔化後流得臉上衣服上都是柏油。其情景慘不可睹。”
從以上可見，無論是清華大學的工作組，直至到杭州農場的工作組，以及遍布全國各地同樣在劉鄧指導下的工作組，他們對群眾的迫害就是直接點燃人民群眾起來反抗，直至批鬥所謂“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導火索。其實文革中誰開的第一槍相當明了。雖然它們被某些人有意識地掩蓋，但這段曆史離開我們實在太近，非常容易地搞清楚。而如果文革就是所謂迫害的動亂活動，那麽誰先搞起的迫害，其實也一目了然。
老淺他說，“我回到農場後，把我帶去的宣傳資料分發給大家看，個個都義憤填膺。但屈服於工作組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那天在我們的寢室裏集聚著很多的人，一直到深夜還沒散去。第二天，工作組組長叫我到工作組辦公室談話。主題是：你出身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要與階級敵人混在一起。要注意階級立場。本來你是要吸收進紅衛兵的。但因為你在治病，無法參加，等明天開會討論通過。另外聽說你帶來的傳單，是小道消息，交給組織。這次談話結束後。我回到寢室，整整的思考了一天。最後，自己抄寫了一張大字報《工作組執行的是什麽路線？》從起草到張貼，刻傳單。隻有一個半啞巴幫我。同情支持的人不少。但敢於出麵幫助的人沒有。當我寫了大字報後，又到各個隊都發了傳單。第一次，農場的文革之火點燃了。各個隊相繼都成立了戰鬥隊。我們也成立了第一個戰鬥隊《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這時已經是66年的下半年了。農場各戰鬥隊召開了聯席會議，商討成立全農場的組織。從此農場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常開展了。”
如果沒有毛澤東寫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如果這些工作組繼續存在，而當時群眾反抗得不到毛澤東支持，那麽文革的曆史就可能被改寫。筆者認為，中國有可能將更早地實行起官僚專權的政治製度，而所謂大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會是部分官員與部分的知識分子，而是一些學生與群眾，當然還有站在學生與群眾一邊的部分領導幹部與部分知識分子。
常理上就可以推翻第一種的看法，假設毛澤東真的是因為與劉少奇爭權奪利的話，那麽文革也就隻有幾個月的時間，66年之後根本就不再需要，更不可能會延續十年時間。劉少奇指導下的工作組在全國激起普遍的反抗之後，他本人也就跟著完蛋了，批判他的大字報源源不絕，個人聲名狼籍。到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雖然仍舊掛著國家主席的名頭，但已經沒有資格，也不再有能力組織起任何有力的，猶如工作組的機構。所以在事實上，無論是第一種，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了爭權奪利的說法。還是第二種說法，認為毛澤東殺戮開國功臣鞏固自己的地位，它們在邏輯上都說不通，因為在文革的前後很短時間裏麵，而能夠威脅到毛澤東政治地位的人都已經不存在，文革完全沒有必要延續十年時間，其實以筆者認為還遠遠不止十年時間。假設毛澤東在1976年沒有逝世，那麽文革還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如果暫時停止，它還是會再次發動起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信中說過一段針對文革運動的話，此信寫好後，交於周恩來與王任重看過，他在信中這樣說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
關於“跳出來”，這些事情都不出毛澤東所料，文革後首先跳出來抓捕與迫害群眾，開了第一槍的就是最後被認定的“走資派”或者現在人描述的“權貴”，這些也許毛澤東早就看到了結果。他多次說過文革需要7、8年來一次，這遠遠超出了什麽爭權奪利，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殺戮開國功臣的範圍。所以第一、第二種的文革視角，所持有的依據，它們隻是普通人、普通地停留在表麵上的理解，很多與更多的事實依據不相符。至於第三種的看法，也就是主流意見，認為毛澤東晚年健康問題所致，那些依據更加地站不住腳。文革開始前後毛澤東很健康，所有留下來的文字足夠證明毛澤東不但不糊塗，而且智慧依舊。文革是毛澤東經過了深思熟慮，有計劃地、有步驟地一項大事情。直至到死，毛澤東認為文革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二件大事之一。
持有第四種看法的毛澤東主義者就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理論思想體係的重要實踐。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地理解？其實也很簡單，因為政變問題，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麵臨的最大一個難題就是防止政變，這個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曆史上從沒有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完整曆史可以參考，哪怕是蘇聯也不過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了幾年成立而已，社會主義國體在曆史上完全是新生事物，無產階級政權在曆史上是從沒有過的事情。自然，保持住無產階級政權不被纂奪，這些完全沒有任何的參考資料可尋，這些也成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毛澤東就怕無產階級政權被資產階級所纂奪，犧牲了2800萬烈士所建立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兌變成富人的天下，成為權貴們免費的午餐，那對2800萬的烈士與毛澤東本人將會是一個多麽大的嘲諷？毛澤東找到的道路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還有一個別名，也可以說是文革中的一些手段通稱，就叫“大民主”。毛澤東認為依靠群眾的民主力量能夠防止黨內幹部兌變成權貴，防止新生的共和國成為權貴與富人們的天下。我們看看文革中受到衝擊的人是誰？那麽也就清楚了文革針對的是誰？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共產黨的幹部，所謂的“右派”他們多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當官的”，這部分人起碼占據到當時所謂右派的90%以上，再就是“知識分子”。我們網絡上的網友，最近也給他們取了一個別名，把他們稱呼為“叫獸”。
文革中受衝擊的人，歸根到底，相比當時來說，也就是我們現今社會裏所稱呼的權貴與一部分“知識分子”精英，當然還有就是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或者資本家等一類人，因為防止的就是無產階級政權被資產階級所顛覆，所以對這部分人的警覺，也導致了他們受到的衝擊也非常強烈。
毛澤東為何要先整頓幹部？原因很簡單，普通人不難理解，當一個人有了車子，有了房子，有了服務員，當然會認為自己檔次高了，人在哪個時候是很容易變的，顯然毛澤東沒變，但有人已經變了。毛澤東這樣說道：“為什麽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換句話說，人到這個時候，就將脫離原先的階級，而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引成了一個新的階級，而他必定會走到原來自己哪個階級的對立麵去，除非信仰與立場特別堅定。但當時幹部遠遠達不到這個“特別”的要求，所以就需要他們改造思想，文革中“關牛棚”之類有一個名稱，就叫“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換句說話，就是改造立場不堅定者思想不至於兌變。
關於文革其實還可以這樣地看待：它就是一場戰爭，是一場關於資產階級重新掌權與無產階級繼續掌權的戰爭。
但顯然這場戰爭以無產階級失敗而告終，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筆者認為，最主要是因為當時人們沒有吃透毛澤東思想，也沒有領會到毛澤東的真實意圖。畢竟大多數人是凡人，不是先知，這麽能看到超前的事情呢？當然，現今社會的一切事實已經注解了一切，過去防止的富人權貴專政的噩夢，人們已經得到。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政權已經被顛覆了，富人與權貴們成為了騎在無產階級頭上的統治者，這些自然也無需證明什麽，當今社會現實就是如此。
左翼學者羅伯特.威爾采訪了大量中國工人，他在那次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在毛時代，工人們工廠有一定程度的控製權，他們可以提出意見，而且往往被采納。這個現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達到高潮。那時候，“他們是領導階級，工人階級說了算。”但是現在沒有人聽他們的，他們沒有了權力。一次又一次，這些工人表達了對主人公意識的失落，集體財產被事實上偷走了，他們為工廠幹了一輩子，他們從前享受的各種權利全部被剝奪了。鄭州一個工人從理論上分析這個情況，解釋說現在的體係是“官僚資本主義”，這是政治問題，不是經濟問題，這個分析直接來自列寧的“怎麽辦？”“從表麵看是經濟問題，但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主要是政治問題。“政府到現在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澤東的革命顛倒了，讓工人的生活顛倒了，這是對工人階級的報複。”
而從另一麵來來，過去光榮的統治階級，毛澤東嘔心瀝血所想保護的那群人，哪個階級。而在現今，他們其中有些人因為潦倒而看著自己妻女姐妹走進夜總會去為新政權的權貴們服務，也許那是最深刻而又嘲諷地顯示了什麽叫“政權被顛覆”，什麽叫做“失敗者”。
It is really a shame to know we lived in a world full of those who quoted MenZi and whining all the time that they were not perfectly enjoyed their life and authority at that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