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幹將曾希聖和鄧小平的親密關係

鄧小平與曾希聖

鄧小平與曾希聖是親密的摯友。早在江西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曾希聖與鄧小平就在共同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在工作上，曾希聖是鄧小平的下級；在生活上，鄧小平是曾希聖的密友。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尊重。他們之間有許多感人的故事，有些鮮為人知。

1939年，曾希聖在延安介紹卓琳和鄧小平相識，他是鄧小平和卓琳的大媒人。

曾希聖給鄧小平和卓琳當紅娘，這是1939年夏末的事。當時，鄧小平、卓琳和曾希聖都在延安。毛毛所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說的“經人介紹，卓琳認識了一個人，名字叫鄧小平”。這個“介紹人”就是曾希聖。曾希聖的子女曾曉東等5人所寫的《爸爸是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一文中說：“鄧伯伯很關心爸爸，爸爸是他和卓琳阿姨的婚姻介紹人。”為了證實這件事，1994年春天，曾曉東等5姐弟來合肥時，我當麵問曉東：“曾政委真的是鄧小平和卓琳的‘紅娘’嗎?”曉東答：“這是真的。卓琳阿姨常常同我談起這件事。卓琳阿姨多次對我說過，我得感謝你爸爸，是他使我同你鄧伯伯相識，力促我們談戀愛、結婚，結成終身伴侶，那是1939年夏天在延安發生的事。”由此可見，鄧小平和曾希聖的私交非同一般。

1960年，鄧小平來安徽，曾希聖自己掏錢請鄧小平吃便飯。

曾希聖對鄧小平一向非常尊重，鄧小平對曾希聖也很賞識。1960年2月19 日至25日，鄧小平和彭真、劉瀾濤、楊尚昆等4位中央領導人一起，到安徽視察工作，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一直陪同。鄧小平對安徽的各項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他特別欣賞曾希聖的敢想、敢幹、敢闖、勇於開拓創新的精神。

之前，曾希聖根據當時的情況，提出安徽要搞一百套小化肥。當鄧小平一行參觀蜀山化肥廠時，鄧小平高興地對彭真說；“夥計，老曾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他這個人魄力很大哎，他要搞一百套，這個家夥真有一套哎!”

鄧小平等這次到安徽視察，曾希聖向他詳細地匯報安徽各項工作情況，聆聽指示。但在生活上完全按製度辦事，不搞任何特殊化。當時，一些省委領導人認為，中央4位領導人一起來了，這是難得的聚會，是很少有的，應當破例請他們吃一頓飯。曾希聖堅決不同意。並說：“主席和總理來了，我們也沒有請客嘛。”後來，省委其他幾位書記不約而同地來到曾希聖家，都主張要請一次。曾希聖沉思良久，施出一計：“那麽好吧，請!但是，錢，我們自己拿。”說罷，立即叫夫人餘叔拿來5塊錢，並把食堂孟師傅喊來，對老孟師傅說：“請你到幾位書記家裏，每家收5塊錢，做一頓飯萊，請幾位中央領導同誌吃頓便飯。”孟師傅便一家家總共收35塊錢。接著，曾希聖又叮囑孟師傅：“就用我們湊的35塊錢，做一頓可口的便飯。不準公家拿一分錢。”

孟師傅知道曾希聖是容不得半點含糊的首長。他施展出高超的烹調技巧，用35塊錢做了一頓可口的家常便飯。鄧小平等4人來到省委食堂“赴宴”，開“宴”前，曾希聖對鄧小平說：“小平同誌，這頓飯錢是我們7個人湊份數的，你們4位放心地吃好了。”鄧小平高興地說：“老曾，你這個辦法好。又請了我們的客，又不花公家的錢，像當年在延安一樣。”鄧小平、彭真、劉瀾濤、楊尚昆及曾希聖等7位省委書記美美地吃了頓開心的“家宴”。

1961年，曾希聖推行“責任田”與1962年鄧小平“貓論”的發端。

1962年2月，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因為1961年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刮了單幹風”“犯了方向性錯誤”而丟掉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烏紗帽”。在“責任田”被強令改正、人們多是緘默難語的政治氛圍中，鄧小平從曾希聖的“責任田”引發出“貓論”。1962年6月下旬，他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責任田”時說：“安徽省的同誌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到老鼠就是好貓’，這話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試試看。不管白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辦法有利於恢複生產，就用哪一種辦法。”7月7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誌的講話中，明確主張包產到戶合法化。不久，鄧小平在他所撰的《怎樣恢複農業生產》一文中，進一步闡明了他的主張：“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那個地方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引文見陸德生的《責任田興衰軌跡》，刊1993年第1期《江淮文史》)。鄧小平著名的“貓論”，是對曾希聖在安徽全省範圍內推行“責任田”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曾希聖得知鄧小平的“貓論”的精辟論述後，深感振奮，深受鼓舞。他對有關同誌說：“小平同誌的意見，是對‘責任田’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中國農村改革，有了小平同誌這位帥才，肯定是大有希望的!”

1965年，曾希聖“下台”後，鄧小平兩床被絮寄深情。

1962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通知，免除曾希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李葆華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決定讓曾希聖全家搬到上海。這樣，曾希聖痛心地告別了他戰鬥過22年的安徽。

曾希聖到了上海後，名義上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實際上是賦閑。一直到1965年秋，毛澤東在杭州召集華東地區的中央委員開會。當時，曾希聖作為“八大”當選的中央委員到了會。毛澤東問及他的工作情況，他緘默不語。毛澤東說：“為什麽不給曾希聖分配工作?”會後，曾希聖被調到成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正在這時，鄧小平到西南視察。一天，鄧小平和卓琳“微服私訪”來到曾希聖家。這天，曾希聖不在家，他與從上海請來的工人師傅一起，去了生產隊和農民一起討論他設計的插秧機的一個零部件的改進問題去了。曾希聖的夫人餘叔看到鄧小平夫婦來了，萬分高興，忙著讓坐、拿煙、沏茶，並張羅飯菜。鄧小平問：“老曾住在哪個房子，小餘，你帶我去看看。”餘叔領著鄧小平和卓琳到了曾希聖的臥室。鄧小平看見床上的被子很舊、很薄，便上前用手摸了一下被子，當即嚴厲地批評餘叔：“小餘，你怎麽搞的！怎麽還讓老曾蓋這樣的被子？”餘叔感到很奇怪，便說：“這很正常呀，不蓋棉被蓋什麽被子?”鄧小平滿懷深情地說：“唉，老曾這麽大年紀了，你對他要好好照顧。你看，這被子又單薄、又硬，不好蓋。”“老曾搞‘責任田’易職後，他的心情不好，小餘呀，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好老曾，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

鄧小平夫婦回到下榻處，兩人商量後，買了兩床絲棉被。次日，卓琳將被子送到曾希聖家交給餘叔。卓琳再一次轉達鄧小平要餘叔好好照顧曾希聖的叮囑。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成了曾希聖諸多“罪行”中的“重要罪行”之一：“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送了兩床修正主義絲棉被”。

1978年，鄧小平對餘叔說：“小餘，你要為黨忍痛節哀，多多保重，教育好孩子，像老曾一樣，為革命事業努力奮鬥！”

曾希聖調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工作僅僅半年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1966年春，在參加一次中央會議後，曾希聖認為，毛主席非常相信人民群眾，要用人民群眾的力量，衝洗黨內存在的腐朽。但後來看到中央文件上公布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卻大惑不解。原來他以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應是周恩來，副組長應是鄧小平，顧問應是董必武和吳玉章這些黨內德高望重、有豐富鬥爭經驗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現在卻是陳伯達當組長，江青當副組長，康生當顧問。對這3人，曾希聖一向是非常反感的，尤其是康生的老底子，他是一清二楚的。曾希聖對老戰友們說，這下壞了，運動要走偏方向了，肯定有許多老同誌要遭殃。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時，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位次向前排了，而劉少奇、鄧小平排在後麵了。曾希聖敏銳地意識到，真正忠誠於毛主席的同誌大難即將臨頭。不久，“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幅標語、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劉、鄧二人分別被判定是中國第一、二號走資派。曾希聖憂心如焚。盡管此時他自己在成都也被揪出，多次遭受批鬥，但他卻時時擔心劉少奇和鄧小平。1967年5月，在周恩來的保護下，他從成都來到北京，後因病住進醫院，但他心裏還時時念著鄧小平。幸免被揪鬥的總參幾位老戰友對他說：“老曾，你受苦了。”他說：“我算什麽呢！真正受苦的是少奇、小平。但我又相信，少奇、小平能挺得住，主席也會保護他們，特別是小平。因為主席多次高度評價小平‘人才難得!”

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8年7月19日下午，曾希聖含恨逝世10周年，黨中央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鄧小平及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追悼會，卓琳也參加了追悼會。胡耀邦代表黨中央致悼詞，鄧小平、卓琳送了花圈。鄧小平夫婦肅立在曾希聖遺像和骨灰盒前，向曾希聖遺像深深三鞠躬，後緩步走到餘叔麵前，雙手緊緊握住餘叔的手，深情地說：“小餘，你要為黨忍痛節哀，多多保重，教育好孩子，像老曾一樣，為革命事業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