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不知誰說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The law of the life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由這句話我想到很多，譬如為什麽我們經常碰到一些雞跟鴨講的事情；譬如為什麽某些人毫無生活經驗，卻像白癡一樣不停地吐唾沫；再譬如那個傳說中的三年困難時期，為什麽會給我們那個地方留下一個桃花源。
我還是從那個桃花源開始吧，因為這是我對於那個時代最初的記憶。
我沒有經曆過三年自然災害，但是我父母輩卻是那個時代的親曆者。我關於社會的最初的知識和印像，基本來自於他們的言傳和身教。譬如每當我父親帶我出遠門，我騎在他的肩上，他就開始給我介紹那些地名和關於那些地名的曆史。譬如很遙遠的親戚，祖上的墳地。這些知識基本不見於資料，也沒有刻意宣傳的需要，全是真實的曆史。
我現在還清清楚楚地記著這麽一件事情，我父親曾經對我說：“那個地方以前叫做叫化村，現在叫做向陽村”。他口中的“以前”就是解放前，口中的現在就是改革開放前公社化的那段時間。
沒有一個人喜歡把自己的村叫做“叫化村”，寫村誌的人如果出自那個村莊，說不定都會告訴你另外堂皇響亮的名字。但是曆史並不因為個人的好惡而改變，這個村之所以被叫做“叫化”村，實在是因為那裏出了不少的叫化子，而這個現象直到公社化才得到改變。
我母親給我講的八卦更多。農村的人不如城市的人那麽在意中央領導的一舉一動，那個時代農村甚至連電視也沒有--其實電也沒有。打倒誰擁護誰在我們那裏至多是個口號，沒有誰會因此鬥得死去活來。也許農村本來就沒有什麽大利益可講，沒有誰需要去研究專營，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政策，譬如分糧分田辦廠。這種情況下，最大的八卦就是紅白喜事。我母親閑下來給我講了很多關於死人的事情，哪個親戚死於什麽時代怎麽死得她基本都能說得上來。
可是我從來沒聽說她講過那個時代餓死人的事情。他們那個時代糧食是很緊張，直到現在還在他們的生活中留下烙印。他們曾經用秧草和苜蓿和著粉作過團子，可這些聽在我耳朵裏隻是好奇，甚至希望他們再給我做些品嚐品嚐，他們既沒有答應也沒有否定，在我的印象中隻是他們偷懶。
實際上用苜蓿和著粉偶然吃一兩次確實很有新鮮感。 到了80年代以後，農村人的食譜開始多樣化，以前給豬吃的一些東西也逐漸上了桌子。譬如馬蘭頭，蠶豆苗，南瓜藤的頂端部風。。。從這些來說，他們那個時代很忙，大部分時間都交給了集體，甚至連自己的孩子也沒有時間照看，但同時他們的糧食很缺乏，這個特征並不隻是大躍進時代所具有。
依我來看，農村的糧食緊張其實一直沒有消除。 我們小學的時候就經常組織起來去檢麥穗和稻穗，就是大人收割以後遺留下來的麥穗和稻穗。這些東西以前需要交公，後來就可以留給自己--順便說一下，幾千年前孔子稱讚的周朝愛惜孤寡老人的善舉，就是允許他們去檢公田裏收割後遺留下來的糧食。
農村後來糧食的寬裕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就是畝產較以前有很大的增加，這個原因其實並不取決於製度。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農村的孩子比以往有很大的減少。
我們那個時代或者往前，幾乎每家都有3-4個孩子。到這些孩子長到上學的時代，沒有一個家庭有多餘的糧食，而當他們都成家以後，糧食的緊張感也就消失了。從這個方麵來講，農村的糧食緊張跟製度沒有必然的關係，實際上是由當時的產量決定的。
我奶奶是一個寡婦，一個裹過小腳的寡婦。 她不認識幾個字，大概惟一認識的幾個字譬如她的名字還是掃盲時代的成果，實際上在掃盲之前她連名字也沒有。我父親在那個時代是個未成年人，剛上中學。換句話說，他們兩個加起來估計頂不上一個壯勞力，但是需要兩個人的口糧。即使這種情況，他們沒有把自己餓死，我奶奶一直活到了80多歲。
我奶奶81歲的那個春節，她一個人悄悄地去討飯。這是我們那裏的一個迷信，據說81歲老人去討飯會給兒孫們帶來好運。實際上她的這個舉動後來一直被我們當作了笑話，直到她的去世。
我有一個姑父（她不是我親爺爺的女婿，是我七爺爺的女婿）是當時另外一個村的生產隊長。我後來聽說到一個關於他的故事是這樣的。在那個時代，幾個安徽的叫化子來到了我們那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那裏的叫化子基本來自於安徽--一般來說，打發一個叫化子的辦法都是管他一頓飯。譬如剛煮完了飯，就給他盛一碗飯。如果還沒有吃飯，就給他幾兩米或者幾分錢（那個時代幾毛錢是相當不錯的夥食了）。 大概因為當時叫化子很少見，再加上當時的集體意識，我姑父對那些叫化子非常客氣，送了他們整整一袋的糧食。以至於後來很多叫化子都聞名而來。
我老師的年齡基本也是我父母輩的年齡，他們也都是那個時代的經曆者。我隻聽他們講過解放前大量死亡的事情，卻從來沒有聽他們講那個時代的慘況。
也許從農村的曆史來看，那段時間雖然困難，但是他們經曆過更困難的時期，所以他們不善於誇張，所有的講述都很平淡，惟一留下的就是關於死亡的一些八卦。
通過所有這些殘缺的記憶，我隻是想說我知道那個傳說中的三年困難時期，但是從來沒有聽說現在那些資料中透露出來的慘況。我不知道那是因為文人的善於誇張，還是因為我們那裏處於一個世外桃源。但無論如何，我們那裏的家庭，基本上都保持著3-4個孩子的樣子，似乎沒有一個家庭因為三年困難時期少生了孩子，惟一的可能就是推遲了生育。而我知道的一些親戚的死亡，譬如我的爺爺奶奶輩人物的死亡，不是在那個時代之前就是那個時代之後，好像沒有一個剛好處於那個時代。
我所能耳聞目睹的範圍大概隻有一千人的人口，而且我們那裏也不是傳說中的重災區，所以我不能保證這個經驗是普遍的經驗。
在經驗之外，我們隻好參看資料，利用一些邏輯。
現在的研究可以分作三類。一類就是歐美的一些學者，譬如美國的人口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tey J Coal）和法國的人口研究所長卡洛（G Calot），他們根據中國出版的統計數據，基本信任這些統計數據，在這基礎上作出了非線性死亡人數大概在2700萬[1]的結論。可以說他們的研究基本沒有爭論，因為他們隻是從人口統計出發，對這些數據作了一個線性擬合，這個過程沒有多大的技術含量，也沒有什麽內幕和隱蔽性。要否認他們的研究結果隻能否認中國提供的人口統計數據，但是他們並不需要對中國的統計數據負責。他們的用詞也相當的準確，非線性的概念就等於告訴我們中國曆史上存在一個三年困難時期，這個事實無法否認。
第二類人譬如金輝和丁抒，他們的研究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的[2]。但是他們是中國人，自以為比前者多了解一些內幕，他們不但懷疑統計數字的真實性，而且提出了很多很不規範的語言，譬如“非正常死亡”，“餓死”，“非保守估計”， 他們甚至引用了很多文藝性的描述以及曆史上的典故，或者把得到的結果直接歸結於某個或某些領導人。 他們的研究是很有爭議的。
第三類就是調和者和傳播者。他們基本沒有新的主張，隻是在某些細節上對前兩者作了一些調整。他們的用詞口氣更加堅決，他們控訴的對象有所不同，這大概是我們非得尋找某些不同能得到的經驗。
在這三類之外，有一些持不同意見者。由於他們的懷疑沒有充足的數據支持，所以他們隻能在用詞和一些類比上做一些文章。
我覺得金輝等人的錯誤是很明顯的。他們總是強調三年之間的數據存在故意的隱瞞，卻又非常肯定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數據是值得信任的。
我覺得他們這種懷疑完全是建立在他們的假設基礎上的。換句話說，他們首先假定當時的領導是漠視人命的，然後假定當時的人在這基礎上偽造數據，所以他們的研究不斷層累下去，數據越來越大--也許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等最高國家領導人是不會去做統計工作的。
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方法的錯誤，我覺得有必要從最初的數據出發，用一種比較客觀的方法對這些統計數據進行仔細的研究，得出一些比較合理的解釋。
這樣做的理由有兩個。第一就是我在文章當初提出的證據，就是說明在很多的人經驗之內，3000萬的數據是不合理的。第二就是我認為金輝等人的假設是違反人性的。
眾所周知，三年困難時期之前是著名的大躍進時期。這個時期有一些著名的特點就是大放衛星，好大喜功。譬如典型的例子就是水稻畝產上萬斤的紀錄。
我們現在知道，這些數據是偽造的。既然如此，合理的假設是什麽呢？我認為合理的假設就是那些年的人口統計同樣值得懷疑。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這樣一個現象：就是同樣的一批人，他們在糧食問題上弄虛作假，在人口問題上卻誠實得有如真人。而且我認為，他們“偽造”數據的基本理論是一致的。
換句話說，“三年自然災害”之前剛好是大躍進時期，這個時期的人喜歡誇大數據。這個問題不但體現在糧食問題上，同樣體現在人口問題上。沒有任何理由這些人在抬高糧食數據的時候要壓低人口的數據，因為人口的增加同樣是他們炫耀功績的一個證據。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則相反。因為當時的事實給我們當時的領導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他們開始強調問題的重大。在這樣的情況下，糧食的產量基本上不可能誇大，甚至在某種情況下會故意地壓低。這樣的情況下，他們隻會故意誇大死亡人數而不會隱瞞。 某些人會辯論說這個時候依然存在某些頑固不化的領導，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就是人口的統計是在年底進行的，這個時候對問題的嚴重性的認識遠遠超過了反麵。
我們再看看具體的數據，請看表1。
表 1
年份 總人口(萬人) 淨增減(萬人) 公布之自然增長率‰ 按公布人口計算增長率‰
1953 58,796 1,314 23.00 22.35
1954 60,266 1,470 24.79 24.39
1955 61,465 1,199 20.32 19.51
1956 62,828 1,363 20.50 21.69
1957 64,653 1,825 23.23 28.23
1958 65,994 1,341 17.24 20.32
1959 67,207 1,213 10.19 18.05
1960 66,207 1,000 -4.57 -15.10
1961 65,859 -348 3.78 -5.28
1962 67,295 1,436 26.99 21.34
1963 69,172 1,877 33.33 27.14
1964 70,499 1,327 27.64 18.82
1965 72,538 2,039 28.38 28.11
1966 74,542 2,004 26.22 26.88
我們從這個表格看出，從57年到59年，公布的人口增長率全部低於計算的人口增長率，而且這個誤差不是很小，基本在0.5%左右，相當於三百萬人口。
為什麽會出現這麽大的誤差？難道當時搞統計的人會把簡單的計算錯得那麽離譜？
我認為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當時的人口數據被人為的提高了。特別明顯的就是1957年的人口，這一年是我國人口在50年代增加最快的一年（其餘每年在1300萬左右，這一年增加了1800萬）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1957年我國人口會出現一個躍進麽？我個人認為這個數據很不合理。從大躍進開始，中國勞動力被抽調參加集體勞動的人大大增加，這些人基本是壯勞力，沒有任何理由在夫妻分離增加，勞動程度增加的情況下會突然導致生育的提高。
所以合理的解釋就是這個表中公布的增長率更合理，人口總數卻被人為的調高了。我們再看另一個數據，見表2。
表2 1957—1965年戶口登記人口數字
年末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年份 (萬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9,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這個表2有一個特別奇怪的地方。就是1959年的出生率比前麵降低，死亡率比前年增加，可人口卻照樣增加了1300萬左右。
如果說這個現象很合理，那麽我們就必須承認，用死亡率和出生率來計算餓死人口是非常不合理的。譬如說1957年各1959年，自然增長率分別為23.23‰和10.19‰,前後相差1倍多，但是這幾年每年人口增長約1300萬左右，看起來並沒有多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維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合理性，就不得不承認這個人口數被人為提高了--注意，這不是統計誤差。
根據前麵的推斷，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1957-59年的人口統計上看來，當時的統計人員造成了上千萬不存在的人口（每年300萬左右）。就在這個時候，浮誇風和欺騙行為終於徹底破產。這裏麵的破產首先從糧食問題上發生。
為什麽這樣說呢？在1960年以前，我們的領導和宣傳員一直相信我們國家的糧食生產是持續穩定地增加的。但這個並不符合當時的國情。實際上說來，我國建國以後的生產工具並沒有特別地改進，耕地沒有特別地擴張，肥料沒有特別地發展，在經過建國初幾年的調整以後，糧食生產已經達到了一個瓶頸，持續增產是不可能的，隻能在天災的情況下有一定的波動。但這個事實並沒有為當時的精英和領導人承認，他們始終認為糧食會維持線性甚至超線性的增長。而同時，人口的增長在剛開始幾年卻是線性增加的。 所以說，即使沒有浮誇風，當時農村的糧食生產已經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了，換句話說，當時的糧食生產已經逐漸喂不飽當時的人口了。但是由於浮誇風的存在，再加上當時國家的經濟很大部分靠農產品支撐，糧食問題一下子就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現實終於教訓了我們。在問題麵前，領導人剛開始更相信的是當時的宣傳，認為基層和農民的瞞產和搗亂導致了這個嚴重的問題。事實恰恰相反，這個問題最根本的症結在於宣傳，在於意識形態的錯誤，農民才是這個錯誤最大的受害者。
經過瞞產和反瞞產的鬥爭，領導人才真正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個時候，統計人員也發現數據不能再偽造下去了，他們就在這個人口統計上一下子減少了1000萬人口。
我們再看表一。我們發現這裏存在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就是1960年剛好減少了整整一千萬人口。雖然我們不能百分之百的說這種小概率事件不可能發生，但是我完全有理由懷疑這個數字很有可能是完全的偽造。
我們再看看別的證據。第一我們知道1960年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當時的社會意識很混亂，當時的宣傳人員基本上都受到了衝擊和影響，大家都熱衷於革命，當時的宣傳資料都很劣質，甚至連紙張也往往像手紙那樣劣質。 第二就是這個表格上公布的人口增長率和計算出來的自然增長率根本不符合，分別是-4.57‰和-15.10‰，相差高達一個百分點，相當於600萬人口。
所以我的懷疑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1960年末的人口數據根本就是偽造的，沒有任何可信度！
這個問題一直延續到1961年，公布的人口數據和計算的人口數據依然相差0.8%。我的結論和上麵一樣，就是公布的1961年底的人口數字被人為的降低了。
1962年，七千人會議召開，毛澤東承擔了很大一部分責任。這時候的統計數據又開始被人為的提高。
譬如我們看 表3
表3
年份 年底總人口（萬）人口出生率‰ 死亡總人數（萬）
1956 62828 31.90 708
1957 64653 34.03 688
1958 65994 29.22 783
1959 67207 24.78 972
1960 66207 20.86 1696
1961 65859 18.02 940
1962 67295 37.01 667
1963 69172 43.37 685
1964 70499 39.14 803
這個表3有一個地方很特別。 那就是1962年和1963年的人口死亡數字創造了曆史最低點。 這是一個很值得懷疑的地方。我以前一直強調餓死和營養不足死亡的區別，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原因。
為什麽呢？如果說1959-1961年確實存在全國範圍內的營養不良，這些人沒有理由突然在1962年就變得異常的健康。也就是說，這個死亡數突然降低沒有任何曆史依據。
要注意的是這是死亡人口的統計，不存在所謂的生育補償的可能。所以這裏麵隻有兩種原因。第一就是數字的人為修改。第二就是逃在外麵的人口突然回到了老家，也就是說以前死去的人突然活過來了。換句話說，1959-1961年的死亡統計存在很大部分的偽死亡。做一個定量估計的話，如果以1964年800萬為基準，1962年和1963年應該有差不多300百萬人口是前幾年偽死亡的，應該從1959-1961年的死亡人口數中剔除。
總體來說，按照我的這種估計，1957年-1959年，人口統計數據中存在1000萬左右的虛報人數，1962年-1964年的人口統計中存在300萬左右的死去活來人口，加起來就是1300萬人口在1959-1961年被人為地算做了死亡人口。
而很多人的計算表明，59-61年三年之間的非正常死亡是1700萬，如果去掉這個糾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將低於400萬，我認為這是一個上限。
金輝等人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把1300萬和1700萬這兩個數據相加了。相當於當時某些領導人在“糧食大躍進”宣傳下認為當時的農村存在大量的瞞產，所以他們做了一個荒謬的“反瞞產”行為。從我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相減才是正確的，相加是完全錯誤的。
再換一個角度，我國在當時隻有1953年和1964年兩年作過仔細的人口統計。這兩年的人口統計分別是 58,796萬和70,499萬，11年平均增長率為17 ‰。這個增長率高於1949年的16‰，也高於70年代的11‰，和50年代後期的自然生長率（三年自然災害以前）17.4‰相當。
上麵的計算並不包括人口的統計誤差。中國的人口基數很大，1%的誤差就是600萬人口。換句話說，如果考慮統計誤差，三年400萬的上限將在2‰的統計誤差範圍之內。這也正解釋了即使存在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人口依然在1949-64年之間猛增了2億人口。
最後的結論：
根據中國在1957年以後的政策波動和邏輯一貫性，本文認為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人口劇烈變化主要源自於人口統計的人為錯誤。1995年中國統計局發表聲明， 中國不掌握當年的人口統計數據，他們不會修改以前公布的數據，也不會重新公布新的數據，這一聲明恰恰補充說明了本文的推理證據。
三年自然災害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我們國家在肯定了大躍進的錯誤以後進行的，那時候的宣傳根本不會故意隱瞞死亡人口，也不會存在不能解密文件的尷尬。
從宣傳的邏輯一致性來看，在不考慮統計誤差的情況下，我認為中國目前公布的人口統計在大躍進期間存在明顯的人為提高，在1959-61年期間存在人為的降低，在62-64年期間存在大量的死而複生現象。這些人口應該從3年非正常數據中減去而不應該加上。根據這樣的糾正，本文暫時認為三年非正常死亡（包括營養不良和延遲生育）人口上限是400萬。
這裏的經驗教訓就是，大躍進的浮誇風不但在糧食中的出現，也在統計工作中出現，這種行為嚴重影響了我們對中國糧食和基本國策的判斷和決策能力。換句話說，沒有科學嚴格的統計，就沒有正確的國策。
在虛假的數據和錯誤的統計下麵，我國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經曆了全國範圍內的饑荒，這是教訓。由於這個教訓，當時的領導層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劉少奇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毛澤東把責任推給上層的精英， 從而造成了著名的文化大革命。
從本文來看，這個失誤的本質來自於意識形態的錯誤而不是階級矛盾，在於人口增長和糧食增長之間的矛盾。換句話說，管理形式的改革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生產力的改革和對人類自身的控製才是根本辦法。
現在的問題就是缺乏原始統計數字。
後來的統計工作者在已有不從足的數據基礎上自作聰明作了某些處理卻沒有保存原始數據。
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主要是1982年人口調查後公布的。
這時共產黨已經寫了《建國以來若幹問題的決議》了，當然已經肯定了大躍進的錯誤啦。
既然如此，他們又何必害怕公布真數據？
問題是，現在沒有原始數據。
"三年自然災害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我們國家在肯定了大躍進的錯誤以後進行的，那時候的宣傳根本不會故意隱瞞死亡人口，也不會存在不能解密文件的尷尬。"
為什麽?
這個數字也許永遠沒有結論,說起來也是很尷尬的.對我來說,餓死人就是餓死人,人數越多國家的責任就越大.
對了,我這陣子發現啊,你說的那類"雞同鴨講"的現象,最讓人沒脾氣的,是如下的邏輯:
比如A說這是困難時期,B馬上說"請先定義什麽是困難",比如A說"這是真實的曆史",B又說"請先定義什麽是真實,什麽是曆史".......哈哈,按照這個思路說下去,絕對可以讓你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