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回停滯的帝國

我們歐洲人的準則來判斷中國，沒有比這更能使人犯錯誤的了。 　　

馬夏爾尼勳爵（1794年） 　　
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政治專製國家。家長製政體是其基礎；為首的是父親，他也控製著個人的思想。這個暴君通過許多等級領導著一個組織成係統的政府。（……）個人在精神上沒有個性。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黑格爾（1822年） 　　
要批駁黑格爾關於中國處於停滯不變狀態的觀點很容易……然而，黑格爾是對的。 　　

艾蒂安·巴拉茲（1968年）紀念費爾南·布魯代爾，他為馬夏爾尼勳爵出使中國所吸引，並認為那是文明與思想的比較史中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時刻；並此紀念羅伯爾·胡爾曼，他那淵博的關於中國的知識和對中國的熱愛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 　　一次探索的冒險 　　

曆史中既充滿了國王的見證，也同樣充滿了他們的仆從的見證。 　　

伏爾泰 　　
先進社會和傳統社會相遇，我還從未聽說過有比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第一個爆發工業革命的國家和最傑出的文明國家之間高傲的相遇更有說服力的例子。

大多數的文化衝突是“文明人”和“善良的末開化人”之間的衝突。工業化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用今天委婉的說法就是“北南”雙方——的爭論，一開始就由於殖民征服而惡化了，殖民征服使殖民地人民的心靈遭受了無法忍受的創傷，那就是一種集體的自卑感；它使殖民者在一度陶醉於自己的統治後，由於掠奪行為而不斷地產生著自罪感。但是在許多世紀內得到不同發展之後，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兩個社會——它們有著充分的理由可以這樣認為——的代表的這種相遇卻是絕無僅有的。因此它更具有典型意義：它有著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純正性。 　　

在戰後的波蘭，人們能夠輕而易舉地買到被政權弄破產的大家族竭力要賣掉的古籍書刊。1954年，我從克拉科夫的一個舊書商那裏購買了一套旅行叢書，這套書是由一個顯赫門第的幸存者脫手的。這套探險記蓋有亞當·耶日·恰爾托雷斯基親王的藏書印章，此人在1802年因波蘭被瓜分而反常地當上了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在一個半世紀內，俄國的入侵造成了先輩的榮升和後代的不幸。這些貴族遭遇到可怖的命運，從宮殿被投入卡廷的萬人坑；一些曆盡滄桑的書籍失而複得，真是不可思議…… 　　這套藏書曾在兩個意義上惹人注目。

首先，在18世紀的後半葉，歐洲興起長途旅行的狂熱。這種狂熱在15世紀末、16世紀初也曾在歐洲出現過；接著他們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來消化自己的發現。這一次他們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一個“有限世界”的時代即將開始。 　　

其次，這些著作大多譯自英文。在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然後是荷蘭人共同壟斷遠征的時代後，輪到英國人上場了——這是個人口不多，卻如巨人般有力的民族。他們遠遠超過了布幹維爾和拉佩魯茲的法國。他們無所不在；他們將去撞擊大部分的古老社會，並迫使它們——盡管它們並不願意，就是英國人自己也並非真正願意如此——進入現代世界。隨著他們殖民地的相繼解放，英語成了世界通用的語言，這又有什麽奇怪的呢？“世上最強大的國家”麵對“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在所有這些記敘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隨馬戛爾尼勳爵的使團在中國與韃靼的旅行紀實。其中一篇為使團的第二號人物喬治·斯當東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團的總管，曾敘述過“邦蒂號兵變”故事的那位約翰·巴羅。我承認，這12卷書對我來說完全是新發現。對於18世紀的中國，我幾乎一無所知，除了耶穌會士、萊布尼茲和伏爾泰曾經說過的：這是一個神奇的帝國，由一個歐洲人應該羨慕的“開明君主”極好地統治著。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國大革命之際，英國人卻派遣了一個浩大的使團前往中國，以使它對英國開放？您是否知道，他們就像麵對巨人哥利亞的又一個大衛，盡管隻有800萬人，卻認為自己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並打算同一個擁有3．3億人口——人類的三分之一——的國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國——“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竟粗暴地拒絕了他們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們的使節發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於在啟蒙時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國？您是否知道他們曾竭盡全力徹底摧毀這個神話，並指責天主教傳教士的書信為欺騙？您是否知道這個“不可超越的榜樣”開始在禮儀上顯得僵化，並因虛榮而顯得做作？ 　　

最為奇怪的是一件表麵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導致馬戛爾尼最終的失敗：他拒絕叩頭——即根據宮廷禮儀，在皇帝麵前下拜叩頭九次。這一插曲會使孟德斯鳩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來解釋愷撒之死：暴君違背慣例，忘了在全體元老院議員麵前起立。以前最專斷的行為也沒有引起共和主義者的反應，但是這種傲慢的態度卻導致了謀殺：“沒有比違反他人的習俗禮儀更得罪人的事了，因為這總是蔑視他人的一種標誌。” 　　

“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縮短了使團逗留的時間。兩國關係破裂引起了悲劇性的連鎖反應：兩個民族的對抗；中國的崩潰；19世紀英國在東南亞的統治；20世紀西方與第三世界間因仇恨引起的誤解。

禁止革新 　　馬戛爾尼及其夥伴是來提議進行交往和貿易的，但他們在中國社會裏見到的卻是一個封閉社會的典型。那裏的製度猶如台球那樣結實——它是那麽完整、精確、苛求，以至想不服從就會冒很大的風險。要擺脫它要麽靠貪汙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麽都不幹，——而極少靠積極性來實現。禁止革新，隻要參照慣例就夠了。給予孔夫子啟示的或孔夫子給以啟示的“經文”包含對所有困難的解決辦法。這本書裏一切都說到了。要改變其中的任何內容都將是自負的表現。 　　

為了不變，最好是避免交往。但是英國人已把買賣做到了從未有過的水平；他們還想更提高一層。他們明白通過貿易，賣方和買方雙方都能獲利；猶如兩個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獨自獲得隻有對方才能給予的滿足。滿清時的中國對商人十分蔑視，對經商極不信任，對外國的創造發明拒不接受，這些都無一不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盡管國內的市場經濟相當發達，對外貿易卻被官僚政權的控製和壟斷所扼殺。馬戛爾尼使華是自由貿易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和對此最無動於衷的國家之間的相會。 這次遠征使人深入了解到傳統社會之所以“不發達”和先進國家“發達”的奧秘，它們之間的相會很可能將支配未來的世紀。

中國的不變性 　　1960年8、9月間，我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裏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以十足的中國方式在造自己的反。要同過去決裂，它卻從中尋找可以依靠的因素來證明自己的不變性。 　　

它的人口一直過剩，並長期受到貧窮、混亂和分裂的威脅。在醫學方麵，它始終局限於針灸、草藥及十二經絡。尤其是因為生計無定，中國人仍然像過去那樣依賴自己的集體：每個人應該或不應該想什麽或做什麽，這些都要由集體來確定。 　　

1960年的中國人仍讚同乾隆對馬戛爾尼使華團的看法，這突出地表現了這種連續性。曆史教科書，大學課本，以及我與之交談的知識分子都用馬克思的語言支持傳統的觀點。馬戛爾尼的態度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和“殖民主義的”。所有的人都讚同乾隆的嚴厲的回答：“聯無求於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毛不久前遣返蘇聯技術人員和“顧問”時也是這樣做的，他當時宣布說：“我們要自力更生”。 　　

盡管大躍進導致了災難，許多中國領導人仍認為中國比所有其他國家都優越；西方最多隻能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來它遭受的那麽多不幸是因為它遭到貪婪的民族掠奪的結果。錯誤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後了，但它將在幾年內趕上去，它將恢複已有數千年的優勢。


在文化革命中 　　1971年7、8月，我率領文化革命5年來獲準前往的第一個西方官方代表團前去人民共和國，當時的國家政權與馬戛爾尼打交道的政權離奇地相似，這使我驚訝不已。 　　

對皇帝同樣的崇拜：隻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決於他的意願。同樣將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給一位總理，他領會這位活神仙的思想，井周旋於陰謀詭計和派係鬥爭之間，除了來自上麵的讚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對恪守傳統和等級製度的禮儀表現出同樣的關注。同樣接受一個共同的、可以解釋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標準：隻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詔書之後是小紅書而已。 　　

土地占有同樣的優勢：乾隆蔑視英國工業革命的產品和各國商人，毛主要依靠農民而不是工人，這都是因為幾乎全體人民都住在農村並以農業為生的緣故…… 　　同樣是私下的爭鬥，爆發於突然之間，而事前表現出來的某些跡象隻有在事後才能理解。 　　

1971年9月，我們回到歐洲後，同大家一起獲悉毛的親密的信徒、小紅書的狂熱鼓吹者林彪元帥可能想逃往莫斯科，並在空中被擊斃。我們回想起中國的禮賓司司長在7月中建議我們為毛和周恩來，而不為林彪——盡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幹杯。馬戛爾尼及其夥伴回國幾年後，他們得知寵臣和?成了一出類似的悲劇的亡故者。在中國，今天同往昔一樣，塔耳珀伊亞岩石在卡庇托山的裏麵，而不是在周圍。 　　

對外國人同樣的不信任。他們隻能擾亂中國的秩序；他們的好奇心十分危險；應當對他們嚴密監視……同樣的集體反應：在悶熱的夏夜，中國人繼續夜宿在大街上……同樣的儉樸；同樣一碗米飯和燒白菜；同樣的筷子……穿著同樣的藍灰色棉布衣服……同樣好抽煙。 　　

革命的暴力本身證明這些遺產具有多麽強的生命力。消滅的是每個中國人身上的“反動的”東西。如果說“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動蕩，那是因為傳統的包袱過於沉重：解放了的農民仍然在其被剝奪了財產的主人麵前發顫。僅僅取消舊官僚體製的科舉、等級和特權是不夠的，黨的官僚體係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還應當粉碎敵對階級，羞辱知識分子，摧毀等級製度。

中國就這樣翻來覆去地從過去的殺戮又恢複到過去的狀態。一些金色和紅色的標語牌重複著這個口號：“古為今用！”毛的壯舉就是賦予中國人這樣的感受：他們在廢除其遺產的同時仍然忠於它。

英國人的看法 　　1973年發表了我對動蕩中的中國的想法，其中多處提到馬戛爾尼使團。許多讀者詢問我如何能得到那本書。我曾有過再版該書的想法，因為那次出使在法國罕有人知。誠然，斯當東和巴羅的兩部紀行當時很快被翻譯，一時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拿破侖讀過這兩本書。它們啟發他說出了這句名言：“當中國醒來時，世界將為之震撼。”但是，過後這段插曲就被我們忘卻了。甚至連學術著作都對此隻字不提；漢學家們限於人手，又都要專攻一個課題，所以對此尚未作出任何研究。於是便開始了一段搜集資料的漫長時期。 　　

在英國，因為出使之事曾轟動一時，所以幻想也就煙消雲散了。如果中國依然閉關鎖國，就應當砸開它的大門！當時除了斯當東和巴羅的兩份官方報告外，還發表過四份匯報。衛兵霍姆斯的日記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遜的日記則被有傾向性的記者孔博“整理”過。亞曆山大是兩位隨團畫家——如同當今的攝影師——之一，他的日記同他的水彩畫一樣富有色彩。最後是赫脫南的日記，他是德國人，大使的見習侍童的家庭教師，遣使會在北京的傳教士拉彌額特神父在談到他時寫道：“不全是他發明的火藥。” 　　

後來又出版了兩本紀行。一本為“天文學家”丁維提所著，他被“中國人的幼稚輕信”驚呆了。第二本是馬戛爾尼勳爵親自寫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倫·羅賓斯意外地發現了手稿後出版的；1962年由克萊默－平教授出版了經過精心校勘的另一個版本。 　　

偷懶重印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夠了呢？這些著作互相補充，互相修正。我繼續尋覓，發現了從未出版過，甚至也從未被引用過的文章。如見習侍童的日記：小托馬斯·斯當東出發時年僅十一歲，他天真地記載了父親和大使由於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飾的事情；他的學生作業當場揭露了成人敘述中的不準確之處。還有1817年他作為副手的第二個使團——即阿美士德勳爵率領的使團——的紀行。最後是他的回憶錄，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揮艦隊的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的手記。“印度斯坦”號船長馬金托什寫的航行日記，那是一位厲害的生意人，在遠東的商業航行中久經考驗。還有使團秘書，馬戛爾尼的表兄弟溫德的日記。隨團醫師吉蘭博士的科學筆記。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代理人與倫敦的“先生們”之間的書信。馬戛爾尼與內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實力派人物敦達斯之間的書信。這樣，我們就有差不多15位經曆過英國使團訪華的種種曲折的見證人。 　　

難道不能將英國人的看法與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較嗎？有一個瑞士人：夏爾·德·貢斯當，以及4個法國人，他們是：安特卡斯托騎士，他在 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廣州；夏龐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廣州居住了相當長時間，1799年對斯當東的紀行作出了反應；1784年至1799年在廣州負有使命的吉涅騎士；法國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馬戛爾尼途經澳門的情況。5個見證人中的後兩位就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別扭關係撰寫了帶有實質內容的報告，這些報告保存在法國外交部。傳教士的觀點 　　

當時生活在北京和澳門的傳教士——法國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對使團的活動十分關注。著名的耶穌會神父錢德明生前寫的最後一批信件涉及英國使華的事。耶穌會的檔案中有數十封信，如果耶穌會沒有在1773年被取締的話，本來也會在《耶穌會士書簡集》裏發表的。天主教遣使會的檔案同外國傳教團的檔案裏也保存著這類信件。 　　

在澳門，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學的曆史學家戴西拉主教過往甚密。他年幼時便去中國，在有關葡萄牙曆任總督與天主教傳教會的資料堆裏度過了漫長的一生。1966年時，他在葡萄牙老城領導的聖·約瑟神學院裏有一百多位歐洲教士和中國學生。……文化革命動亂一開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憂愁地對我說：“如同一群麻雀。唉！尋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複返了！”又隻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紀最老的幾個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發表《澳門史》。 　　

按照他的說法，馬戛爾尼的使命既是為了讓中國開放通商，也是為了偵察一下澳門的情況。“英國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門紮根已有250 年了：英國人必須得到另一個澳門，否則就要奪走我們的澳門。馬戛爾尼詳細地記錄了葡萄牙的防衛情況。傳教士們沒有為這種伎倆所欺騙！同中國一起總是可以融洽相處。而同英國人則毫無辦法！” 　　

多麽荒謬啊！在革命戰爭與帝國的曆次戰爭中，葡萄牙是英國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國的傳教士卻強烈地反對英國人——這些“傲慢的異教徒”。戴西拉主教隻是把試圖阻擋馬戛爾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爭吵老調重彈而已。相反，當時法國和聯合王國處於戰爭狀態，北京的法國神父卻在竭力幫助英國人…… 　　

戴西拉神父一麵讓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麵模仿馬戛爾尼見乾隆時的情況：“他倨傲地屈起一條腿，就這樣。這對皇帝是種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頭，即便人家不要求他們也叩！處於馬戛爾尼的地位，我會不止叩一個頭，而是十個，一百個頭！這樣才能有所進展！要是兩個自大的家夥——馬戛爾尼和80年前的鐸羅紅衣主教——沒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話，西方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本來是可以日趨密切的。鐸羅紅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國禮儀之爭——他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反而由於他愚蠢地毫不讓步，使傳教士在兩個世紀內所作的努力毀於一旦。”戴西拉主教還誇張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態度。他長長的胡須同他的袖子一樣白，並同樣被汗水所浸透，因為憤怒而微微顫動著。 　　

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萬頁：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於隻出一本則令人十分遺憾。於是，我便著手以敘事作品的形式將這些見證歸納綜合。《英國人的看法》與《傳教士的觀點》至少將摘錄發表在兩本附帶的集子中。中國人的見解 　　我還缺少中國人的見解。在1928至1929年間，中國檔案館編了一份印數有限的簡報。《掌故叢編》裏麵確實發表了若幹有關這個使團的詔書，以前隻是從英國的資料中才能讀到這些文件。但是，我認為天朝的官僚政權不可能不就這個史無前例的使團頻繁通信。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學一位曆史學教授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幫助。他曾經校對過《法國病》的中譯本，他答應指導他的一名學生在內廷檔案中去尋找有關英國使團的朝廷書信和官員的回憶錄。 　　

在此期間，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對使團途經之處作了分段旅行：澳門，舟山群島和寧波港，北直隸灣，天津，北京，在韃靼地區直到熱河（承德），從北京到廣州的內陸旅行，途經蘇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門。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熱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學發掘清朝文物的專家。他熟知馬戛爾尼及其夥伴曾經居住過的，或者是他們在北京、京郊或去韃靼的路上可能見到的幸存的或已不複存在的建築。在熱河，我們用了兩天時間來確定“避暑山莊”中使團下榻處周圍的形形色色的建築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著我——一件對研究人員來說再高興不過的事。一位年輕的大學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時間在挑選堆積在紫禁城地下室裏的文件。他收集的數量有420頁之多，均用天朝官員的簡潔語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頭紮進這批珍貴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寫在許多卷宣紙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書——皇帝的親筆詔書，或是以他的名義由總理大臣或五位大學士之一簽署的諭旨；還有職位最高的官員直接寫給皇帝的奏折。所有這些規格統一的文件都像手風琴似的折著。批注均為朱紅色：這是皇帝親筆寫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幾個小時批閱這些文書。紙張看來完好如新。簡直可以說這些原件是在頭天寫的——並用熨鬥熨去了皺痕。 　　

他們將文書原件的縮微膠卷複製版交給我時就像一位教士給我聖體一樣小心翼翼，並向我指出從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數量的宮內文書。“您優先得到這些文書的複製本表明，1978年12月召開的三中全會通過的開放政策已擴展到檔案領域。”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部門：它們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這批沒有先例的天朝文書即將公諸於世。人們在本書中會見到若幹有意義的片斷。例如讀者將會驚奇地發現“彩虹勇士”號事件在兩個世紀前已經預先發生；您將了解到英國人曾向中國建議軍事結盟反對法國。這些書信敲響了危險來臨的警鍾。我們看到龐大的組織開始製造抗體以便驅除敢於進入它內部的外來物體。 　　

我在1988年進行了第八次旅行，這次又是雙喜臨門：收到了有關阿美士德使團的全部宮內文書；尤其是發現朱雍根據1979年曆史性的抉擇重新看待曆史，他的論文對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嚴厲的評價——閉關自守及拒絕現代化。沿途有30架攝影機 　　

斯湯達把小說看成是“一麵沿途漫步的鏡子”。讀者下麵讀到的這個故事則是由一套30多麵鏡子，或確切地說是由30多架攝影機製作成的，它們被安放在書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團路經的途中。我僅限於整理和核實這些見證。通常我隻是讓他們自己說。這些觀點各式各樣，以至兩個世紀以後，我們能夠首先勾勒出當時在場的人尚不清楚——當不是他們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時——的事情真相；我們還要把曆史上這次不成功的約會所提出的重大問題揭露於世。 　　

為什麽中國直到16和17世紀仍能以大量的發明和講究文明領先於西歐而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為什麽隨後它卻讓別國趕上，然後被人超過，而到19世紀它的部分領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樣淪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紀，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某些國家又是如何“覺醒”的，而其他國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了回去的國家——為什麽，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國昔日的命運會不會有一天成為我們的命運呢？ 　　在乾隆皇帝接見馬戛爾尼的四分之三個世紀以前，彼得大帝想讓俄國不惜代價去仿效西方。乾隆的祖父康熙——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也隱約感到過這種需要。而在馬戛爾尼使命失敗後的四分之三個世紀，明治天皇更是強烈地感到日本也有這種需要。長期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起飛了，而他們文化的故鄉的文明之火卻被自己的灰燼壓著正在熄滅。不論從地理角度還是從曆史角度來看都處於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間的乾隆皇帝為什麽輕蔑地拒絕外國人向他提供的幫助呢？ 　　

交流是否會消除我們自身的特性呢？是否會導致種族和文化上的混雜，從而在可口可樂和膠姆糖的文明世界中產生眼睛稍帶蒙古褶的、淡咖啡色皮膚的混血兒呢？這種單一化難道是麵對必然導致閉關自守、社會動蕩與完整主義的民族主義再次盛行能作的唯一選擇嗎？我們的兒孫們能否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忠於自我和對人開放之間作出一種和諧的綜合呢？ 　　

所有的人都在猜想這些問題將對各國人民的命運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為了感受一下馬戛爾尼使團事件如何會同全球的命運攸關，隻須跟隨見證人之———托馬斯·斯當東出遊即可。他那分作三個階段的故事將會對以上問題給予初步的回答；它向無人知曉的領域打開了一扇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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