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評介延安整風期間的王實味案件

評介延安整風期間的王實味案件

作者：青近軍

在中共曆史上，王實味不是第一個被錯殺的知識分子；但他卻有可能是第一個因反擊某種思潮需要而被拿來祭刀的知識分子。今天來反思當年那件事，似有若幹個方麵可以令人深省。

王實味，1906年4月5日生於河南潢川縣一個知書達禮的破落大戶人家，其兄妹有六人，王實味排行第三。他幼年曾隨父親熟讀了四書五經，因而有較深厚的國學根底。1925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學文預科，與後來同樣因慘遭磨難的胡風為同班同學。1926年1月第一次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因不滿中共北大支部書記段純幹涉其戀愛問題，及其戀愛失敗，他便憤而離開北京，輾轉去了南京謀生。當然，他也就自動脫離了中共組織。

大約在1937年初，為生計而幾經周折的王實味，在河南開封女子中學執教時，始終關注國家興亡、並仍眷戀中共的他，又重新加入了共產黨。並於當年10月經時在河南大學任教的範文瀾介紹，奔赴去了延安。

由於王實味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時，經常發表小說、雜文與英文翻譯作品，所以他到延安後，在陝北公學學習四個月後，便被分配到了出版局，後又被張聞天點名調到了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專門從事馬列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他在這個編譯室幹了三年，參與了大量對馬列著作原作的合譯與單譯，其譯作很多直到解放後還在再版。當然，他的名字沒有再出現在那些譯作上麵。

當時，王實味對翻譯馬列原著工作似乎很有興趣，他到延安三年，沒有其他愛好，也不喜歡合群，就是一直默默工作。但在他當時寫給家裏的信中，還說了：“延安的民主空氣很好，自已的生活也很舒暢。”因為，當時，他能享受穿顯示級別的“幹部製服”的待遇，生活上有小勤務兵打飯端水。如果，這編譯工作繼續下去，也許王實味的人生軌跡會有所不同。

然而，1941年8月，編譯室撤消，王實味被分到了中國文藝研究室做特別研究員，由翻譯變為了研究，還是研究文藝！這一來，曆史注定要有人作某種靶子的命運，便鬼使神差地讓他撞了個正著。

抗戰時期的延安，確吸引了大批既想抗日、而又不滿國民黨政權的知識分子投奔到來。之中，更有不少在國統區有很有名氣的大作家大文藝家。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相當多的一些知識分子，對延安的很多現象卻又生出了些不滿，又想重操在國統區抨擊國民黨的那種自由，那種“給創作以自由獨立的精神”（艾青語），以揭露延安的黑暗麵。但，延安畢竟不是西安，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作為共產黨員的知識分子，首先要的究竟是民主，還是黨性？這個根本問題一時在延安的知識界，特別是在文藝界，引起了理論上的爭論。

以周揚為首、以“魯藝”為基地的“歌頌光明派”，與以丁玲為首、集合了艾青、蕭軍、陳企霞等人，以“文抗”（文藝界抗敵協會）為大本營的“暴露黑暗派”，這兩大文藝思潮便在1941年後的延安，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同時，還運用上了後來被稱之為“大字報”的牆報，最後，延安的正式媒體如《解放日報》也刊載了他們的爭論。到1942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開展整風運動之初，這場理論仗文藝觀點仗之激烈，更是上了一層樓。

文化界的人們對爭論是很有興趣的，他們篤信真理是越辨才越明白的。所以，那些代表爭論的牆報，刹時導致了極大的轟動。那些貼在牆上或掛在繩子上的紙張上的文字，每天都引來了成千的川流不息的人們觀看、議論。

當時的場景，與後來的文革大字報轟動效應，自然不在一個級別上，但它們在本質上卻肯定如出一轍。

1942年2月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其本意是在思想上批判王明路線的教條主義，所以毛澤東便作了《反對黨八股》、《整頓黨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報告。然而，文藝界的“暴露派”卻以為是讚同他們揭露延安官僚主義的主張，對同一件事，發生了理解的錯位。因而，牆報越貼越起勁，並且其烈火還擴展到一切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單位，針砭延安的時弊，幾乎成了一種時髦。

知識分子們高興的事，政治家卻不一定高興，尤其，從前方回到延安的軍人們更不高興。 當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範文瀾請平日與他關係甚好的王震來看牆報後，王震立即極為不滿，並大怒：“前方同誌為黨為國在流血犧牲，你們卻在後方吃飽了飯罵黨！”當時，朱總司令、賀龍等都對“暴露派”的觀點，發出了指斥，說是“完全喪失了無產階級立場！”

知識分子有不同意見觀點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在中共曆史上自然也不例外。但象這樣大規模的有係統觀點有陣營有知名幹將、主帥的風潮，而且還很有思想市場的情況，在中共黨內曆史上則還是第一次，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也都是第一次遭遇到這種局麵。毛澤東曾以極大熱情歡迎過的“文小姐”丁玲，竟還做了這股要“作家的獨立性”、要“暴露”延安黑暗麵的潮流主帥，更是出人意外。

無疑，毛澤東與中央在研究了上述情況後，其方針自然是：必須打退或糾正這股潮流，否則，處於四麵都是敵人包圍的共產黨首腦機關所在地，沒有被國民黨反共勢力剿滅，卻弄不好會讓這些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暴露派”們搞亂搞垮。

應該說，文藝界的“暴露派”們當時的思潮與觀點，雖然從根本上講是起碼的民主要求，是一個民主國家內應該得到保證與保護的民主權利。但是，丁玲艾青他們卻似乎忘了：延安與陝北特區還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盡管到處都掛著“中央”牌號的機構，而最多也隻不過是一個尚幾麵受敵的戰時政權。“暴露派”們的觀點與要求顯然還不適時宜。

從當時中共黨的事業來看，確也不能允許一些人在前方英勇地指揮作戰，卻讓另一些人又在後方批判指責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陰暗麵”。這樣的做法，確有點“自毀長城”式的愚蠢。

但是毛澤東與中央也知道，延安的知識分子不是國民黨改組派，也不是什麽AB團之類，對他們犯的錯，絕不能用過去蘇區肅反那一套。何況，中共還很需要大量的知識分子來參加，因為，毛澤東深知：“沒有文化的軍隊，是一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可能戰勝國民黨，進而奪取中國政權的。

文藝界的“暴露派”與知識界的主張，到建國後的1957年，又重演了一次當年的曆史。然而，如果說，1942年那次還有點寬容的笑劇味道，那麽1957年的“大嗚大放”，給包括所有“暴露派”在內的知識界，其結局則是55萬人被打成右派、從而使他們要曆經長達22 年苦難的沉重悲劇。

象丁玲、艾青那樣的智者，有過1942年的經曆，為何卻仍到1957年還要重蹈覆轍呢？ 顯然，他們忽視了延安時期的毛澤東與北京時期的毛澤東，雖是同一個人，但處理問題的條件卻已發生了天壤之別的巨變。對1942年的那場知識界風波，可以隻重點打擊王實味等極少數幾個人，而1957年打右派時，則已沒有多少需要顧及，可以按比例一網打去，有多少就打多少了。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算什麽？反右派鬥爭中我們就打了幾十萬右派分子！”——麵對有人擔心會落秦始皇的惡名，毛澤東卻毫不在意的笑談。

但在1942年，對付“暴露派”們的策略，卻是經常說的那些：選準靶子，在孤立極少數、打擊極少數的鬥爭中，達到教育、團結大多數的目的。

王實味不幸就成了那場風波中的最大靶子。

王實味也不可避免會成為那場風波中的靶子。如果說，丁玲等人掀起的暴露派文藝風潮是王實味墜入困境的大誘因，而當時中央反擊或糾正暴露派風潮的措施是王實味落入絕地的大背景，那麽，王實味本人不合群又極倔強的牛脾氣，則是他悲慘命運的內在根本原因。否則，做靶子的本不應是他，而是別的什麽人，因為，他與延安的文藝界關係並不多。

1941年前，王實味有他自已大量的翻譯工作要做，文藝界的事他沒有什麽摻合。但他畢竟是一個文化人，對文學也有過一些成就，又是延安“文抗“的會員。因而，不可避免他也會關注發生在文藝界的爭論。因而，在1941年5月王實味寫了一篇題為《文藝民族形式問題上的舊錯誤與新偏向》的爭嗚論文。不過，這篇論文並非是參與文藝界的論戰，而全然是為了與自已所在單位馬列學院編譯室的頂頭上司即主任陳伯達的一篇文章，進行的理論商榷。

當時已做了毛澤東政治秘書的陳伯達，顯然不高興象王實味這樣沒有多大地位的屬下來與他搞什麽“商榷”，因而，他便回應了一篇《寫在王實味同誌〈文藝民族形式短論〉之後》，而文中，采用了對王實味觀點的斷章摘句，然後提升到政治問題的高度再進行批判的手法。

陳伯達在文中，首次指責了王實味是托派觀點托派思想。當時，陳伯達並不知王實味與托派有什麽聯係，他的指責隻是他習慣性的扣帽子文風。

不料，王實味真還與托派分子有過一點關係，並且他到延安時也未向組織說明過。因此，陳伯達的這篇回應本為扣帽子的論文，竟在客觀上成了王實味後來“能”被選作成為靶子的導火索。

真是陰差陽錯！

王實味於1926年在北京大學的中共支部內的同學兼同誌王文元與陳其昌，在1930年時曾與正在上海賣文為生的王實味突然聯係上了，已脫黨的王實味與妻子劉瑩（她時為中共黨員）自然很高興。但當時，王文元與陳其昌卻轉變了立場，追隨陳獨秀做了托派，王文元還當了托派的黨中央委員。王、陳二人的觀點自然對王實味有些影響，他還與王文元共同翻譯了《托洛茨基自傳》一書，交新生命書店出版了。

不過，一則，王實味當時已不是中共黨員，他隻是從局外人的觀點看托派的理論，何況王、陳二人還是他過去關係很好的老同學，翻譯托派書籍之中也有為生計考慮的原因，這應在情理之中；二則，當王、陳二人勸王實味加入托派組織時，骨子裏有著不事二主觀念的他，確斷然謝絕了，他還對王、陳二人談了他對托派另起爐灶的做法不滿。後來，為了躲開王、陳二人的勸說，王實味夫婦竟毅然采取了搬家的手段，使王、陳二人不能再找到他。但在1932年，王實味得知王文元被國民黨抓捕關進監獄後，他則去了獄部，想看望一次老同學，但未能如願，隻給王文元送進去了一些食品與二本書。

王實味與托派的所謂關係也就是與這二位同學的一些交往。

在他到了延安後，他之所以沒有向組織說過這些情況，可能是因為他認為自已並未參加托派組織，也沒有參加托派的活動，僅僅隻與自已的有托派背景的同學正常往來而已，沒有必要向別人說，免得自已反而說不清。

但陳伯達在其回應論文中，給王實味的觀點扣上了托派帽子一事，卻讓王實味感到了害怕。因為，與托派分子有過往來一事，畢竟總是他的一塊心病。與其讓人不明不白地扣大帽子，還不如幹脆自已主動先向組織說清楚。因此，在這期間，王實味就到中央組織部坦白了上述自已曾與托派分子有過來往的交待。

事情如果隻發展到這兒，王實味的所謂托派問題，根本就不算多大的事。因為，托派分子都是以前的中共黨員，在中共黨內與托派分子有過個人情誼的人，也並非一個兩個，關鍵是隻要沒參加他們的組織與活動。所以，在王實味向組織交待了上述事情之後，也沒有為此給王實味以什麽處分。

如果王實味不再在此後又寫出並發表著名的《野百合花》，那麽僅僅上述與托派同學交往之事，則還遠不能構成王實味的靶子身份，王實味也許就不會成那次文藝風潮的替罪羊。

曆史已無法“如果”了。在整風運動開始後的1942年3月，自以為是批評官僚主義糾正黨風的《野百合花》，分兩次發表於延安的《解放日報》副刊上。同時，王實味在《穀雨》刊物上了還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一文。

還是在這個3月份，王實味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風牆報《矢與的》上，發表了《我對羅邁同誌在整風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與《零感兩則》。

羅邁即李維漢，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當時已警惕地注視著文藝界動向與整風運動動向的毛澤東，不僅看了王實味的文章，而且很快作出了研究與應取的決斷。

靶子正式確定。

王實味不是文藝界中人，他又沒有什麽牽牽扯扯的社會關係與影響，平日由於其性格暴躁又倔強，故同事關係也不太好，但他文風尖刻的文章影響卻不小，他在中央研究院的發言還經常贏得陣陣熱烈掌聲。動他一人，不會有多少人來講情，可確又能收“殺雞警猴”、從而仍能團結延安的大多數文化名人之效。

靶子的打擊點也不先從其文章入手，那樣反易引起同情，而選擇其政治薄弱處進攻，則可打開突破口，進而擴大戰果，最終達到糾正延安文藝界“暴露派”們民主自由衝動的毛病之預期目的。

王實味的政治薄弱處，就在於他與托派分子有過一段一時還說不清的的往來。而毛澤東顯然已研究了王實味的個人情況，尤其是已知道了王實味向中央組織部的坦白情況。

因此1942年4月，即王實味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不久，在一次中央高級幹部的學習會上，包括賀龍在內的八位發言者，除徐特立外，都對丁玲的《三八節有感》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提出了嚴厲批評。但，毛澤東在其總結發言時，則鮮明地將丁玲與王實味區別開來。

他說：“《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誌與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

隨後，毛澤東又親自召見了一批又一批的文藝界名人，同他們談話，了解情況，請他們提意見，或解釋某些事情。直到在4月27日，再由他與時任中宣部長的凱豐聯名，向延安文藝界的百餘人發出了參加文藝座談會的請柬。參加這次曆史性著名座談會的人士，除了丁玲蕭軍艾青等名人外，也還有一些當時並不知名的文藝人士。但是，作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的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卻沒能受到邀請。此前，毛澤東找了那麽多不同意見的文藝界“暴露派” 人士談話討論，王實味也未能有此殊榮，而被冷落在一邊，使他明顯成為了知識界的“另類” 了。

“孤立極少數”政策的威力，想必當時滿肚子話要對黨說的王實味，能夠深深地體會到了。

從5月2日開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到5月23日結束，熱熱鬧鬧開了二十天，文藝家們的思想也終於由各執一見，而定於到一尊，並成為今後必須遵循的規範了。作家們原來請中央製定文藝政策的要求，也悄悄變成了請中央在體製上對作家藝術家們製定政策的要求。

在座談會結束後，顯然王實味的觀點再也不會有什麽同盟者支持了，中央研究院便開始了對王實味的猛烈批判 。從5月27日開始，一連串的以王實味為鬥爭目標的會議，便有組織有準備的展開。起初，對此心存抵觸的王實味借病拒不與會，更不承認自已寫的那些文章有問題。直到6月2日休會一天時，王實味這才找了中央研究院黨委負責人，提出要退黨，說是因為自已 “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蓯羌負蹺薹ń餼齙摹保???摺白砸閹??叩穆貳薄?br />
然而，此時已不是他王實味退不退黨的問題了。於是，王實味決定參加6月4日召開的大會，作一個長篇自我辨護發言。

中央研究院的批王大會，實際已不再局限於中央研究院，而成為一場中共中央反擊延安文藝界 “自由主義思潮”代表人物的攻堅戰了，因此，由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直接指揮，毛澤東也親自過問。6月3日會議後，還專門在楊家嶺的毛澤東住處開會，研究如何對付第二天王實味將參加會議並發言的情況應采取的措施。當有人提出：如果王實味在會上仍不認錯、反而發表長篇大論時該如何辦？毛澤東即指示：準許插話！（即從下麵插話駁斥王實味）

在6月4日上午的大會發言中，王實味仍不承認自已的文章有問題，並且公開承認了自已過去確與托派同學有過聯係的事，但他認為，這是個人之間的友情，與政治無關，同時還說從人性的角度看，今天他仍認為王文元與陳其昌二人是好的。大會上有15個人發言批判了王實味，但，王實味堅不放棄自已的觀點。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又召開了有延安70多個機關人員1000餘人參加的大會，繼續批判王實味。但王實味本人沒有與會，使大會成為一場缺席審判。實際上，從頭至尾，王實味除6月 4日上午那次參加了之外，他就不再參加任何批他的會議了。

當然，王實味參不參加會，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延安的整個文藝界甚至整個知識界，都已對王實味那些文章的觀點（實際上又是很多文藝界人士持有與曾提倡的觀點）展開了批判，讓所有的人，特別是讓以丁玲為首的文藝界“暴露派”們在實際上繳械投降，而站到了批判王實味觀點的位置上了。

丁玲艾青們除了在大會上先撿討了自已過去觀點的錯誤外，重點的發言更是在批判或咒罵王實味。丁玲說：“王實味為人卑劣、小氣、反複無常、複雜而陰暗，是善於縱橫捭闔陰謀詭計破壞革命的流氓。”提出對王實味“要痛打落水狗”。曾在兩個月前還寫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的艾青，此時對王實味則評說：“王實味的文章充滿著陰森氣，當我讀到它時，就象走進城隍廟一樣。。。他把延安寫成一團黑暗。。。這樣的‘人’，實在是夠不上‘人’這個稱號，更不應該稱他為‘同誌’。”

今天我們來看那段曆史，雖有些吃驚，但，我們確也不必對丁玲艾青們落井下石的行為說三道四。這樣的事，當年在延安發生了，而在建國後的1954年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鬥爭中，在1955年批“胡風反革命集團”鬥爭中，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直至在文革中，在清除“精神汙染”中。……人們不早已是屢見不鮮了嗎？

在這裏，我隻覺得也許我們應該糾正一個錯誤觀念了：即文化人必然是相對品位高尚高雅的文明人。對此觀念，沒有文化或少有文化者自然是深信不疑，而不少文化人自已則更是感覺優越，將文化水平知識水平與人的品行品德劃上等號，自覺高人一等，享受芸芸眾生的頂禮膜拜。

而實際上，從大量曆史與現實的情況中，我們看到了很多與此觀念相違的事實。這些或那些令人驚心驚異的事情，過去有，現在更有，也許將來仍會有。

應該說，隨著人類文化知識的不斷增加積累提高，伴隨著出現的，也必然是人類整體文明程度的提高。但是，對於一個人來講，文化知識水平的提高，固然有可能也出現其文明境界的提升，但，這之中卻沒有必然的正相關係。因為，決定一個人品性品德的因素，並非隻有文化知識這一塊領域，而是還有很多非文化的原因。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曾有、也仍繼續有那麽多的近於文盲的鄉下人，常常能在其行為中表現出極為高尚的美德。

如果我們能夠原諒曾在各種各樣場合下，沒有表現出高尚美德，相反被迫或自願做過一些卑劣之事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因為，畢竟他們仍是常人而不是聖人；那麽，我們為什麽今天又還要在觀念與現實中，讓“有文化的人”絕然與高尚品性劃上等號呢？！為什麽要讓有些明明是卑劣之徒的家夥還能頂著文化人知識分子身份招搖撞騙冒充必然的聖人賢人呢？

但，不會是每一個文化人都缺乏膽識隻管自已，而不顧真理與事實的。在批王實味的大會上與會後，作家蕭軍就對批王大會上不講理的狀況，深為不滿，並對不講理的發言者發出幾次吼聲，說要讓王實味講完話。會後，蕭軍更是對人說出他的不滿，認為對王的批判缺乏實事求是的說理氣氛。甚至，他還憑著自已與毛澤東私交不錯的本錢，到毛澤東處為王實味講情，想請毛澤東為王實味解圍。當然，他並不知道毛澤東與中央的部署，所以，他隻能得到毛澤東的一句忠告：王實味有托派問題，你不要管這件事。

此後幾十年，蕭軍也要為他的這次俠義膽氣吃盡苦頭，因為，一頂“同情托派王實味”的帽子讓他戴了幾十年。而這罪名並非由政治家的毛澤東所定，而恰恰是他的文藝界領導同仁主動“ 送”來的。

大規模的批判會議結束後，隻有丁玲為首的“文抗”（文藝界抗敵協會）率先開除了王實味的“文抗”會籍，其他方麵倒還沒有對王實味有什麽風吹草動的事。實際上，經過文藝座談會與批判王實味這二件事，中央可能認為延安文藝界的自由化問題已基本解決，而批王的目的，也就是為了達到這一結局，並非是為批王而批王的。畢竟在當時，還有更重要的抗戰大事要做，而不象建國後的和平時期可以從容，此事也就算告一段落。

但是，總想在整風審幹中搞出些肅反名堂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卻不想就這樣放過死不認錯的王實味。經過康生的一番折騰，果然，搞出了一個包括王實味在內的中央研究院潘芳等人的“五人反黨集團”。1942看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就以這“五人反黨集團”罪名，上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簽署同意，並由毛澤東親自批準，作出了《關於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該決定說：“王實味是一個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

這年年底，王實味被隔離審查。隨著審幹運動的展開，1943年4月1日晚，中央社會部正式逮捕了王實味，將其關進了社會部看守所。但是，毛澤東此時也明確指示：對王實味“不要放也不要殺”，“不得擅自處理”。顯然，毛澤東是很明白王實味問題的本質的。當時，要整或要糾正的並不是王實味這個人，而是一股思潮。

經過一段監牢生活後的王實味，精神上完全垮了。畢竟，他是一個思維會轉過不停的知識分子，而不是無知亦無多少思想的魯莽之徒。雖然，看守所確未對他用刑訊，但監牢中各方麵都畢竟不比外麵自由天地，從來就自由慣了的王實味在裏麵是不可能精神不垮的。因而，在後來的審幹運動中，始終不認錯的他，突然變成了一個極度認罪供罪悔過的人，在監牢中，他還胡亂承認自已是托派中央委員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參加過托派的“十月社”，等等。

不過，對此，連社會部的審訊人員也不相信，而隻視他是腦子有毛病了。

1943年夏末，1944年夏初，先後有二批中外記者訪問延安，因王實味的問題已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傳得沸沸揚揚，甚至都說他早已因《野百合花》文章被處死，所以有不少記者要見見王實味。記者的要求都被允許了，他們也都見到了尚還活著的王實味。但是，王實味那種木然承認自已是托派分子、是犯過錯誤而受到寬大“在休養”等現場情況，還是讓一些記者（包括時任《新民報》著名記者的趙超構）看出了王的神經已有些不正常。但，王實味的確還活著這一事實，畢竟是真的了。

1946年，審幹運動中大部份被錯整的人，又都一一甄別平反了。被囚禁了三年多的王實味也麵臨了被甄別的時刻，但是，由於是由康生一手定案，所以中央社會部還是給王實味定了個“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對此，王實味堅決拒絕簽字。但結論已定，王實味不簽字也要被戴上這頂帽子，並被繼續關押。

1947年3月，因國民黨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便於3月17日從延安撤離。已被囚禁了4年多、身患肺病的王實味也由中央社會部兩名幹部押送，隨中央機關撤離。4月16日，到達山西省的興縣，晉綏公安總局主管審訊與看守所工作的第四科就設在那兒，王實味被移交給這個看守所。

6月12日，國民黨飛機的一次轟炸，使這個看守所被炸毀，因而看守所需要轉移。對王實味這個中央級要犯該如何辦，晉綏公安總局隻好請示中央社會部。當時，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都駐在附近的臨縣一個村子裏。接到晉綏公安總局的報告後，康、李二人便批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

1947年7月1日夜，王實味被秘密砍殺後，置於一口枯井中掩埋。

1948年春，毛澤東與中央機關東渡黃河，到了中央後委所在的這個臨縣三交鎮，在此，他得知了王實味被處死的事，立刻大為震怒，直喊要社會部“再賠出一個王實味來！”無疑，毛澤東確認為處死王實味是個大錯誤，這樣，也是破壞了中央對王實味的政策。何況，早兩年中外記者團到延安時，就整風審幹問題，毛澤東曾公開向記者團的中外記者們說過：“我們有一條，叫一個不殺方針，是教育人。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我們也不殺。今天是民國33年某月某日，某人在這裏說了，如果殺了一個，豈不是自已打自已的嘴巴。王實味也變了，有進步。”

但是，人頭已經落地，死而不能複生。

1948年8月31日，李克農就處死王實味問題，向中央寫了一份撿討報告：“……隻借口軍事情況緊急……不顧黨的政策擅自批準將王秘密處死，這充分表現我無組織無紀律，圖省事、怕麻煩、自以為是的錯誤。……”

王實味被殺33年後的1980年春，李維漢在撰寫回憶錄時，談到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風與王實味的問題時，說：“王實味的問題要重新審查。王實味的問題是由我引發的，我有責任把它搞清楚。”

這裏李維漢是好心，以為王實味是因他主掌的中央研究院整風而被批致死。其實，他隻是高估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惡果。

王實味的家屬也在其後不斷地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請求重新審理王實味一案，為王平反。

王實味平反的最大障礙就在於他究竟是不是托派分子。若真是托派成員，這反就不好平。按當時政策，托派就是敵人，對敵人則沒有什麽錯殺不錯殺的問題。若能搞清楚不是托派分子，則就是同誌，那一切都能研究。

王實味的所謂托派問題帽子，戴了幾十年，可是從來就沒有過正式的證椐。因此，看來推翻此錯誤定論應該沒有問題。何況，王實味的平反一事還得到包括李維漢在內的大批延安老同誌的支持。但是，直至李維漢於1984年去世，王實味的平反問題仍無進展。為什麽呢？

後來得知，王實味當年的北大同學、真正的托派分子王文元，在國外曾寫過一本《雙山回憶錄》的自傳書。在那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中共統治區內，一些自動前去參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實味等）遭到了無情的鬥爭，並最後被殺害了。”

而這段話就成了王實味摘去托派帽子的障礙。因為，中央組織部雖找不到當年定罪王實味托派的證椐，但也決不能有王確為托派的依據才行。可是，這位王文元先生的書中證詞，卻又偏偏說了王實味是托派的事。因此，為王實味摘去托派帽子的事，就給凍結了。

也許王實味的冤魂尚存，感天動地。眼看為王實味平反的事在20世紀將會沒指望了，因為幸存者中，顯然沒有誰還能證明王實味確不是托派分子的根椐。不料，一個黨史研究工作者發表的文章，竟一下子使王實味的平反問題峰回路轉，將事情順利地推動了。

曾隨李維漢調查王實味平反問題的黨史研究工作者宋金壽先生，於1984年8月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一份內部刊物《黨史通訊》上，發表了一篇《關於王實味問題》的文章，文中，談到了：若要為王實味平反，關鍵是要找到王不是托派的證椐，而現在，卻沒有人能證明這一點，因為誰都不知道王究竟參沒參加托派的事。

事有湊巧，宋文發表的第二年（1985年），在英國定居的王文元在一家圖書館中竟讀到了宋金壽的上述文章。王文元連忙寫了一篇文章《談王實味與“王實味問題”》，並發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月刊上。王文元在文中用大量的篇幅敘述了他與王實味在北大與上海的交往情誼，並用確定的態度說明，王實味從未參加過他們的托派組織。王文元也估計到他原來寫的《雙山回憶錄》中有關王實味的文字，可能給王的平反帶來了麻煩，因而，他在這次的文章中，便專門糾正了他原來的說法，承認那說法“不甚確切”，並強調重申王實味“他始終不曾參加過中國托派的任何組織。”

王文元的這種特殊證詞真的起了作用。畢竟，沒有誰能拿出王實味是托派分子的證椐，作為王實味問題的間接當事人王文元的說法，便能做為一個有力依椐。

1986年重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經胡喬木批準，有關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的注釋，被取消了。中央組織部與公安部也重新開始了對王實味問題的複查。後由於種種情況，直至1991年2月，公安部才正式發出了《關於對王實味同誌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中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誌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但是，王實味的黨籍問題卻沒有被恢複。椐說，在有關領導圈閱關於王實味案報告時，對於平反，所有的人都表示同意；但在是否恢複王的黨籍一事上，則隻有兩位同意，占絕對少數。 從這個情況中，也可以看出當年為什麽要批判王實味。

幾十年前的一件冤案，總算得到了平反昭雪。雖然，這一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