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黃鸝四條腿
大家好，小黃鸝博客開通了。
正文
“ 新文化運動”在上世紀初的中國成為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共識，譬如胡適、陳獨秀/李大釗和魯迅。
他們有什麽共同的主張呢？從胡適、陳獨秀到魯迅，均認為中國近代的失敗是因為“國民性”的問題，而國民性又是受文化決定。陳獨秀說儒家“支配中國人心二千年，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遂造成如斯之果”。“如斯之果”就是胡適說的“百事不如人”。魯迅更說，“要我們保存國粹，先得國粹能夠保存我們。”
為什麽他們有這樣的主張呢？因為這是曆史的繼承。儒家文化本來就一直強調文化的教化作用，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梁啟超更是提出了用文化改變國民性，新文化運動是這種思潮的延續。
但是他們在共同的前提下，又有不同的主張。
胡適在1917年於《每周評論》發表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針對這樣的觀點，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再談問題和主義》， 提出“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 認為問題和主義是並行不悖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魯迅並沒有針對胡適的這個主張進行評論。很多人不知是無意還是故意讓魯迅和胡適在這個問題上對立起來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更不利於研究和解決現在社會的問題， 實際上在曆史上也造成了不良的結果。
對於胡適和李大釗兩人的不同主張，習慣的思維就是“他們的主張究竟誰更正確？”因為這樣的習慣思維，也就當然產生了三種不同的主張：1，胡適更正確。2， 李大釗更正確。3， 各有優點/各有缺點。
我無意去考慮這三種主張的立場，我覺得我們根本上就不該隻研究胡適和李大釗的主張。我們應該問得問題是：他們在各自的主張上究竟做了多少？
譬如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那麽我們就得問：他究竟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他的整理國故的主張有沒有解決中國文化中的問題？解決了多少問題？
譬如李大釗，主張“通過談論主義解決一些根本問題”，那麽我們就得問：他的主義有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如果我們這樣問問題，不是專門去看兩個文化人的打架，不是故意去渲染生造文化人的打架，我們的問題是不是會少一些？
如果我們這樣問問題，比較我們社會的現實，我們當然也就可以這樣問：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究竟算是什麽主義？我們也可以這樣問：李大釗“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的主張又是針對什麽問題提出的，屬於什麽主義？
事實上，魯迅不但沒有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出另外的主張，魯迅反而在這個主張下研究了很多文化的問題。魯迅的文章題目叫做《知難行難》，這篇文章跟胡適的《知難，行也不易》是一個主張。但是魯迅這篇文章並不是捧胡適的場，魯迅這篇文章實際上是說胡適在逃避問題，跟他自己的主張並不符合。
魯迅的批評有沒有根據呢？我想大家可以讀他的文章， 也可以看看中國的現狀，看看胡適研究的問題。 通過這些，我想大家可以得出比較明確的結論：魯迅對胡適的批評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不是無的放失，更不是故意抬杠。
那麽胡適為什麽會掉進老陷阱呢？我的個人意見就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弊端不如魯迅看的深刻，骨頭也沒有魯迅硬， 對於中國文化的問題研究的不如魯迅仔細。
陳明在這個問題上跟胡適有著一脈相承的缺陷， 同樣犯了逃避問題的錯誤。
譬如我們這樣問：陳明非得把舊文化、舊製度、舊倫理割裂開來是什麽主義？是研究了什麽問題得出的主張？
譬如《孟子。滕文公下》[1]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這充分說明儒家文化就是為君主服務的文化， 視而不見就是曆史虛無主義的行為。
再譬如說，《孟子。公孫醜下》[2]說：“君子不以天下儉 賠。” 這個主張充分說明儒家文化就是為了集團利益服務的文化，因為某個集團的利益甚至可以不顧大眾的利益。相反，法家反而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並不是僅為了君主的利益。
所以我們不得不問，如果文化本身有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少談“文化”？這樣逃避文化問題的主張能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1]《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吊。’”
“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2]《孟子。公孫醜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 賠。”
原創文章，嚴禁剽竊，歡迎轉載，注明出處。
他們有什麽共同的主張呢？從胡適、陳獨秀到魯迅，均認為中國近代的失敗是因為“國民性”的問題，而國民性又是受文化決定。陳獨秀說儒家“支配中國人心二千年，政治上，社會上，學術上遂造成如斯之果”。“如斯之果”就是胡適說的“百事不如人”。魯迅更說，“要我們保存國粹，先得國粹能夠保存我們。”
為什麽他們有這樣的主張呢？因為這是曆史的繼承。儒家文化本來就一直強調文化的教化作用，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梁啟超更是提出了用文化改變國民性，新文化運動是這種思潮的延續。
但是他們在共同的前提下，又有不同的主張。
胡適在1917年於《每周評論》發表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針對這樣的觀點，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再談問題和主義》， 提出“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 認為問題和主義是並行不悖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魯迅並沒有針對胡適的這個主張進行評論。很多人不知是無意還是故意讓魯迅和胡適在這個問題上對立起來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更不利於研究和解決現在社會的問題， 實際上在曆史上也造成了不良的結果。
對於胡適和李大釗兩人的不同主張，習慣的思維就是“他們的主張究竟誰更正確？”因為這樣的習慣思維，也就當然產生了三種不同的主張：1，胡適更正確。2， 李大釗更正確。3， 各有優點/各有缺點。
我無意去考慮這三種主張的立場，我覺得我們根本上就不該隻研究胡適和李大釗的主張。我們應該問得問題是：他們在各自的主張上究竟做了多少？
譬如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那麽我們就得問：他究竟解決了多少實際問題？他的整理國故的主張有沒有解決中國文化中的問題？解決了多少問題？
譬如李大釗，主張“通過談論主義解決一些根本問題”，那麽我們就得問：他的主義有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如果我們這樣問問題，不是專門去看兩個文化人的打架，不是故意去渲染生造文化人的打架，我們的問題是不是會少一些？
如果我們這樣問問題，比較我們社會的現實，我們當然也就可以這樣問：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究竟算是什麽主義？我們也可以這樣問：李大釗“一方麵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麵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的主張又是針對什麽問題提出的，屬於什麽主義？
事實上，魯迅不但沒有針對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提出另外的主張，魯迅反而在這個主張下研究了很多文化的問題。魯迅的文章題目叫做《知難行難》，這篇文章跟胡適的《知難，行也不易》是一個主張。但是魯迅這篇文章並不是捧胡適的場，魯迅這篇文章實際上是說胡適在逃避問題，跟他自己的主張並不符合。
魯迅的批評有沒有根據呢？我想大家可以讀他的文章， 也可以看看中國的現狀，看看胡適研究的問題。 通過這些，我想大家可以得出比較明確的結論：魯迅對胡適的批評是符合曆史事實的， 不是無的放失，更不是故意抬杠。
那麽胡適為什麽會掉進老陷阱呢？我的個人意見就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弊端不如魯迅看的深刻，骨頭也沒有魯迅硬， 對於中國文化的問題研究的不如魯迅仔細。
陳明在這個問題上跟胡適有著一脈相承的缺陷， 同樣犯了逃避問題的錯誤。
譬如我們這樣問：陳明非得把舊文化、舊製度、舊倫理割裂開來是什麽主義？是研究了什麽問題得出的主張？
譬如《孟子。滕文公下》[1]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這充分說明儒家文化就是為君主服務的文化， 視而不見就是曆史虛無主義的行為。
再譬如說，《孟子。公孫醜下》[2]說：“君子不以天下儉 賠。” 這個主張充分說明儒家文化就是為了集團利益服務的文化，因為某個集團的利益甚至可以不顧大眾的利益。相反，法家反而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並不是僅為了君主的利益。
所以我們不得不問，如果文化本身有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少談“文化”？這樣逃避文化問題的主張能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
[1]《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吊。’”
“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2]《孟子。公孫醜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 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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