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的選擇記憶

       阿根廷著名詩人和小說家Jorge Luis Borges寫了一篇文章《The wall and the books》, 用城牆來表示建設，用書來表示秦始皇消除記憶的破壞性工作。這個說法並不準確，秦始皇的焚書不是為了消除記憶， 但是這個說法頗有啟發性，所以我準備用選擇性記憶這樣的題目來說明焚書事件的發生和曆史演變。

        人們對於過去總是很難忘記的，刻意忘記過去是很痛苦的過程；但是過去逐漸地就被淡忘了，回憶往事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過去的事情，我們記住了一些，忘記了一些，所以我們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更為複雜的是，不同的人的選擇性記憶是不同的。根據我的觀察和統計，人們往往記住了別人施與自己的痛苦卻很少記起自己給與別人的痛苦，所以大家在回憶痛苦的時候，自己往往躲落在一個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回憶幸福的時候，自己又往往暴露在光輝的正中間。

       司馬遷首先對焚書作出了他的選擇性記憶。這篇文章作為大家記憶的源頭，評論的起點，我們不妨先抄一段在此[1]。

        我們先看看博士淳於越的話：“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這句話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第一個問題：師古。

       師古並沒有錯誤，但是“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未之聞也！”這個說法卻很有問題。博士淳於越“沒有聽說過”也不是謙虛詞，而是他覺得周青他們錯了，拍馬過頭了。秦始皇並沒有對他的態度作出批評。從這裏至少可以看出，秦始皇並不是聽不得意見。

      秦始皇讓大家討論。於是李斯發表了長篇大論，“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這句話說得很對。李斯之前的曆史充分說明李斯的結論是有理有據的。

      那麽李斯後麵的曆史呢？漢朝立國以後，殺諸姓王韓信，彭越，英布，漢朝並沒有實行周朝那樣的分封製度。當然漢朝的製度跟秦的製度並不完全一樣，但是跟淳於越推崇的周朝的封建製度也不一樣，是在中央統一下的分封製度。而且漢朝的分封製度也沒有給王朝的穩定帶來很大的好處，到了景帝就出現了“七國之亂”，幸虧有周亞夫等名將才平定了叛亂。到了王莽，漢儒們倒是想起來周製度的好處來，但是王莽沒當幾年皇帝就被劉秀打敗，王莽也成為了曆史上著名的“奸臣”。漢朝的製度說明，中央集權的製度更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和平。 漢以後的朝代，基本上是中央集權的國家製度，而且集權的程度越來越高。唐朝的柳宗元就開始意識到集權是大勢所趨，不是個人的力量能夠阻擋的。元朝基本上是分封的製度，但是沒過多久就被推翻了。宋明清的集權製度國家分別延續了三百多年。

         所以從後麵的曆史來看，也證明了淳於越的說法是錯誤的，李斯的意見是正確的。李斯和秦始皇建立的集權製度，對於中國曆史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孔子以及後儒推崇的周文王的封建製度，毛澤東曾經寫詩給郭沫若[2]說明了這個問題。司馬遷由於跟李斯的時代相距太近，對於李斯和秦始皇的秦製度無法作出充分的判斷。即使如此，李斯也沒有因為焚書低估李斯的曆史地位[3]。

        師古並不全是錯的，人的成長總有模仿的階段。那麽儒家師古為什麽會成為問題呢？因為儒家“師古”有一個巨大的的缺點，就是“不辨”。 特別是孟子流派的後儒，他們隻知道以前誰說過什麽，但是不知道先師為什麽這麽說，在哪一種條件下說的，說的有沒有道理。

      我們再來看看李斯後麵的議論：“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從這裏看出，李斯並沒有實行文化專政，更沒有對儒家文化進行專政。他的目的是為了政令的統一，控製私學。他的方法至少在當時是符合邏輯的，因為戰國時代私學盛行，諸侯並爭，厚招遊學，很大程度影響了政令的統一。舉幾個大家熟悉的例子，平原君竊符救趙，孟嚐君狡兔三窟，他們的門客勢力甚至影響了國家的生死存亡。

      但是後儒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他們隻看到了淳於越的意見沒被采納，卻不管淳於越的意見正確與否，也不管淳於越意見的實質。他們還把李斯為了政令統一的焚書選擇性地記憶成因為國家統一而實行的對儒家的文化專政。因為這個記憶作為借口，他們後來就開始對法家進行文化的專政，對其他文化進行專政。

      所以後來的文化專政應該是儒家思想造成的。把李斯的政策錯誤理解成因為國家統一的需要對文化實行專政的是後儒；對於前人的政策不加分辨就進行模仿的也是儒家思想。相反，李斯隻要求法律的統一，並沒有要求文化的統一。法家也隻要求製度要適合時宜，從來沒有要求後人必須模仿。 

    我們再看李斯的政令：“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就是說博士官可以藏詩書百家語。所以秦始皇李斯並沒有要求把文獻全部燒毀，相反詩書百家語都得到了保護。除非下麵的官吏和幫閑在沒有明白李斯政策的情況下盲目行動，才會造成司馬遷所說的六藝缺。可惜我們一直沒有認清到這裏麵的因果關係，沒有能夠及時總結教訓，以至於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後果沒有做好充分的估計，結果在全民的非理性狂歡中造成了對於文化、文物和知識分子的浩劫。

     所以儒家對於焚書的選擇性記憶造成了曆史上兩大誤解。一個就是到底是誰進行文化專製的問題，另一個就是文化典籍的被毀壞未必是因為法家的政策，而是因為下麵的官員不能很好執行上麵政策的原因，從本質上來說，這也是因為儒家文化不加分辨隻知討好上級的緣故。

     當然私學的存在是否一定會影響國家政令的統一，這個問題必須進一步商榷。可以說，如果文化和政治結合太緊，那麽私學確實會影響政令的統一。

     大概因為這個原因，中國曆史上的文化專製恰恰是文人先提出的，到了清朝終於因為民族問題達到了頂峰。這個後話跟儒家關於焚書的選擇性記憶也是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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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仆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裏，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於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麵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髃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製曰：“可。”

[2]1973年，毛澤東在詩中談論到了他們，這就是《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3]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曆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蓺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