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紹寬與中國海上力量發展史

龍的第八次航行

——中國海上力量發展史（連載中）

第十三章 失色的傳統、租借地與內戰（1944至1949年）

第二部分

1944年以前，抗日戰爭和同共產黨進行的戰爭一直妨礙著國民黨政府的海軍發展計劃。然而，在國民黨的戰時首都重慶附近的山區，國民黨卻開辦了一所臨時海軍學校。海校的校長就是陳紹寬將軍。到1944年為止，已有200名軍官在此接受了海軍基礎訓練。戰後，陳紹寬說服了蔣介石批準海軍征集1000名士兵，組成海軍的骨幹力量。
　　但是，甚至就在這海軍重建初期，也遇到了一些嚴重的困難。在此階段，蔣介石對陳紹寬以及親英的海軍福建派又產生了懷疑。蔣總司令開始將忠於他的黃埔係軍官安插到海軍各級領導崗位。在蔣介石急於渴求個人崇拜與效忠的時刻，這種作法在海軍中引起了彼此間勾心鬥角和不滿情緒。

走美國海軍的道路 還是英國海軍的道路

蔣介石與陳紹寬之間所爭執的問題之一就是：陳紹寬堅持主張恢複中英兩國海軍間的密切關係。陳將軍想把他新組織起來的海軍分遣隊派到英國受訓，並從英國人那裏獲得一些艦艇。他確信，英國海軍在戰後將台重新成為太平洋的一支居優勢的海軍兵力，恢複同英國海軍的關係將對中國海軍有利。陳紹寬特別對英國海軍的體製印象極深，這種體製非常強調艦上指揮官的作用。而且這種製度是建立在禮儀典章之上的，它正符合中國儒家學說的基本精神。
　　另一方麵，蔣介石的一小幫海軍顧問則提出按照美國的方式發展海軍的建議。這部分人認為英國是一隻“衰老的獅子”，而美國在日本戰敗後將在亞洲取得優勢地位。他們還認為，英國的海軍教育製度不太全麵，艦員們沒有在各個方麵經受充分的訓練；資深的水兵也沒有擔負足夠的責任。他們指出，美國的海軍體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種海戰中畢竟證明了它優於日本的海軍體係。
　　此外，蔣介石的一些海軍戰略家們認為，中、美海軍合作對於對付蘇聯海軍可能向太平洋擴張是必要的。他們在強調中、蘇、美三國之間互相合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根據雅爾塔協定，“蘇聯從日本手中接管了薩哈林島的南半鬱和千島群島，蘇聯根據同一個協定還從中國獲得了在大連和旅順港的特權。因此，蘇聯在北太平洋的地位大大地得到了加強。”他們還進而向總司令著重指出：
　　“千島群島值得人們特別重視。它們是日本北部的門戶。日本是通過1875年的俄日協定從俄國手中獲得千島群島的。這個群島由47個大島和164個小島組成，在海上綿延達七百海裏，好象是一連串的踏腳石。蘇聯收複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的南半部，使鄂霍次克海變成了蘇聯的內湖，其軍事價值尤為重大。千島群島將作為遏製日本興起的一個堡壘，從而消除了對蘇聯瀕海地區的海軍基地和鄂霍次克海的威脅，蘇聯在太平洋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研究太平洋地區各海軍的關係時，這一新的因素——即蘇聯已不再被隔離在太平洋之外——決不可忽略”。
美國的態度
　　在美國海軍中有一些高級軍官主張重新武裝和訓練中國海軍。1943年，他們的建議得到了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的重視。金將軍將此建議提交給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考慮，同時也提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金將軍的備忘錄建議每個季度派50名中國海軍軍官和500名海軍士兵來美國接受海軍訓練。金建議，一旦培訓起一支堅強的海軍骨幹力量，美國則向蔣介石提供一些驅逐艦和其他小型戰鬥艦艇以對日作戰。但是，金的建議後來遭到了否決。被否決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海軍中的歐洲派從中作梗，他們認為戰後美國的注意力應集中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
英國介入
　　

在格林威治海軍學校接受訓練的國民政府海軍留學生

由於最初遭到美國的冷遇，蔣介石隨後便同意讓陳紹寬將軍去研究製訂一個由英國讚助的訓練計劃。到1945年底，經陳紹寬的努力，倫敦批準接受18名軍官和117名士兵去英國訓練。英國政府還同意將—些艦艇交付中國海軍使用，其中包括1艘護衛艦、8艘魚雷艇、1艘巡洋艦、2艘潛艇和1艘驅逐艦，艦艇移交的速度將根據中國海軍人員受訓的速度而定。
　　到1946年1月，英國已為中國海軍培訓了足以配備英國海軍“牽牛花”號護衛艦（中國人重新命名為‘伏波’號的）的水兵。中國海軍雜誌《中國海軍》對此事大加宣傳。現將這一事件之所以記錄於此，是因為這足是一段具有諷刺意味的、悲喜劇式的描述。
　　“‘伏波’號的贈送儀式是在英國皇家海軍的‘聲望’號側旁舉行的。‘聲望’號是一艘35000噸級的戰列艦，而‘伏波’號隻是1艘1400噸的巡邏炮艦。
　　……儀式是於1946年1月12日10時舉行的。中、英雙方均派出要員出席此次儀式。中國赴英國的軍事使團團長桂永清將軍代表中國政府出席。英國政府代表是海軍上將肯尼迪爵士。肯尼迪將軍首先到達，五分鍾後桂永清將軍到場。
　　……儀式完畢後，各位負責官員登上‘聲望’號參加宴會，宴會上一名英國海軍軍官帶有歉意地對桂永清將軍說，‘給中國的這艘艦從外表上來看稍陳舊了一點。’
　　桂永清將軍說，‘如果軍艦到了中國後仍然如此陳舊，那將是我們的過失了。’
　　當地的英國晚報報道了整個儀式進行的消息，同時還詳細介紹了該艦的全部曆史。此艦於1940年下水，命名為：‘牽牛花’號，航程累計已達15萬海裏，曾參加過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戰以及在法國的登陸。有一名中國水兵看了報紙後開玩笑地說：‘英國給我們的不是一艘好軍艦，給我們的是一部曆史。’”
　　有趣的是，這艘英國贈送的軍艦所執行的首批任務之一就是收複西沙和南沙群島。1946年10月和11月，中國海軍的一支艦船編隊來到這些島嶼，並協助設立了無線電台和氣象站。在返回廣州時，中國海軍編隊指揮官則宣布“西沙和南沙群島一向是我們的領土。它們是在大戰中被日本人所霸占。既然我們勝利了，我們當然必須收回這些島嶼。”
美國的重新考慮
　　英國人插手中國海軍事務和美國對太平洋島的爭奪戰的重視，重新激起了美國人對援助中國海軍的興趣。1945年春，德國剛剛投降，美國批準了向中國移交2艘驅逐艦、4艘掃雷艦和2艘巡邏艇的計劃。所有這些艦艇都先調往佛羅裏達州的邁阿密進行整修。中國方麵派出1000名官兵前往邁阿密美國海軍訓練中心進行為期一年的集中訓練，以準備將這些艦艇接回中國。除此之外，中國還派出49名軍官前往美國的斯沃斯莫爾學院接受基礎教育。畢業後，25人前往安那波利斯海軍軍官學校，34人前往麻省理工學院進行專業技術訓練。
　　一年之後，美國決定擴大它對中國海軍的援助，並在青島組建了一個小規模的美國海軍訓練機構。1947年，在南京組建了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進而加強了美國海軍的幹預。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中設有美國海軍顧問處，負責監督青島訓練小組和上海、廣州的兩個海軍援助小組的工作。上海援助小組的任務是幫助中國人改建江南造船廠，廣州援助小組的任務是指導中國人在珠江流域進行反海盜和反走私活動。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還負責辦理向中國人移交艦艇的工作，其中包括8艘坦克登陸艦、6艘中型登陸艦、7艘步兵登陸艇、3艘坦克登陸艇、25艘機械化登陸艇和25艘車輛人員登陸艇。
　　美國決定加強它對中國海軍的幹預，其部分原因是蘇聯加緊在中國東北的活動。1945年8月14日日軍投降，國民黨政府尚未來得及準備在中國北方恢複國民黨的統治。相反，中國共產黨利用蘇聯繳獲的日本武器開始在北方獲取地盤和軍事利益。
　　而且。就在日軍投降的那一天，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的宋子文代表國民黨政府，在同斯大林和蘇聯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進行了數周秘密會談之後，在莫斯科同蘇聯締結了中蘇友好條約。雙方在條約中保證相互尊重主權相互不幹涉內政。在有關海軍問題上，條約規定中國宣布大連為自由港，對所有國家的貿易和船運開放。”雙方—致同意港口由中國人來管理。但是，中國同意將一半港口設施租借給蘇聯。此外，中國還同意雙方共同使用旅顧港，並擴大那一地區的界線，而且其擴大的範圍超出美國的預料，條約簽訂後9天，蘇聯軍隊便占領了這兩個港口，並開始向這個地區內的機場派運輸機和“雅克”式戰鬥機。
　　到1945年末，國民黨日益加緊對付北方的共產黨軍隊的進攻。因此，美國海軍意識到它正在卷入一場中國的內戰中去，國民黨軍隊需要向北部戰線進行海運，而當時活動於中國領海內的美國艦艇則是唯一可用的力量。
　　白宮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指示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將 軍開始為美國第七艦隊的以下主要行動擬訂計劃：
　　1.美國第七艦隊將立即前去控製黃海和勃海灣。
　　2.第七艦隊將擔負由中國南方向山東和遼東半島運送國民黨幾個軍的海運任務。
　　3．第七艦隊將由衝繩運送陸戰隊第3兩棲部隊前往大沽、天津、秦皇島、煙台和青島登陸。
　　然而，美國在下達的上述指示中還冠冕堂皇地說：“以上各條在執行時必須遵守這樣一條基本原則：即美國不支持中國的中央政府進行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爭。”

海上遊擊戰

白宮的這一指示隻是虎頭蛇尾，因為在中國的大多數美國人看到國民黨的地位在急劇下降。馬歇爾曾試圖建立一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合政府，但未獲成功。1947年1月當他離開中國時，北方爆發了大戰。共產黨人很快占了上風。隨著他們的統治的鞏固，共產黨在勃海灣與黃海北部開始展開一係列的海上補給活動，幾個星期之內，這一地區內的大部分帆船和小型機動船隻都被共產黨掌提了。
　　隨著內地的壓力在增長，國民黨海軍更加忙碌，力圖封鎖遼東半島到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線。他們定期在這一海域巡邏，檢查大連、旅順至山東北部沿海各港之間所有船隻。不久，國民黨海軍巡邏艦艇捕獲到一些運送共產黨部隊和槍炮彈藥的帆船。但是共產黨的運輸船隻主要在夜間航行，白天卻錨泊在他們控製下的位於渤海灣口上的長山群島。國民黨軍沒有足夠的艦艇對這一地區實施全麵封鎖。1947年，共產黨的海上運輸在繼續加強。
　　由於蘇聯人拒絕讓民用船隻和海軍艦艇進入大連港，國民黨封鎖共產黨海上運輸的企圖受到很大阻礙，結果，美國對於蘇聯長期封鎖大連港向蘇方提出抗議，而蘇聯則指出，中蘇協議規定，戰時大連港由掌管旅順港海軍基地的軍事當局控製。蘇聯還指出，由於對日戰爭沒有結束，尚未簽訂和平協定，大連港仍不能開放，並將繼續由蘇聯政府管理。
　　除外交文件中所提到的一些特殊理由之外蘇聯封閉大連港還有一些其他原因。據美國海軍情報人員說，在一度作為毛澤東對立派的共產黨老政治家李立三的掛名領導下，1946年在大連建立一所共產黨的海軍學校。在抗日戰爭中，李立三有大部分時間是在莫斯科度過的，他於1945年8月回到東北，充任林彪的政治顧問。實際上，共產黨的海校分為兩個部分，軍官訓練在大連，士兵訓練是在黑龍江省鬆花江畔的佳木斯市。共產黨指示，隻從文化水平較高的中國青年中挑選優秀者組成他們的海軍骨幹力量，這些人都必須是共產黨員。海校的課程全部由蘇聯海軍顧問任教，學製為2至3年，重點是學習諜報。諜報課程設置的目的是訓練人員潛入國民黨海軍內部進行顛覆活動。
　　1947年秋，李立三由國民黨海軍的叛逆者張連瑞所接任。張連瑞是一位海軍指揮官，原任“中建”號艦長，他因貪汙國民黨海軍軍餉於1947年4月被國民黨青島警備司令部逮捕。張連瑞顯然是收藏了錢財，買通青島的憲兵，逃了出來。張連瑞逃到共產黨統治區後，林彪看中了他的海軍經驗，讓他接替了李立三的職務。
　　一年之後，有300名學員從海軍學校畢業，其中許多人到了駐旅順港的蘇聯潛艇上受訓。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海軍軍官在蘇聯潛艇上航行可以觀察到國民黨海軍水麵艦艇的巡邏，從而詳細地掌握了這些巡邏艦艇的活動規律。共產黨拿握了這些情報，帆船的運輸補給活動就不易被發現。當時駐南京的美國海軍武官估計蘇聯海軍在遼東半島附近海域活動的潛艇多達18艘。
　　隨著共產黨加強了在北方的活動，甚至連青島的國民黨海軍基地也開始感到了上述海上的威脅。1948年7月15日，60艘共產黨的帆船在青島滄口機場東南隱蔽地靠了岸，遊擊隊成功地炸毀了水庫，使這一地區受到很大破壞。在駐大連和旅順港的蘇軍的庇護下，共產黨人還建造了機帆船，這些機帆船每日通過海峽往返於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之間，他們靠著這些機帆船運送糧食、彈藥和其他補給品。到1948年夏，共產黨的船隻已不再隱蔽了，它們公開地進行活動。

海軍的改組和領導集團的更迭

隨著內戰向海上擴展，國民黨海軍迅速發展，到1947年已擁有29000名官兵。這一發展使得海軍改組與領導成員更迭更有必要。這個改組再次觸痛了老的海軍領導集團的傷疤。
編製
　　在1946年至1947年，國民黨海軍經曆了兩次重大改組。在1946年初開始的第一次改組中，成立了海軍署（DNA），海軍署是由陸軍控製的軍事委員會下屬的一個部門，因此它幾乎沒有什麽實權，艦艇的戰術指揮權掌握在陸軍參謀長手中。而實際上，艦隊仍保持戰前的組織體製。國民黨海軍擁有兩個遠洋艦隊，即第一艦隊和第二艦隊，還有一個長江艦隊。此外，還建立了一個小型的廣東艦隊，其司令部設在廣州。
　　1947年，南京的美國聯合軍事顧問團的建立的確幫助中國海軍爭得了一些自主權。那時，美因海軍顧問在將海軍部改為海軍司令部的問題上起了作用，而海軍司令部則是當時美國海軍司令部機構的翻版。艦隊的體製除增設了運輸艦隊外基本保持不變。新建的運輸艦隊負責為其他艦艇部隊運送補給品。
領導集團與派係之爭
　　《中國海軍》是蔣介石用來發表意見與討論問題的具有影響的刊物。因此，當雜誌上出現了批評海軍過去的教育體製的文章時，這表明總司令要清除老海軍派了。文章中曾有這樣一段話：
　　“由於中國社會的半封建狀態，海軍的教育係統不盡一致，海軍軍官受地方主義影響太深。比如，戰前由青島、黃埔和福建軍官學校培訓的海軍軍官不能合作，互不協調。磨擦與衝突經常發生，而海軍本身的利益卻被忽視了。”
　　蔣介石的主要矛頭總的來說是指向福建派、具體說就是指向陳紹寬將軍。蔣介百決心打破福建派對海軍的控製，將忠於他自己的人安插到海軍的重要職位上。於是，他在1945年末將陳紹寬排擠出海軍，以其親信陳誠將軍取而代之。當陳誠將軍開始以其他省籍的軍官取代福建籍的軍官時，海軍中出現了極大的混亂。陳誠很快就意識到他在統帥著一支瀕於嘩變的海軍。到1946年，陳將軍說服蔣介石將這一令人兢手的差使交給另一位陸軍將領，即前麵提到的國民黨駐倫敦的武官桂永清中將。桂永清是一名精幹而又勤奮的陸軍將領，他決心為海軍製定一條新的路線。他首先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效仿美國海軍，建立一套經改革的軍官晉升製度。在美國海軍中，軍官的晉升是根據本人日常表現和健康狀況。
　　桂永清的作法直接受到福建派的反對。他的參謀長周憲章海軍少將極力給他製造麻煩。譬如，桂決定向海軍司令部所屬的全體軍人發放海軍製服，可周憲章卻出來反對，他說隻有經過4年嚴格訓練的真正的海軍軍官才配穿著海軍製服。對桂永清這樣一位陸軍出身的將領的公開藐視隻能是加劇海軍的分裂。桂永清的反應是，自己穿著陸軍製服，保持其參謀人員的陸軍軍銜。而且他還繼續用青島海校畢業的學員取代福建派。

貪汙腐敗

桂永清將軍還麵臨著其他更嚴重的問題，海軍官兵的軍餉被克扣，而且還受到戰後通貨膨脹的影響。黑市上的實際兌換率達到了40萬中國元換一塊美元。所以，到1947年春，一個三等水兵每月實際收入大約隻有60美分。
　　在這種情況下，參與貪汙活動是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所絕對必要的。在中國南方，共產黨的活動尚未造成嚴重威脅。在這裏，廣東海軍貪汙腐敗的行為是中國海軍參與走私和海上搶劫活動明顯的例證。
　　1946年7月，由劉永可海軍少將領導的國防部廣東海軍特派員辦事處，是由1000名士兵和30名軍官組成的。劉將軍負責對繳獲的日本艦船進行維修，然後投入使用。他的任務是建立一支江河防禦艦隊，在廣州周圍的一些內河上維持治安。在和這個地區的美國海軍代表的談話中，他毫不隱諱地說，除最近派往青島訓練的200名水兵外，他部下的其他人已有三個月沒有發放軍餉。劉將軍繼續說：“我們已作好挨餓的準備，但我們的艦艇需要用油，這是決不可斷的。他還補充說，按目前的指揮係統，他們歸屬軍閥、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官張發奎指揮。劉永可說，他的艦艇的行動要聽張發奎的命令，艦隊燃油的唯一來源是靠張發奎。
　　劉永可之所以在指揮係統上如此直言不諱，是因為他可能已經知道他遇到國民黨軍事當局的非難，幾個月之後，他被指控濫用權力和瀆職罪以及非法使用艦艇走私而被捕。
　　假如圖民黨軍事當局以為劉永可的例子能夠製止住其他海軍軍官參與走私和搶劫活動的話，那他們就會感到失望。到1947年中期，搶劫與走私活動已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以至廣州地區成立起一些保障走私活動的商行。在三浦地區，一個走私者協會公開做廣告說，它為賺錢而走私，它每天能偷運一萬斤糧食。人們紛紛謠傳，三個最大的走私集團的頭子就是廣東地區軍政界頭麵人物的夫人。
　　海軍企圖糾正廣東海軍內的違法行為的作法，結果隻是加深了各派之間的嫌隙。蔣介石派鄒宜上校取代劉永可。鄒宜出生在江西，盡管他是南方人，但卻是陳誠的私交。所以，劉永可手下的軍官們對他很不任信。在鄒宜將他的一個表弟調到廣州在他手下工作後，他便更不得人心，後來鄒宜將劉永可原來手下的大多數軍官抓起來．任用了一些忠於他的人。
　　與此同時，在南京，據發現剛從邁阿密開來的8艘艦艇上都裝有相當多的走私物品。上海有二家報紙報道說，艦艇帶來了4輛林肯牌小汽車，還有金表、鋼筆、化妝品以及香煙等物品。桂永清立即撤去該艦隊司令林遵將軍和2名艦長的職務，另派上海海軍基地指揮官魏啟民上校接替林遵的職務。後來據一位被迫退休的艦長許衡向駐廣州的美國海軍武官助理透露。整個這一事件是由魏啟民一手策劃製造的，他以此方法奪得了該艦隊的指揮權。
　　正因為這種怨恨和反訴的氣氛，很難說海軍的哪一派能忠實地執行海軍計劃。兩名在美國受訓後隨邁阿密艦隊一同返回中國的下級軍官的評論，恐怕最為實在可信。這兩名下級軍官對一位美國海軍顧問說，艦上的情況極不和諧，“將我們派往美國是一大錯誤，我們在那裏每月有200美元的收入，但一回來我們隻有30元了。而又重要的是，在美國我們明白了一個民主國家的真正含意，而現在回到中國，卻是一場夢。”他們還對美國人說，“返航途中，中國高級軍官將幾輛小汽車運回中國倒賣謀利。另外，還有的軍方侵占士兵夥食費。因此，除一、兩艘艦上的士兵夥食還象樣之外，其他艦上的士兵吃的簡直如同苦力。”
　　這位美國人默默地聆聽這兩名中國下級軍官的評述。他們說，中國海軍中大部分下級軍官不信任他們的上司是廉潔奉公很有才能的人，他們把這些人統稱為舊官僚。他們說，“敵人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些舊官僚。”他們解釋說，舊官僚是和普通貪汙和瀆職現象相聯係的，大部分海軍高級軍官都屬於這類人。他們還說，由於缺少零件，這些新得到的艦艇不可能得到妥善保養。“不管稱們給我們什麽東西，都將無休止地使用，直到用壞為止；所剩下的東西就讓它支離破碎，任何能使用的東西都沒有用在正當的地方”。
　　中國海軍內部的管理混亂很快影響了海上行動。1947年3月19日，海軍發生了一起悲慘事件，“伏波”號在福建沿海沉沒了。該艦夜間在商船活動頻繁的航線上航行時同—艘中國商船相撞。軍艦幾乎立即沉沒了。艦上130名官兵中隻有一名軍官幸存。調查結果判定，雖然兩艘船的船長都有疏忽。但是“伏波”號的軍官因航行不熟練而有主要責任。
　　桂永清被蔣介石提升為海軍中將。當時，中國海軍中的貪汙問題仍繼續困擾著他。在1948年的前6個月，他常常不得不糾纏在調查一些貪汙案件上，1948年3月，原青島的中國海軍訓練中心司令林樣光上校因貪汙受賄而被捕。桂永清革去林樣光的職務，並判處他一年徒刑。但是，林祥光並非毫無影響的人，他曾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副官，又是陳誠的好友。林樣光提出上訴，後放宣布無罪釋放。
　　海軍中的走私活動始終沒有停止，盡管廣州新建的第四戰區海軍基地司令就是因被指控走私而被捕。他利用登陸艦往返於榆林和廣州之間，運輸非法物品。

水上警察

中國南方海軍的腐敗現象迫使蔣介石建立一個地方機構，企圖對付走私和搶劫活動，他授權給他的大舅子宋子文於1948年在廣州建立一個獨立的水上警察部隊。當時已被蔣介石任命為廣東省主席的宋子文，以傳統的海軍讚助者自居，開始購買船隻，將他的稅務官們作為水上警察骨幹。但是，宋子文和海軍之間立即發生了衝突，因為擬將成立的水上警察要承擔起原來指派給海軍的任務。這也正是宋子文的主意。此外，宋子文還攬走了海關的緝私任務。宋子文的想法明顯反映出警察組織據有比任何其他執法機構更大的權力。
　　1948年5月，宋子文的水上警察組織在省警察保安署的名義下建立了起來，此機構負有廣泛的任務。但是，政府高級官員和海軍軍官們對此表示了強烈的反對。他的政敵宣稱：“建立省水上警察正是宋子文企圖犧牲政府利益而加強他自己在南方的權力的一個借口而已。”結果，宋子文的水上警察計劃剛執行不久便擱置起來了。到1948年秋，廣州的第四戰區海軍基地實際上掌握了水上警察，盡管在名義上它們仍然是省警察保安署下屬的一個組織。

海軍內部的複雜化

在海軍司令部中，陸軍的統治仍舊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黃埔派的陸軍軍官們控製著人事、補給和采購部門，而福建派的海軍將領則掌握著海運、作戰與計劃、組織訓練以及技術這四個部門。福建派的力量實際上已經減弱，因為大部分下屬機構的領導是由陸軍或海軍其他派係的人所掌握。以海運部門為例，歐陽寶準將是福建人，畢業於英國皇家海軍學院，而他領導下的情報組卻有3名黃埔派的陸軍軍官和一名新的海軍青島派的海軍少校。
　　海上的領導權問題更加複雜，1948年11月，海軍司令部建立了一個司令部中隊。該中隊由兩艘大型軍艦(“重慶”號巡洋艦和“靈甫”號驅逐艦)和一些原配屬給運輸艦隊的登陸艦艇所組成。所有這些艦艇由海軍司令部直接指揮，這些艦艇是一支機動兵力，它們將根據緊急情況或桂永清中將的意誌調動。有趣的是，中國海軍僅有的一些油船和修理艦船也編入這個中隊中，這樣，中國海軍所有的其他戰鬥艦艇部隊都必須依賴海軍司令部提供及時的後勤保障。
　　國民黨政府試圖改善軍隊的工資製度，海軍新調整的工資表看來的確有很大提高。譬如，海軍上校的薪金由每個月33美元增加到55美元。士官的薪金也有所提高，但水兵的津貼很微薄，三等水兵每月隻有4美元。盡管工資有所增加，但中國的生括費用也在相應地增加。因此，普通的海軍職業軍人要維持其家庭生活，仍然需要尋求其他掙錢的手段。
　　如果桂永清將軍的這些措施是為了清除對他的領導的批評的話，那麽，它們是不成功的。引用一位中國海軍軍官的話來說，“海軍的參謀人員和軍需官們多半是穿著海軍製服的陸軍軍官，他們根本不懂得海軍的需要。岸勤軍官們非常吝嗇，沉溺於做官樣文章，海軍職業軍人對此非常厭惡。岸勤軍官工作無能又貪汙腐敗。海軍軍人由那些陸軍職業軍人領導簡直糟透，用外行充當海軍軍需官是不會改變這種狀況的”。

叛亂

“重慶”號巡洋艦

1948年8月14日，“重慶”號駛抵南京，它的到來引起了國民黨軍官的極大振奮。這一天，海軍司令部中幾乎所有的高級軍官都參觀了該艦，桂永清將軍自豪地向來訪者誇耀這艘5000噸級的軍艦。“重慶”號巡樣艦近500英尺長，裝有6門152毫米火炮，6具553毫米魚雷發射管，還有一些40毫米和20毫米的高射炮。該艦最高航速為32節，使用經濟航速時作戰半徑可達12000海裏。中國政府為了培訓該艦艦員，並將它接回中國，耗費了將近1000萬英磅。
　　假如桂永清指望用這艘巡洋艦來遏製黃海北部和渤海灣的中共帆船運輸的話，那他會大失所望，1948年7月29日，當“重慶”號和“靈甫”號駛抵香港時，便出現了人員向題。在巡洋艦靠岸後的24小時中，艦上大約三分之一的輪機兵棄職離艦。這些人原來是商船上的水手，他們是被誘騙訂立了合同而加入海軍的，合同規定他們可以得到比海軍中的輪機兵還要多的工資。當他們登艦後，便對當時的情況感到不滿，艦上不準額外掙錢的規定導致了他們後來開小差逃走。所以，當“重慶”號於1948年8月14日駛抵南京時，艦上的輪機部門隻得分兩班值更。如果大型作戰軍艦要保持高度的戒備狀態，這種狀況是行不通的。
　　不管怎樣，“重慶”號畢竟是中國海軍力量的一個象征。桂永清在南京向一群海軍人員宣稱，“海軍決不會向共產黨投降。”他還說即使所有艦艇都損失了，所有的江防都被突破了，他將親自乘坐這艘巡洋艦沿著長江繼續戰鬥。1948年末，當國民黨軍事局勢日趨衰敗時，桂永清的話開始靈驗了。
　　盡管“重慶”號沒有作什麽準備，也未再進行訓練，它縮短了在南京停泊的時間，奉命率領—支由3艘軍艦組成的特遣編隊前往渤海灣，其任務是向那些在直隸與山東北部沿海地區急速向海邊後撤的國民黨陸軍提供火力支援。九、十月問，“重慶”號同葫蘆島、煙台、營口和秦皇島等北方港口附近的共產黨的岸炮進行了交火。戰鬥中，蔣介石在該艦上觀看了沿海平原上每況愈下的軍事局勢。
　　1948年11月，葫蘆島被共產黨軍隊占領，“重慶”號返回上海。3個星期後，徐州重鎮失守，這危及到山東半島上的國民黨軍隊，使共產黨軍隊更逼近南京和上海。隨著軍事上的失敗越來越嚴重，國民 黨在加緊進行撤退。1949年1月31日，蔣介石辭去總統職務，副總統李宗仁被指定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兩個星期之後，北平陷落。當共產黨第三野戰軍開始在長江北岸集結時，國民黨政府機關轉移到了廣州。
　　在這一階段，青島的中國海軍訓練中心陷入了孤立。美國海軍顧問團的成員和青島的艦艇開始撤往台灣和廈門。
　　在此期間，“重慶”號回到上海。巡洋艦上的情形非常不妙，艦員自12月以後就一直未發薪餉。使他們感到更加不滿的是“重慶”號奉命裝載並保護著50萬塊銀元。這筆錢是蔣介石給桂永清作為應急資金的。桂永清將此資金托付給“重慶”號的福建籍艦長鄧兆祥上校保管。當時，鄧兆祥聽說，他將被桂永清的一個密友盧東閣上校所接替。艦大多數軍官，包括鄧兆祥在內都是福建派的人，對任命盧東閣感到不滿。
　　在這動蕩不安的政治氣候下，一小夥艦員開始圖謀反叛。這夥人的領導者王頤楨早在去英國之前就參加了共產黨。在英國期間，他在艦上發展了大約10名共產黨員。有了這支小的骨幹力量，艦上便建立了共產黨組織。隨著國民黨的局勢不斷惡化，艦員中成立了一個“解放委員會”，以推動群眾反叛。到2月底，解放委員會擬製了一個詳盡的起義計劃。顯然，他們的起義計劃泄漏了，桂永清聽說艦上的顛覆分子正計劃綁架他，並企圖劫走銀元。
　　2月14日晚，王頤楨轉告其同謀者說，起義計劃業已泄露，他們必須在尚未被捕時奪取該艦的指揮權。他們打開了武器櫃，取出槍枝，準備將軍官們集中起來。他們把鄧兆樣逼上艦橋，命令他將軍艦開走。鄧兆祥起初極力反對。反叛者限他在兩小時內做出抉擇。他們威脅說，如不從命，他們就要把軍艦炸掉。大約在夜間三點鍾，鄧兆祥同意啟航。於是，“重慶”號實施了燈火管製，駛離了錨地。
　　一駛到海上，解放委員會便向艦員們散發小冊子，通知大家他們將北上投奔共產黨，“尋求民主與自由”。水兵們此時準許上甲板。起義者不久發現，許多艦員不讚成起義計劃，因為他們的家屬仍然還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艦上有10名軍官組織了一個反起義集團，他們準備奪回軍艦。但是，“重慶”號在48小時之後駛抵煙台，共產黨陰謀分子將所有的銀元都分掉，新兵每人250元，老兵450元。輪機兵每人550元。在這種時刻這一舉動終於使得艦員們滿意了。
　　但在煙台時，一些頑固分子仍然繼續主張奪回軍艦。實際上，煙台是處在共產黨統治下，市長登上軍艦對艦員講話，並勸他們上岸。1949年3月2日，國民黨的偵察機發現了“重慶”號巡洋艦。艦員們焦慮不安，擔心軍艦可能遭到空襲。下午，國民黨的轟炸機首次發起攻擊，試圖炸沉該艦。反起義分子向解放委員會遞交了最後通諜，揚言如果16時軍艦還不準啟航、他們自己將開船。解放委員會向岸上的共產黨當局發出信號，要求派部隊登艦幫助鎮壓搗亂的人。信號發出後，軍艦開始駛向葫蘆島。

參加起義的部分“重慶”艦官兵

　　一天之後，“重慶”號駛進葫蘆島港，數千名共產黨的軍隊立即登上軍艦。軍艦在此地停泊了將近三個星期。在此期間，共產黨的政工人員緊張地改編艦員。3月19日，國民黨的飛機再次飛臨巡洋艦上空企圖炸沉該艦，但共產黨命令他們堅守崗位，以便對付國民黨的再次空襲。又一天過去了，有幾顆炸彈落在附近，未直接命中軍艦。3月21日，“重慶”號艦尾終於被一顆炸彈命中。大部分艦員棄艦逃命，共產黨軍事當局指示將軍艦鑿沉。所有的重要設備都打上了黃油，許多武器也都拆卸了下來。最後，軍艦沉沒了，艦員們被接上岸，遂被編入人民海軍的部隊。
　　與此同的，在南京的海軍司令部因“重慶”號事件正處於混亂之中。桂永清終於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他的指揮不統一甚至還會導致更多的軍艦叛變。所以，他召集了一次由各指揮官參加的會議，承認自己在判斷上的錯誤，特別是他沒有製止住由陸軍軍官掌管的各部門中的貪汙行為。他保證要立即進行改革。
　　桂永清對自己的錯誤的認識已為時太晚。共產黨的軍隊已準備渡過長江，奪取南京。當1949年4月20日共產黨軍隊準備渡江時，桂永清命令“官複原職”的邁阿密艦隊司令林遵率領海防第二艦隊沿江而上，阻止共產黨軍隊渡江。桂永清向林遵許諾，如果作戰成功，將授予他勳章和獎金，並任命他為海軍副總司令。林遵邀請桂永清隨他一同前往，但遭到拒絕。麵臨可能的被殲，林遵與艦隊中的其他軍官磋商後斷定，這次行動必將受到共產黨軍隊的夾擊，是一次無謂的犧牲。最終，整個海防第二艦隊(包括1艘驅逐艦、3艘護衛艦、1艘炮艇、5艘登陸艇和8艘小型輔助船)全部起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