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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方城之戰”——麻將牌

  自十九世紀中葉至今,一個半世紀以來,從大陸到海外華人社會最為流行的遊藝和賭博方式首推麻將牌。無論是繁華都市還是窮僻鄉村,到處都可以看到人們圍桌而坐,進行著激烈的“方城之戰”。在賭博文化中,麻將已經成為無人不知的“國賭”。

  麻將牌又稱麻雀牌、馬將牌。打麻將又叫“雀戲”。現在流行的麻將分為三門,即“筒”(又稱“餅”)、“條”(又稱“索”)和“萬”,每門都是從一到九各四張,另加“紅中”、“發財”、“白板”以及“東、南、西、北”各四張。有的地方還要加上“春、夏、秋、冬”或“梅、蘭、竹、菊”等花色,稱為“花麻將”。

  從麻將的形製上我們很容易發現,它同馬吊牌有著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馬吊牌分為四門,即“文錢”、“索子”、“萬貫”和“十萬貫”,很明顯,“文錢”就是麻將“筒子”的前身,“索子”便是“條子”的前身,“萬字”與麻將的“萬”除了圖案不同,已無什麽差別。“文錢”的“空沒文”其實就是麻將的“白板”。“半文”(即“枝花”)就是麻將的“發財”。隻是多了“十萬貫”一門。

  大約在清初,發現了一種馬吊牌的變種,是為默和牌。乾隆年間馬吊牌逐漸絕跡,默和牌繼續風行。它沿襲了馬吊的牌式,但去掉了“十萬貫”一門,剩下的“文錢”、“索子”和“萬貫”一律改為從一到九,另加三種“幺頭”。這樣,就向麻將牌邁近了一大步。

  默和牌先是每種牌由一張增加為兩張,共六十張。後來受骨牌“碰和牌”的影響,又增加到四張,共一百二十張。默和牌的基本打法是四人成局,每人抹十張牌,以三、四張同“門”之牌相連為一副,三張同色之牌也成一副,三副牌俱成者為勝。這與麻將的打法已經很接近了,隻是少了麻將打法中的那一對“將牌”。《紅樓夢》第四十七回中有一段賈母、薛姨媽、王熙鳳等人鬥紙牌的文字,有的學者認為她們打的就是默和牌。文中不僅出現了“二餅”這樣的麻將牌名,而且她們的打法和技巧術語都與麻將十分相似了,但默和牌仍然是紙牌形式。

  後來,人們又在“餅、索、萬”三門之外加進了“東、南、西、北”四種,並把三種“幺頭”改為“中、發、白”(又叫“龍、鳳、白”),牌的形狀材料也仿骨牌改為骨麵竹背。這樣,一種集紙牌和骨牌的形製、規則於一身的新牌種——麻將牌便產生了。據說,麻將的最終定型是在太平天國軍中完成的,徐珂的《清稗類鈔》有“叉麻雀”條雲:

  粵寇起事,軍中用以賭酒,增入簡化、索化、萬化、天化、王化、東南西北化,蓋本偽號也。行之未幾,流入寧波,不久而遂普及矣。

  這一傳說很可能是附會之辭,不過,麻將牌最初確實流行於浙江的寧波一帶,時間也正當清道光、鹹豐之際,也就是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

  麻將最初叫做“馬將”,有人認為就是“馬吊”再增加“東西南北”四張“將”牌而得名(見杜亞泉《博史》)。又稱為“麻雀”,則是“馬吊”一詞的音轉,在它的發源地江浙地區,人們稱鳥類為“刁”(讀去聲),可見,“麻雀”即是“馬吊”,也可以從語言學上得到證明。至今,廣東、香港地區的一些漁民仍然將麻將稱為馬吊。

  麻將的戰術、變化十分複雜有趣,但基本打法卻很簡單,容易上手。打麻將須四人成局,輪流坐莊,每局開始時,莊家用兩粒骰子擲出點子以決定從何處抹牌,然後每人抹牌十三張,莊家多抹一張,以便打出。接著從莊家開始依次打牌、抹牌、吃牌、碰牌,稱之為“行張”。先將自己的牌湊成四組零一對者勝,稱為“和”。每組牌為三張,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稱為“坎”,即三張同色之牌,比如三張“發”、三張“東”或三張“七萬”等。另一種叫做“成”,是同一門點數相連的三張,如“三、四、五萬”,“七、八、九筒”等等。一副對子也叫做“將牌”。

  由於麻將形製複雜,每副和成的牌也都麵目各樣,各不相同,按照各種規則和慣例,人們把各種特定的排列組合分為不同的等級,一般稱之為“番”,每副牌番數越多,勝者所獲也越多,是為“大牌”。常見的大牌有以下幾種:一副牌全為一門,稱為“清一色”;一副牌裏“中、發、白”三種全部成“坎”,叫做“三元會”,“東、西、南、北”四種都成坎或成對的牌,叫做“四風會”;每組牌都有“幺”(一或九),一對將牌也為“幺”,叫做“全幺”。不過,大牌並不常見,通常出現的都是番數較少的雜牌,番的規定各地不盡相同,比較流行的如:將牌為“二、五、八”者有一番;全副牌成坎者為“對對和”,有三到四番;相反,無一組成坎者稱為“平和”,也有番;整副牌全無“幺”者稱“斷幺”,有番,而每組牌者都有“幺”,就是“全幺”了。可見,由於具體組合不同,各種牌都無所謂好牌或壞牌。這就使麻將牌顯得複雜多變,趣意十足,引人入勝。

  《清稗類鈔》的“賭博類”中抄錄了一首“麻雀詩”,現節錄如下:

  麻雀何難打,隻求實者虛。逢和須要算,死聽不為輸。三項家家大,雙風對對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豬奴。今日贏錢局,排排對子招。三元兼四喜,滿貫通全幺。花自杠頭發,月從海底撈……勒子看人倒,病張攤我拈。四圈輸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連連吃,頭兒屢屢拿。不愁輸得苦,明日早來些。

  從詩中記載的當時流行的牌式花色和打牌術語來看,一個多世紀以來流行的麻將打法並未發生重大變化。

  從清朝同治到光緒年間(19世紀70年代),麻將由江浙閩粵沿海地區傳到北京、天津地區,隨即迅速擴散至全國。由於它具有很強的娛樂性和刺激性,又極易入門,所以很快就得到人們的廣泛接受。當時中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慈禧太後葉赫那拉氏就是一位麻將迷。據《清稗類鈔》“賭博類”記載:

  孝欽後(慈禧)嚐召集諸王福晉、格格博,打麻雀也。慶王(奕劻)兩女恒入侍。每發牌,必有宮人立於身後作勢,則孝欽輒有中發白諸對,侍賭者輒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慶賀,輸若幹,亦必叩頭來孝欽賞收。至累負博進,無可得償,則跪求司道美缺,所獲乃十倍於所負矣。牌以上等象牙製之,闊一寸,長二寸,雕鏤精細,見者疑為鬼斧神工也。

  這樣的牌局,已不是普遍的賭博或消遣,而是一種變相的行賄受賄。有人說,晚清的吏治已經腐敗得無以複加,於此場景中也可見其一斑。

  紫禁城中的太後、妃嬪、福晉、格格喜歡打麻將,紫禁城外的王公貴族、將相大臣、八旗子弟以及遍及中國的官僚、士大夫、商人、市民也大多喜愛此道。無論豪門巨富還是普通人家,平日邀親朋好友叉叉麻將消遣娛樂,每逢婚喪喜慶更是大開雀局,麻將成了民間極普遍的娛樂活動,也成了賭館招徠賭客的重要手段。在香港,麻將館以俱樂部的名義招徠人們打麻將賭博,老板以入場費代替頭錢,入息頗豐,而且躲避了禁賭條例的取締,百餘年來一直是香港惟一“合法”的賭博業。其原因之一就是當地官方和民間都認為打麻將是一種傳統娛樂,不應該當做賭博加以取締。

  講究雅趣的士大夫們對麻將也是“情有獨鍾”。晚清士大夫的冶遊,有“看花”與“看竹”之說,“看花”是狎妓,“看竹”就是打麻將。此說的由來是起於麻將牌的竹背,又寓有蘇東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之意,即“不可一日無此君”,其迷戀程度之深,恐怕遠勝對於昔日的馬吊牌。當時許多的名士如珍妃姊妹的老師文廷式,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大才子梁啟超等人都酷愛打麻將,梁任公一生又以報人知名,據說他的許多著名社評,都是在麻將桌旁口授而成。

  考察了麻將牌的形成和流行曆史,我們可以說,麻將被人稱為“國賭”,實在是名下無虛。這不僅在於它的廣泛流行,還在於它是千餘年來中國主要博戲流派的集合體。這個時期最為流行的骰子、骨牌和紙牌的主要內容和形式都十分巧妙地集於麻將一身,使它至今仍然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有鑒於此,我們可以說,麻將實在是中國古代博戲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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