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賭博習俗

9、無聲落葉蕭蕭下——葉子、馬吊、紙牌

　　在《金瓶梅》、《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和流傳至今的清代年畫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生動的鬥紙牌場麵，參與此中的人員也十分廣泛，上至老太太、老爺、太太，下至家丁、仆婦、丫環，似乎都十分熱衷於這類賭博遊戲。

　　紙牌又叫“葉子”，鬥紙牌又稱為“葉子戲”或“鬥葉”，它最早起源於唐代。據清人趙翼《陔餘叢考》考證：唐同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裏，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又引馬令《南唐書》雲：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謂葉子“即今之紙牌也”。趙氏由此而得出結論：“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蓋沿其式而易其名耳。”時至今日，國內不少地方（如揚州）仍然將紙牌稱做葉子，稱鬥紙牌為“玩葉子”。

　　唐代葉子的具體形製、規則已無從得知了，留下的隻是有關它起源和流傳的種種傳說。

　　宋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卷九《雜錄》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

　　用拆字的方法把“葉子”二字說成是“二十世李”，影射唐朝李氏可傳二十世，這與東漢流行的“讖緯之說”頗為相似，也類似於明末流行的《推背圖》一類讖言。再把它附會於唐代著名的天文、曆算學家一行大師，使它更加玄乎其玄，其為牽強附會，一望可知。

　　下麵的另一種說法恐怕也屬杜撰：

　　世傳葉子，晚唐婦人也，撰此戲。

　　——清·褚人獲《堅瓠十集》卷一

　　宋人歐陽修對此另有說法：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雲，因人有姓葉號子清（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此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製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數難卷舒，故以葉子寫之……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

　　——《歸田錄》卷二

　　歐陽修此說比較有說服力。照他的解釋，所謂葉子，原先不過是一種狹長的紙片，有如今天的卡片。唐以前的書籍，都是卷軸形式，文人書籍太多，不易檢索，就在每個卷軸後麵附一紙片，寫上書名或內容大意，是為葉子。唐代流行骰子戲，骰子格名目繁多，有人便將它們一一記在葉子之上，以備檢索，時人稱為葉子格。用葉子格進行的遊戲稱為葉子戲。

　　葉子戲有兩種，其一是用於行酒令。《歸田錄》和《澠水燕談錄》都有“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的說法。正如後人所說，“葉子行觴，歡場雅事也。”（《安雅堂觥律·跋》）唐代的葉子戲到北宋時便逐漸失傳，而新的葉子戲又不斷問世，其形製、花樣也不斷翻新，流傳至今的尚有不少，著名的如明代陳老蓮的《水滸葉子》和《博古葉子》，這種酒令葉子又稱為葉子酒牌。

　　另一種葉子戲就是用葉子來進行的博戲，這類葉子可以叫做博戲葉子。一九7五年，德國學者馮·柯克博士在新疆吐魯番的一座古墓中發現了一張博戲葉子，這張已知存世最古老的博戲葉子現收藏在柏林一博物館中，據考證，它產生的年代不會晚於公元十一世紀，也就是北宋前期。按吐魯番遠離中原社會，博戲葉子流傳到此，決不會是在它最初產生的時代。它必然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流行過程，得到比較廣泛的接受之後，才有可能離開中原社會向西流傳。由此，我們可以做如下的推測：葉子博戲開始流行的時代，最遲不會晚於公元十世紀，也就是唐末五代時期。

　　北宋中期以後，葉子博戲在漢人中漸漸絕跡了。李清照在《打馬圖序》就說：“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傳者。”然而在北方的遼國，葉子戲卻得到包括皇帝在內的大眾的喜愛而廣為流行。據《遼史》記載：

　　（應曆）十九年春正月，甲午，（遼穆宗）與群臣為葉格戲。

　　自遼以後，葉子在北方民間甚為流行，金、元時期更甚。據顧炎武《日知錄》記載，元世祖時曾一度加以禁止，規定“犯者流之北地”。但是此禁令的效果皆微。葉子戲繼續流行，終於在明清時期成為社會上最為盛行的博戲。

　　明清時期流行的博戲葉子有兩大類，一類很簡單，幾百年來基本沒有變化，這就是印有骨牌圖案的紙牌。南宋以後，骨牌廣泛流行，但它體積較大，製作不易。後來，人們便將骨牌的圖案印在葉子上，一直流傳至今。這種紙牌西方人把它稱做“Chinese domino cards”，意思為“中國多米諾紙牌”（“多米諾”是英文“骨牌”的意思）。保存至今的清代紙牌，兩頭印著相同的骨牌點子，中間的空白處印有人物或花卉圖案，最常見的是各種戲曲和《水滸》人物。這些圖案純粹是為了裝飾，與牌的內容並無聯係。

　　每種紙牌的內容和名稱與相應的骨牌完全相同，如重六又叫天牌，重幺也叫地牌，重四也叫人牌等等。每種牌的張數都增加到四，共為八十四張，較之骨牌的三十二張增加了一倍半。像骨牌一樣，它也有許多種玩法。如成都地區流行的“亂撮”，與骨牌的“打天九”很相似。另一種流行的玩法叫“鬥十四”，參加者一般為四人，每人先抹十五張牌，然後依次出牌抹牌，他人出的牌，如本人手中有“對子”，可以“碰”下，稱為“坎”。如下家手中的牌可與上家出的牌點數相加為十四，則可將這張牌“吃”下，例如天牌可以吃地牌、虎頭可以吃釘子、八點可以吃六點等等。最先將手中的牌全部碰成“坎”或湊成若幹副十四點者為勝。其餘各家將按事先約定的金額付錢給贏家。

　　由於印刷術的廣泛使用，這種紙牌被大量製作，廣大下層市民即使無力購買骨牌，也可以擁有這種價廉的紙牌。清代後期，麻將牌風行天下，但紙牌並未消失，同樣盛行不衰。不過，麻將牌主要流行於官僚、士大夫、商人和較富裕的市民之中，紙牌則主要流行於下層社會。因此，有人稱麻將是牌戲中的“雅士”，而紙牌則是博戲中的“俗人”。

　　骨牌葉子從材料來看屬於紙牌，但從內容來看隻不過是骨牌的簡單摹仿，因此，在整個博戲發展的係統中並無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真正在博戲發展中異軍突起，別開生麵的是紙牌的另一個大類，也是它的主流部分，這就是馬吊牌係統。

　　所謂馬吊牌係統，是指以馬吊牌為代表的一大類紙牌博戲，它包括馬吊牌、鬥虎牌、默和牌和碰和牌，後來又融合了骨牌的形式而演變為麻將牌。由此可見，這一類紙牌對於近幾百年以來中國賭博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也是其他博戲所不及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馬吊牌做一番詳細的研究。

　　馬吊牌產生於明代。小說《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就有潘金蓮與王潮兒鬥馬吊牌的描寫。一般認為《金瓶梅》一書寫作於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7），由此推衍，馬吊牌的產生不會晚於明中葉。從現存於世的明末清初的馬吊牌來看，所印圖案與前述一九7五年發現於吐魯番的古葉子頗多相似之處，二者之間應當存在一脈相承的淵源。由此可以認為，馬吊牌雖然產生於十五世紀，但它的前身早在十世紀或更早就已經問世，並且向西方流傳了。

　　關於馬吊牌的得名，有兩種流行的說法。一說稱，馬吊又名“馬掉腳”。打牌時，必須四人共玩，分為四方，各自為戰，若缺一人就像馬失一足一樣，不可行，故名“馬掉腳”。（見汪師韓《葉戲原起·敘》）然而，馬吊牌不僅四人能玩，三人、兩人同樣能玩，於是又有一種說法由此說而衍生：四人玩，叫馬吊，因為馬四條腿；三人玩，叫蟾吊，因為傳說蟾有三條腿的；兩個人玩，叫梯子吊，因為梯子隻有兩條腿。（見《金瓶梅鑒賞辭典》第三7二頁）

　　另一說法是由馬吊牌本身的形製而產生的。此說認為，“馬”是籌馬之馬，“吊”是提取之意。中國古代有一種雅戲——投壺，遊戲時要“為勝者立馬”，馬成為勝利的象征。在各種博戲中，則有籌作為計算輸贏的工具。以後，籌、馬二字相混，都成為標誌勝負輸贏之詞。到了唐宋以後，人們用紙片為馬，上麵用文字或圖案標明賭博者輸贏金錢財物的數目，後來人們索性直接用這些“紙馬”來進行遊戲或賭博，因為它是紙片，故也叫做“葉子”。所謂“馬吊”，即是以紙製之馬互相提取，馬大的提取馬小的，也就是“以大擊小，以多勝少”之意（見杜亞泉《博史》）。這種說法解釋了馬吊牌的形製和規則，比前一說似乎更有道理。

　　事實上，從馬吊牌身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流通貨幣——銅錢和紙幣——“交子”、“會子”的形象。

　　馬吊牌一般寸許闊，三寸長，用裱好的幾層厚硬紙印成。背麵黑色或絳紅滿花，都是“方勝”或“蛀字”等細碎花紋，圖案完全相同，有如今天的撲克牌。每副牌共有四十張，分為“文錢”、“索子”、“萬字”和“十字”四門。

　　“文錢”門共有十一張牌，它們分別是空沒文、半文和一至九文，其中以空沒文一張為尊，牌麵空白，頂上印有“尊空沒文”四字，因此又稱為“空湯”。半文一張上繪花枝果實，又稱為“枝花”。一文至九文上分別印有一至九枚銅錢的圖案。

　　“索子門”共九張牌，即一索至九索，以九索一張為尊。索是繩索之意，古時用繩索穿錢，一千文錢穿為一索，又叫一串或一貫。所以幾索便是幾串錢之意。每張牌上分別印有從一到九串銅錢的圖案。

　　“萬字”門也是九張牌，即一萬貫至九萬貫，以九萬貫為尊。每張牌頂處寫著“×萬貫”的字樣，中間的空白處分別繪著一位《水滸》人物，他們是：雷橫（九萬貫）、索超（八萬貫）、秦明（七萬貫）、史進（六萬貫）、李俊（五萬貫）、柴進（四萬貫）、關勝（三萬貫）、花榮（二萬貫）、燕青（一萬貫）。

　　“十字門”共十一張牌。同“萬字門”一樣，也繪有水滸人物，分別為：宋江（尊萬萬貫）、武鬆（千萬貫）、阮小五（百萬貫）、阮小七（九十萬貫）、朱仝（八十萬貫）、孫立（七十萬貫）、呼延灼（六十萬貫）、魯智深（五十萬貫）、李逵（四十萬貫）、楊誌（三十萬貫）、扈三娘（二十萬貫）。其中百萬貫又稱“百老”、千萬貫又稱“紅千”、萬萬貫又稱“萬勝”。

　　馬吊牌的形製，反映出宋代以下商品經濟繁榮，金錢和商品對社會文化的巨大影響。宋以下風靡於世的話本小說就有許多反映商人市民生活，宣揚發財致富的主題內容。而在賭博文化之中出現這種與前代迥然不同的，赤裸裸地用整套貨幣形象來表現的博戲，也正表現了這種社會心理和趨向。從空沒一文到萬萬貫，人生的追求、地位和名望，既倚仗財力，又表現在金錢的積累上。有錢便可勝過他人，慧者得利以興，愚者因利以亡。至於在牌上繪有宋江等水滸人物形象，既反映了當時通俗文學的巨大影響，也反映出人們對勇敢忠義行為的敬仰。因此，可以說一副馬吊牌是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麵要素的集中反映。

　　據明人潘之恒《葉子譜》所言，馬吊牌的玩法大致如下：

　　馬吊以軍令行之，法分四壘……各執其八而虛八為中營，主將護之……選將以盧卜（即擲骰），植幟於壇，而三家環攻之。

　　以此看來，打馬吊是以仿軍令為鬥牌之法，四人鬥牌，每人為一壘。四人輪流抹牌，每人八張，餘八張為中營，類似今天“打百分”的底牌。眾人用投骰子來舉出“主將”，類似後世的“莊家”，主將可以支配“中營”的八張牌。其他三人則聯合為一家，共同與主將鬥。鬥牌的原則是以大擊小，牌的大小以“十字”、“萬字”、“索子”、“文錢”為序，由大漸小，隻有“文錢”一門是以小管大。在鬥牌的過程中以己方的牌與他人的牌湊成各種名目的“色樣”以論勝負，“色樣”的名目繁多，有“鯽魚背”、“雙疊”、“例卷”等等，不一而足。

　　據《葉子譜》所雲，馬吊牌最初起於江蘇昆山一帶，明萬曆、天啟年間流行南北各地，打法又各有異同，北方流行的稱為“京吊”、南方流行的稱為“吳吊”。上述潘氏所雲，大概就是“吳吊”之法。

　　馬吊牌變化繁多，有很強的娛樂性，故盛行不衰，尤其得到士大夫的喜愛，還給它取了一個雅號叫“無聲落葉”。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之熱衷馬吊牌，竟然到了如癡如狂的境地。據當時人申涵光《荊園小語》雲：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吊牌，始於吳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雲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哉。

　　曆數各個朝代士大夫賭博活動，這種“熱情”大概要算空前的了。

　　到了清代乾隆年間，馬吊牌逐漸絕跡。在此之前，它的一個改良品種——默和牌已經悄然而興。後來，默和牌同骨牌的形製和規則進一步交融，便演變成為風行大陸和海外華人社會至今，被稱為“國賭”的麻將牌。為了敘述方便，詳細情況且待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