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16章 孟什維克的路線

　　蕭文泉

　　中國革命開創的時候，造反的知識分子喜歡使用許多蘇俄新名詞，例如“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等等，不一而足，常常使不入門的人一頭霧水，根據地的農民們還以為“蘇維埃”是一個姓蘇的大官的名字。然而對於革命黨人，這些詞都有性命攸關的重要性。長期以來，蘇聯黨的名稱後一直附著個“布”字，明示與“孟什維克”的區別，受《聯共（布）簡明黨史》的影響，在中文裏這兩個名詞也褒貶明確，隻有忠貞堅定的革命者才配得上稱布爾什維克，墮落邪道的就是孟什維克。斯大林時代出產的那些所謂的“紅色經典”更讓百姓們愛憎分明，布爾什維克是好人，孟什維克是奸賊。雖然由於時代關係，中國共產黨內隻曾跟著斯大林大抓嚴捕“托派”而似乎沒有開展過反“孟什維克”的運動，但是在我們的理論文章裏和正式史書裏將“孟什維克”作為黨內反動派的別號，卻是屢見不鮮的。

　　那些背著惡名的孟什維克到底是些什麽樣的人呢？曆史書上都解釋說，“孟什維克”是俄語“少數派”的意思，而“布爾什維克”則是“多數派”的意思，典故出自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為建黨原則而進行的一次爭論，列寧的正確路線獲多數代表的支持，成了多數派，而錯誤路線隻得到少數人的支持，故稱他們為孟什維克。這次代表大會是一九〇三年七八月間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的，說是代表大會，參加者也隻有幾十個人，都是流亡者。分歧出現在如何寫黨章第一條的問題上，即什麽樣的人能算黨員。其實，討論中誰也沒有把這個條款太當一回事，對兩個草案的區別更沒有什麽理論上的考慮和闡述。列寧主張黨員標準嚴格一點，馬爾托夫則認為要寬鬆一點。列寧的建議得到了采納，他的這個多數派實際上也隻比反對意見多四票而已。據與會者的回憶，當時黨內在許多問題上雖有不同意見，但是各人之間並沒有深刻的和全麵的立場和觀點上的分歧，黨是一個非常小的黨，大家都信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上的共同點大大超過不同看法。後來黨壯大了，卷入國內政治事務深了，互相之間也分歧大了。理論家們和曆史學家們才把許多思想內涵追加到那次代表大會上的討論中去，演繹出了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而且蘇聯黨越強大，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之間在政治思想和理論上的對立的闡述越深入。這頗有點像中國古史上的所謂“層累地”建立的模式。政治正統的確立需要一個創世神話，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孟什維克主義之間兩條路線鬥爭的說法恰好適合了這個需要，所以革命勝利後列寧會說，如果我們沒有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戰勝孟什維克，那麽我們也無法在一九一七年贏得革命。實際上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產生的派係更主要是按人事分的，進入了《火星報》編輯部的人和沒能進的人之間的區分要更加重要得多。同是《火星報》編輯的列寧和馬爾托夫，雖然後來一個是布爾什維克的首腦，一個是孟什維克的領袖，兩人之間原來的關係卻是相當密切的。分裂發生後許多黨員都驚訝萬分，托洛茨基稱之為“晴天霹靂”，沒參加大會的黨員們在會後想從代表們那裏弄清楚分裂的原因，卻發現兩派在政治立場和觀點上實在沒什麽區別，於是大家就按照個人關係的親疏來選擇陣營。這樣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個派係由此形成了。

　　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雙方都作過努力要團結起來，一九〇六年在斯德哥爾摩共同舉行過團結的大會，他們之間在政見上並沒有截然的區別，而且兩個派別內部還有許多不同的政治立場和見解，並沒有後來意識形態專家們所說的純一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孟什維克主義。對俄國國內問題，兩派內部有許多立場其實是非常相似和重合的。特別是孟什維克的左翼常常和布爾什維克的右翼具有相同的觀點，例如一九〇九年普列漢諾夫領導的孟什維克左翼和列寧支持的布爾什維克右翼就聯合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左翼抵製杜馬的立場。在工人階級自發革命性問題上，在是否與工會合作的問題上，在應該不應該參與杜馬的問題上，一會兒布爾什維克采用了原來是孟什維克的立場，一會兒孟什維克采取了原來是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在都參加了杜馬後，各自的成員在杜馬裏也能密切合作一致對外。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布爾什維克主張建立臨時政府，並要參加進去，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則是孟什維克主張建立臨時政府並參加進去。兩派互相間的指責也一樣，都說對方是分裂主義、小團體主義、機會主義、背離工人階級等等。最說明兩個派別的一致性的是，盡管他們各自獨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他們都處於同一個黨內，都還遵循著一九〇三年大會通過的黨章，孟什維克派在一九〇七年還投票通過了那個造成最初分裂的黨章第一條。

　　但是，政治曆史告訴我們，因個人恩怨和利害關係而造成的分裂要比由思想不同造成的分歧更難以彌合。盡管基層黨員們很厭惡那些上層知識分子之間的吵鬧，這促使領袖們不時做出要團結起來的姿態，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依然互相對立。為了取得正統的地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兩派轉向國外的同誌們，期望自己而不是對方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認可和支持。首先當然要爭取當時國際共運的精神領袖考茨基的舉足輕重的支持。考茨基開始一直拿不定主意，他既為俄國人互相攻擊所用的惡毒語言而震驚，更覺得他們所爭論的問題無甚意義。和其他關注俄國問題的國際社會主義領袖一樣，他認為從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利益出發，最重要的是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這樣他決定由社會國際執行局出麵在布魯塞爾召開俄國黨所有派係的會議，以實現全黨的團結。孟什維克積極參加，但是布爾什維克的表現令人失望，列寧沒有出席會議，布爾什維克最後拒絕接受會議的團結決議。這樣，在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眼裏，布爾什維克顯然應該負分裂的罪責了，這也埋下了以後列寧從第二國際脫離出來建立第三國際的根子。

　　一九一四年布魯塞爾會議後布爾什維克的處境相當不妙，無論在國內國際都非常孤立。是俄國革命救了布爾什維克。突然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俄國國內的形勢驟變，麵對戰爭，布爾什維克內和孟什維克內都有反戰的國際主義者和支持戰爭的衛國主義者。和以前一樣，派係的區分不是按政治立場而是依照人事的從屬。當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爆發革命時，布爾什維克在國內的力量遠不如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是當時俄國最強大的政黨，輕易地取得了革命後成立的彼得堡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領導權，並和社會革命黨一起主導了彼得堡的蘇維埃。按照他們對革命性質的認識，作為社會主義者的孟什維克不出麵執政，他們任命了一個由開明進步的資產階級人士組成的臨時政府。這個政府完全依靠孟什維克主導的蘇維埃支持才能統治。勢單力薄的布爾什維克根本無力反對，他們讚同孟什維克的政策，支持孟什維克組建的臨時政府，同意孟什維克頒布的和平宣言。當時從基層到中央，兩派合並的呼聲高漲。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在一九一七年三月，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已經走到了孟什維克的大門口了。

　　如今隻是曆史的一個注腳的孟什維克當時顯然正把握著曆史的龍頭，如果孟什維克能夠把這個勢頭保持下去，俄國的曆史以至世界的曆史都會完全不一樣。但是曆史是充滿了難以預測的偶然性的，一九一七年彼得堡街頭的形勢瞬息萬變，漸漸地布爾什維克的運氣開始扭轉，逐步地擴大了影響力，而主張武裝起義的列寧這時也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回到了彼得堡。科爾尼洛夫將軍的叛亂給了布爾什維克一個天賜良機，叛亂被鎮壓下去後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在彼得堡蘇維埃裏占了多數席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托洛茨基成了蘇維埃主席。最後在武裝的工人和起義的士兵的衝擊下，布爾什維克從臨時政府那裏奪得了政權，這就是十月革命。

　　從二月到十月，孟什維克從權力的高峰跌到了深淵。在被放逐的漫長日子裏，他們不免要反思曆史的教訓。到底什麽原因使得布爾什維克取代了他們成為新政權的主人？理論家們和曆史學家們提出了種種解釋，這些解釋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有的說是因為孟什維克太教條不靈活；有的則相反認為是孟什維克沒原則過分妥協：有的把他們的失敗歸咎於他們對民眾的害怕；有的則指出孟什維克領袖們當時隻防備反革命的叛變，沒有注意來自左翼的危險。曆史決定論者肯定地說曆史規律決定了布爾什維克將勝利，而道德論者則相信，是因為孟什維克往往受道德信條的約束，他們的行為光明正大，而布爾什維克則背信棄義，無所顧忌，當然會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勝出。解釋的多種多樣或許也說明了一九一七年彼得堡的這場一日三變的大戲的進程裏本來就偶然性超過了必然性。

　　解釋曆史是痛定思痛時的事，十月革命後孟什維克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在新政權下生存的問題。新的蘇維埃政府是由同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同為社會主義者、理論上還是同一個黨的昔日同誌執政的，他們卻又是長期的敵對者。孟什維克領導人認為最主要的危險還是來自於反革命複辟，最重大的任務還是要維護社會民主革命的聲譽，即便這意味著間接地支持布爾什維克。他們決定堅持進行合法鬥爭，決不轉入地下。盡管馬爾托夫、唐恩、阿布拉莫維奇等孟什維克領導人在一九一八年就被逐出了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還是蘇維埃的成員，他們利用蘇維埃這個講壇發表自己的政見，對布爾什維克的政策進行批評。孟什維克把自己看作是蘇維埃製度內的反對派。由於不少布爾什維克也認為蘇維埃應該是一個政治辯論的場所，許多地方蘇維埃主席還邀請和歡迎孟什維克的代表來發表反對意見。在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裏，孟什維克發出了新體製下唯一聽得到的反對派聲音。當內戰結束後外國工人代表團和兄弟黨代表團絡繹來訪新生的無產階級國家時，布爾什維克政府還非常樂意讓孟什維克出場參加接待，以顯示新政權的民主風範。

　　如果曆史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孟什維克可能會成為像英國議會裏的“忠誠的反對派”一樣的一個合法的反對黨。

　　但是這種資產階級議會的兩黨製完全不合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口味。契卡早已開始找孟什維克的麻煩了，以種種借口封閉孟什維克機關，逮捕和審判孟什維克黨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鎮壓目標是孟什維克的出版物。敖德薩市的一場對孟什維克期刊編輯的審判結果引起了工人們的示威，在哈爾科夫的另一場類似的審判也因為工人的抗議而中斷。最有名的官司是斯大林控告馬爾托夫汙蔑罪。審判結果是法庭譴責馬爾托夫對蘇維埃政權不尊重，但是也沒有判斯大林得勝，理由是他的案子超出了法庭的權限。那時是一九一八年。

　　很快地，孟什維克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列寧公開把孟什維克稱為是最危險的敵人，托洛茨基把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反對者都稱為孟什維克。契卡鎮壓孟什維克的工作一直在繼續，盡管從法律上來說孟什維克還是一個合法的組織，契卡總有理由逮捕孟什維克把他們送進蘇維埃監獄。幸虧契卡的最高領導捷爾任斯基對孟什維克的一些成員不無好感，吩咐手下善待孟什維克囚徒，所以孟什維克在獄中倒沒有受什麽虐待，有的還高興坐牢，因為在牢裏吃得比外麵好。

　　到了一九二一年，布爾什維克不想再聽到孟什維克的反對聲了，他們決定使用沙皇的老辦法，流放孟什維克到遠離城市和火車站的荒涼地區去。四十五名孟什維克絕食抗議，孟什維克領導人唐恩提出，沙皇政府還讓革命黨囚徒在國內流放和國外流放之間做選擇，蘇維埃政權至少不能做得比沙皇差吧。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局就此投票，以僅僅一票的多數決定讓步，接受唐恩的建議。於是孟什維克們都從監獄裏放了出來，準備流亡。

　　唐恩自己原來是選擇國內流放的，但是他回到莫斯科以後看到蘇聯國內每下愈況的政治經濟形勢，改變了主意，選擇流亡國外。布爾什維克政權希望他們在即將到來的莫斯科蘇維埃選舉前盡快離開，國家給每個選擇出國流亡的孟什維克十三美元和蘇聯護照。孟什維克黨中央實際上非常不希望它的黨員離開蘇聯，但是當時蘇維埃政府答應流放者在一兩年內都可以回國，因此不少人就走了，打算很快就能回到一個恢複正常的祖國來。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就再無回鄉路，而留下的人的命運更慘，所有選擇在蘇聯國內流放的孟什維克後來都被斯大林槍斃了。

　　對於孟什維克領袖們來說，流亡海外不是什麽新經曆，在沙皇時代他們常常遭此懲罰，隻是現在是他們為之奮鬥的革命成功了五年以後又踏上流亡之路。沙皇時代的流放都有一個期限，這次他們也滿心以為流亡日子不會太長。和流亡的白俄不一樣，他們等待的不是蘇維埃政權的垮台，他們期待的是政治形勢的正常化，使他們可以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在蘇維埃體製裏活動。開始的時候，國內的形勢好像也真的在好轉，蘇共第十大開始了重大的政策轉變，戰時共產主義被新經濟政策所取代。這新經濟政策不就是孟什維克多年來一直主張的國內經濟政策嗎？在一九二〇年的第八次蘇維埃大會上唐恩還和列寧就經濟政策發生激烈爭論，列寧痛罵唐恩提出的搞活經濟的政策是投降，現在他自己要推行了原先唐恩提出的政策。蘇維埃的新經濟政策和孟什維克一九一九年的政綱裏的經濟政策基本一樣，這使得孟什維克的機關報評論說，他們現在在做我們三年來一直在教他們做的事。而有的孟什維克甚至指控布爾什維克是利用契卡沒收的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文件來製訂他們的經濟政策。

　　盡管政策立場上兩派沒什麽差異了，莫斯科方麵對於這個反對派的態度還是沒有任何緩和的跡象。所有流亡的孟什維克都珍視和祖國的聯係，他們定期地更新自己的蘇聯護照，期待著有一天能回國。這個希望不久也徹底粉碎了。一九三二年蘇聯政府宣布注銷孟什維克流亡者的蘇聯護照，取消他們的國籍。孟什維克抗議說他們的護照不是斯大林政府發的，所以斯大林無權勾銷他們的蘇聯國籍，但是這樣的抗議當然沒有任何用，孟什維克由此注定要在他鄉長住了。在這之前斯大林還組織了一場對孟什維克的審判，這個審判完全是個鬧劇，因為孟什維克領導人都在國外，被法庭審判的被告實際上都不是孟什維克，都是一些曾經參加過孟什維克的老布爾什維克，早就和孟什維克沒有關係了，被告們大多是在國家的經濟部門擔任重要職務的經濟學家。國家檢察長控告他們怠工和破壞蘇維埃經濟，他們也像類似的審判中的被告一樣，完全承認控告他們的罪行，得了重刑。觀察家們猜測，斯大林安排這個審判，是假打擊孟什維克為名，為他將要推行的災難性的經濟建設總路線掃清障礙。

　　流亡在海外的孟什維克無法影響國內的政治了，他們能做的工作最後隻剩下一項：編輯出版《社會主義通報》。這份期刊是他們剛到國外時為了交流情況而決定出版的。當時是作為一個臨時措施來實施的，因為他們在蘇聯國內的報紙被封了，這在他們看來是一個很快就會被糾正的非常情況。不料非常成了常態，創辦的編輯和最早的讀者都想不到，這份期刊居然會連續出版四十五年，成為證明他們的存在，顯示他們黨的團結以及保持和蘇聯國內的聯係的首要象征，也是後人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立場的主要來源。

　　孟什維克的《社會主義通信》的內容大多是報道和分析蘇聯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顯然他們有一個來自蘇聯內部的信息渠道，而且這些信息都相當及時和準確。即便是反對詆毀孟什維克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通信》披露的消息都很可信。例如，早在一九二四年《社會主義通信》就發布了列寧遺囑的內容，由於這份遺囑嚴厲批評斯大林，當時許多人還懷疑是孟什維克在造謠。三十二年後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公布了列寧的遺囑，這才清除了遺囑真假的疑問。今天的曆史學家們核對下來，《社會主義通訊》在二十年代所刊布的有關蘇聯領導層的內部鬥爭的所有文件都是真實可靠的。但是直至今天，我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從蘇聯國內給孟什維克提供消息。

　　盡管孟什維克被蘇聯的宣傳機器宣布為共產主義事業最凶惡的敵人，他們並沒有改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追求。馬爾托夫曾經申言，孟什維克決不參與任何企圖以強力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這就是所謂的“馬爾托夫路線”，被驅逐出蘇聯後的二十多年裏，孟什維克一直遵循著這個路線。考茨基是他們流亡德國時的依靠，也是他們非常尊重的理論家，但是在涉及蘇聯的政治問題上他們並不苟同考茨基。考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早已完全墮落成一支和法西斯不相上下的反革命力量，應該號召全蘇聯各階級的民主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反動統治。孟什維克覺得不能同意這個論點，他們以為還是要以工人階級為基本力量來推進革命，他們也不認為蘇聯的工業計劃和農業集體化導致了新的階級變化。孟什維克和考茨基論爭，倒不是他們對斯大林還有什麽幻想，隻是他們對蘇聯國內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考茨基不同。

　　在國外流亡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希特勒法西斯在歐陸日漸囂張，孟什維克被迫從德國轉移到法國，最後逃亡到了美國。曆盡艱險的孟什維克國外代表團（他們堅持認為自己是一個根在國內的政黨，流亡的領導人稱自己是黨派往國外的代表團）成員大多終老新大陸。孟什維克領導人都沒能在生前看到蘇聯的滅亡，最後一名代表團成員死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那時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正在開始解體。隻有幾個比較年輕的孟什維克親眼看到了蘇聯的終結，但是新生的俄羅斯已經完全是麵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