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14章 誰是告密者：舒蕪？胡風？

　　舒簾

　　“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離一九八八年黨中央最後一次為胡風徹底平反也已過去了二十多年，我原以為，舒蕪同胡風之間的恩怨已經平息。因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許多涉案人士的回憶文章，以及作家、學者的專著和論著，盡管對他們之間的恩怨產生的原因多少有些不同的認識和議論，但也沒有引起多大的波瀾，應該說已塵埃落定。

　　可是，最近我讀到一篇題為《舒蕪胡風恩恩怨怨俱往矣》的文章，作者周筱。猛一看文章的標題，作者似想表明自己的觀點：舒蕪、胡風之間的恩怨隨著時代的發展已經過去了，今天我們要向前看。如果作者是出於這種願望，我非常讚同。當我讀完文章後，卻感到迷茫。因為，這篇文章的具體內容，作者所表達的，恰恰不是“舒蕪胡風恩恩怨怨俱往矣”，而是重新挑起他們之間誰是誰非的論戰，甚至要把“告密者”的帽子從舒蕪頭上摘下，然後戴到胡風頭上，似乎隻有這樣，才符合當時實際，才顯得公平合理。現在，我想還是根據周筱先生文章的具體內容，談些自己的認識和看法。

　　周文開頭就說：“在公眾的視野中，舒蕪好像永遠無法走出‘胡風事件’。”這好像作者是在指責“公眾”，是“公眾”在“胡風事件”中有意抓住舒蕪不放。這句話應該說是完全違背曆史的。我以為，我們如果承認“胡風事件”是新中國成立不久所出現的一段曆史，而舒蕪又與這段曆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公眾”麵對這段曆史時，舒蕪又如何能走出“公眾”的“視野”呢？再說，“胡風事件”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公眾”真的還在盯著舒蕪嗎？至少像我這樣曾親身經曆過“胡風事件”的人，舒蕪也早已走出了我的“視野”。要不是這次讀了周先生的這篇宏文，我也不會再去重溫這一“事件”的有關資料，當然也不會再一次走進這一“事件”中去。至於說現在還有人注視著這一“事件”，我想除非是有關專業的大學生、學者、專家在學習、研究新中國的政治史、文學史時，會接觸到“胡風事件”，舒蕪也就進入了他們的“視野”。然而，對舒蕪在“胡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作出怎樣的評價，那是這些學者和專家們的事了。這又另當別論。

　　文章開頭還說舒蕪是“一位重要文化人”，結尾又充分肯定舒蕪“在他這一輩人中，他是學問和才情最好的。”當然，對舒蕪作出如此高的評價，自然有周先生的自由。不過，說他是“這一輩人中”“最好的”，是不是有些絕對化了。

　　周文第一章節的小插題為“一本揭開文化傷疤的書”。這一章節，作者主要是寫作為學者的舒蕪。

　　從文章中得知，周筱先生也是一位研究女權主義的學者，因此他對舒蕪在研究女權主義方麵所表現出的成就推崇備至，還為舒蕪的《哀婦女》一書寫了長篇序文，並感受到了作為學者的舒蕪所具有的“先賢之風”。無可非議，學者舒蕪是有才情的。我讀到有的回憶“胡風事件”的文章，就有人轉述曾和他共過事的老專家，也讚歎過他的才學。連李輝在《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中，也盛讚舒蕪的才學，說他“即使寫這種檢討類的文章，那份聰明和才華，還是流露在字裏行間。”再說，舒蕪的才學，不僅僅是在研究婦女問題上，還涉及到其他學術領域，如對周作人等的研究。收入他的《回歸“五四”》一書中，就有研究周作人的四篇文章。作為學者的舒蕪，盡管“他是學問和才情最好的”，但我總認為，他在“胡風事件”上的表現，應該說他在人品和道德上是有不足的。試舉兩例為證：李輝在《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中，寫到一九五五年舒蕪同馮雪峰的關係，馮對舒“總是毫無顧忌，大膽地說出自己想的、憂慮的一切”。他不滿於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文藝觀點；還談到社會主義民主等。這些私人間的談話，“反右鬥爭”開始，舒蕪就交代了（也有說寫成大字報進行了揭發），成了批判馮的重要證據。綠原在《胡風和我》一文中，寫到“文革”時期的一九七〇年，他同舒蕪一同下放幹校，並在同一個連隊。這時又搞起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這使舒蕪的“政治熱情重新勃發，貼了滿牆的大字報，揭發‘五一六反革命集團’，要胡風骨幹分子寫材料”，還當眾將了綠原一軍。在小組會上，他還揭發了一個解放以前在三聯書店工作過的“走資派”，使這位同誌“在落實政策過程中……因此多少遇到了麻煩”。這樣的例子，我想足以說明舒蕪的人品問題。也許有人不以為然，那就不妨按照那位曾肯定舒蕪才學的老專家所指出的：“他的弱點就是政治上的自我表現欲。”我看這對舒蕪是恰如其分的評價。事實也證明，正是由於他的這種“政治上的自我表現欲”，不僅對“胡風集團”最後的“覆滅”起到了重要作用，最終也使自己喪失了原本想追求的政治前途，改變了人生軌跡。不能不這樣認為，他的這個“弱點”，對他自己來說也是致命的。

　　周文第二章節的小插題“誰是告密者？”這可以說是周文的中心議題。因為，他為舒蕪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背著沉重的道德包袱”鳴不平。他抱怨作家“李輝等和胡風案涉及人士關係密切的作家那裏，獲得的並非事實的全部”。於是，他在讀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時競有了新的發現，原來“早在舒蕪交信之前一年的一九五四年，胡風就給黨中央寫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告發了舒蕪，並說舒蕪有四項主要罪名。於是，他根據這一新發現，就要把“告密者”的帽子戴到胡風頭上。他這樣做，也許是想幫助舒蕪從“告密者”的陰影中解脫出來。其實完全沒有這個必要。根據我閱讀的一些“胡風集團”涉案人士寫的回憶文章，以及作家、學者寫的一些專著和論著，直截了當指責舒蕪為“告密者”是極個別的，大多是對“胡風事件”的發生、發展作出比較符合情理的分析，並指出舒蕪在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要負的責任。然而，周先生完全不理會這一點，而無端指責胡風，實在有失公允。

　　為了搞清上述問題，我想首先就應該搞清楚胡風是在什麽背景下給黨中央上書的，又為什麽要在上書中的第三部分寫了“關於舒蕪問題”這樣一節文字？真要說清楚這個問題，文字就相當冗長。我不妨介紹周先生能耐心地去閱讀綠原寫的兩篇文章：一篇是《胡風和我》，另一篇是他應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約，為他們出版胡風的《三十萬言書》而寫的《試叩命運之門——關於“三十萬言”的回憶與思考》一文。這應該能回答胡風是不是“告密者”的問題。現在，我想根據我對已閱讀過的有關文章的理解，簡要歸納幾條，不知是否能說明事實真相。

　　一是一九五二年正當文藝界緊鑼密鼓地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形勢下，舒蕪很能審時度勢，為急於擺脫胡風對他在政治上造成的不利影響，並抱著政治上賭一把的心態，主動出擊，寫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該文名為檢查自己，實為揭發他人。這一做法果然奏效，不僅得到高層領導的賞識，還邀請他到北京參加“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這時的舒蕪，可說是春風得意。他在從南寧赴京路過武漢時竟對曾卓說：“北京對胡風沒辦法，要我去開刀。”他還隨身帶了第二篇文章《致路翎的公開信》，到北京修改後發表。他這樣做，客觀上造成了對胡風步步緊逼的態勢。

　　二是此時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調子已步步升級，給他戴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現實主義”、“宗派主義”三頂帽子。

　　三是周揚以高壓態勢同胡風談話時警告說：“你說的話就是九十九處都說對了，但如果在致命的地方說錯了一處，那就全部推翻，全部都錯了。”

　　四是胡風對舒蕪揭發中的不實之詞有意見要申辯，對舒蕪這個人的人品有看法要反映，希望黨中央和最高領導人不要偏聽偏信，作出錯誤的判斷。

　　五是胡風不認為自己的文藝思想有什麽大錯，需要向黨中央和最高領導人申辯。

　　總之，胡風相信他當時的處境是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所不了解的。隻有通過上書，讓中央了解實情，就能幫助他從目前的困境中擺脫出來。於是，他就同他的友人一起商量，寫了《三十萬言書》。當然，後來他同友人因此而遭到滅頂之災，是誰也料想不到的。

　　周文在這一章節中，還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舒蕪交出胡風的信是《人民日報》“編輯在領導的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嗎？”周先生這樣講，他似乎並沒有讀過舒蕪如何交出胡風信件的有關文章。根據當事人葉遙、舒蕪、林默涵的文章內容可以肯定幾點：一、《人民日報》編輯葉遙到舒蕪家去組織他寫批判“胡風宗派主義”的文章，舒蕪答應並主動告訴葉遙他有胡風等人給他的私信。葉遙得知後就提出要借閱，舒答應了；二、舒蕪自己承認他寫《關於胡風宗派主義》一文時，已“引用了不少胡風給我信中的話”；三、胡風給舒蕪的這批信是如何到了林默涵的手上，盡管葉遙、舒蕪、林默涵各有說法，但不論是借也好、交也好、要也好，最終總應該是從舒蕪手中出去的；四、最後舒蕪在林默涵的授意下將這批信進行編輯並加注釋，署名舒蕪，作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這樣的梳理，我想舒蕪主動交出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的事實應該是很清楚的，任何人的辯解都是無法改變的。我還認為，按照舒蕪具有那種在“政治上的自我表現欲”性格的人，隨著當時“胡風事件”發展的態勢，他也必然會采取主動交出這批信件的舉動的。當然，他的這一舉動，會使“胡風集團”的性質由思想問題步步升級到政治問題，最終成了“反革命集團”，我想他也許始料不及。

　　周文第三章節的小插題是“走不出的‘胡風事件’”。我讀著這一小插題就陷入沉思：當前還有誰沒有走出“胡風事件”？是作者文字開頭所指出的“公眾”，還是作者所指責的“胡風一方”的人？我想這兩方應該都已走出了“胡風事件”。畢竟“胡風事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了，“公眾”還能有誰沒有走出去呢？至於“胡風一方”的人，除了他們的後人，當事人這些年來大多已先後作古，就連曾在報刊上公開指責舒蕪為“告密者”的何滿子先生，也已於二〇〇九年仙逝，活了九十一歲。用排除法一一排除，作者所說的還沒有走出“胡風事件”的，似乎就剩下他本人了。因為他至今還在為舒蕪抱不平，非要把“告密者”的帽子戴到胡風頭上才覺得公平。如作者果真如此，那他將永遠也走不出“胡風事件”。

　　下麵我們再來看這一章節的行文，先來讀這樣一段文字：“我並沒有認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確的，這確實是舒蕪一生最大錯誤，但他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此話令人費解。難道反“胡風集團”的兩年後舒蕪被錯劃右派，是與他兩年前揭發胡風、交出信件有因果關係嗎？我雖然不知道舒蕪被錯劃右派的原因，但我也相信周先生不會用這樣的推理來為舒蕪辯解。

　　周文中又指責說：“同樣在告密行為上走得更遠的胡風一方，卻從來沒有表示過懺悔。”他要“胡風一方”表示什麽樣的懺悔呢？難道因“胡風一方”的“告密”，使舒蕪受到了政治迫害，從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當時被作者指責為應當懺悔的“胡風一方”，包括他們的親朋好友，正在遭受著無盡的苦難；而舒蕪作為反戈一擊的英雄，正風光無限地到處做報告。他的那種“政治上的自我表現欲”正得到充分的滿足。我想作者總不能對這樣的事實都加以否定吧。

　　這一節中又說：“似乎胡風就是完全的受害者，即被‘打倒’者都是完全的受害者，隻字不提他們在被打倒前也整過人。”這樣的文字令人難以理解。“胡風集團”的受害者難道不是完全的受害者，而舒蕪這位當年被視為反“胡風集團”的勇士反到是受害者？“他們在被打倒前”整過誰呀？被整的人又怎樣了呀？周先生作為一位學者，似應擺出事實來。

　　再下一段文字是寫作家聶紺弩同舒蕪友誼的，也寫了聶對舒後來的遭遇抱同情態度。這沒有什麽可奇怪的。因為，聶紺弩同胡風的友誼應該說也是非常深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很複雜的。決不能因聶同舒的友誼，就肯定舒而否定胡。

　　對於舒蕪在“胡風集團”冤案中所起的作用，到底該如何評價？我讀到過兩段文字，應該說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不妨作一介紹。一段是“胡風集團”冤案中受害人之一的綠原先生說的。他在《試叩命運之門》一文中最後的第二段，既講到了“個別文藝領導根深蒂固的宗派主義和最高領導人的失實判斷”，也講到“胡風本人性格上的……一些缺點和局限性”。最後講到舒蕪時說：“時下有不同議論，甚至相互矛盾；但他當年以檢舉代替檢討，隨後交信和撰寫‘材料’對‘胡風問題’之從思想範疇提升到政治範疇，以至動用專政工具，起到不可或缺的環節作用，卻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段是黎之先生在《文壇風雲錄》一書的《關於“胡風事件”》一文中說：“有的文章把這次事件的偶然性歸結為與舒蕪交出個人之間的通信有很大關係。這有一定道理。但是，並不全麵。”據黎之了解，舒蕪通信材料發表之前，“中央關於批判胡風的報告的批示就把‘胡風集團’的性質定為‘反黨反人民’”。這說明，“胡風集團不是孤立的。這樣天大的曆史事件的起因歸結某一個人、某一個細節，都很難得出正確的經驗教訓的。”我以為，這樣分析評說“胡風事件”應該是比較客觀的。我還認為，周先生在文章的結尾時說，舒蕪“被政治輕輕地利用，又被政治重重地拋棄，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的話，也是不無道理的。所以說，“胡風事件”的發生，不單單是舒蕪交出了私信，還有當時政治的不清明，周揚等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聯時期所實行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還在起作用。當然，這些應該說今天都已“俱往矣”，讓曆史上發生過的這些政治運動，還是留給治政治史、文學史的專家學者們去探討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