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12章 在非常的年代維護常識的底線

　　王曉漁

　　鄭念女士去世之後，在與朋友的一次聚會中，我感慨，若非鄭念去世，我對她一無所知，在座的一位“六〇後”作家有些驚訝。鄭念的《生死在上海》（又名《上海生死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暢銷到一年之內出了四種簡體中文譯本，我居然聞所未聞，確實有些不可理喻。不過，說來又不奇怪。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剛上初中，僻居小城，根本沒有機會接觸鄭念的著作。說到鄭念，我又提到林昭，那位朋友問道：林昭是誰？這次輪到我有些驚訝了。仔細想想，同樣情有可原。關於林昭的書似乎隻有一本紀念文集《林昭，不再被遺忘》（重印時更名為《追尋林昭》），不算暢銷書甚至也不算長銷書，林昭在今天的知名度不會高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鄭念。

　　從這種差異，可以看出近三十年公民常識的斷裂和接續。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全民重建常識的年代，可惜這個進程尚未完成就突然中止，九十年代一度處於“反常識”的階段，雖然也有陳寅恪的起死回生和王小波的死而後生，但是《中國可以說不》的聲音壓倒一切，直至義和團的幽靈再次閃現。進入網絡時代，重建常識的進程再次開啟，有點像網絡下載的“斷點續傳”，隻是規模暫時還無法與八十年代相比。林昭與鄭念的經曆截然不同，精神是一致的，都在一個非常的年代維護常識的底線。兩位分別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獲得關注，也說明兩個時代重新建立了精神聯係。雖然《狼圖騰》、《貨幣戰爭》、《中國不高興》之類的“反常識”暢銷書不斷出現，卻不再具有壓倒一切的威力，而是逐漸成為多種聲音中的一種。

　　在報紙上看到鄭念離世的大幅報道，最初我依然沒有在意，以為她隻是和林徽因一樣的名媛，滿足了文藝青年的想象。後來看到餘英時等先生的評價，又聽到身邊很多朋友的推薦，把《生死在上海》找到，不讀則已，一讀就讀得天昏地暗。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幸運地趕在“反右”之前英年早逝，無從推斷她如何麵臨此後的風暴。她留給後人的與其說是專業成就，不如說是八卦故事，和徐誌摩、和金嶽霖、和梁思成，等等。這並非出她所願，卻使她擁有了超出專業領域的聲名，她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更像一個“萬人迷”的粉紅女郎，而非學者。鄭念的經曆本來也很符合肥皂劇的標準，出身名門，就讀於名校，供職於世界著名的公司，但是《生死在上海》使她擺脫了肥皂劇的引力，她麵對“文革”的從容仿佛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很多知識人傾其一生也難以學習。

　　有了《生死在上海》，“傷痕文學”的傷痕纖毫畢現。鄭念沒有像“傷痕文學”那樣控訴，而是安靜地講述著那個非常的年代。越是安靜，越是能夠看到那個時代的荒謬；越是安靜，越是能夠聽到那些細微的聲音。她就像書中提到的年輕女高音，在監獄裏唱著《寂靜的夜晚》，“監獄變得很靜，監獄裏所有犯人都屏息聽著她的歌聲”。鄭念的文字在“渺小的個人”和“偉大的時代”之間來回穿梭，仿佛穿行於驚濤駭浪的小舟，證明個人可能是偉大的，而時代可能是渺小的。閱讀《生死在上海》，我也成了“監獄裏的犯人”，屏息聽著她的歌聲。鄭念在監獄受盡折磨，女炊事員勸她哭叫以換取同情，她沒有接受這個善意的勸告，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她不會發出那種原始的接近於動物的叫聲；二是不願，她不願祈求他人憐憫，更不願為了求生而出賣自己。我非常期待《生死在上海》能夠再版。

　　鄭念與楊憲益同年同月出生，同年同月去世。鄭念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楊憲益生於一九一五年一月十日；鄭念逝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日，楊憲益逝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兩位的一生沒有什麽交集，但是又具有很多高度相似的地方。楊憲益同樣在非常的年代維護了常識的底線。

　　對於楊憲益，我久聞其名。可是，文化老人數不勝數，即使像我這種所謂專業讀者，也常常不明真相。比如在二〇〇九年之前，有多少人能夠說出文懷沙、黃苗子、馮亦代和楊憲益的區別？慚愧的是，若非楊憲益去世，我對他的了解也僅限於道聽途說，知道他曾在“文革”中入獄，知道他和戴乃迭的跨國之戀。但是，這又能說明什麽？文懷沙不也宣稱自己在“文革”中入獄嗎？黃苗子和鬱風，不是被稱作藝壇的“神仙眷侶”嗎？馮亦代和黃宗英不是也有黃昏之戀的美麗傳說嗎？如今，一位是疑似江湖騙子，一位是疑似臥底，另一位則確證為臥底，楊憲益的《漏船載酒憶當年》就在手邊，但我淺嚐輒止。曾經翻開過，在第二頁讀到這麽一段話就停了下來：“孫中山先生過早地逝世後，曾在逼迫前清末帝遜位中起主要作用的袁世凱，就自命為中華民國大總統，接著還企圖稱帝，但他的圖謀還沒有得逞就死去了。”這句話有多處史實錯誤，孫中山逝世於一九二五年，袁世凱擔任中國民國臨時大總統是在一九一二年，前後相差十三年，不存在孫中山逝世所以袁世凱擔任總統的任何可能，除非時間逆轉。袁世凱一九一五年恢複帝製，一九一六年在反對聲中宣布取消帝製，隨後逝世，稱帝以失敗告終，但是不能由此認定稱帝未遂。《漏船載酒憶當年》的原稿是英文，不太清楚這是作者的錯誤，還是譯者的錯誤。但無論原因出自何方，編輯都應該注釋說明這些問題。可是，這本書的最大問題不是這些硬傷，而是有所刪節，楊憲益一生中最為光華閃現的時刻被忽略不計。

　　直至楊憲益去世之後，我讀了雷音的《楊憲益傳》，才理解楊憲益為何是楊憲益。具體是什麽，這裏賣個關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找來一讀。楊憲益的舊體詩集《銀翹集》也是傳誦一時，寫於一九九O年的“有煙有酒吾願足，無官無黨一身輕”，在他去世之後被媒體反複征引。其餘諸如“從來風派難摸準，莫怪今天氣象台”、“一朝解放反生愁，久慣牢房怕自由”、“每見是非當表態，偶遭得失莫關心”……避重就輕，卻有四兩撥千斤之效。像我這種對今人舊體詩存有偏見的讀者，看到《銀翹集》，也被楊憲益的“久無金屋藏嬌念，幸有銀翹解毒丸”吸引。

　　二〇〇九年，剛剛出現對文懷沙、黃苗子、馮亦代的批評，就有呼籲寬容的聲音出現。我不反對寬容，對於這幾位沒有什麽深仇大恨，但是不能同意以寬容為名鼓勵遺忘、拒絕反思。必須充分呈現並且反思那些跌破底線的行為，否則，不是寬容，而是懲善揚惡，是對維護底線者最大的不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