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10章 從搶記王芸生臨終回憶說起

　　林穀

　　最近讀了一本由王俊義、丁東主編的《口述曆史》叢刊（第一輯），其中一篇題為《臨終片語：所謂“反蘇”》（王芸生口述，王芝琛整理並注釋）的材料引起我的注意。王芸生先生（1901-1980）是我國著名報人，也是我國新聞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曆任《大公報》編輯、編輯主任、總編輯、社長等職，並長期參與和主持《大公報》筆政。他撰寫的《大公報》社評視野開闊、氣勢宏大、充滿愛國激情，有很強的感染力，例如他寫於抗戰時期的文章現在拿出來重讀，還會讓人激動不已。王芸生的文字還有一大特點，即深厚的曆史滄桑感。由於他堅持獨立辦報原則，不為黨派觀念所左右，也不受市俗利欲所驅使，因而能冷靜、公正和如實地反映曆史真貌，並針對發生的種種曆史事件發表看法，所以，他的文章本身就是一部活曆史，一個民間輿論思想庫，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他還有長期寫日記的習慣，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四十多年從未間斷，被人視為“中國近代史見證”。遺憾的是，這部極為珍貴的日記竟在“文革”風暴乍起的一九六六年，被他付之一炬了，真是讓人痛惜。後來，他的老朋友趙樸初、程思遠等先生一再敦促他將自己的一生經曆回憶寫出來，好作為一份珍貴史料留給後人，他自己也有這樣的心願，但這件事卻拖延著遲遲未能實行，直等到他臨終（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日去世）前幾個月，才就他的一生經曆跟他的公子王芝琛講述，這就是由王芝琛記錄整理，但至今尚未出版的王芸生口述傳記。《口述曆史》叢刊登載的隻是王芸生口述自傳的一小部分，主要講他在反右運動中被初定為反蘇型右派（後因毛澤東開恩未予戴帽）的經過，並進而披露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軍出兵東北後大肆掠奪和阻撓國軍收複東北的曆史真相。王芸生口述時已經是風燭殘年，但他的記憶力仍相當好，一些撲朔迷離的曆史糾葛經他一講，就變得麵目清晰起來，而這些問題卻長期被有意無意遮掩著，恐怕至今還有很多人給蒙在鼓裏。關於當年蘇軍在東北拆走大量機器設備並奸淫婦女的情況，我少年時也曾耳聞。那時抗戰宣告勝利不久，我正在天津上初中，忽然有一天學校裏來了一批東北大學生，他們向同學揭露蘇軍在東北的種種劣行，我們聽後都很氣憤，事後天津各校學生還上街遊行，以示抗議。但這件事到解放後卻有了新的說法，好像蘇聯從東北搬走一些機器也算不了什麽，而對此持有非議的卻是“反蘇”了。

　　那麽，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讓我們來聽聽王芸生是怎麽講的：“要說蔣介石真是吃了個‘啞巴虧’，他冒著當‘賣國賊’的風險，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讓蘇聯占盡了便宜，隻求得他們進東北打日本，他們進來了，日本已投降了，國民黨蔣介石非但沒有得到他們的幫助，還被他們拒之於東北大門外。中蘇盟約訂明，蘇聯要幫助中國的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而實際上他們事事處處幫助共產黨，使共產黨一下子在東北組成近三十萬人的東北民主聯軍。”王芸生還指出，蘇軍進入東北除了把許多重工業機器宣布為“戰利品”外，還大量發行所謂“軍用票”，大肆搜刮中國人的財富。二〇〇五年七月出版的《蘇聯出兵東北始末》（人民出版社）一書對這段曆史的來龍去脈有十分詳盡的敘述，一些資料正好用來作王芸生口述的注釋。當年蘇軍從東北到底拆走了多少機器設備，又交給中國共產黨多少武器彈藥呢？該書披露：據當時重慶考察團調查，蘇聯拆走的東北工業設備價值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加上拆裝損壞的部分，則高達二十億美元。一九四六年一月蘇軍還拆走嫩寧鐵路一百八十公裏的鐵軌，而這條鐵路在日本侵略東北前就已存在，是中國人自己籌建的，根本算不上日本資產。又據杜魯門派遣的美國調查團的調查，蘇軍拆走的東北電力設備達一百萬以上千瓦，占東北電力設備的百分之六十五。此外蘇軍還從銀行掠走價值三百萬美元的金條和五千多萬的東北貨幣，並在東北發行了十億元的軍用票，用以套購黃金和其他物資。至於交給中共多少武器彈藥，該書也提供了一組數字：除曾克林率領的十六軍分區拉走的一批武器彈藥外，僅蘇軍第一、第二方麵軍交給中共軍隊的武器彈藥就有三幹七百門大炮、阻擊炮和擲彈筒，六百輛坦克，八百六十一架飛機，一萬二幹挺機槍，六百八十座倉庫和部分艦艇。此外，蘇軍還從朝鮮運來兩軍列武器交給了中國共產黨，又從大連向北滿中共軍隊送去五十節車皮的武器，用這麽多先進武器裝備起來的中共軍隊真是如虎添翼，已有足夠力量與國民黨一爭天下了。過去我們讀中國現代史“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即解放戰爭）這一時期，總會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的軍事較量為何能這麽快即見分曉，僅僅用了兩三年的時間就把一個有美國佬支持的國民黨政府打翻在地，其原因何在？一般曆史教科書及有關著作都從人心向背，毛澤東戰略戰術英明或國民黨腐敗無能等方麵來分析，但對當初蘇聯出兵東北後對中共軍隊的大力幫助卻避而不談，或許這頂多是個外部因素，不值一提吧。但是，王芸生卻大膽地講出自己的看法，他說：“國共兩黨打內戰，最後共產黨把國民黨蔣介石趕到幾個小島上去，咱們這邊說，是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國的飛機加大炮。我的看法是：蘇聯的幫助起了重要的作用，把東北拿下了，其他都好辦了。”王芸生講這話時大概已知道自己離大限不遠，對講真話會帶來什麽後果已無須顧忌，曆史的力量在真言，王芸生臨終話語之可貴正在其真。

　　“文人論政”是王韜、梁啟超開創的報業傳統，王芸生與張季鸞、儲安平等人一樣正是這一傳統的忠實實踐和捍衛者。可惜，由於形勢劇變，製度更易，這一優良傳統也不得不戛然而止，從此，我們再也聽不到王芸生那憂國憂民、慷慨直言的聲音。但這次讀王芸生的《臨終片語》卻有一個小小的發現，想不到從這位已不久於人世的老人口中，又聽到早已沉寂的議政話語，不過，這隻是對親人講的竊竊私語，聲音顯得有點微弱罷了。王芸生臨終前的時政批評涉及政治民主、對外關係，以及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人權狀況等。關於民主問題，他說：“咱們這邊經常嘲笑美國的議會民主是假民主。我認為美國確實有的地方似乎有表演性質。咱們這邊對美國批評並沒有全錯，但不管怎麽說，他們重大事情都要由議會多數通過，這一點比我們這邊強。‘文革’中，毛主席最新指示一發布，全國無論男女老少，不管你在做什麽，都得馬上表態，馬上上街遊行，表示擁護……‘文革’中，所謂的‘民主集中製’簡直成了‘帝製’。山呼海嘯，九叩六拜，蔚為壯觀，英國女王、日本天皇也都隻能歎為觀止，甘拜下風！”王芸生這段有點辛辣的批評雖然是在二十多年前講的，但今天聽來，也並不過時。封建專製思想在中國根深蒂固，它像個幽靈長久地徘徊不去，要想徹底鏟除它談何容易，例如神聖的“人權”二字雖已堂而皇之寫進憲法，不還是屢屢發生餘祥林殺妻冤案一類的事嗎！中國有句老話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這些話真值得好好聽聽。

　　關於對外關係問題，王芸生的議論也是我們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的，且聽他如何道來：“記得我就聽了不少‘反修報告’，聲稱蘇聯不行啦，變修了，咱們毛主席要舉起國際共產主義大旗，我看咱們主席有點當仁不讓的勁頭。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咱們送給全世界強大的思想武器，不外乎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小米加步槍’、‘遊擊戰加運動戰’……其實咱們這一套，在國際市場上買賣也有限。說句難聽的話，還對世界和平起個‘攪局’的作用。”曆史的發展正如王芸生所指出的，我們勒緊褲腰帶竭力支援的那幾個“小兄弟”：如今都哪裏去了。

　　王芸生還談到解放前他為何猶豫未去解放區的問題（實質上是對人權狀況的一種間接批評），這對研究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曆史轉折時期的思想也頗有價值。他說：“關於蘇聯內部情況，我也略知一二。解放前就聽說所謂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聽了他們國家內部發生的事，真是恐怖，血腥屠殺，知識分子根本談不上人格。那時我為何十分猶豫是否到解放區，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抗戰勝利後，蕭乾回到報館，說蘇聯內部‘大清洗’，既生動又真實。我那時還專門找人要了份解放區的報紙，看看王實味《野百合花》，看他到底寫些什麽？誰知馥鬱芳香的《野百合花》，競帶有血腥味。”談到這裏，王芸生對毛澤東似乎比較客氣，說毛澤東比斯大林“聰明”，“他不殺人，而是搞群眾運動”。在對待知識分子的辦法上，毛與斯大林也不同，而是采取“思想改造”。

　　讀者看過我扼要介紹的這些內容後，大概心裏還會產生一個問題：王芸生的口述曆史是在怎樣的心態和情緒中進行的呢？這的確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前不久，我在一份報紙上發現的一個材料，正巧可以滿足一下這方麵的要求，那就是許水濤於二〇〇四年十月采訪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後寫的一篇文章：《王芸生口述曆史——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訪談錄》。這篇訪談錄著重披露了王芸生臨終那種被壓抑很久之後終於爆發的情緒，從而向世人展示了最終不可屈辱的人格尊嚴和大徹大悟的精神境界。當許水濤問王芸生臨終前的口述曆史是否讓他認識到他父親的另一麵時，王芝琛回答的第一句話就是：“全爆發了，全爆發了。”王芝琛告訴訪者，他父親講的時候，什麽也不回避，但一看到我要錄音就製止，說你隻要記住就行了，王芝琛說，這也不能怪他，他主要怕牽連子女，說明他還是心有餘悸。王芝琛說他父親最悔恨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發表的那篇《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大公報》。王芸生悔恨自己無論有多大壓力，有多麽悲痛，都不應該寫這樣一篇“自我討伐”式的長文，與曹穀冰一起寫的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違心之作”。他說實在頂不住當時的壓力，當時根本不想寫，周恩來三次找他，最後一次明確告訴我父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他無比悔恨地說：“真沒想到，在那次圍剿《大公報》的戰鬥中，我居然成了一個可恥的一員，是我自己把《大公報》埋葬了。”

　　至於王芸生臨終口述時的情緒，王芝琛也作了很生動的回憶。王芝琛告訴訪者，他父親一直心裏憋得很，這次口述是他多年壓抑的結果，講到憤怒時他會拍桌子，痛心時他會淚流滿麵。比如有一次他參加統戰部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會議，是統戰部的一位領導作關於知識分子改造的報告。這位領導說，毛主席教導你們每天起碼要看三次自己的P股，看尾巴是不是翹起來就趕快打下去。說到這裏，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王芝琛說他父親還有一件讓他終身悔恨的事，那就是從於師於友於兄的角度，他都愧對張季鸞，沒有為張季鸞寫成傳記。他說：“我是欠債的，我欠，欠季鸞兄一篇他的傳記。”父親曾多次動了念頭想寫，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棄了。他流著淚激動地說：“我自量沒有這個文采，應當恰當地還他一個真實的張季鸞告之世人。別說這麽一個曆史人物、時代的俊傑，還要再編排一些‘帽子’給他戴上，這支筆如何忍心下得。”說著說著他拿起一張白紙，連聲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讀到這裏，我不禁發出一陣沉沉的歎息。難以理會的種種壓力，終使一部會由王芸生親筆撰寫，並將成為我國新聞史上精彩一章的張季鸞傳，就這樣無奈地自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