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9章 有一種痛死不瞑目

　　虞非子

　　也是“好人馮二哥”馮亦代先生出版《悔餘日錄》的那一年，即二〇〇〇年，“一個四十度的大熱天”，我的朋友黑馬去給馮亦代先生送稿費——黑馬的小說《混在北京》重版，將馮亦代的《熱鬧的黑馬（混在北京）》作為代序。二〇〇九年春，章詒和懷著“裂骨錐心之痛”寫下《臥底》之後，黑馬又想起了那個“大熱天”的馮亦代：

　　那時他剛剛大病初愈，贏弱得不成樣子，幾乎一陣風都能吹倒他。估計那種健康狀況與他決定出版自己的日記後的複雜心情有關。隻是，當初他的日記，我們都沒仔細看，看了也因為不了解情況，根本不懂……我握著他的手，那手一點力氣都沒有……我當時隻是為他的健康心痛，但不知道他的病痛後麵有這樣大的精神壓力……（黑馬《馮亦代先生：又一座豐碑倒了下去！》）

　　也是那個“四十度的大熱天”之後不久的一個晚上，“正處在臨終關懷階段”（黃宗英語）的馮亦代接受了一次訪談。當采訪者詢問他抗戰時期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活動及文化活動提供幫助的“故事”時——

　　馮答：“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馮亦代沉默了半天，又說：“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一些黨內的事是不可以公開的。做得不對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責任，但是一開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我隻能講到此為止。”（張者《文化自白書·馮亦代：相見時難別亦難》）

　　“沉默了半天”之後展開的這一段話，現在看來，或許可以視為馮亦代對其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段“臥底”生涯的某種“闡釋”——“都是黨交給的工作”。

　　的確，這是“黨交給的工作”，但那段生涯卻是怎麽也不能再“交還給黨”便釋然的，所以那天的采訪者留下了這樣一則手記：“馮亦代的痛苦無處訴說，也無法訴說一生的苦難，隻能拉著我們的手哭泣……”所以當采訪者請他簡單地用幾句話總結自己的一生時，他隻用了一個寧：“難”。

　　“難”，難言之隱，隱痛……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馮亦代撰寫的《熱鬧的黑馬（混在北京＞》“改定於七重天”。文章寫道：“書中的人物雖係虛構，卻的確隱藏在北京的忙忙碌碌的人流之中，也許你我身上，都有他們的影子……”而“最妙的是黑馬引用了《聖經·路加福音》中的話，作為代題記：‘父啊，寬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意味深長”。

　　同樣意味深長的是，就在“改定”這篇“書評”前十四天，馮亦代寫下了《記前紗絡胡同》，回憶了他“臥底”時期的舊居——“清時權貴的馬廄”：

　　一九五七年“禍從口出”，原來住的美輪美奐的房子，終有一天被“勒令”搬家……

　　我原來的住處，有三間大房，容得我曆年收羅的書籍……新居之湫隘，簡直出乎意外：一家四口的住處，不過是一間不到十平米和一間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大概是因為有些“黨交給的工作”“到死也不能講”的緣故，一九九三年歲末的馮亦代，在這篇文章裏特意將這段“臥底”生涯“翻譯”成了“蟄居”生活：

　　我那時家居養病，一清早聽見鄰家有人在催取牛奶，便醒了過來，晚上則挑燈夜讀，直聽到叫賣夜宵聲過了，才熄燈就寢，真是“日出而讀，夜深而息”……這就是我蟄居胡同的現實。

　　以後成為摘帽右派，調了工作，住進了二居室的宿舍，鄰近胡同，但與胡同裏的四合院大不相同：幽居的情趣，便成為過眼雲煙了。但我總不能忘掉前紗絡胡同，偶有閑時，便到那裏去躑躅一番……

　　從馮亦代“翻譯”出來的“幽居的情趣”看，他“偶有閑時，便到那裏去躑躅一番”是出於懷念，但透過“原著”《悔餘日錄》，透過“一前一後”收入《歸隱書林》一書的《記前紗絡胡同》和《熱鬧的黑馬（混在北京）》，卻可知他“躑躅”時口中念叨的多半便是很多年之後“沉默了半天”所說的：“我做的事都是黨讓我做的……”耳邊回響的則是“父啊，寬恕他們吧，他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

　　“躑躅”著，是因為終於知道自己曾經做了什麽——無論是以誰的名義，甚或某個組織，乃至於國家、人民的名義，任何行為的道德責任最終都要由具體的實施者個人來擔當，哪怕不是全部的責任，因為這畢竟是“我做的事”。

　　有一種痛，時間也無法治愈，或許，隻有死亡能讓痛者“解脫”。馮亦代的“躑躅”、發表《悔餘日錄》便是源自這樣一種痛，一如“把床第之語，也當作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的浦熙修，在臨近生命終結時向組織上要回羅隆基給她的十幾封私人信件一樣。

　　有一種痛死不瞑目。章詒和的“裂骨錐心之痛”或許也是，因為那一段“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麵的一片慈祥”的後麵竟是但這種足以將人“擊倒在地”的痛，無論對馮亦代、浦熙修，還是對章冶和，終究也是一種覺醒，所以章詒和的《臥底》是這樣結尾的：

　　……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恥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麽，能夠反躬自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