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8章 想起胡繩

　　陳四益 黃永厚

　　胡繩先生在世的時候——已經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後期——我曾問他：“當年你們都是反對鉗製輿論的先鋒。那時你們確信思想不能查禁，真理不能封殺，它必會贏得群眾。所以，盡管政權在國民黨手中，報刊也大都在他們手中，你們除去思想與自信，兩手空空，但無所畏懼。為什麽現在政權在共產黨手中，報刊在共產黨手中，反而好像缺乏了當年的自信？對那些不太樂意聽的話，難道不能用說理的方法，而定要用查禁的方法？”

　　胡繩沉吟片刻，說：“現在不同了。”

　　“什麽不同？”

　　現在掌權了。

　　“是因為掌了權，所以覺得運用權力禁止比運用思想說服更為簡單方便嗎？”

　　他又沉吟片刻，說：“掌權了，就怕亂。”

　　“那麽當初呢？”

　　“當初亂，是亂了國民黨。”

　　我沒有再問下去。胡繩是前輩，又身居高位，同一個交往不深的晚輩，能這樣不以為忤，坦率交談，已是非常難能。

　　我之所以向胡繩先生提問，是因為想到了魯迅，他從以往的事實推測將來，說得那樣深刻，深刻得令人戰栗。而瞿秋門的《魯迅雜感集序言》與胡繩論述魯迅思想發展道路的長文，是我昔時讀魯迅的重要參考。

　　魯迅關於《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演講，是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暨南大學作的。按照對魯迅思想發展的正統論述，這時他已完成了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轉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他演講的大意是說，文藝和革命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但文藝與政治是不同的方向，因為文藝不安於現狀，而政治則要維持現狀。所以，在革命時期，革命家同文藝家可以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大家都要改變現狀，但到革命勝利之後，這種同一就變化了。文藝家依舊不滿於現狀，想催促社會的進化使它漸漸分離，這樣社會才能進步。但革命家囚取得了政權而轉換了地位，成為政治家。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因為他想維係現狀使它統一。於是，“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仍不免於不滿意，要批評這個、批評那個的文藝家，便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幹脆割掉他的頭。魯迅當然是從大革命前後的中國現實作出這一分析的，後來的事實不斷證明了這一分析的精到。

　　如果用魯迅的眼光來看文藝與政治的關係，許多先前不大明白的事情就豁然開朗。

　　譬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不過是兩篇短短的雜文，何以便在延安引起軒然大波？又何以到了一九五七年那場運動之後，還要拿出來“再批判”？以我的愚魯，當初實在覺得有點小題大做。現在想想，這就是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王實味、丁玲若是在國統區寫兩篇批評當局的文章，即便更加尖銳，延安是一定拍手叫好的，因為這樣的文藝同延安的革命家在不滿現狀上是同一的，而國民黨的政治家則必加封殺，因為他們是要維持現狀的。但這兩篇短文不幸是在延安寫的，批評的是延安的某些風氣，已經在延安掌權的政治家就覺得是在搗亂了，於是也用起了老法子。這也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裏並不含蓄地宣示的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在新的政治家看來，文藝家在就政治家退出之後，唯一的任務就是歌頌新的政治了。

　　懂得了這一點，我想，也就不難理解，魯迅為什麽會說革命成功之後，他可能會穿上紅馬甲去掃馬路：而毛澤東在羅稷南問到魯迅如果活到今天會怎樣時，作了那樣令人吃驚的回答。

　　魯迅所說的文藝家，似乎並不是狹義的文藝家，它應該包括思想家在內。思想家對社會的批判，也如文藝家一樣，是基於一種理想，在一定時期是同革命家同一的。待到革命成功之後，如果思想家發現，他看到的現實，同所抱的理想並不相同，又不免發出批評。這樣他的命運也就同文藝家一樣了。但如果思想家隻是讚美現在的好社會，不能提出新的理想以祛除社會的弊端，他也就不成其為思想家了。恰如魯迅所言，“世間那有滿意現狀的革命文學？除了吃麻醉藥！”世間也不會有滿意現狀的思想家，因為提不出社會的弊端及其矯正之道，隻唱讚美詩的，充其量隻是歌星，絕不是思想家！

　　胡繩先生說，“現在不同了”，“掌權了，就怕亂”，說的也是這個道理，隻是以他的謹慎和他的地位，不能不謹言慎行，處處設防，以免授人以柄。對一個交往無多的人，講到這個份兒上，不能不打住了。不過，在後來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想得更加深，他想提供給社會的，不是感想，而是成熟的思想，哪怕這思想不免會同政治家的想法相左。

　　那是世紀之交的前一年，我供職的《隙望》周刊為了出版迎接新世紀的專刊，準備約請學界名家回顧即將過去的世紀，瞻望即將來到的新世紀。胡繩先生自然是首選。他慨然應允了約稿的要求，寫成後便打電話叫我去取，文章題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世紀之交的回顧與前瞻》。他後來說，文章寫得過於晦澀，文字也太短，未能展開，是言未盡意的意思吧。但我當初讀後，卻感到了胡繩作為思想家的特質。他所思索的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何以會一直走到“文革”那條路上去。失誤從何開始，又因何而起。這個問題不解決，改革開放的方向也難於堅持，說不定哪一天已經經曆的失誤又會卷土重來。

　　他說的這個問題，就是如標題所示，是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他的論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他的文章來讀，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過去我所感覺到的東西，作了理論上的剖析：企圖越過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一躍而進入“光輝的頂點”，結果帶來了經濟、社會的巨大破壞。這是民粹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影響。

　　這個問題在當時相當敏感，他的文章自然不能不婉曲而言。這大概就是他說的晦澀吧。但他的意思是誰都讀得明白的，不然，也就不會因為他的這篇和以後進一步發揮的文章，被自命為“堅定”的什麽什麽攻擊為“老右”了。

　　此文在審稿過程中，題目被改成了《堅持三個“有利於”，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題目無論從點題醒目或是論述中心看，顯然都不如原題，且無新意，但它使文章的色彩不致紮眼，或可在見刊前省去一些麻煩。好在文章內容並未刪節，我也就沒再征求胡繩先生的意見。後來知道他對這標題很不滿意，但也未向我提及，我想，以他的經曆，對辦刊人的難處當是了然於心的。

　　胡繩先生晚年是很想把自己的思考公諸於世的，這是任何一個思想家都有的衝動。他曾戲言自己：“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紀，略窺門庭。九十無望，嗚呼尚饗。”胡繩本名項誌逖，不知是用“逖”的本義要誌存高遠，還是要他立誌如祖逖報效中華。他十九歲就寫了《新哲學人生觀》，青年時代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著作是幾代進步青年的讀物。但他晚年回顧一生，卻認為自己從四十歲到七十歲的三十年間是“惑而不解”，直到暮年才稍知天命。長期處於政治家的地位，極大限製了甚至消磨了他作為思想家的作用。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所寫的幾篇文章，是他擺脫了諸多束縛後得出的最具理論價值、也最具個性化的思考。如果不是要求所有的言論都要統一於一個口徑，他那“惑而不解”的三十年，將有多少理論的創造！這一點，是那些以維持現狀為第一要務，因而禁止思考，害怕不同思想爭鳴的政治家應當深長思之的。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乏善於思考的學者，但幾千年來罷黜百家、定於一尊的政治傳統，阻礙了中國思想學術的發展，許多燦爛的思想，都成了稍縱即逝的火花，以至直到今天，說起古代的思想文明，仍隻是津津於儒學一家。

　　胡繩先生患癌症住院期間，我曾去病房見過他一回。他還在為中國走過的路和要走的路思索，但已有時日無多之歎。我請他為我寫幾個字，他鋪開宣紙，寫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想，這既是他的心境，也是對後輩的期望。後來讀到他寫給吳江先生的信，抄錄了訪李清照故居時為這位女詩人寫的一首詩：“瘦比黃花語最清，非徒婉約樹詞旌。路長嗟暮呼風起，道出從來壯士情。”並說李清照《漁家傲》後半闋“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裏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箋注者以為是從《離騷》中化出（“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而他又把李清照的詞語縮減為一句（路長嗟暮呼風起）。屈原的這兩句詩，魯迅曾用之於《彷徨》的題詞，現在又在胡繩先生的信中讀到，真是“道出從來壯士情”——精神界之壯士。

　　因為想起了胡繩先生，重又想到了我對他的提問和魯迅那篇深刻的演講。中國幾千年來對於思想，除了幾個短暫的時期，大體都是要求一律，要求統一，而對於不一致的思想都視為異端，不是燒掉，就是禁止，結果不知扼殺了多少有益的思想。中國今後要求發展，需要多一些思考者，多一些思想家，哪怕隻是一得之見，也不要隨便棄置。應當鼓勵的是探索而不是學舌。政治家如果不把自己當作思想界的無上權威，而隻是善於從整個社會的思想創造中擇其善者而從之，我們可能會少走許多彎路。

　　中國人把自己命運的決定權寄托於某一個聖明天子的歲月太長久了，整個民族也因此付出了太大的代價。我們民族的文化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光輝，但也有許多需要自省的地方。自省，才是進步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