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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紅顏未必禍國——也談“趙四風流朱五狂”的朱湄筠

  蔡登山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很輕易地占領了我國東北。當時張學良執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事變之時,張學良在北平養病,日本新聞通訊社就利用這個機會,製造“九一八之夜,張學良正在北京飯店和影星胡蝶跳舞”的新聞。於是有不少報紙就根據這新聞繪聲繪影地大加渲染,還有人根據它來編劇本,寫新舊體詩。其中最為傳頌一時的是教育家馬君武仿唐李商隱《北齊》體於十一月二十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的感時之作《哀沈陽》二首,詩雲:

  其一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沈陽。

  其二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李商隱的《北齊》二首是詠史之作,諷刺北齊後主高緯寵幸馮淑妃而亡國。馬君武對《哀沈陽》二首甚為得意,說這些佳句足以和吳梅村(偉業)痛譴吳三桂的《圓圓曲》相媲美。詩誠然是好詩,但所言卻非事實。馬君武顯係根據報紙所載,摭拾浮言,輕率譏評人物。陳定山在《春申舊聞》書中就說……九一八‘事變,東北五省一夕失守,報紙喧騰,謂張學良與胡蝶共舞。其實胡蝶於時已戀有聲(按:潘有聲),事變之夕,胡蝶並未離開上海,此與’一二八‘事變,謠言陸小曼與王賡者,事出一轍。美人禍水,常被後人歪曲描畫,點綴曆史。其實:’吳亡何預西施事,一舸鴟夷浪費猜。千古沉冤,正恨無人洗刷耳。

  根據文如(筆名)發表在一九七五年香港《春秋雜誌》的說法,他說“九一八‘事變後第三年我移居北平,從許多政界朋友口中,知道’九一八‘事變的時候,張學良還在協和醫院養病,他的體力還不能夠支持他’舞幾回。”文如的說法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國民會議”在南京開會,張學良於四月三十日到南京出席,五月十三日會後,宋子文請張學良遊玄武湖,其時風雨迷蒙,湖船來往於櫻桃垂柳之間,風景絕佳。宋張二人有說有笑,很是高興。張學良隨手摘了一簇掠船而過的櫻桃,吃了幾個。大概是櫻桃帶有細菌,張吃了之後即生病。大會是五月十七日閉幕的,張學良因為要坐鎮華北,未便久離,在大會未閉幕前即先行北返,五月十八日便在北平病倒了。病勢來得很凶猛,經醫生診治,認為是嚴重的傷寒症,立即移住協和醫院,進行治療。這一病、就病了差不多三個月才脫離險境,到九月初旬,他已經可以出來略事應酬了,但還要住在醫院休養。“九一八”那一晚,張學良在他的私邸設宴款待宋哲元等人,據說這個宴會頗重要,故張不能不親自出席。罷宴後,張學良偕夫人於鳳至及趙四小姐,又請一班客人在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宇宙鋒》。這事後來也得梅大師的證實。不過,張隻坐了一會,就先離席而退,回協和醫院休息了。大約是久病之後,體力未充足,不能久事應酬之故。張學良睡去很久之後,沈陽方麵有電話向他報告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消息。這大概是馬君武詩中“告急軍書夜半來”的由來。張學良接通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電話,了解詳情;著左右終宵與南京當局電話聯係並親自通話,請示如何應變;迅即召來顧問端納,讓他通知歐美各國駐北平新聞記者,夤夜通報日寇攻占沈陽的消息……“是夜,張學良庶幾沒有休息。待記者招待會畢,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許時間。”(湯紀濤:《張學良二三事》)

  而胡蝶在她的回憶錄中說:“世間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沈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約一周,未料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在北平期間因為三部影片(按:《自由之花》、《落霞孤鶩》和《啼笑姻緣》)同時開拍,生活極其緊張。同時,張石川為防大家散漫,影響拍攝進度,訂下了嚴格的生活紀律,所以空閑時間不多,即或有些大的應酬,都是集體行動的。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素未謀麵,以後也從未見過麵,真可謂素昧平生。”而據王益知的《張學良外紀》書中說:“至於胡蝶來京攝《啼笑嫻緣》外景,是在‘九一八’後幾天,胡住在香廠東方飯店,是三層樓的建築,樓下隻有兩個大房間,裝有浴池,設備簡單,並無舞廳,更不是適當的交際場所。”王益知晚年在《亦報》所寫的《張學良外紀》,可信度極高,囚作者跟張學良多所接觸故也。一九二七年,錢芥塵替張作霖在沈陽創辦了《新民晚報》(與上海的《新民晚報》無關),但囚他正在上海忙著主編《上海畫報》,所以具體的編輯事務,便是委托《晶報》的王益知負責的。

  明星公司的劇組在北平忙碌了一個多月。在離京前,梅蘭芳在家中宴請了洪深、張石川、胡蝶等二十餘位攝製人員,對於外界的傳言,席間,梅大師曾言:“九一八”那天晚上,張學良在戲院看我的演出。而胡蝶他們對此言並未在意,可能是忙昏了頭,對外界的事競一無所知。十一月下旬他們回到上海,胡蝶到家時頓時發現氣氛不對,父親把一摞報紙摔過來:“你在北平幹什麽事我們不知道呀,你自己看看吧!”胡蝶看到那些報紙上的大字標題是:《紅顏禍國》、《不愛江山愛美人》、《東三省就是這樣丟掉的》,再看內容,不由大呼:“這根本不是事實,全是造謠!”明星影片公司為此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上海《申報》以胡蝶的名義刊登辟謠啟事:“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真是狗彘不如者矣。”導演張石川及演職員洪深、鄭小秋、夏佩玲、龔稼農等,也登啟事並刊報端,為其作證。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趙四小姐趙一荻,電影皇後胡蝶,一為張學良的紅粉知己,一為影壇風雲人物,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那麽另一位與她們並列的朱五又是誰呢?她就是朱啟鈐的五小姐朱湄筠。朱啟鈐又是何許人也?

  朱啟鈐(1872-1964)字桂辛,晚年號蠖公。中國政治家、實業家、古建築學家。祖籍貴州紫江(今開陽縣),生於河南信陽。其姨夫是軍機大臣瞿鴻禨。拜徐世昌為義父。光緒舉人。曾任清末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北京外城警察廳長、內城警察總督、蒙古事務督辦。民國時期曆任京浦鐵路督辦、交通總長、內務部長、代理國務總理。一九一四年主持創建中國第一個公園:北平中央公同(今北京中山公園),創建中國第一所博物館:故宮古物陳列所(後並入故宮博物院)。一九一五年底任袁世凱稱帝大典籌備處處長,主持拆正陽門甕城。一九一六年帝製失敗後隱居在天津英租界。一九一七年參與經營中興煤礦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興輪船公司。一九一八年任安福國會參議院副院長,發起國人開發北戴河等工程。一九一九年南北議和失敗後,朱啟鈐憤而辭去北方議和總代表的職務,蝸居京門,從此再沒有踏入政壇。他致力於社會公益活動以及對古建築的研究。一九三〇年創辦研究我國古代建築的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同年被張學良委任為北平市長(未就任)。一九六二年被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病逝於北京,享年九十三歲。

  曾被稱為“洪憲餘孽”的朱啟鈐,他的一生頗富傳奇性,早年從政,中歲後忽附和袁世凱稱帝,為其策劃帝製,收場被通緝,後來獲準特赦重返北京,又在政海中遊泳片刻,此後真的“遯跡山林”,潛修學問。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五日的日記中說:“在君(按:丁文江)邀我吃飯,請的客都是曾捐錢給地質調查所圖書館的人,有朱啟鈐、劉厚生、李士偉……等,共十三人。這是我第一次見著朱啟鈐。此人自是一個能幹的人;聽他的話,竟不覺得他是一個不讀書的人。他是近十年內的第一個能吏,勤於所事;現在他辦中興公司,每日按時到辦公室,從不誤事。交通係的重要分子,以天資的聰明論,自然要推葉恭綽;以辦事的真才論,沒有可以比朱啟鈐的。”朱啟鈐著有《李仲明營造法式》、《蠖同文存》、《存素堂絲繡錄》、《女紅傳征略》、《絲繡筆記》、《芋香錄詩》、《清內府刻絲書畫考》、《清內府刺繡書畫考》、《漆書》等書。從北洋政要到著名學者,朱啟鈐見證了百年波詭雲譎的曆史。

  朱啟鈐的次子朱海北說:“我父與張作霖在清朝末年曾有一段交往。那是光緒三十二年(按:當為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時,先父襄讚政務並任蒙務局督辦。徐世昌任命張作霖為五路巡防營前路統領,駐紮洮南府。先父幾次視察政情至洮南,由沈陽出法庫,經濟爾沁左翼後旗、通遼,再經科右翼後旗、紮賚特旗,至黑龍江省,經杜爾伯特旗至哈爾濱……一路都由張作霖派人警戒護送。所以對張學良來說,我們兩家是兩代世交。他把先父尊為父執前輩。”

  朱啟鈐與原配夫人陳光璣、繼室夫人於寶珊共育有二子十女:陳夫人生長子朱沛(1890年生)、長女湘筠(1894年生);於夫人生次女淇筠(1898年生)、三女淞筠(1899年生)、四女津筠(1904年生)、五女湄筠(1907年生)、次子朱海北(1909年生)、六女洛筠(1911年生)、七女浦筠(1912年生)、八女沚筠(1914年生)、九女汀筠(1915年生)、十女浣筠(1916年生)。其中沚筠四五歲時死於猩紅熱,而浦筠於十七歲時死於腦膜炎。

  除了七女及八女早故外,朱啟鈐的八個女兒都嫁給顯赫的人物,長女湘筠於一九一四年嫁給宛平的孟某,似係北京著名綢緞莊瑞蚨祥的小老板。二女淇筠於一九一三年嫁書法家章欞(章一山)之子章以吳(周恩來天津南開中學同學),生子章文晉為外交家。三女淞筠於一九一五年嫁給陳清文。四女津筠於一九二五年嫁張學良的副官吳敬安。五女湄筠於一九三〇年嫁張學良的機要秘書朱光沐。六女洛筠於一九三四年與張學良之弟張學銘在德國結婚。九女汀筠於一九三五年嫁黑龍江三省督軍兼省長吳俊升的兒子吳泰勳(一名吳幼權)。一九四八年,中航機空中霸王號由上海飛香港,到香港上空,撞毀,乘客三十餘人皆死,朱汀筠在其中亦無法幸免。十女浣筠嫁蔣介石保健醫官盧致德,一九四九年跟隨到台灣。盧致德曾任台灣榮民總醫院院長。

  由於朱啟鈐遊曆過歐美,思想較新,從不限製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他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在社會上頗有名望。其中朱三和朱五在民國初年可說是名噪京華,八方傾倒!據傳,民國某日,上海進步黨人之輿論機關《時報》便發表一首竹枝詞諷刺當時內務總長朱啟鈐的女兒,詩日:欲把東亞變西歐,到處聞人說自由。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

  當時私人擁有汽車的可說是寥若晨星,但朱家已有了汽車和畫舫,難怪要引人注目了。至於“燈市口”,說的是那裏有個某會堂,是中外仕女舉辦舞會的中心。至於朱五小姐湄筠,出名則因馬君武的那首《哀沈陽》。其實張學良跟她沒有任何暖昧關係,偏偏被馬君武的詩扯到了一起,讓他們倆都大呼冤枉。張學良晚年接受唐德剛采訪時說:“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她(朱五)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僅僅是一般的朋友關係。她的四姐還嫁給了我的一位副官。這首詩我最恨了,我跟她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跟她開過一句玩笑!”少帥一生風流,女朋友不少,對此也從不諱言,偏偏被人把這個一句玩笑也沒開過的朱五小姐扯到一起,讓他大呼冤枉。

  朱家和張學良家是世交,往來密切,彼此之間也頗有淵源。朱海北就回憶說:“一九二四年夏天,張學良來到北戴河。當時正在醞釀第二次直奉大戰,張學良將軍花費重金在法國購進水上飛機,由秦皇島來北戴河海濱進行試飛。當時他自兼航空署督辦,同來的有航空署副署長馮庸、原南苑航空學校教育長姚錫九、少校飛行駕駛員吳敬安、少校秘書朱光沐、飛行員衣裏布(蒙族)、法籍教官布雷等人。張學良到海濱後立即來拜訪先父,還熱情邀請我們全家到海邊觀看飛行。我們如約去了,臨時他又提出請我們乘坐他的飛機作空中遊覽。我四姐津筠勇敢地上了飛機。我剛登上舷梯,被母親一把拉住,因為老人家覺得這是冒險的行動。午間,我父親設便宴招待學良將軍一行。”

  朱海北又說:“張學良將軍在天津有一座豪華的公館,院子裏建有網球場,樓上設有台球房,庭園寬敞,和我家的天津寓所是隔壁近鄰。二次直奉大戰,奉係取得勝利,天津又是東北軍的勢力範圍,張學良經常駐節津門。每次他回到天津的公館必邀請我哥哥、姐姐和另外幾家門第相當的世交好友去打球跳舞……張學良身邊的得力僚屬都是頗有才華而又倜儻風流、事業心很強的青年。在頻繁的交往中,彼此增進了感情,在張學良將軍和馮庸的撮合下,我四姐津筠與吳敬安於一九二五年結了婚。後來五姐湄筠又嫁了朱光沐。而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趙一荻),也是在這個時期,通過和她的哥哥趙燕生及其二姐、三姐與我們一起交往而相識的。趙四小姐的父親趙慶華是我父親的老部下、老朋友,先父任交通部總長時他在部任司長,後來葉恭綽任總長時,他又先後任津浦和滬寧鐵路局局長,隨後當過交通部次長。他有六男四女,一荻最幼。一荻的六哥燕生與我同學,她姐姐和我的姐姐也都是好友,一荻和我六妹洛筠同學。她不論在天津、北京、北戴河都屬於上層社交活動的著名人物,我們都把一荻稱為‘小妹’。”

  由此觀之,確實張學良和“朱五”是沒有任何緋聞關係的。倒是“朱六”與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因此而認識。朱六洛筠晚年風趣地說,朱張兩家是有通家之好的。那年張學良去勘查葫蘆島後到海濱時,張的高級隨員:胡若愚、張學銘、朱光沐、黃顯聲以及英籍顧問伊雅格等,就住在北戴河西院裏。她那次才和張學銘相識。如果說朱家和張家有關係的話,應該說就是由她和張學銘的相識開始的。但直到一九三四年她才與張學銘在德國結婚,這時趙四小姐和張學良已早修成正果了。她和她的童年同學、閨中密友的趙四小姐,更進一步變成妯娌的關係。

  有論者還說由於馬君武的那首《哀沈陽》詩,鬧得沸沸揚揚,後來朱五才嫁給張學良的親信朱光沐,這難免讓人留有想象空間,而且也絕非事實。在《朱啟鈐自撰年譜》中說:“民國十九年庚午。是年遣嫁五女湄筠於山陰朱氏。”筆者更從一九三〇年《北洋畫報》四百四十期,找到如下的報導:“朱啟鈐之第五女公子前許配於張學良之機要秘書朱光沐君,現聞婚期已定於四月念二日(國曆)婚禮將在沈陽舉行,張氏為之證婚,似已確定。”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時,朱五已嫁為人婦一年有餘了。而據《朱啟鈐自撰年譜》中說:“九月十八夜日軍陷沈陽,次子渤(案:朱海北)時方肄業講武堂,間道馳赴山城鎮,其婦孺依、五女湄筠家處危城中,遇人營救,乃得脫難。”因此“九一八”之夜,朱五是在沈陽度過驚險之夜的。

  所以馬君武的兩首《哀沈陽》,雖傳頌一時。但所述除“趙四風流”,四字正確外,其餘均非事實。作為“詠史”詩觀之,是不能不明辨的。另據台灣文史作家高陽晚年回憶,他曾見過年已八十歲的朱五小姐,朱五告訴他一件妙事,說一次席間應酬,見到了馬君武,於是端著酒杯過去敬酒:“您是馬博士馬君武不是?我就是朱五。”當時馬博士的窘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結果是不俟終席而遁去。亦可見馬君武對此事的心虛。

  朱五與張學良原本可以“加載史冊”的關係也就僅限於此了,然而三十年後,又一樁政治事件將他們聯係到了一起。據中央文獻檔案中保存著一份周恩來寫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材料,說:

  張學銘、張學思給張學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張學良手中,我寫“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幾句話已帶到,張現住董顯光家中,僅獲有限度的自由。

  “朱五”再度登上曆史舞台,卻是充當了周恩來與張學良之間的信使。原來周恩來一向有心與被軟禁在台灣的張學良接洽,但費盡人力物力亦無法打開渠道,他最後找來張學良的二弟張學銘商量對策。於是周恩來的十六字寄語連同張學銘、張學思(四弟)的兩封家書先由張學銘夫婦帶至香港,交給在那裏定居的朱湄筠,一九六一年春,朱湄筠專程前往台灣,將信交給了十妹朱浣筠。五月的一天,朱浣筠將信夾到一本《聖經》裏,最終在張學良、趙一荻經常禮拜的凱歌堂,巧妙地將夾在《聖經》裏的信件送至張學良手中。

  朱五與朱光沐育有女兒名朱萱,據作家符立中的《上海神話》書中說,朱萱從影後改名秦羽,又名秦亦孚,香港大學畢業,是當時學曆最高的電影明星。她在念書時即和葛蘭、鍾情、李湄、周曼華一同演出《碧血黃花》,後囚話劇《清宮怨》爆紅,BBC請她飛到倫敦主演《秋月茶室》(銀幕版由馬龍·白蘭度、葛倫·福特、京町子主演)。秦羽的英文造詣廣獲好評,是當年的風雲人物。秦羽係大家閨秀,囿於教養,《情場如戰場》是其最後演出。她後來變成當紅劇作家,擔任電懋影片公司編劇主任,電懋重視劇本淩越一切,早在國際時期即成立一個劇本編審委員會,成員有宋淇、張愛玲、姚克、秦羽、易文、陶秦等,顧問孫晉三,都是文化界飽學知名之士,專責劇本編審。秦羽任編劇主任時給予張愛玲不少協助。秦羽曾以《星星月亮太陽》和《蘇小妹》兩度獲得台灣的金馬獎,並替香港美新處翻譯亨利·詹姆斯的《碧廬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

  朱五因女兒的關係也任職於電懋,據香港掌故作家高伯雨(林熙)說:“我是一九六三年在香港電懋影片公司由易文(電懋的導演,楊千裏之子,已逝世)介紹的,五小姐時任職電懋,管理服裝,我是《西太後與珍妃》一片的顧問,時時要入片場,關於服飾方麵,就要和五小姐接談了。電懋後來改名國泰,到陸運濤在台灣空難死後,國泰停業,此後即不聞朱五消息。”

  一九八六年春,朱湄筠八十大壽,朱家後裔親屬從世界各地趕到香港慶賀,以乃弟朱海北為首,肆筵設席,舉酒稱觴,誠久別以來罕有之盛會。曾經是“北洋名媛”,早已隨著時光的流逝而淡出了公眾的視野。晚年的朱湄筠隨子女移居加拿大,一九九一年當張學良飛往美國夏威夷定居以後,她才得以與張學良及夫人趙一荻見麵。六十年後,三人在異國他鄉見麵,無不白發蒼然,回首往事,並不如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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