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5章 尋人啟事

　　陳虹

　　《尋人啟事》能做文章的題目嗎？——有人說沒有詩意，有人說肯定要被退稿。但我不想改，我的本意就是為了尋人嘛，我想盡快找到那個曾經幫助過我、幫助過我們全家的好人。

　　他叫什麽？我不知道。他在哪裏？更不知道。為了便於大家幫我尋找，我必須得把發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個故事詳盡道出——

　　時間嘛，應該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具體的日子，則是省級機關發工資的那一天。地點呢，就在江蘇省文聯的辦公室裏——不過，那時叫“革命委員會”，門框上赫然掛著的就是這個牌子。

　　我怕記憶有誤，又特別去翻看了一下老爸的日記——那是他自從被揪到北京後，堅持在牛棚中寫下來的——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玲來信說，省文聯自四月起凍結工資，月發八十元生活費；兩個月後改為一百元。家中生活費用緊張，而玲寄我之錢未減，是頗傷腦筋的。”

　　不瞞大家說，這就是我能提供出的全部線索了。

　　當然，話還得從“頭”說起——我爸和我媽原來都在北京中國作家協會工作，一九六六年的春天被逐出了京門，發配來到金陵。為什麽？凡是過來人都知道，早在一九六四年，一場被人們稱作是“文化小革命”的風暴就已經在文化界的內部著著實實地席卷過一番了。夏衍挨批了，田漢被整了，就連我們作協大院中的許多老鄰居也一個接著一個地卷起鋪蓋卷返回了老家：趙樹理、康濯、周立波、艾蕪……我家是最後一個走的，時間為公曆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那天非常冷，前來南京下關火車站迎候我們的是作家海笑——他當時的身份是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後來他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心裏不免嘀咕，北京是全國的首善之區，待遇好，有暖氣，為什麽不把一個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名作家留在全國作協的領導崗位上，偏偏在這個天寒地凍的時候讓這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來到南京？”……是啊，這樣的問題誰能回答呢？要知道，我媽的命運比我爸還要慘，她隻是因為身體衰弱，離京之前竟被強迫辦理了“退職”手續——那年她才四十八歲。

　　然而，更慘的事情還在後麵——遷到南京才四個月，那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風暴就於中華大地上鋪天蓋地地刮了起來。這時的老爸在哪兒呢？正在太湖邊上的吳江縣“體驗生活”呢！一輩子不會寫工農兵的他，為了“脫胎換骨”，剛一報到完，就向省文聯的領導提出了這一要求。

　　接下來，有老爸的日記為證，日子是這樣度過來的——

　　五月十日，省文聯以長途電話，將我爸召回南京參加學習。

　　六月四日，省文聯召開群眾大會，宣布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數日內大字報多達五百張以上。

　　六月二十五日，工作隊進駐省文聯，負責人高玉書警告我爸說：“你是黑線上的人物，要為子女們想一想！”

　　七月至八月，寫交代材料，共十餘份。

　　八月二十七日，出現第一張點名質問的大字報：“陳門塵，誰派你來江蘇的？你來江蘇幹什麽？”並要求立即將“大黑幫陳門塵”押回北京審查。

　　九月九日，省文聯召開批鬥畫家亞明的大會，並施以了武鬥。會後通知：“全體黨員留下。”但我爸被排除在外。

　　九月十日，小組長滕鳳章找我爸談話，詢問對大字報及不讓參加組織活動的想法，終以“相信黨、相信群眾”回答。

　　九月十一日，中國作協造反派來人，將我爸揪回北京。從此與家人天各一方，長達七年之久……

　　人是被帶走了，可我爸的工作關係已經轉到了南京，尤其是每月的工資，還得依然由省文聯發給。但是我媽不願去領，她說那個滋味就像是“乞丐”，她怕看到那一個個鄙視的目光，和一張張凶神惡煞的臉。為此，這一任務便當仁不讓地落在了我的頭上——誰讓我是家中的老大呢！於是一到每月的×號，我都要親自跑一趟省文聯，先是簽字畫押，然後再捧回那個裝有老爸工資的牛皮紙袋。

　　有一個問題，直到現在我也搞不明白：堂堂的江蘇省文聯怎麽會“坐落”在當年國民黨的總統府裏呢？——當然，那個年代還沒有開辟成“旅遊景點”，寄寓其內的機關和單位競也多達數十家。記得省文聯是在一進大門的右側，那是長長的一排廂房，很簡陋，也不寬敞，門窗塗成大紅色，既“時髦”又俗不可耐；估摸著這幾間平房，擱當年最多也不過是給衛兵住的吧……可能是因為從小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對於“總統府”三個字，我打心底裏沒有好感——蔣介石挑起內戰的命令是在這裏下的，國民黨屠殺共產黨的密件也是從這裏送出的……為此，我每次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對於它的全貌，那是壓根兒不曾細細觀察過。

　　其實，我媽當年之所以將這一任務交給我，還有一個原因——我讀書的學校就在它的附近。那時叫二女中，現在改稱梅園中學。隻要腿一邁，騎上自行車，三五分鍾就能完成這項“重任”，並讓全家衣食無虞了。老爸的工資究竟有多少——他雖然拿的不是“文藝級”，算不上“三名三高”，但是按照“行政級”來說，也屬於“高幹”了。因此直到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以前，我們全家的生活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於是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每天便忙著“幹革命”：紅衛兵當不上，就找上幾個“誌同道合”者，扯起一麵旗幟，投奔了南京的“屁派”……

　　這時遠在北京的老爸，日子可是越來越不好過了——“黑幫罪”與“走資派罪”，隻能是“小巫見大巫”，算不上個什麽；自從全國掀起“揪叛徒”的狂潮，他的命運便急轉直下，大有“永世不得把身翻”的趨勢了——誰讓他一九三五年也被關進過蘇州反省院呢……於是乎，自一九六八年的一月起，對他的審查終於升級了——中國作協的原班人馬全部撤走，換來的是“中央專案組”的精兵強將！再後來，他們派人來到南京，將我們位於中央路141-2號的家給抄了；再後來，老爸的工資和可憐的一點存款也全都給凍結了……

　　記得那天，當我媽從我手中接過那隻比以往輕了許多的工資袋時，半天沒有說話——這個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終於發生了！八張十元的票子，靜靜地躺在桌子上，如同帶了電，誰也不敢去碰一下。我明白媽媽的難處——這隻是老爸原來工資的三分之一；而她自己呢，自從被迫退職後，早已沒有了任何收入。

　　該怎麽分配呢？首先必須保證老爸——他一人在北京，除了吃飯、穿衣、抽煙等等開支外，每月還得交六塊多錢的黨費，不能讓他受苦，每月四十元的生活費照寄不誤：其次是大媽——也就是我爸的大嫂，自從大伯去世以後，老爸胸脯一拍，承擔了下來，為此每月十塊錢的補貼也必須雷打不動；剩下的呢？隻有三十元了——媽，我，再加上弟弟和妹妹，他們一個剛上初中，一個還在小學，一股腦全是消費者，掙不來一分錢……我似乎就是從這一刻起，才突然長大了，我明門了這個家的今後，明門了今後將要麵臨的一切。

　　怎麽辦？總得活下去啊！於是先賣衣服——皮大衣、棉大氅、呢外套、料子服……凡是能夠值點錢的，統統用被單一裹，送進了寄賣行：接著再賣家具——書櫥、飯桌、沙發、衣櫃……除了睡覺的床以外，也幾乎被賣了一空。那是什麽年代啊？人家不把你當成是被打倒的“有錢階級”就已萬幸了，還敢談價錢嗎？其結果，全都三文不值兩文地轉了手，為的是換回幾張救命的鈔票。我記得其中有兩個硬木書櫃，是當年千裏迢迢從北京帶到南京來的，白漆的櫃麵上雕刻著五顏六色的仕女，婀娜多姿，飄飄欲仙。老爸將它們放在客廳當中最顯眼的地方，裏麵擺放著線裝版的全套《古本戲劇叢刊》，這是他的命根子，據說全國也隻有幾十套。但我媽還是咬著牙，讓我用板車拖走了，一共才賣了二十塊錢……

　　魯迅說過：“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麽，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麵目……”其實說句心裏話，我們家要比他家還倒黴——政治上的歧視，經濟上的困頓，尚且不去說它了；就拿親朋好友來說吧，也幾乎沒有一個——誰讓我爸十八歲就離開了老家，而這次搬到南京又僅僅四個月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呢？當時可真叫舉目無親、孤立無援啊，就連借貸都找不到人家！

　　弟弟那年還不到十五歲，他看見有些孩子幫助拖板車的人拉纖，一趟可以掙一毛錢，於是便央求媽媽給他做個鐵鉤子去為家裏掙點收入。今天的人們已經不知道這個營生了——從玄武門到鼓樓，是一個大斜坡，板車拖上去是非常吃力的，於是車老板便會雇些孩子來幫忙：纖繩的一頭用鐵鉤子勾住車幫，別一頭背在身上，就可以助他一“肩”之力了。而我們家當年就住在這個斜坡的最底端，等活幹的孩子站在馬路邊，每天都有一大群。媽媽哭了，我也哭了，弟弟平時在家連衣服都不會洗呀……

　　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我的任務照常是出入寄賣行，弟弟的生活照常是蹲在路邊“饞涎欲滴”地看著別的孩子掙錢……我們學會了早早吃晚飯，然後關著燈說話，為的是省下一丁點的電費；我們也學會了縫衣服、補襪子，就連眼鏡腿斷了，涼鞋帶折了，都能自己給焊上。至於老爸的日子，更是令人心酸，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中午在食堂吃飯，隻有一角五分的白菜，又買了一角的湯，頗感浪費。晚間去對門的小店，二兩飯，一碗湯，僅一角，頗廉。”

　　……六月份到了，又該去領老爸的工資了。我同往常一樣，走進了總統府的大門，走進了位於右側的那間掛著“江蘇省文聯革命委員會”招牌的辦公室。讓我簽字的人是誰，我真的記不住了；他長得什麽樣，我同樣沒有一點印象。——這能怪我嗎？當時隻想快快離開，連頭都不願抬。要說印象，似乎隻有這樣一點點：年齡嘛，大概可以叫他“叔叔”；穿著呢，一身灰布中山裝，右臂套著個紅箍。——唉，等於沒說，這樣的裝束在當年的中國足有成千上萬，誰敢有絲毫的異樣，是要遭滅頂之災的！

　　但我對他說的話，卻記到如今——那是一口氣說出來的，沒有絲毫的磕巴：“一個月隻給我們八十塊錢的生活費，實在不夠用。我家還有一個大媽要養活，而且我自己很快也要下鄉插隊了……”這話是真的，二女中已經開始動員了，依照我這樣的家庭出身，根本不可能留在城裏，隻能下鄉當農民了。但我當時為什麽會說出這番話呢——是乞哀嗎？我媽知道了，絕對不會饒過我；是告憐嗎？這明明是“與虎謀皮”，怎麽會有結果……但不知怎的，當時我就這樣一脫口便說出來了，現在想想還真有點後怕——不理睬我，那是輕的；如果因此給老爸再戴上一頂帽子，說他“妄圖”想要幹嗎幹嗎，還不是輕而易舉的嗎？要知道總統府的大門外貼滿了“揪叛徒”的大字報，那上麵可是清清楚楚地寫著老爸的名字，還打了黑叉呢！

　　我低著頭，隻聽見自己的心跳，並時刻準備著招來一頓急風暴雨式的批鬥。但奇怪的是，什麽都沒有發生，屋子裏靜靜的，好像沒有其他的人，一個低低的聲音傳到我的耳中：“是這樣……”停了停，他又說道：“對不起，我們不知道你家中還有一個大媽。好吧，再多加二十塊錢吧……”

　　那天，我像勝利者一樣飛快地跑出了總統府的大門，又飛快地跑回了自己的家中。一百塊，整整一百塊呀！我興奮地將它們交到了媽媽的手中，我盼望看見她的笑容，看見年幼的弟妹們的笑容……但是，那天我獨獨沒有記住那位給我錢的人長什麽樣，也沒有問他姓甚名誰。

　　依理推測，這位“叔叔”絕非一般的“革命群眾”；他有權，起碼是“革命委員會”中的一名重要領導，否則又怎麽可能私自做出決定，一下子就給“大叛徒”陳白塵多發了二十元的生活費？如果是這樣，他又為什麽敢冒這麽大的風險呢？這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階級立場”問題啊，他難道不怕“引火燒身”嗎？

　　想不明門，整整四十年過去了，還是想不明白。為此我要寫出這篇《尋人啟事》——不管他在後來的清隊中是不是“三種人”，也不管他是否懺悔過自己的這段“造反”生涯。曆史永遠定格在了這一天：不僅為了那救命的二十塊錢，更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還殘存著那個年代絕對不允許有的“人性”。

　　拜托了，一切經曆過那段歲月的人們！——時間：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地點：省文聯辦公室；年齡：四十歲左右；身份：革命委員會中的一名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