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五卷）

第3章 魯迅的美國朋友

　　伊羅生 朱正

　　魯迅定居上海以後，結識了三個美國朋友。那就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萊（1890-1950），埃德加·斯諾（1905-1972），加羅爾特·艾薩克斯（1910-1986），又譯伊賽克，中文名伊羅生，這裏，隻說魯迅和伊羅生的交往。

　　艾薩克斯，在魯迅的日記和書信裏多寫作伊羅生的。關於他的簡曆以及魯迅和他交往的情況，據《魯迅日記》的人物注釋，是這樣的：

　　一九三〇年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報》記者，一九三二年時為上海出版的《中國論壇》（《China Forum》）編輯。一九三三年任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執行委員。一九三四年約請魯迅和茅盾編選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草鞋腳》，隨即往北平翻譯。一九三五年七月回國。

　　在這些簡單的記載之外，還可以補充一件事，就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他和魯迅一同參加了接待蕭伯納的活動，楊杏佛在宋慶齡家拍攝的那一幀有他在內的多人合影現在很容易看到。為了編譯《草鞋腳》，魯迅給他的那些信件現在都收在《魯迅全集》第十四卷裏。

　　據《魯迅日記》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二日：“上午伊賽克君來。”這是他們二人交往的開始。這時艾薩克斯是《中國論壇》的編輯。他在《草鞋腳·序言》中說：

　　我開始辦《中國論壇》時也正好二十一歲。那時我來到中國已一年多。最初在上海兩家英文報紙《大美晚報》和《大陸報》擔任記者或編輯；後來遊蕩於長江上遊，一直深入到川西，幾乎到達西藏，回來時沿江而下，在一九三一年長江洪泛所造成的大批死難和無人過問的大災難中，於當年仲夏返回上海。僅僅幾天之後，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發動了進攻中國的新戰爭，首先占領沈陽，並開始侵占滿洲。南京政府正傾全力鎮壓國內的反動派，宣布對日本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那一年的所有這些暴露、震動、遭遇和教訓同時對我產生影響後不久，我在上海結識的共產黨朋友和對黨表示友好的人士就建議我能否自己創辦一份報紙。我欣然接受了這一建議，結果創辦了《中國論壇》。

　　《中國論壇》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創刊的。艾薩克斯說是上海共產黨的朋友建議他辦的，確實是這樣，它實際上就是共產國際的一種出版物。在共產國際的有關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些材料：

　　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聽取關於資助《中國論壇》雜誌（原注：應為報紙）的問題。決定：允許撥給一次性資助，數額為五百美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簽字）。”（同上書，第13卷，第135頁）

　　同年八月三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記錄：“聽取關於給《中國論壇》的經費援助。決定：在魯埃格（夫婦）（注：即牛蘭夫婦）的案子結束前，從一九三二年的備用基金中撥出五百（美元），資助《中國論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皮亞特尼茨基（簽名）”。

　　在檔案中，這個文件還有一個附件，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波波夫的一份書麵報告。這份八月一日寫的報告簡單說明了《中國論壇》的情況和作用以及應該資助它的理由：

　　《中國論壇》（報）是在孫逸仙夫人和美國編輯加羅爾特·艾薩克斯領導下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原注：應為1月13日）在上海出版的。

　　按其內容來說，報紙傾向於反對在華的帝國主義，從道義上支持蘇維埃中國並開展為釋放魯埃格及其妻子的運動。

　　近來，中國政府和美國領事方麵因報紙的內容而加強了對它的嚴厲抨擊。

　　在經費方麵，報紙兩次各得到五百美元。

　　為使報紙有可能繼續出版，鑒於即將審理魯埃格及其妻子的案子，尤其有這個必要，極需再撥款五百美元。

　　（同上書，第192-193頁）

　　從附錄的這一報告中可以知道，艾薩克斯是在宋慶齡的參與之下創辦《中國論壇》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營救牛蘭製造輿論。辦這張報，也就是營救牛蘭這個大活動中的一項內容。報紙上確實刊登了不少有關營救牛蘭的文章。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本資料集裏邊，我們就可以看到從《中國論壇》輯錄的這些文字（刊期從略）：

　　牛蘭夫婦在南京獄中絕食

　　牛蘭夫人致宋慶齡書

　　宋慶齡電南京當局要求釋放牛蘭夫婦

　　宋慶齡為牛蘭絕食再致電汪（精衛）、居（正）

　　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

　　北平政治犯的黑暗生活

　　政治犯爭求釋放去打日本帝國主義

　　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論壇》還是滿意的。它的駐上海代表埃韋特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寫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一份報告中說：

　　《中國論壇》又改為每月出版兩期（現在出的是第2期）（注：指第二卷第2期）。該刊影響很好，因為重要文章除用英文刊發外還有中文版。就其內容而言，除了存在政治上的不準確和錯誤提法外，還不夠具體和通俗。但這種狀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改善。南京政府迅速要求美國領事停止出版該報紙，這一要求目前已遭拒絕。（同上書，第345頁）

　　說“該刊影響很好”，也就是說，這時對該刊的編者艾薩克斯的看法很好。可是幾個月之後看法完全變了。共產國際認為，艾薩克斯是托洛茨基分子。為此，埃韋特寫了一封“絕密”的長信（1934年1月13日）給中共上海中央局：

　　親愛的同誌們：請你們討論一下涉及《中國論壇》的問題和建議，以便我們能夠在星期二的例行會議上達成協議。

　　首先，講幾句開場白。你們當然知道《中國論壇》編輯的政治麵目，因為我們已經多次講過。他出身於富裕的資產階級階層，在美國受的教育，一段時間當過資產階級的記者，沒有任何革命經驗，沒有受過黨的培訓，他隻是幾年前對中國革命運動產生興趣。一開始他同在上海當新聞記者的南非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聯係。這個人一直對艾薩克斯有很大的影響，決定了他托洛茨基主義的“同情心”和越來越明顯的托洛茨基主義思想傾向。大約在半年前，托洛茨基分子格拉斯（人們這樣稱呼從南非來的這個人）離開上海到美國去了。顯然，他在那裏立即同托派組織取得了聯係，同樣顯然，他從美國給艾薩克斯寫信，繼續對他施加影響和給他作出指示。

　　有許多指令指出，艾薩克斯遵循這些指示行事，一些征兆表明，托派同艾薩克斯一起製定了為公開進行托派反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逐步建立基礎的計劃。

　　我僅舉出幾個事實：艾薩克斯越來越明顯地不願意同我討論《中國論壇》的內容問題；他對一些問題默不作答，因為在這些問題上他發表意見會把自己束縛起來；他在最近兩個月特別明顯地不願意執行我關於一些文章的寫作方針的建議並抑製這個方針；不願意提及蘇聯及其社會主義建設（在11月號的一篇文章中，甚至沒有提及兩個五年計劃和列寧去世以來取得的巨大勝利）；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把一些看法改變成在他看來容易接受他的觀點的看法（我們通過一些人了解到他這樣的看法，認為“蘇聯在執行民族主義政策”等等）。

　　這裏要補充另一個需要給以極大注意的很重要的因素，即組織《中國論壇》的讀者協會。組織這個協會的想法最初不是來自艾薩克斯，實際上是很早（9到11個月）以前由黨倡議的。它完全獨立於這種想法的所有者。很自然，像《中國論壇》這樣的報紙（唯一合法的報紙）的組織作用應該是很大的。工人和特別是承擔定期散發《中國論壇》工作的學生小組，在尋找半合法的組織形式，來進行討論，來擴大革命運動的影響和在更大範圍散發《中國論壇》這個在他們看來是最好的革命報紙的刊物。

　　我們已幾次同你們討論過委托可靠的同誌或黨團來領導讀者小組的問題。我們第一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讀者小組還不多，而且艾薩克斯的意向還不十分明朗。但現在，一方麵，讀者小組在迅速產生，而另一方麵，艾薩克斯（和隱藏在他身後的托派分子）在打算利用這些小組作為繼續搞破壞工作的組織基礎。

　　因此，我們應該竭盡全力加強我們對這些讀者小組的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我們在這些小組中越強大，托派分子爭奪它們的威脅就越小。

　　我們都讚同這樣一個看法：我們都非常關心《中國論壇》的繼續出版。這個重要刊物對於我們來說可以具有更大的意義。但是在艾薩克斯手裏，它可能成為有害的工具，至少在有限的時期內會是這樣。問題在於，托洛茨基分子艾薩克斯在法律上可以以目前的名稱出版這個報紙（而大家知道，名稱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具有很大的意義）。還難於剝奪他在法律上的印刷權利和把這個權利賦予另一個可靠的人。

　　我曾努力尋求擺脫這種局麵的出路，使問題得到體麵的解決。因此，大約在四個月以前，當他對我說他打算寫幾本關於中國的書，但在這裏他沒有時間寫時，我建議他到我們“家裏”去。在那裏，他不僅有時間，而且也有新的認識、新的印象。我給自己提出了兩種任務：第一，我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人們對他產生另一個方向上的影響；第二，如果沒有發生這種情況，我們能把編輯工作委托給另一個可靠的人。

　　一開始，艾薩克斯表現出很大的熱情。他對我說，由於他需要調整一係列的工作（他在加瓦斯通訊社、在《中國論壇》報社等的工作），他要考慮考慮這個問題，也許他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或夏天動身。我懷疑他給美國寫信，詢問了指示。但幾天前，我通過一個人得知，他在同你們的可靠朋友之一交談時，無意中說出這樣一句話：“建議他回家，這是試圖收買他。”這種看法十分明顯地表明，他的托洛茨基主義已發展得多麽嚴重了。

　　我告訴你們這些細節是為了便於你們作出決定。問題具有很大的意義，為了同艾薩克斯討論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同你們就所有措施充分協商一致。

　　還有某種（當然是微弱的）希望，意思是我們提出的措施，使我們能夠避免發生公開的決裂，並對《中國論壇》建立有力的監督。但要對公開決裂做好準備。不管怎樣，必須解決目前這種不能忍受的局麵。

　　我們建議采取兩種措施：

　　1.黨的一般措施。

　　2.黨對艾薩克斯的措施。

　　先談後一種措施。

　　我們應該要求他：（1）社論和其他最重要的文章在付印前要交給黨檢查；每一期的內容在付印前應進行討論，而每期最重要的文章應經我們檢查。（2）《中國論壇》現在或將來擁有的所有聯係（同情者團體、讀者小組等）也應轉交給黨。（3）艾薩克斯應該同我們一起工作，同托派斷絕關係。

　　這是基本的幾點。如果你們還有什麽建議，請在星期二以前準備好。我認為，隻能我們同他談，因為你們處於地下，不便這樣做。但需要你們對他說明，同他談話的人是根據中國黨的授權進行的。

　　至於黨的直接措施，我認為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要把所有讀者小組牢牢掌握在我們手裏。要弄清楚，哪些人加入了不久前成立的委員會（原注：指《中國論壇》讀者委員會）並要加強我們在其中的主導作用。要把我們特別工作的目的和必要性以及存在的危險告訴最可靠的同誌。

　　2.要同印刷工人建立直接聯係，部分工人是黨員，很忠實於艾薩克斯（也就是忠實於《中國論壇》）。

　　3.要同翻譯（黨員）建立聯係，並要弄清楚艾薩克斯對他有多大影響。

　　4.要同分發機構，特別是其領導人建立聯係，以便取得在上海和省裏的所有聯係。這個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5.盡可能多地組織《中國論壇》記者和讀者小組，要求刊登受到中國報刊抵製的有關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廣泛的消息。

　　6.組織一個不大的由可靠的同誌組成的《中國論壇》常設記者隊伍。

　　上述某些措施要予以實行，至於其他建議，你們要考慮一下。請在星期二告訴我們還有什麽考慮。我認為，現在艾薩克斯想避免公開決裂，也可能還服從某些指示，在暗中搞破壞。他請求給予指示，可能將堅持讓格拉斯從美國返回。但另一方麵，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他現在就公開反對我們。

　　在這樣的問題上，應該迅速采取行動，因為延誤時間隻會對艾薩克斯有利。

　　此致敬禮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第19-23頁）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埃韋特和施特恩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據各種消息來源報告，《中國論壇》編輯艾薩克斯是托洛茨基分子，並在組織托派小組。我們同艾薩克斯沒有聯係，我們不支持他。請告你們的意見，為孤立他和使他離開，可以和需要做些什麽工作。”（同上書，第26頁）

　　埃韋特在找艾薩克斯談話之後，於一月二十七日向皮亞特尼茨基寫了報告，其中說：

　　同艾薩克斯的辯論還沒有結束，但已經表明，他對所有基本問題的認識都完全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他沒有公開講出自己意見的地方，多是耍外交手腕，而不是不清楚。盡管存在這種情況，但還有不經公開鬥爭把他挽救回來的可能性。至少我們打算這樣做，當然不忘準備同他作鬥爭的措施。我們建議建立一個由他、黨的代表和我們中一個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在答複這個建議時，艾薩克斯請求“讓他考慮一下”。可以推測，他在以某種形式拒絕這個建議。（同上書，第34頁）

　　緊接在這一段後麵，埃韋特的報告提出了讓史沫特萊取代艾薩克斯的建議。

　　埃韋特對待艾薩克斯的這種態度是不是過於溫和了呢？果然就有人提出批評了。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也是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賴安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中批評說：

　　在最近一年間，你們的代表（原注：埃韋特）始終對於這個托洛茨基分子艾薩克斯和對《中國論壇》雜誌實行機會主義的方針和政策。不顧很明顯的事實，即艾薩克斯過去和現在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極力利用刊物及其讀者群從組織上加強中國的托派運動。你們的代表未經（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允許，未經我們（注：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允許，自冒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把整個公開的群眾工作和原中國民權同盟，魯格保衛委員會，反戰會議等的技術事務管理機關都集中在艾薩克斯手中。當上海中央局、我們的朋友和我開始堅決反對艾薩克斯和反對刊物的方針時，你們的代表站出來保護艾薩克斯，借口是“艾薩克斯是個誠實人，他從不背叛革命”等等。你們的代表堅持要同他保持“友好的”工作關係，甚至指示我同艾薩克斯會麵，這樣的會麵在二月份有兩次，後來我拒絕執行這種指示。（同上書，第15 8-159頁）這封信裏還說到：

　　這一年三月《中國論壇》停止出版後，你們的代表繼續同艾薩克斯會麵，付給他五百美元，似乎艾薩克斯將這些錢用到了印刷設備上，你們的代表將保衛魯格運動的領導權留給了艾薩克斯，繼續相信這個托洛茨基分子的“誠實”和他把印刷設備轉交給黨的“承諾”。隻是現在，在艾薩克斯發表“聲明”和賣掉印刷設備並把得到的錢轉給當地托派之後，你們的代表才“承認”，“艾薩克斯最終成了敵人”等等。有些遲到的“承認”是為了不再談這件事。（同上書，第159頁）

　　從賴安的這封信中可以知道：原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埃韋特對艾薩克斯信任之深和倚仗之專。像牛蘭夫婦上海營救委員會和由它擴大改建而成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像反戰會議，這些活動就交給艾薩克斯分管。民權保障同盟和反戰會議的活動，魯迅都參加了的，都是魯迅傳記中不能忽略的內容，這也表明艾薩克斯對於魯迅的關係了。不知道他在反戰會議中有什麽名義，在民權保障同盟裏，他和魯迅是同被列名為執行委員的。

　　這年十一月，賴安回到了莫斯科。關於埃韋特和艾薩克斯的關係問題，又告了一狀。詳見絕密檔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賴安的談話記錄》（見同上書，第303頁）。內容和上麵所引信件大致相同，這裏就不引用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賴安關於艾薩克斯的書麵報告（絕密）中有些材料有助於人們對這事的了解：

　　好像艾薩克斯是通過宋慶齡參加《中國論壇》出版社工作的。

　　作為《中國論壇》的編輯，艾薩克斯這個美國人可以更好地為這家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雜誌提供“保護”。他也因此從黨那裏領到了《中國論壇》出版和印刷的補貼，在美國領事館那裏他以自己的名義辦理了《中國論壇》的出版手續。得到黨資助的這家印刷所也是作為屬於艾薩克斯的美國企業注冊登記的。

　　黨還派遣中國同誌到編輯部進行合作，並為印刷所提供了工人。

　　關於艾薩克斯不可靠的最初警告是來自宋慶齡，她曾詳細地把她同艾薩克斯的談話告訴了我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原注：埃韋特），從這些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用托洛茨基的思想說服她。

　　後來，《中國論壇》很少刊登有關蘇聯的材料，甚至從來不提斯大林的名字，這一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當我們送去一篇關於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文章，而那裏無論如何也不能回避斯大林同誌的報告時，艾薩克斯這個托洛茨基分子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麵目，他消極怠工，想方設法規避在《中國論壇》上刊登這篇文章。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248-249頁）

　　從共產國際的這些檔案材料中可以看到，他們把艾薩克斯從看做一個得力的工作人員變成一個公開的敵人的過程。艾薩克斯在《草鞋腳·序言》裏卻提供了他自己的說法：

　　關於我自己逐漸積累起來的與共產黨朋友以及《中國論壇》的支持者之間的矛盾，則說來話長，在這裏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敘述。值得深思的是，這些矛盾始於對政治上的謊言和誇大的天真的抵製，不是針對國民黨及其恐怖統治，對於它是談不到誇大的，而是關於共產黨對他們自己的政策和成就所作的聲明而言。這是從當初我發現共產黨關於抗擊日本的上海戰役的對外宣傳和我自己在那幾周對如今已經被人們遺忘的流血事件的見聞有出入而開始的。的確，我在《論壇》上發表的關於這一事件的報道，在後來我正式刊登的一封長篇譴責信中遭到“批評”。關於其他地方的事件以及有關共產主義運動的其他爭論，我已開始閱讀和進行研究，這足以使我產生許多複雜的疑問。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刊登了一篇關於俄國革命十六周年紀念的文章，文中沒有提到斯大林，更不用說對他加以吹捧，這就成了我最大的罪行。我和地下黨朋友之間的冷淡關係，終於凍結了。當我正式拒絕改正——悔過？——一切於是就突然結束了，我那依舊天真的作風使我永遠離開了他們的圈子。局：這篇序言還談到了《中國論壇》的結最後一期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出版，距創刊號正好兩周年。停刊是突然發生的，這並不是因為國民黨或上海的外國當局查禁終於成功，而是因為我和我的共產黨朋友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嚴重，在我們決裂後，報紙也無法存在了。

　　《中國論壇》停刊以後，艾薩克斯和他的妻子維奧拉（中文名姚白森）從上海遷居北平。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魯迅日記：“夜招知味觀來寓治饌，為伊君夫婦餞行，同席共十人。”伊君即伊羅生。

　　艾薩克斯在北平即著手進行編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草鞋腳》的工作。這書先由魯迅和茅盾向他提供了一份推薦的目錄，再由他選定譯出。書中所收，多數是左聯作家的作品，如丁休人（即應修人）已經犧牲，如丁玲、樓適夷正在獄中。魯迅和茅盾就有意通過這個選本把他們的作品介紹出去。

　　為了交換編選中的意見，艾薩克斯不斷和上海的魯迅和茅盾通信。在《魯迅全集》第十四卷裏收了七封給他的信（1934年5月30日，7月14日，7月31日，8月22日[兩封]，8月25日，1935年10月17日），前麵六封都是關於《草鞋腳》的（其中有三封是魯迅茅盾共同署名）。魯迅還為它寫了序言（《草鞋腳·小引》），題寫了中文書名。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魯迅茅盾給他的信中，表示了對他這一工作由衷的讚許：

　　我們覺得像這本《草鞋腳》那樣的中國小說集，在西方還不曾有過。中國的革命文學青年對於您這有意義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謝的。我們同樣感謝您費心力把我們的脆弱的作品譯出去。

　　可是這本書出版卻很不順利。四十年之後才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而這“很不順利”的原因也和政治有關。艾薩克斯在《草鞋腳·序言》中說了這原委：

　　在《論壇》出版初期，紐約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就曾對我們準備出版的小說集表示了興趣，但從他最早表示願意支持到最後我交出初稿，這期間情況發生了變化。當他發現我變成“人民的敵人”，或者比這更糟，而且他將不能指靠紐約共產主義運動給予的“特別資助”時，他的熱情就消散了。在那些日子裏，紐約共產主義運動很善於利用這種“特別資助”對書籍出版施加影響；它能保證任何普通出版商完成他預期一本圖書的銷售額，能保證一本未必受群眾歡迎的書，結果不盈不虧。至於我這本書，不知是因為沒有“特別資助”一一正如一位出版商在寫信回絕我時，就曾坦率地這樣說——還是因為在當時沒有發現這些小說本身有出版價值，在以後的兩年裏，《草鞋腳》遭到一個又一個出版商的拒絕。當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諾沒有遇到我這樣的障礙，而終於出版了他編輯的一本中國短篇小說集（注：指《活的中國》）時，我們完全氣餒了，我們隻得懊喪地將《草鞋腳》擱置一旁，作為我們的紀念品之一了。

　　艾薩克斯在北平一方麵從事《草鞋腳》的編譯工作，一方麵從事中國大革命史的研究。他在劉仁靜（中共一大代表，和托洛茨基有直接聯係的托派分子）的幫助之下，寫成了他的大著作《中國革命的悲劇》。指出共產國際的錯誤領導是產生中國大革命失敗悲劇的原因。這是正麵麵對這一尖銳問題的第一部著作。盡管今天看來，它的資料還不夠豐富，有些地方也還應該作更深入的分析，但它的學術價值、人文價值都應該作很高的評價。它必將作為二十世紀重要史學著作之一而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