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結論

　　第一、民族自決權不適用於“西藏問題”。通過對民族自決權的理論和實踐的曆史考察，我們發現，民族自決權無論是在產生之時，還是在今日的發展，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結束一切殖民形式的理論與原則。在國際關係中，它一直是處理宗主國家和殖民地民族關係時的最高原則。而從未用於調整主權國家內部的民族關係。西藏自元代以來從未獨立於中國的政局變幻和社會變革之外，也沒有處於“附庸國”的地位或“夷國”、“外藩”的地位。供施關係也未能改變中央與西藏地方權力政治關係的實質。“西藏獨立”是英國侵略政策利用了中國社會動蕩之機企圖分裂中國的產物。因此，民族自決權不運用於所謂的“西藏問題”。

　　第二、民族自決權不能用來調整一主權國內部的少數民族與中央的關係。盡管國際法一些文件（如1960年《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和1970年的《國際法原則宣言》）中多次使用了“各民族”或“所有人民”的概念，但這些概念在其他有關的條文中並沒有得到明確解釋。因此根據1909年的《維也納條約公約》第21條對如何解釋條約的規定，條約的解釋應該是“善意的”。根據這一“善意原則”，在解釋民族自決權時必須與《聯合國憲章》（維護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宗旨和它適用時可能預見的後果結合起來。正如前麵已述的，如果倡導該原則的後果是導致分裂某一主權國家並使國際社會（或地區）的穩定受到動搖，那麽則不是符合善意解釋的原則的。事實上，聯合國有關人權的許多決議和宣言已對國家主權內的少數民族的權利和自由作了許多保護性規定。“民族自決權”相對而言是調整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如果利用這一原則煽動“西藏獨立”，這必然會導致中國和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乃至於混亂，而這是與《聯合國憲章》的宗旨根本不符的。

　　第三、鼓吹“西藏獨立”有兩重性：分裂主權和反對共產主義。西藏問題的本質在於，它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侵華政策的後果，其目的旨在破壞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時期，它就被納入到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和“遏製”戰略中去。八十年代以來，在以“民族自決”和“人權”為幌子的掩蓋下，這個問題的反共性質逐漸有所加強。蘇東劇變由於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反共色彩，致使西藏問題的雙重性更加尖銳地體現出來。因此，認真研究和關注西藏問題是十分必要的。要深刻揭示西藏問題的實質不是什麽人權問題，而是維護中國主權的問題。

　　第四、西藏的發展在於認真落實民族區域自治。聯合國在實踐中雖然不主張將自決權濫用，推行到一國內部民族。但對如何保護少數民族也有相應規定。1981年，奧裏利厄斯·克裏斯特克在向聯合國提交有關民族自決權的報告中指出，“不能將民族和宗教與語言上的少數民族混為一談，後者的權利在《公民權及政治權利公約》的第二十七條中加以承認”。該條規定：“在那些存在著人種的、宗教的或語言的少數人國家中，不得否認這種少數人同他們的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仰或實現自己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

　　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共同綱領》及“十七條協議”，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這符合中國國情，遵守了我國履行的保護少數的國際義務。現在民族主義浪潮在國際社會的再度興起，加劇了各國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難度。但是必須看到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是和目前蘇聯的民族問題存在著很大差別的。一方麵，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長期以來已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團結和統一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目標。另一方麵，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協調民族間的利益和發展少數民族經濟、文化方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證明這一政策和製度的生命力，也加強了抵禦分裂主義的力量。縱觀中國的曆史，總是統一的、團結的力量大於分裂的力量。民族融合是中國各民族發展關係的典型模式，它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會和朝代循環中逐漸形成。它成了中國民族關係史的規律。西方目前用人權問題保持對中國的壓力，用所謂“人權問題”來支持“藏獨”，是忽略了中國文化和曆史發展的事實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在實踐上找到了適合中國民族關係特征的道路，它不僅調整了中央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權力關係，而且為少數民族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和幫助。由於曆史的原因，國內確實存在一定的民族間的隔閡和發展上的差別，今後問題的關鍵是加強藏族地區與內地的聯係的紐帶，尤其是交通和經濟的發展，以增強內地的吸引力和民族的凝聚力。因此，確實執行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和改革開放的方針是至關重要的。

　　§§第十章 聯合國與西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