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書信中的文學生涯

　　◎ 李　冰

　　《塞繆爾·貝克特書信集》

　　費森菲爾德和奧弗貝克編輯

　　劍橋大學出版社

　　除了《等待戈多》等許多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外，愛爾蘭大作家貝克特還給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文字遺產，那就是他的書信。從一九二九年到他逝世的一九八九年，貝克特一生寫信無數，僅編者至今整理出來的就有一萬五千餘封之多。喜歡悠閑的中國作家會奇怪，他怎麽還有時間寫別的東西？

　　貝克特倒不是因為有心以書信聞世才每天早上勤勉地鋪箋執管，事實上當後來出版社有出版他的書信集的打算時，他卻隻允許編輯發表和他的作品有關的那些信件。貝克特寫這麽多的信，因為他是個禮貌周到的紳士，隻要別人有來信，必定親筆回信。很有點像我們每天查看電郵順手回複一樣。隻是電郵隨寫隨即湮沒在電腦的“文件夾”裏，而貝克特的書信卻有永恒的價值，值得現代文學的愛好者們瀏覽和細讀。

　　貝克特的書信給我們展示的是他在上世紀初歐洲文明發生天翻地覆的大變化時的心靈曆程。作為一個敏感而多才的青年，貝克特迷惘，不知什麽才是自己的生活方向。他才華橫溢，什麽都懂，考慮過進入學術界當教授，也曾打算當一名藝術品商人，為此他在德法的各大博物館裏下過工夫，別人已經認可他的藝術鑒賞力，請他去鑒別畫作。他還想當民航機駕駛員，跟愛因斯坦學物理等等。以他的才華，他確實有能力從事這些職業。但是從內心來說，他真正想做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寫作。

　　但是寫什麽，怎麽寫呢？那時整個歐洲傳統在動蕩，以往肯定的一切都變得有疑問了。在私人信件中貝克特常常坦率地發表不同凡響的見解。“我沒法喜歡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他好像把他心裏所有低俗鄙陋和幼稚的東西都傾瀉到這部曲子裏了。”“我在讀巴爾紮克的《貝姨》，這部作品的風格和思想是如此的陳腐而做作，簡直不知道他是漫不經心還是在開玩笑。”“我在讀《群魔》，翻譯得糟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文原作必定也是粗疏地寫成的，充滿了陳詞濫調和報刊腔。”但是，和喜歡一棍子打死名家的納博科夫不一樣，貝克特在看到這些前輩的出眾之處時也不吝嗇他的讚詞。在同一封信裏他又向朋友大力推薦貝多芬的一部弦樂四重奏。

　　貝克特最不滿意的是自己的文學創作，覺得自己的作品毫無必要，他在信中訴說，要繼續寫作是越來越難了。進行了長時間的反思後，他最後明白，文學的問題最終是語言的問題。他說：“我越來越覺得我的語言像是一層麵紗，要把這層麵紗撕破了才能看到後麵的東西。”

　　顯然，從貝克特的這些書信裏，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為什麽要進行他的那些被評論家稱為現代主義的文學實踐。 ■

　　現在人人都知道英國的秘密情報機構“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但是知道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情報機關的人就不大多了。這是有原因的，英國當時的軍事情報機關叫做“英國特別行動執行署”，簡稱“SOE”，專門從事在被納粹占領的歐洲大陸和受日本侵占的亞洲地區進行地下活動。戰爭結束以後，這些敵後情報和破壞活動本可以是供當局炫耀的英雄事跡，但是不知出於什麽考慮，英國政府在戰後還是嚴守秘密，不僅不肯向公眾或專業曆史學家開放“SOE”的檔案，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還根本否認有這麽一個組織存在。後來瞞不住了，就由政府主導，出版了幾本關於這個秘密行動機構的官方曆史著作。但是直到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一本所謂的特別行動署的“秘史”裏還有許多段落以“國家的安全利益”的名義被刪除。雖然“特別行動署”的檔案現在已經移交給英國國家檔案館，但是裏麵的許多內容早已“意外地”消失了，剩下的材料需要經過一位專門的官員的批準才能看，與個人有關的材料則必須在所涉及的人誕辰一百年後才可以開放。

　　這樣的保密措施當然引起人們更大的好奇，所以近來就有了一批關於“SOE”的曆史著作問世。作者大多是在查閱有限的官方檔案以外，千方百計地采訪參加過“SOE”活動的老特工，以點點滴滴的個人回憶來編織成這個神秘組織的畫像。

　　從某些方麵來看，這個組織的戰時活動確實有點像邦德電影裏的場景。他們發明和使用各種離奇的武器和特工裝備：外表和幹牛糞一樣的炸彈，折疊式的微型摩托，會在敵人手中爆炸的手電筒，留下酷似人的赤腳腳印的鞋底等等。在派往敵後之前，特工隊員們要在蘇格蘭高地受嚴格的訓練。除了跳傘、徒手格鬥、安置炸彈等常規的技能外，還會在半夜裏突然被穿著納粹製服的人叫醒，經受通宵拷問。

　　“SOE”在德國占領區裏的行動受到曆史學家的普遍肯定。潛入到敵後以後，他們的活動離不開當地抵抗組織的支持，而在歐亞各地的抵抗組織中，英國來的特工一般都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們也確實能夠不負所望，表現出令人欽佩的勇氣和能力。“文革”結束後在中國非常流行的電影《女英烈傳》就是根據一位“SOE”的特工的真實事跡拍成的。 ■

　　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是一位公認的天才，同行們都非常佩服他的成就，他的物理論文以其獨特的簡潔明晰的風格而常常被推崇為科學美的典範。但是狄拉克的個人生活卻並不是那麽的令人羨慕。

　　他在家鄉布裏斯托爾度過的童年並不愉快，和他嚴厲的父親之間幾乎沒有什麽感情上的聯係，中學的數學老師覺得沒辦法教他，讓他自己到圖書館看書。他靠獎學金去劍橋讀書時，正好遇上了量子力學發展的大好時光，他也喜歡那裏的學術氛圍和富有創造力的物理學家同事。但是他總是和別人保持一定的距離，從來不和別人合作，在參加集體討論時幾乎不開口。他曾去哥本哈根玻爾的研究所裏工作過，玻爾稱他是“最古怪的人”。當時的物理學家們閑下來就喜歡講講關於狄拉克的古怪行為的故事。

　　現在看來，狄拉克實際上是一個自閉症的患者。他回避和他人的交往，無法理解別人的感情，種種古怪的行為表現出自閉症的症狀，而我們知道，自閉症患者常常會在某個領域裏表現出超常的智力，狄拉克正是這樣一個情況。

　　狄拉克在他的生活中喜歡孤獨，他的物理學思想也沿著一條孤獨的路徑發展。他那個時代的物理學家都依靠實驗來發展理論，有什麽樣的實驗數據就進行什麽樣的理論構造。但是狄拉克則不同，他的物理學是從數學出發的。他主張，物理學家們要盡可能地運用純數學資源來完善作為理論物理學基礎的那些數學公式，然後再從物理角度來給數學公式的演進作出解釋。狄拉克以非常高妙的數學方法給出了薛定諤方程式，榮獲一九三三年的諾貝爾物理獎，但是從此以後，盡管他一直有高水平的論文發表，他的研究離開當時的物理學主流越來越遠。

　　在他的生前，他在世界物理學界一直處於邊緣位置。

　　然而，狄拉克是超前了。他死後，理論物理學界發生了方法上的大轉變，狄拉克所主張和喜歡的數學方法成了主流，當代的物理學就是像狄拉克生前倡導的那樣是從數學推導出發的。而他過去發表的一些不為當時的理論家們重視的成果，也顯得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例如，狄拉克提出的“擴展的電子”理論現在成了當代最熱門的超弦理論的一個基礎。物理學的發展證明孤獨的狄拉克看得比他的同時代的人都遠。 ■

　　大豆進入人們的食譜已經很久了，大約三千多年前大豆就被人們馴化了。但是直到當下這個生態惡化、糧食短缺和能源危機的新的曆史環境下，它對我們這個星球的居民的重要性才被人們真正認識到。由此而圍繞大豆產生的研究、爭論和衝突也日益激烈而廣泛。這是因為，和人類種植的其他植物不一樣，大豆是蛋白質的一個主要來源。動物蛋白好是好，但是生產肉製品耗費的能源和占用的資源太大，如果全人類都像歐美發達國家的居民那樣消費動物肉類，我們的地球根本負擔不起，因此推廣大豆顯然是解決地球大部分人口蛋白質攝入不足問題的最好辦法。而且大豆還能成為新能源，能用來替代將要被耗盡的石化燃料。但是，人們越是對大豆寄予莫大希望，越是有新的問題出現。

　　首先，大豆不是那麽容易被人們食用。大豆富含蛋白質，但是大豆的蛋白質不能為人體直接消化吸收，必須經過處理後才能成為人的食物。

　　處理的方法各異。一種方法是讓大豆經過家畜消化轉化成為動物蛋白質。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產國，但是除了豆油，美國人不直接吃大豆，大豆在美國是用來做飼料的。據估計，世界大豆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做飼料。這種使用大豆的方法非常不經濟，因為經過動物體內，起碼有一半多的大豆蛋白質被浪費了。

　　最有效地利用大豆蛋白質的方法是人直接吃大豆。東亞地區的居民特別是中國人主要依靠大豆來補充蛋白質。他們發明了食用大豆的種種方法，高溫加熱過的豆漿，凝固起來的豆腐，發酵後的乳腐和醬油等等，都能使大豆蛋白質直接為人體吸收。因此，有的專家說，世界上貧困地區能不能解決營養不良問題，就看那裏的人們會不會習慣吃豆腐。

　　大豆引發的興趣也導致了爭議。科學家們發明的改變基因的技術被大規模地運用到大豆上，以改良大豆的性狀。可是現在已經不是堅信人定勝天的十九世紀了，幹涉大自然的轉基因引起了各國人民的普遍疑惑，成了國際農業和貿易的一個重大的爭議點。許多人談轉基因大豆而色變，但是轉基因大豆產品還是幾乎不可抗拒地擠上了超市的貨架。

　　大豆能夠成為新的替代燃料，這更開拓了大豆種植業發展的遠大前景。但是目前同樣帶來了嚴重的問題。為了大力擴展大豆生產，巴西開墾熱帶雨林，大麵積地種植單一的大豆，還截河築壩，破壞了生態和毀壞了當地土著的生活環境，引起了當地人的反抗和國際生態保護人士的抗議。

　　看來，如何明智地利用大豆這個大自然賜與人類的神奇植物，這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音樂和哲學一向有著密切的關係，據說兩者之間在根本上是相通的。無怪乎許多哲學家都喜歡自己演奏音樂。

　　哲學是一門孤心苦詣冥思苦想的學問，玩音樂的哲學家們愛好的自然是獨奏，獨奏樂器首選鋼琴，因為鋼琴音域寬廣，利於發揮，再說也比較容易上手。這樣，許多大哲學家都愛在空閑時間彈鋼琴。

　　個人的性格情趣不同，使得哲學家們彈奏鋼琴時的風格也相當不一樣。同樣，從他們彈琴時的風采，也可以讓我們更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思想脈絡。

　　以兼濟天下為己任的薩特工作非常繁忙，彈奏鋼琴是他主要的放鬆和休息的方式。他喜歡彈鋼琴還有他自己的原因。神學家、哲學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施瓦澤是薩特母親的叔公，施瓦澤同時又是個有名的管風琴家。薩特選擇鋼琴，正是要和施瓦澤相區別。在薩特看來，管風琴是和教堂相聯係的，是陽剛的，而鋼琴則是私密的、陰柔的，是和控製、主宰及理性反道而馳的，所以他會沉醉在舒曼的鋼琴曲裏，在情感上為他的哲學著述做準備。

　　尼采哲學和音樂的關係要更加直接一些。他本人曾譜寫了七十餘首樂曲，其中有的還被公演過。他的哲學道路也是由音樂開辟的。正是在發現了瓦格納的歌劇後，尼采才有了衝動寫出了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悲劇的誕生》。也是在對瓦格納失望並轉而對比才感興趣之後，他有了後期的一係列的重要著作，把對瓦格納的批判發展成了對現代性的批判。

　　羅蘭·巴特和音樂的關係要比薩特的更深，他不僅像薩特那樣自己彈奏鋼琴，他還寫文章評論鋼琴演奏，以為通過鋼琴音樂能夠理解和懂得世界上的其他現象。但是他並沒有像尼采那樣有以音樂為事業的雄心，並沒有把音樂作為他哲學思考的中心。

　　這三位哲學家與音樂的關係不一樣，他們彈奏時的姿態也不同。薩特彈奏時身體挺直，手指和鍵盤若離若合；尼采彈琴時充滿力量和激情，別人能感受電火一樣的衝擊力；而巴特則像是在優雅地玩琴，反複地品味著每個起始樂句。如果我們有幸能夠聽到他們的演奏，肯定會感到琴聲如其人。 ■

　　現在已經知道中國的長城並不是一座能夠從太空上看到的人工建築，但是從太空中確實能夠看到一個地球上生物的建築，但是不是人類的建築，而是一種原始小生物的創作，那就是澳大利亞的大堡礁。這座堡礁的體積之大令人驚異，它的兩端跨度超過二千六百公裏，相當於從倫敦到莫斯科的距離。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麽一個龐然大物居然是由微小的珊瑚蟲一點一點地構作成的。

　　早在十九世紀，澳大利亞的大堡礁就引起了科學家們的濃厚興趣，對於堡礁的起源和形成出現了許多研究和猜測，當時種種假說盛行，莫衷一是。甚至達爾文也加入了研究堡礁的行列，提出了他的關於海中礁島形成機製的假說。直到後來美國的原子能署在馬紹爾群島進行鑽探，人們才證明達爾文的假說是對的。

　　大堡礁形成於二千五百萬年以前，現在是澳大利亞昆士蘭的那一大塊地殼從原來的溫和的水域漂移到熱帶水域，這樣就造成了利於堡礁形成的環境。堡礁的形成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而且珊瑚蟲也不是唯一的建設者。事實上珊瑚蟲需要和海藻共生，才能利用太陽的能量而開始形成礁石。

　　形成後的堡礁宏偉壯觀，但是珊瑚蟲的工作麵卻是薄薄的一層。也就是說，珊瑚礁的生成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脆弱的過程，隻要環境有一點變化，比如水溫和水的清澈度等變得不利於珊瑚蟲的生長，堡礁就會死亡。而隨著堡礁的死亡，依靠堡礁生存的一大批海洋生物就會隨之滅亡。

　　而環境正在變化，向著惡劣的方向變化，溫室氣體導致了地球氣溫的變化，水質變得渾濁，人類活動在加劇，使得大堡礁的水文條件越來越不利於珊瑚蟲和海藻的生存。在正常情況下，珊瑚堡礁的壽命是三萬年，從現在的趨勢來看，大堡礁這個大自然的奇跡恐怕難以達到它的自然生命周期的終點就會死去。 ■

　　近年來世界上一直有各色各樣的傳染病在傳播，從SARS到甲流，似乎總是有令人惶恐的流行病在悄悄地向我們襲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回顧一下人類曆史上瘟疫的傳播或許是很有意義的。

　　人類社會所經曆過的瘟疫中最酷烈的莫過於鼠疫，而鼠疫的流布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問題，實際上和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程度密切關聯。歐洲曆史上曾經遭受過多次非常可怕的鼠疫，導致了歐洲大陸上人口的銳減，但是那都發生在中世紀。經過近代以來歐洲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長足進步，鼠疫已經不再威脅歐洲了。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可怕的鼠疫隻是在亞洲、非洲、澳洲和美洲的大陸上肆虐。

　　鼠疫在現代的傳播與世界性貿易體係的形成密切相關。所有的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初的鼠疫大爆發幾乎都發生在港口城市裏：香港、孟買、亞曆山大港、布宜諾斯艾利斯、火奴魯魯、舊金山、悉尼、開普敦等。顯然是船隻把鼠疫帶到了世界各地，但是盡管大家知道鼠疫是傳染的，到底是怎樣傳染的卻還是不很明白。病菌導致疾病的理論當時已經提出來了，卻不是人人都理解。醫生對於如何應付鼠疫有兩派意見。一派主張對來往船隻實行嚴格的檢疫和隔離；另一派認為當務之急是改進城市的衛生條件。

　　如果說醫生們是因為學術觀點不同才使他們對消滅鼠疫的辦法意見不一，那麽各地政府應付鼠疫的手段則常常是出於另外的考慮。一般來說，當鼠疫來臨時，政府總是會采取措施使窮人和弱勢群體的日子更難過。南非政府在鼠疫的威脅下大大加強了種族隔離措施，直接導致了臭名昭著的南非種族隔離製度的形成；火奴魯魯當局乘著鼠疫流行之機把城裏唐人街的木屋都一把火燒了；舊金山政府也想效法，幸虧當地的華人上法庭據理力爭，靠著司法的判決逃過了一劫。

　　弱勢群體的反應也各不相同，使鼠疫傳播的後果也很不一樣。埃及的亞曆山大港爆發鼠疫時，當地的各個種族社團聯合起來共同應對，結果成功地遏止了鼠疫的擴散。而在印度，族群間的不合作結果導致了在鼠疫期間嚴重的暴力衝突，死於鼠疫的人也更多。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我們總算不再遭遇像鼠疫這樣的惡性瘟疫了。但是，麵對比較溫和的傳染病時我們還是應該記住，大規模的傳染病不隻是一個醫學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

　　當前的阿富汗戰爭像是一個爛攤子，奧巴馬政府正在為布什政府遺留下的這個問題大傷腦筋，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但是在這場戰爭的第一階段，一切都進行得順順當當的，而且似乎美國軍方的新的軍事戰略經受住了實踐的考驗。

　　這個新戰略計劃在戰場上使用最小的兵力，完全依靠高科技來取勝。當時美國剛剛遭受“九一一”襲擊，而大家知道襲擊的主犯本·拉登藏身阿富汗，因此美國不能不打阿富汗。阿富汗於是成了美國軍方測驗它的新戰略的首選場所。按照這個戰略，美軍隻向阿富汗戰場派出一支人數很少的特種兵部隊，他們在中央情報局特工人員的配合下，依靠美國空軍的精確的空中打擊力量，加上和當地的反塔利班政府的北方聯盟武裝的合作，就打算蕩平阿富汗這個占地六十五萬平方公裏的廣闊國家。

　　有意思的是，這樣一個建立在高科技上的戰略，在阿富汗戰地實行起來，采用的卻是最古老的戰鬥方法：騎馬。

　　被派往阿富汗執行任務的是駐紮在肯塔基州的美軍第五特種兵集團的士兵。他們從接到命令到出發隻有幾個星期的準備時間，關於阿富汗他們幾乎一無所知，匆忙中隻能看看《探索》頻道關於阿富汗的記錄片和讀讀《國家地理》雜誌有關的幾期報道。因為時間來不及到軍隊的後勤係統裏訂貨，他們的裝備如帳篷和GPS定位儀都是在普通民用商店裏買的。

　　到了阿富汗，這些美國大兵驚訝地發現，要在當地行動，卻沒有坦克，沒有悍馬，沒有裝甲運兵車，隻有馬匹。官兵們隻有當場爬上馬背學習騎馬，一夜之間變成了騎兵突擊隊。

　　這支剛學會騎馬就上戰場的特工部隊和阿富汗的北方聯盟合作得很好，需要時招來的飛機也炸得非常精確。這樣，三百五十名的美國特種兵，一百名的中央情報局特工，加上一萬五千名的北方聯盟的阿富汗遊擊隊，居然打敗了擁有五萬名士兵的塔利班軍隊，推翻了他們的政府。這不能不說是現代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

　　三百多名特種兵在阿富汗的殊功使五角大樓深信小兵力高科技將是贏得未來戰爭的法寶。但是，現實是無情的，自從布什政府轉而把軍力全部投入到伊拉克去後，阿富汗戰場被忽視了，三百勇士打下的天下漸漸地又被丟失了，現在塔利班武裝卷土重來，阿富汗又成了美國政府的一個傷腦筋的問題。 ■

　　“啟發式”教育

　　陶行知注重“啟發式 ”教育，一次，他到武漢大學演講，拿著一隻大口袋走上講台。一上台就從口袋裏掏出一隻大公雞和一把米。他按著雞頭讓雞吃米，雞死活不吃。後來他鬆開手，讓雞自己呆在那兒，雞卻開始低頭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釋道：“教育有如喂雞，強迫學生學習，學生是不願學的，即使學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麽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最近十年是人際信用關係最差的時代

　　由《求是》雜誌主辦的《小康》雜誌聯合新浪網，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今年六月對我國“信用小康”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最近的十年被認為是人際信用關係最差的時代。將近九成的人將原因歸咎於“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

　　調查顯示，公眾最擔心政府的信用。二○○九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種社會經濟調查數據嗎”的調查中，認為“僅作參考，摻假的成分很多”或“絕對是假的，從來都不信”的比例高達91.1%；而在二○○七年的調查中，這個比例是79.3%。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度直降10個百分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問題相當嚴峻。

　　在對四十九類不同群體的誠信度調查中，結果顯示：農民、宗教職業者、性工作者、軍人和學生被選為本年度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房地產老板、秘書、經紀人、演藝明星和導演排在末位，成為誠信最差的五個群體。

　　調查的結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會中擁有較高社會聲望的職業群體，如科學家、教師，在本次誠信調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學生，更不及農民、宗教職業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大學教師原本應該作為引領社會變革的精神領袖，但這一年裏，媒體不斷曝光的學術腐敗導致了這些群體的信用度急劇下降。專家們指出，大學教師群體的誠信危機帶給社會和未來的危害，絲毫不亞於向來最受網友關注的政府官員群體。 ■

　　奈斯比特預言中國大趨勢

　　二十七年前， 奈斯比特所寫的《大趨勢》一書發行量達一千四百萬冊，轟動全世界，他被稱為“全球未來學首席大師”，二十七年後，在許多中國人的鼓勵下，他撰寫了《中國大趨勢》一書。

　　在書中，他提出：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縱向民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製，它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許可以證明資本主義這一所謂的“曆史之終結”，隻不過是人類曆史道路的一個階段而已。

　　奈斯比特還認為，中國能否實現建設創新型國家，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教育體製的轉變，必須把學生從家長製、以考試為中心的體製中解放出來，讓他們獨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機構依然堅持等級森嚴的家長製，那麽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國的教育體製過於強調死記硬背，非常重視考試成績。“這可不是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沃土”。

　　奈斯比特還說：“論資排輩與家長製思維是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一流創新國家的最大障礙。” ■

　　再版《黨的建設辭典》刪除“修正主義”

　　二十年前出版的《黨的建設辭典》，最近由中共黨校出版社修訂出版。在全書一千零十五個詞條中，三分之一是新詞，三分之一是新解，三分之一是記錄曆史遺存的軌跡。當年批判某些外國共產黨時常用的“修正主義”一詞，則被“網絡反腐”、“紅色資源”、“陽光公選”，以及“群體性事件”等新生事物所取代。該書的主編之一、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對此解讀說：二十年的時光，改變的不僅是一個個詞條，還有收錄這些詞條的人，甚至就連現在編書的氛圍都不像當年那樣緊張了。據了解，再版的這本辭典的編者大多數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研究生畢業，他們更了解當代讀者的需求。 ■

　　最突出的是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當前老百姓對教育不滿的主要問題之一，而且已經成為製約我國教育發展的瓶頸。”自二○○八年開始製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以來，相關部門已經向全社會征集到大量的意見，其中反映最突出的就是教育公平問題。有關專家指出：“教育公平是當前老百姓對教育不滿的主要問題之一，而且已經成為製約我國教育發展的瓶頸。”專家們認為：“教育公平問題體現在許多方麵，比如區域差別、城鄉差別、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不同待遇，即使在城市裏，還存在擇校問題、農民工子弟入學問題等等。”其中，區域差距尤為明顯。以浙江和甘肅兩省為例。根據《二○○八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二○○七年甘肅“未上過學”人口比例比浙江高出約七點五個百分點，而其“大專及以上”人口比例則比浙江低了一倍還多。 ■

　　權力的絕對集中造成了政府機構的驚人膨脹

　　最近幾屆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許多代表都反映了這樣一個問題：權力的絕對集中造成了政府機構的驚人膨脹。我國公務員職務消費從一九七八年至二○○五年這十八年中增長了一百四十倍，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四達到二○○五年的百分之二十四，我國目前將近四分之一的財政收入用於公務消費。每一個中國人負擔的行政管理費平均從二十元五角增加到四百九十八元，每一百萬美元的GDP負擔的公務員人數同外國比較，中國為三十九人，美國為二點三一人，日本為一點三八人，中國相當於美國的十七倍，日本的二十八倍。這還是從財政開支的比較來計算的，至於幾乎普遍性的貪汙腐化的收入則無從計算，數量也更是驚人。 ■

　　令人不安的“世界第一”

　　稀土是一種不可替代的高新技術和軍事戰略元素。我國的總儲量和生產規模均居世界第一。近十年來，由於隨意開采，並相互壓價，使稀土大量在世界市場上廉價傾銷。目前，日本稀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中國。美國稀土儲量占世界第二，但他們停止在本國開采，轉而從中國進口。日本、韓國等國家目前已收購儲備了可供其二十年使用的廉價高質量單一稀土。

　　中國雖然擁有超過全球百分之五十的稀土資源儲量，並占據了全球百分之九十的市場份額，但現實是，一九九○年至二○○五年，中國的稀土出口量增長了近十倍，平均價格卻跌至一九九○年時的一半。專家們預料，不用多少年，中國的稀土資源將會開采完，到時就要高價從外國買回這些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