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那短暫的大好春光

　　◎ 述　弢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可說是共和國曆史上極其難得的太平年月，也是本人青春歲月中僅有的一小段幸福時光。至今回想起來，仍留戀不已。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過三年經濟恢複時期，一九五三年即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四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暫告一個段落。國內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各項建設事業蒸蒸日上。萬眾一心，社會安定。

　　初入師大

　　一九五四年八月的一天下午，我坐在祖母房間的門檻上發呆，祖母說我：“沒等到通知，連飯都不想吃了。”誰知沒過多會兒，便聽到院牆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是郵遞員送信來了。拆開一看，正是我朝思暮想的錄取通知書。信封上赫然印著“北京師範大學”幾個大字。

　　在我就讀的省成二中（四川省成都第二中學），有一位比我們高一屆的同學叫蔣紹椿，他當過二中學生會主席，人們戲稱“蔣主席”。他後來考取北京師範大學教育係，我們臨畢業前，他寄來不少關於師大的介紹材料，就張貼在校園裏。師大中文係研究生李修生的一首詩頗具煽動性，大意是動員年輕學子投考師範大學，做個光榮的人民教師。記得詩中有“校園的藤蘿花正在開放”這樣的句子。我就是在諸如此類的鼓動下，稀裏糊塗把北京師大俄語係作為第二誌願的。說起來不好意思，我的第一誌願本是某名校的中文係。因為夢想當個作家記者什麽的。

　　建國之初，人才奇缺。由於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和曆史條件，我國實行一邊倒的政策，就是倒向蘇聯，處處“以俄為師”，向蘇聯學習。而國家急需的俄語人才卻是幾近於無。除了俄語翻譯人才奇缺，俄語教員的缺口也很大。全國各級各類學校，都要開設俄語課。因為英語早就不時興了，據說那是“帝國主義的語言”。我之所以榮幸地被北京師範大學俄語係錄取，原因大概就在這裏吧。

　　不管怎麽說，一舉考上地處首都的名校，到敬愛領袖的身邊學習，在這個邊遠小城裏畢竟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尤其在那個革命的年代，北京簡直就是千千萬萬青年學子夢寐以求的“革命聖地”啊！我自然是興奮異常，匆匆收拾行裝，告別家人，踏上進京求學之路。

　　我幼年喪父，全家六七口人僅靠母親微薄的工資過活，別無其他經濟來源。我從初中到高中，靠的都是人民助學金。說來叫人難以置信，當時上大學，好像是一切費用全免，就連去北京的車費也不用自己操心。一九五四年寶成鐵路尚未通車，需先坐汽車到寶雞，再轉乘火車去北京。我們這些赴京入學的學生都在成都鹽道街省第二師範學校集中，分乘數輛帶篷卡車，沿著川陝公路，曉行夜宿，浩浩蕩蕩地向寶雞進發。車過綿陽，漸漸進入山區。在那蜿蜒曲折的山道上，忽然歌聲悠揚，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蘇聯歌曲：“紅莓花兒開在夜晚的小河旁”，“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晚霞中有位青年，他走過我家門前”。原來是同行的姑娘們在引吭高歌。經過數日顛簸，我們終於抵達寶雞。當晚改乘火車。

　　一九五二年，四川省的第一條鐵路——成渝鐵路全線通車，我們都參加了通車典禮。但從未見過火車。如今在寶雞第一次坐上火車，覺得很新鮮。坐的是慢車，車行速度不是很快，隔不一會兒就廣播說：列車前方停車站？菖？菖車站，停車？菖分。路過鄭州車站時好像是早上，又整整走了一天，眺望著車窗外籠罩在夕陽餘暉中的莊稼，總覺得北京馬上就要到了。卻是一再地失望，直到第二天清晨，列車才在火紅的朝霞中，駛過一段古城牆，徐徐進入前門車站。我們站在正陽門外（當時還有城牆），遠遠地望著魂牽夢縈的天安門，卻不能立刻前往，因為正在等候校車。校車把我們拉進位於和平門外南新華街的師大校園，撲麵而來的是一條：“歡迎你，新同學！”的紅底白字大標語。校車在圖書館門前停下，一位負責迎新的老同學走過來幫我提上行李，十分熱情地送到五三樓，這位姓吳的同學比我高一屆，多年之後再相會時，他已是宋任窮的秘書。

　　和平門外的老師大，校園不大，卻很有特色。從臨街的學校大門進來，左邊是圖書館。然後是二門，李修生詩中所寫的“藤蘿花”就盤繞在剛一進門的木架上。這裏是學校的大院。院內矗立著“三一八”慘案紀念鍾。兩邊分別是磚木結構的教室和辦公室。再往前是飯廳和校醫院。作為學生宿舍的南一字樓和北一字樓，分別位於大門兩側臨街的地方。操場則位於左側教室的後麵。有一張魯迅當年在師大發表演說的照片，就是在這個操場上拍的。我們住的宿舍緊挨操場，因建於一九五三年，所以叫五三樓。這是座三層樓房，我們住在二層。一個房間八個人。冬天過道裏燒著煤爐。有專門的洗漱間和衝水廁所。比省成二中的簡陋平房不知強多少倍。

　　開飯的時間已到。我們走進飯廳。先在入口處取上一副碗筷，然後依次排隊讓大師傅盛菜，主食隨便拿，大家站在一張飯桌旁進食。不像在上高中時一桌八個人分食幾盤素菜。一日三餐，頓頓見肉，飯菜豐盛，花樣翻新，完全可以滿足一個棒小夥的身體需要。原來，師大的夥食在北京高校首屈一指。當時每人每月夥食費十二元五角（我母親每月工資才二十餘元），均由校方支付。除此之外，每人每月還發兩元錢的津貼。這段“好日子”，多年之後也難以忘懷。

　　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往窗外望去，學生們正在做廣播體操，站在台上領操的人看著那麽眼熟，這不就是我們二中的“蔣主席”嗎？原來，人家現在已然是堂堂師大學生會主席。

　　不幾日，在禮堂開迎新晚會。記得晚會上民樂隊表演了《喜洋洋》、《金蛇狂舞》等樂曲。演奏有相當水平。

　　新生開學較晚，大家乘此機會，到北海公園、頤和園等地遊玩。這一處處美景，原來隻在電影裏見過。如今身臨其境，自然感覺大不一樣。同學們來自天南海北，還有歸國華僑學生。來自印尼的謝章信同學慷慨地拿出相機為大家拍照。他後來成為我們大家的義務攝影師，服務周到，分文不取。一張知春亭前的合影，後來伴隨著我度過了大半生。照片上的青年男女，一個個風華正茂，血氣方剛，對未來充滿憧憬。

　　我在中學學的是英語，對俄語一竅不通，連字母都不認識。記得在成都的電影院門前聽一中的女生用俄語唱“莫斯科—北京”，豔羨不已，歌中反複出現的“斯大林和毛澤東在聽我們”後半句，我聽起來像是“蘇三納斯”（其實是“斯盧沙尤特納斯”[俄語слушают нас 的譯音]）。到了北京，見到蘇聯的標識СССР，居然照英語念成“西西西皮”。如今要把俄語當成畢生從事的專業，思想上很有些想不通。新生裏正好有個四川老鄉與我臭味相投，他的第一誌願也是某名校的中文係。兩人著著實實地“鬧”了一通“專業思想”。在一起大發牢騷：俄語不就是那三十三個字母嗎？有什麽意思？以後無非是當個留聲機。不如轉到中文係，以後搞創作，那多來勁！但鬧來鬧去，不過是兩人湊在一起發發牢騷，過過嘴癮而已，並未采取任何行動。

　　鬧歸鬧，還得老老實實地上專業課。老師走上講台，值日生喊：“夫斯達奇！”（“起立！”），老師說：“薩基捷西，巴饒斯達！”（“請坐下！”）。第一節俄語課就這樣開始了。俄語裏三十三個字母，那幾個卷舌音已經夠讓人頭疼的了，最難念的是發顫音的P，無論怎麽練，舌頭就是不會打嘟嚕。前後至少下了一個月的工夫，才勉強地發出這個顫音，但前麵總要加個多餘的“ d ” 音或者 “ h ” 音，很不地道。

　　天安門前

　　如果說北京是千千萬萬青年學子夢寐以求的革命聖地的話，那麽天安門就是聖地的中心。因為每年五一、十一偉大領袖都要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遊行隊伍。原先我身處偏遠的西南小城，天安門遙不可及。如今天安門近在咫尺，倏忽即到。

　　抵京當天，行裝甫卸，匆匆吃罷午飯，就迫不及待地朝天安門趕去。又不識路，好在知道那高高聳立的工棚是正在施工中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它就像燈塔一樣引領著我。終於來到廣場，實實在在近距離地感受了天安門，一了多年的心願。原來天安門城樓屋頂上還長著草呢！後來把這一重大現場發現寫信報告遠在四川的好友。那天實在太興奮了，逗留的時間過長，還誤了學生食堂的晚飯，隻好在外麵小鋪買了個饅頭充饑。我怯生生地操著普通話說：“買饅頭。”自己聽了都覺得別扭。

　　也是事有湊巧，入學時正在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等到十一國慶節，我們就“提前”參加了天安門廣場慶祝大會勝利閉幕的狂歡活動。小組會上，一位廣東籍女同學的發言道出了大家的心聲，她說：“我們真是太幸福了！如果學習再不搞好，真該打P股了。”這位女生現已七十開外，正在大洋彼岸的別墅裏安度晚年。

　　十一將至，照例是白天遊行，晚上狂歡。我們都把見偉大領袖當成在京讀書期間最幸福的事情，甚至早就算好了：上四年大學見八次（每年五一、十一兩次遊行）。每當行至金水橋畔，無不歡呼雀躍，“萬歲！”“萬歲！”喊聲震天價響，並不知不覺地放慢腳步甚至幹脆停下不走，隨後則照例是一溜小跑，去追趕前麵的隊伍。至於到天安門前當標兵（區分遊行隊伍不同方隊的活標杆），則更是一大幸事，人人趨之若鶩。因為每過半小時就可麵對天安門城樓站上半小時，那看見領袖的機會就多得多了。我就曾無比榮幸地在天安門前當過一次標兵。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廣場後，我們才撤走的，遠遠望去，仿佛高高在上的領袖正衝我們招手呢。另有一次是在南長街口附近當標兵，那天大雨滂沱，慶祝儀式照舊舉行，盡管淋了個落湯雞，卻不以為苦，甚至還有幾分自豪。

　　遊行後即回到學校，稍事休息後，又急匆匆趕往廣場。天安門前成了一片歡樂的海洋。夜幕低垂，華燈齊放，探照燈在夜空中劃出一道道光柱。廣場上人聲鼎沸，水泄不通。廣播喇叭裏傳來激動人心的歌曲，那歌詞是：“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廣闊的大路上塵土飛揚，穿森林過海洋來自各方，千萬個青年人歡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來，讓我們唱一支友誼之歌。”大家在廣場上圍成一個個圓圈，合著節拍，翩翩起舞，盡情狂歡，通宵達旦。

　　漸入佳境

　　俄語係的專業課主要有兩門：講讀課（後來改稱詞匯課）和語法課。三年級增開語音學，四年級增開詞匯學、語法學。此外還開設了具有師範特色的心理學（二三年級為教育學、俄語教學法）、政治課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二、三、四年級分別為馬列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哲學）、與專業有關的現代漢語（二年級為蘇聯文學）。一二年級還開設體育課。

　　講讀課和語法課好像是每周十課時，老師幾乎天天和我們見麵，晚上還來輔導。講讀課老師叫劉振亞，蘭州人，劉老師循循善誘，認真負責。語法課老師叫周春祥，山東人，講起課來深入淺出，十分得法。二位都是我的俄語啟蒙老師。後來劉老師的個人生活好像不是太順，又罹患不治之症，過早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當時心無旁騖，全神貫注地投入學習。從俄語字母開始學起，語音階段結束後，每篇課文都有大量的生詞要記，怎麽辦呢？課前預習，先把生詞記一遍；上課時邊聽邊記；課後再進一步鞏固，就差不多記住了。俄語語法比較複雜，什麽單數複數、變格變位，令人望而生畏。開始隻有靠死記硬背。後來在圖書館借了一本北京俄語學院的語法教材，利用暑假時間把基本語法從頭到尾捋了一遍。仗著自己年紀輕，記憶力好，總算闖過了俄語學習的第一關。

　　說起和平門外老師大的圖書館，那也算得上北京的一處重要文物了。它始建於民國初年。館內窗明幾淨，鴉雀無聲，參考書、工具書一應俱全，是我每日溫習功課的唯一場所。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本足有一張桌子大小的《韋氏英文大字典》，查閱起來特別方便。可惜我無法享用，所學的那點英語實在太可憐了，何況又正是俄語一統天下的時候。

　　圖書館裏陳列有俄文版的蘇聯畫報、圖文並茂的《星火》雜誌，還有國內出版的俄文報紙《友好報》（《Дружба》）。我的俄語水平有限，開始隻能看看大標題、照片說明之類，漸漸地也可以連蒙帶猜地看一小段文章了。每逢周末，常與同學結伴到南河沿中蘇友協禮堂觀看俄文電影。這樣一來二去，不知不覺地竟對原來覺得枯燥無味的俄語開始著迷，甚至有點欲罷不能了。

　　俄語係都是小班授課，這樣練習的機會較多。一年級每班四十人左右，到二年級更減至二十來人。但公共課都是大班授課。印象最深的是中國現代革命史課堂，台下聽課的除俄語係學生外，還有其他各係的一年級學生。老師用擴音器講課，聲嘶力竭。起初對這門課不大在意，心想到考試前好好背一背就可過關了。誰知期末考試這關還真不容易通過。

　　原來，解放初期處處向蘇聯學習。大學取消百分製，實行五級記分製。許多課程取消筆試，一律口試。口試是進場前抽考簽，就考簽上的題目當麵向老師作答，並回答老師當場提出的問題。隻要你對這個題目準備得不充分，就無法作出圓滿的回答。第一學期革命史口試，就是因為對老師的追問答不上來，隻得了個四分。此後，我對心理學、革命史等課程的學習就格外用心，不敢馬虎，盡量做到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至今我還是覺得，在一定的意義上，口試（麵試）比筆試更直接更有效。

　　一年級下學期期末考試，各門功課都考了五分。記得班幹部還特意找我談話，勉勵我繼續努力。

　　冬天到了，天寒地凍，滴水成冰。初到北國，自然很不適應。誰知冬天自有冬天的樂趣。操場上出現了溜冰場。而且我們可以借學校的冰鞋學滑冰。穿著冰鞋踏上滑溜的冰麵，戰戰兢兢，不敢邁步，稍不留神就是一個跟鬥。不過當時玩心重，不怕摔，一來二去，居然也能磕磕絆絆地滑上兩圈。

　　一九五四年除夕之夜，全校師生齊集禮堂，觀看文藝節目。最讓人興奮和激動的是新年到來之前的最後時刻。台上報著時間：二十三點五十九分一秒，二秒，三秒……當報到二十四點整時，幕布拉開，現出金光燦燦的“一九五五”幾個大字。全場一片歡騰，大家紛紛相互握手祝賀：“新年好！”“新年好！”我們則多了個花樣，用俄語說：“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當時大學裏實行勞衛製體育鍛煉標準，“勞衛”乃“準備勞動與衛國”的簡稱。這是在校期間人人均需達到的硬性標準。有個口號叫做：“為祖國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刻苦鍛煉身體在校內蔚然成風。學生紛紛成立鍛煉隊。早上全都準時起床，參加鍛煉。上大一時我每到課間操時間，就去操場練習雙杠引體向上等項目，還因此得了個“體育積極分子”的稱號。暑假期間，我報了舢板和射擊兩個項目，辛辛苦苦地來往於後海和天壇之間，後來因故中斷。我個子小，跳高項目總是達不到標準，雖然以各門功課全優評上了三好學生，卻因為體育鍛煉方麵的缺陷打了點折扣。上大三時堅持每天早上跑三千米。大學期間的體育鍛煉，為以後健康地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景山奇遇

　　一九五五年夏天，我們離開和平門外的南校，遷至位於定阜大街的北校。這裏是原輔仁大學的校址。教學樓別具一格，四周各有塔樓。樓內教室、實驗室、大禮堂、圖書館、辦公室等一應俱全。樓後有一個古色古香的花園，據說那是原濤貝勒府的後花園。北校距離景山、北海、前海、後海僅咫尺之遙。這些地方便成了我們課餘很好的去處。冬天，我們常到前海和北海的冰麵上滑冰。

　　大約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在景山過團日，忽然發現有一群金發碧眼的外國人正向山上走來，其中一位白發老婦人特別像卓婭的母親（《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一書的作者柳博芙·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我們便迎上前去，用半生不熟的俄語作自我介紹，並邀請她到北京師範大學來做客。她果然就是英雄的母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膾炙人口。年輕人都對衛國戰爭中為國捐軀的蘇聯女英雄卓婭十分敬仰，還在日常生活中處處以卓婭和舒拉為楷模，嚴格要求自己。 激動之餘，我們在黑板報上向全校同學報告喜訊：我們見到了卓婭的媽媽！後來，卓婭的母親果然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受到全體師生的熱烈歡迎。

　　難忘一九五六

　　一九五六年年初，我有幸作為俄語係的學生代表到崇文門內新落成的新僑飯店參加新年茶話會。茶話會在寬敞的大廳裏舉行。與會者圍桌而坐，桌上擺著茶水、花生和橘子。北京市市長彭真、市委宣傳部部長楊述等人和我們這些年輕娃娃歡聚一堂，殷切期待和關愛之情溢於言表。我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與中央首長接觸。當時一個突出的感覺是彭真滿麵紅光，氣色很好。他笑容可掬地同大家親切交談，一起觀看節目，記得當時還很年輕的於是之也作了即興表演。楊述來到我們這一桌，我們向他請教如何爭取三好等問題。

　　這一年我光榮地加入共青團，並擔任團總支幹事。我曾在日記中記述吸收我入團的團支部大會。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初冬時節，會議一結束，“祝賀你！”“祝賀你！”大家紛紛向我伸出手來，不知是由於興奮，還是由於屋裏的熱氣，我覺得自己滿臉發燙，直燙到耳朵根兒。會上對我的意見主要集中在一點：同學們出於好心送給我的筆記本、毛巾等物，我不好意思拿出來用，說明“小資產階級虛榮心”、“愛麵子的思想”比較嚴重。這樣的批評今天看來似覺幼稚可笑，從中卻折射出當年親密無間的同學關係。用“溫暖的大家庭”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當時我在班裏年紀最小，周圍全是大哥哥大姐姐。處處受到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我穿過他們送給我的衣服，還用他們的自行車學過騎車。記得一九五五年的除夕之夜，一位老大姐勉勵我說：入了團也不要停步，要打著紅旗一直走下去。她指的是進一步爭取入黨。

　　這一年，黨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會上明確指出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無不揚眉吐氣。這一年，黨中央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又對高級知識分子（講師以上）實行了若幹特殊待遇。這對年輕學子是莫大的鼓舞與鞭策。全國上下出現了萬馬奔騰攀登科學高峰的熱烈場麵。

　　當時，祖國建設正在突飛猛進，捷報頻傳。我們雖身在校園，卻也按捺不住，摩拳擦掌，緊張學習之餘，總想著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添磚加瓦。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們結伴來到北郊離城很遠的一個農家院，據說這是個農業合作社，我們幫助農民剝玉米粒兒。正值數九寒天，凍得夠嗆，但大家都樂嗬嗬的：總算給農民做了一點實事。

　　恩師劉媛娜

　　劉媛娜先生原名農娜·紮哈羅夫娜·圖什馬利什維利。一九○五年一月生人。係格魯吉亞一名門閨秀。從小生活在第比利斯。上個世紀二十年代，與劉維周喜結良緣，隨夫家遷回中國。先生於一九五○年受聘到北京師大俄語係任教。先生對自己要求很嚴，做任何事情都一絲不苟，對教學工作特別認真，常常備課、編教材至深夜。官房胡同位於西單，離師大本來很近，誰知師大越搬越遠，最後搬到了五公裏外的北太平莊。其時先生已年過半百，到校上課主要是靠擠車（20世紀50年代人多車少，車體短小，通常是從後門上車，使勁兒擠到前門下車），其辛苦可想而知。先生對學生要求嚴格，學生成績不好，她就特別生氣。她對學生感情很深，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每個學生都能叫出名字。學生隨時可以到她家裏問問題。

　　我與先生的交往大約始於大學二年級。事情的來龍去脈已經有些模糊，好像是我們幾個男生提出可否到她家去接受個別輔導，先生欣然應允。我利用課餘時間登門求教，多為步行，走到西單，再走回去，隻是偶爾坐上幾站電車。先生的發音絕對純正不說，還特別清脆響亮，語速不緊不慢，聽起來簡直是一種享受。每次輔導，都是紅茶相待。先生為我製定了係統的閱讀原文作品的計劃：先易後難，從契訶夫的作品開始，然後是萊蒙托夫、普希金……其時我尚不滿二十，血氣方剛，躊躇滿誌，對於未來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先生所說的“閱讀和實踐就是你的全部生活”我牢記在心，手不釋卷，如醉如癡。當時狀態極佳，俄語學習突飛猛進，若假以時日，“攻下”俄語應該不在話下。

　　教育實習

　　一九五七年，在桃紅柳綠、草長鶯飛的濃濃春意裏，我來到距新華門咫尺之遙的一所中學實習。教育實習是每個師大三年級學生必過的一關。光紙上談兵不行，要站到講台上去講幾節課，體驗體驗。除了上課，還要組織一次班級活動，做一個學生的心理分析。我麵對的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年齡與我相仿，有的個頭比我還高，見了我一律九十度鞠躬：“先生！”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北京畢竟是名人薈萃之地，就這一個班的學生裏，便有京劇演員李少春的女兒，話劇演員於是之的弟弟。第一次上講台，感覺是雲裏霧裏，腦袋有些發懵，明明講對了的，卻偏偏產生懷疑。做心理分析，我選定的是個男生，便盡量多接觸他，觀察他，他當然不明就裏。一次會上，居然說我挺關心他的，哪兒知道我那是任務在身，老盯著他呢。我同學生的關係不錯，畢竟是同齡人，大家一起開會，一起出遊，還一起到天安門踢球。臨別前在天安門前合影留念。實習期間，夥食開得很好。我們一早一晚仍在師大食堂用餐，吃的比平日豐盛，中午在中學的教工食堂就餐，檔次更高，費用由師大出。這樣的免費美餐，後來再也無緣享用了。

　　實習結束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共和國曆史上短暫的大好春光也從此不再。 ■